崇禎帝雖然是亡國皇帝，但他對外兩場仗打得都漂亮，迫使外國賠款

1633年盛夏，閩海的浪頭像鐵錘，敲擊著荷蘭人的桅桿。桅桿盡頭，旗幟獵獵，一名金發大副低聲嘶吼：“炮位就緒！”對岸的中國水寨卻安靜得出奇，只有火船在烈日下悄悄裝載硫磺與松脂。就在此刻，南明監國仍未登基，京師里的崇禎皇帝卻已簽下御札，要求福建水師“殲滅來犯，毋容逭逃”。當時的大明內憂纏身，可在外事上，他不想妥協半步。

彼時的荷蘭共和國國土只相當于一個江南府，但它憑借海上掠奪在全球布點，東印度公司號稱“海上霸王”。他們先后把西班牙和葡萄牙擠出香料群島，胃口越來越大，一看中國海岸線廣闊、港口繁華，便開出離譜條件：大明切斷同葡、西的貿易，只許跟自己來往。

明廷明白利害，回絕了。于是荷蘭臺灣總督普特曼斯率六十余艘艦只直撲福建沿海，企圖用炮口逼出一紙協議。福建巡撫鄒維璉接旨后，找到手握本地水師生殺大權的鄭芝龍。后者出身海商，懂荷蘭人的套路，答道：“用他們最怕的辦法。”很快，四百余艘梢船、福船列陣，船側新裝的紅夷大炮烏黑發亮。

交鋒打響，鄭芝龍讓輕舟迎風縱火，翻滾的烈焰貼著海面沖向敵艦。荷蘭人玩慣縱火搶掠，卻沒料到有人把這招用得更絕。半日后，對方艦船殘破堆在海面，水兵四散求生。普特曼斯回到臺灣，不久黯然請辭。最終，荷蘭被迫接受明廷條件：除臺灣一隅，其余港口不得停泊，并每年進貢12萬法郎，以示悔意。

這場勝利并未改變大明山河將傾的命運，卻讓臣民短暫抬頭。崇禎在京城得報，只淡淡一句：“務持之無懈。”這句冷言，透出亡國天子的倔強。

四年后，南粵再起風波。1637年初夏，英國國王查理一世把希望寄托在厚厚一封國書上，指望借禮儀章程獲得中國的對外貿易通道。信件拖了數月，杳無回音，倫敦城內躁動不安。于是，東印度公司推威德爾出海，四艘武裝商船配兩艘輕帆，直奔珠江口。

澳門的葡萄牙人拒絕借泊位。英國人干脆駛至虎門炮臺下，用艦炮打了一排火舌，想嚇一嚇守軍。江面上濺起水柱，明軍措手不及，炮臺毀損。消息飛騎日夜兼程進京，陳謙總兵附信請戰。崇禎看到折子，朱筆批下八個字：“務必除盡，片甲不留。”

陳謙調集水陸兵力，布重炮于沙角、大角，連夜封鎖航道。英國艦上人心惶惶，威德爾本想再試一炮，卻見岸上黑洞洞炮口齊張，不由低聲嘀咕：“撤！快撤！”炮聲再起，一艘輕帆當場挨中桅桿，差點擱淺。緊接著，虎門鎮的英國商人被盡數羈押，斷了后勤。

英國人意識到棋差一著，急忙托澳門葡萄牙神父出面調停，愿送回所掠物品，并補償2800兩白銀。更關鍵的，他們遞交保證：此后未經明廷許可，不得再入珠江。文告抵京，廷臣頗有微詞，崇禎卻未再深究，準其自退。

有意思的是，這兩起沖突從規模看都算不上決定大勢的大會戰，卻意外展示了一個國將不國時代的另一張面孔：面向海上的明軍仍保留火藥與機動優勢；地方軍將依舊有血性；皇帝本人雖在內政泥淖中掙扎，卻在對外問題上態度分明。

試想一下，若無內陸關隘頻頻失守，若無連年饑饉與黨爭拖累，這樣的外戰能力未必守不住山河。但歷史沒有如果。1644年春，崇禎在煤山自盡，留下一句“朕非亡國之君”。從福建到廣東的海風仍舊咸濕，只是船帆換了旗號，新的朝代在北方升起。

后世提到崇禎，最先想到的往往是“短見自絕”。然而放大時間軸，1633年與1637年的大炮聲仍在史冊里回蕩。它們提醒人們：亡國并非因為畏戰；崩潰來自內耗。

有史家統計，明亡前五年，中央庫銀不到百萬兩；相比之下，兩次對外交涉索回的賠款不過杯水，但意義遠非數字。它給當時百姓的，至少是一丁點“還有人替咱們撐腰”的心理支撐。

不該忽視的細節是，鄭芝龍后來歸降清廷，而陳謙則隨局勢波動失蹤，仿佛歷史專門愛開殘酷玩笑。可在那兩個特定的年份，他們都用實際行動完成了崇禎的指令：讓來犯者付費離去。

人們常把崇禎和清末放在一塊比較。清政府簽下逾千份不平等條約，賠款觸目驚心；崇禎則在國勢更弱的情況下拔刀相向。結局雖然同是王朝謝幕，卻走出了兩條性格截然不同的外事曲線。

檔案里仍保存著那份荷蘭年度貢單與英國的悔過文書，字跡已褪，但落款時間分明寫著“崇禎六年”“崇禎十年”。這兩個數字，像釘子一樣釘在明代倒計時的年表上，也給后人留下一點談資：亡國之君，不必都手無寸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