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起底福建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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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啟四年（1624年）夏天，福建沿海一帶并不比遼東太平。

荷蘭在澳門開辟東方市場，遭到葡萄牙人打擊，轉而派兵入侵澎湖列島，試圖迫使明朝政府開放門戶，雙方沖突一觸即發。

祖籍泉州的閩商領袖李旦，自告奮勇前往荷蘭軍中充當調停人，化解荷蘭東印度公司與福建當局之間的爭端。李旦周旋于兩國身邊談判時，身邊有個翻譯負責與荷蘭人交談，叫做鄭芝龍。

李旦左右逢源，經過其勸說，明朝同意對荷蘭開放部分貿易，準許閩商與荷蘭人互市，而荷蘭人則暫時退至臺灣島另謀出路。

李旦，是一個亦盜亦商的福建海商，常在菲律賓、日本等地貿易，擁有一支強大的海上武裝，洋人稱他為“Captain China”（中國船長），特別霸氣。

李旦死后，鄭芝龍接管其主要生意，建立起自己的海上王國。三十多年后，正是鄭芝龍之子鄭成功出兵橫渡臺灣海峽，驅逐荷蘭軍隊，收復臺灣。

▲海濱風光。圖源：攝圖網

海者，閩人之田。

明清時期，富有冒險精神的福建海商在嚴厲的海禁政策下奮起反抗，縱橫中國東南沿海，以及東亞、東南亞各地港埠，形成一個久盛不衰的商人集團。

有學者認為，“從16世紀到 19世紀初的亞洲海域，似乎確曾存在過一個虛擬的福建人的海上商業帝國”。

《山海經》云：“閩在海中。”

中國各大商幫都有自己的特色，晉商以票號發家致富，徽商靠鹽業賴以生存，閩商崛起的關鍵，在于海洋。

唐宋以后，隨著經濟重心南移，依山傍海的福建地少人多。許多福建人光靠農業已經難以為生，在一些地方形成了“女耕男商”、“儒商并重”的獨有文化，女性留在家中耕作，男性到外地經商謀生。

時人稱，當地“丈夫子生已及弁，往往廢著鬻財，賈行遍郡國，北賈燕，南賈吳，東賈粵，西賈巴蜀，或沖風突浪，爭利于海島絕夷之墟”。

閩商的對外貿易條件并不優越。在中國的東南黃金海岸線上，福建不像廣東，珠江口正對著南海，有南亞、西亞商船穿過馬六甲紛至沓來。福建也不如浙江寧波，擁有得天獨厚的港口，每年有大批日本、朝鮮商品伴隨東北季風而來。

廣東、浙江商人可在自己的碼頭收購海外商品，而閩商更多是靠出海貿易。

據《宋會要輯稿》記載，宋代福建“漳、泉、福、興化（今莆田），凡濱海之民所造舟船，乃自備財力，興販牟利而已”，無論是豪商巨賈，還是平民百姓，紛紛造船下海經商。

▲泉州開元寺。圖源：攝圖網

宋朝在泉州設置市舶司后，泉州港風檣鱗集，海舶穿梭，取代廣州成為宋元時中國對外貿易的中心，一躍成為東方第一大港。

有一次，大食商人蒲羅辛運載乳香到泉州，僅官府抽解得30萬緡。如此天文數字，在泉州早已是司空見慣。

由于閩商眾多，宋朝還特別規定，福建人要經營對高麗的海上貿易，必須擁有3000貫以上資產，并至少擁有兩艘帆船，可見當時閩商之富裕。

宋元以后，閩商的海外貿易網絡遍布亞洲，東起日本長崎，西至馬來半島南端的馬六甲，日后更是延伸至南北美洲。

新航路開辟之后，當葡萄牙人、荷蘭人和英國人陸續來到東南亞時，他們發現，福建商人已經領先他們幾個世紀，甚至各地的貿易市場實際上也由閩商所控制。

古代閩商出海，為了等待季候風返航，常寓居異國他鄉，甚至久居數年，在當地娶妻生子，繁衍后代。

閩商船隊中有時還載有科舉落榜的書生、刑滿釋放的罪犯，或是朝廷的底層小吏。這些來自各行各業的中國人僑居海外，久而久之，形成一支不可忽視的海外移民，深刻影響東南亞各國歷史。

11世紀初，僑居在越南的閩商后代李公蘊，在內亂中被推上王位，成為越南李朝的開國君主。老鄉見老鄉，兩眼淚汪汪，之后不少下海的閩人應邀在當地為官。

有一個叫徐百祥的讀書人，在科舉考試中屢屢落第，特意跑到越南謀求下崗再就業，上書說：“大王先世本閩人，聞今交趾公卿貴人多閩人也。百祥才略不在人后，而不用于中國，愿得佐大王下風。”

到了13世紀，越南陳朝的開國國王陳煚，也是一個福建人，在位期間還曾抵御蒙古人的入侵。

經學者考證，李公蘊和陳煚祖籍都為泉州安海。

▲福建土樓。圖源：攝圖網

南宋淳熙年間（1174-1189年），下海經商的泉州人王元懋堪稱華僑中的傳奇。

王元懋年少時在一座清真寺學了一點兒外語，就跟馬云當年在杭州辦英語角似的，對海外各國略有了解。尤其是在聽了一門叫“南蕃諸國書”的課程后，他對南洋各國充滿向往，一激動下跟著老鄉們出海，走上人生巔峰。

由于王元懋精通中文和占婆語，又能說會道，到了占城（今越南）做生意，頗得國王器重，國王還把一位公主嫁給他為妻。

在國外住了十年后，“海歸商人”王元懋帶著公主和萬貫家財，衣錦還鄉。

有錢能使鬼推磨，據南宋洪邁《夷堅傳》記載，王元懋回國后，以帶回來的財富為資本，組織了大批福建鄉親出海貿易，成為當時的泉州首富，朝廷高官還主動跟他攀親戚，可謂顯赫一時。

可見，閩商四海為家，自古就有僑居海外的習慣。有人說，凡有海水的地方就有福建人，凡有福建人的地方就有媽祖。直到清末，廣東籍華僑才超過福建人。

民國時，歷史學者張星烺曾造訪早已不復昔日輝煌的泉州，他發現很多當地人“亦不知（泉州曾為東方第一大港），今日尚能維持不致如邯鄲、洛陽之凄涼者，南洋華僑不忘故鄉之力也”。

據統計，福建現有海外華僑1100多萬人，分布在世界一百多個國家和地區；閩籍的港澳同胞約 120多萬人，閩籍臺胞大約也有幾百萬人。

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不認命，就是閩商的命。

明初，朱元璋一度實行海禁，推行官方朝貢貿易，禁止“瀕海民私通海外諸國”，“禁民間用番香、番貨”。即便如此，永樂年間鄭和下西洋，還是以福建為大本營，不得不依仗閩人先進的航海技術。

同時，朝廷加強對福建的統治，整頓軍備，大規模設置衛所、水寨，既為扼制倭寇入侵，也為鎮壓私自出海的閩商。

然而并沒有什么用。

在明清兩代的海禁政策下，亦盜亦商的閩商從未禁絕“通海”行為，反而頻頻爆發反抗事件，所謂“海禁愈嚴，賊伙愈盛”，“市通則寇轉為商，市禁則商轉為盜”。

他們或劫掠，或經商，通過經營明令禁止的私人海上貿易，斗志昂揚地走向世界，成為中國對外貿易的佼佼者，在海洋文化退卻的時代捍衛中國海權。

有明一代，福建“豪門巨室，間有乘巨艦貿易海外者”，“瀕海大姓私造艦，歲出諸番市易”，其中以漳州、泉州二府商人最為活躍。

漳州的月港（海澄縣），成為走私商販集聚的一大都會，船舶趨風揚帆，“珠璣、犀牙、玳瑁、香、布之屬輻輳”，極為繁華，被譽為“小蘇杭”。

▲閩商主要活動據點。圖源：紀錄片截圖

海禁時期，一些膽大妄為的閩商將船只開到海上進行貿易，一旦被發現就和官兵拔刀相向，因此涌現了不少武裝海商集團。

明嘉靖年間，徽州人汪直屬下的海盜集團，其大部分成員是福建海商。汪直被朝廷斬首后，他們繼續在福建和粵東一帶沿海地區經營走私貿易。

明代海盜較為出名的還有明初的漳州人嚴啟盛。

據《明實錄》記載，景泰三年（1452年），海商嚴啟盛帶領下屬偷渡海外貿易，被漳州府逮捕入獄，以“通番”罪判處死刑。

嚴啟盛背后的合伙人鄭孔目是漳州掌管刑獄的官吏，多次為哥們兒通風報信。在嚴啟盛被捕后，鄭孔目擔心受牽連，索性一不做二不休，攻破漳州監獄，與嚴啟盛下海為盜。

嚴啟盛越獄后，率眾抵抗官兵追捕，俘虜了都指揮僉事王雄，襲殺了另一個都指揮僉事杜信，橫行福建、廣東沿海數年。

在明朝大軍的追擊下，嚴啟盛集團南下香山（今中山、珠海、澳門、番禺部分地區），攻下香山守御千戶所。最終在廣東沿海被明軍消滅，嚴啟盛兵敗被俘。

歷史學者徐曉望認為，嚴啟盛在香山外海招引番商、經營走私貿易的這段時間，已使該地成為一個初步繁榮的港口，奠定了澳門興起的根源。一個逆天而行的閩商頭目，就這樣開啟了一個傳奇港口。

閩商對海上走私貿易的壟斷，從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的走馬溪事件中也可見一斑。

當時，倭寇猖獗，海禁愈嚴，一些葡萄牙人無法在九龍江江口與中國通商，于是私自來到詔安走馬溪一帶走私，漳州商人暗地里與他們交易。

時任浙江巡撫、抗倭名將朱紈，受命兼管福建福、興、建寧、漳、泉等處海道、提督軍務，朝廷專門派他來打擊沿海走私貿易。

朱紈得知消息，迅速派福建海防副使柯喬和都指揮使盧鏜帶兵鎮壓走馬溪走私，捕獲葡萄牙人以及與他們交易的96名走私犯人。

這96名犯人本來罪不至死，可柯喬和盧鏜卻趁機吞沒他們的財產，將犯人全部處死，福建人一時大嘩。

朱紈攤上大事了。

正如《明史》記載：“閩人資衣食于海，驟失重利，雖士大夫家亦不便也，欲沮壞之。”朝中閩籍官員紛紛上書彈劾，指責朱紈濫殺無辜。于是，朝廷將朱紈罷免，命其還籍聽候調查。

閩人對朱紈恨之入骨。經過朝廷審理，朱紈、柯喬和盧鏜都以擅殺之罪被定為死罪。按照明朝制度，初步擬定的死罪一般可以減免，待罪官員往往可以立功贖罪，后來柯、盧二人也都順利復職。

可朱紈認為自己得罪了福建的官紳，難逃一死，竟在家中吞藥自殺，臨終前悲憤嘆道：“去外國盜易，去中國盜難；去中國瀕海之盜猶易，去中國衣冠之盜尤難！”

朱紈死后百年間，多有人為其喊冤。可明末的徐光啟評論道，朱紈清正剛果，冤則冤矣，但他處理此事未得其要領，未盡合事宜。

徐光啟知道，閩商貿易之潮流勢不可擋。

閩商雖極富反抗精神，關鍵時刻也為朝廷所用。

明末清初，福建眾多勢力龐大的海商、海盜集團縱橫海上，以鄭芝龍為首的“十八芝”，在吞并李旦、顏思齊、劉香等海商集團后發展壯大，獨攬東南海貿易大權。

鄭芝龍出生于泉州，當地“衣食四方者十家而七”。鄭芝龍受家鄉風俗影響，年少時就浪跡江湖，到澳門隨舅舅學做生意。后來到日本經商，娶當地女子為妻，生子鄭森，即鄭成功。

值得一提的是，史書雖記載鄭成功之母姓田川，但他外公翁笠皇其實是寓居日本的泉州人，而非日本人，只因定居日本才改姓。

▲鄭成功畫像。圖源：網絡

鄭芝龍回國后下海為“盜”，其集團鼎盛時期，以福建安海（今福建省晉江市西南部）為大本營，擁兵數萬，船700艘，“城外市鎮繁華，貿易叢集，不亞于省城”。

鄭芝龍富可敵國，兵力強盛，聞名海內外。安海商人在海外的閩商群體中素有聲望，再加上鄭芝龍聲名顯赫，馬尼拉的華人富商一度被稱為安海人。

荷蘭人曾統計，當時中國人一年自中國輸出絲織品及其他價值黃金45噸以上的貨品，其中三分之二為一官（鄭芝龍）及其盟黨所有。

崇禎元年（1628年），晚明動蕩之際，鄭芝龍在軍力完全占優勢的情況下接受明朝招安。此前一年，他的船隊曾攻打廈門港，將明朝福建水師的“九十余只兵船付之一炬”。

接受招撫后，鄭芝龍被授為福建防海游擊，成為明朝的水師軍官，其部下也成為福建水師主力，并在清軍入關后，隨南明朝廷參與抗清斗爭。

1645年，南京弘光政權覆滅后，鄭芝龍兄弟在福州奉唐王朱聿鍵為帝，改年號隆武，鄭芝龍被封為南安侯。隆武政權本質上是一個由福建海商和士大夫共同擁護的政權。

一開始，鄭芝龍還很有上進心，說：“以今日較之，我從福建統兵恢復，直至燕都，功亦不在徐達下。”

鄭芝龍若是從一而終，也不失為明朝忠臣，他卻在與隆武政權合作破裂后選擇降清，由此留下罵名。

關于鄭芝龍降清的原因，有人說是因為隆武朝廷的文武之爭，有人說是因為隆武帝對他的猜忌。

徐曉望等學者則認為，隆武政權與鄭芝龍的戰略分歧不是偶然。鄭芝龍是福建海商階層代表，無論如何也要留隆武帝在福建。隆武帝卻發布五路出兵的計劃，要以親征之名離開福建，將鄭芝龍留在福州，以此擺脫閩商的控制。

在對隆武帝失望后，兩面投機的鄭芝龍謀求與清朝合作。清軍進軍福建后，清朝主持南方軍務的統帥博洛，以閩粵總督為誘餌，招降鄭芝龍。

鄭芝龍得信后大喜，率500騎兵到清軍營中，與博洛折箭為誓，痛飲三日。第三日半夜，博洛突然派人將鄭芝龍挾持北上。清廷食言，沒給鄭芝龍任何實職，15年后將他處死于柴市口。

鄭芝龍大節有虧，可他被挾持入京后，其部下反而更加堅定抗清，福建海商的反清大旗傳到了其子鄭成功手中。

朱聿鍵稱帝時，鄭芝龍帶著年僅20歲的鄭森晉見隆武帝。隆武帝撫鄭森之背，說：“惜無一女配卿，卿當盡忠吾家，無相忘也。”賜姓朱，改名成功。

鄭成功抗清，一方面有國恨家仇的政治因素。

鄭成功青年時代曾入南京國子監讀書，拜大儒錢謙益為師，可說是一個傳統的儒家知識分子，深知民族大義。雖說他的老師很不厚道地降清了，但好歹也曾暗中支持復明。

就在鄭芝龍降清當年，鄭成功的母親田川氏在清軍襲擊安海時慘遭奸污，憤而自殺，鄭成功大怒，誓與清朝不共戴天。

▲廈門鄭成功雕像。圖源：攝圖網

另一方面，鄭成功抗清也有代表福建海商的經濟因素。

鄭成功繼承其父留下的商業帝國后，兵員一度發展到一、二十萬。他以廈門為根據地，每年派遣船隊前往日本、臺灣及東南亞各地進行貿易，實際上壟斷了整個閩粵沿海的海上貿易。

在鄭氏海商集團覆滅之前，清政府采取海禁遷界政策，迫使東南沿海各省百姓從沿岸地區內撤30 里，片板不許下海。

可這一舉措，反而讓鄭氏家族獲取了更多利潤，持有鄭氏發放牌照的福建商船大量出現在東亞和東南亞，用中國的絲綢和金錠，換取暹羅的大米，頻繁光顧長崎、柬埔寨、北大年、六坤和巴達維亞等貿易口岸。

閩商，路子就是這么野。

1658年，鄭成功北伐失利，僅率數萬殘兵退回廈門，逐漸心生收復臺灣作為根據地的想法，而鄭成功擊敗荷蘭人的計策，出自一個閩商之手，這個人叫何斌。

何斌原本代表割占臺灣的荷蘭人與鄭成功交涉，達成協議：當時在廈門與臺灣貿易的船只，由何斌代為收稅。如此，何斌有利可圖，鄭成功也可以得到更多稅收，何樂而不為。

荷蘭人發現后，就不樂意了，給何斌罰很重的款，直接把人家玩破產了。何斌心中生恨，暗地里派人測量鹿耳門水道（臺灣島西南岸重要港口航道），逃到廈門，向鄭成功獻計，勸他收復臺灣。

順治十八年（1661年），鄭成功在廈門誓師，調集軍隊出兵臺南，于次年驅逐荷蘭人，成功收復中國領土臺灣。荷蘭人向鄭成功上繳東印度公司財產41.7萬荷蘭盾以及火炮等武器。

鄭成功于當年不幸染病去世，此后明鄭政權割據臺灣，與清朝對抗20余年，直到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清朝統一臺灣。

清朝統一臺灣后，一度開放海禁，以航海為主業的閩商憑借船只為津梁，遠航中國沿海各港以及東亞、東南亞的港口，建立龐大的商業網絡。

福建的白糖、建絹、漳絨、紙傘、武夷茶、德化白瓷，都是對外貿易的熱銷商品，可獲利數倍甚至數十倍。

清政府在廈門設立海關，福建的貿易中心由月港轉移至廈門。清代前，廈門人口不足萬戶，到道光年間已增至14萬戶。

▲廈門鼓浪嶼。圖源：攝圖網

在發展商業活動的同時，清廷還促成福建商民向臺灣移民，到道光年間，臺灣全島人口已達200余萬人，其中多為福建漳、泉二府人。直到今日，臺灣通行的方言，還是閩南話。

好景不長，乾隆實行廣州一口通商后，福建沿海港口蕭條，閩商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

根據史學家傅衣凌先生所搜集史料，從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到嘉慶十八年（1813年），只有6艘呂宋商船到廈門貿易。

鴉片戰爭后，本以壟斷出口貿易為盈利來源的閩商更是雪上加霜。外國資本主義勢力強大，大量傾銷商品，沖擊中國市場。清廷對海商貿易加大管制，實行沉重的厘金制度，在太平天國、捻軍、甲午戰爭、庚子事變等戰爭后加重對國內商人的逼稅和逼捐，閩商更加不堪重負。

作為傳統商幫的閩商，逐漸成為歷史，一個無形的海上商業帝國隨風消逝，但與時俱進的福建商人從未退出歷史舞臺。

近代以來，大量移居海外的福建華僑始終不忘故鄉，將大量財富匯寄回鄉，投資家鄉建設。在辛亥革命、抗日戰爭等求亡圖存的愛國運動中，經商有方的福建海外華僑踴躍捐款，甚至親自投身其中。

抗戰時期，以“橡膠大王”陳嘉庚、“木材大王”李清泉、“萬金油大王”胡文虎等為代表的300多萬福建旅外華僑，全力支援祖國，捐贈數額尤巨。共捐獻飛機217架、汽車500輛、救護車千輛、坦克27輛、大米一萬包、寒衣30萬件、奎寧丸5000萬粒等抗戰物資。

▲1940年，陳嘉庚等愛國華僑慰問抗戰軍民。圖源：網絡

1978年改革開放后，泉州商人創造了多個知名民營品牌，在全國鞋服、建材、房地產、茶葉等市場占據相當大的份額，晉江更是中國最大的“鞋城”。 福州商人多集中于沿海的福清、長樂、連江等縣，帶有鮮明的地域特色。 莆田商人以家族式、集團化發展，幾乎控制了全國的民營醫院與木材市場。

世界潮流浩浩湯湯，歷史車輪滾滾向前，古老的閩商，依舊走在時代的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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