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8年譚嗣同菜市口就義，30年后，他的孫子在臺灣孤島上含恨而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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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8年的北京菜市口，人血濺在黃土上，很快就干了。那一年的秋天，整個大清國都在發抖。光緒帝被困在中南海，慈禧太后從頤和園殺回來，六君子的人頭落地，譚嗣同的血把菜市口的土都染成了暗色。

但這篇文章不講菜市口。

這篇文章講一個叫李閏的女人。

李閏這個名字，后來很少有人提。史書上翻不到幾行，瀏覽器里搜出來的結果也寥寥無幾。可在湖南瀏陽大夫第那棟老宅子里，這個名字被刻在一塊匾上，掛了快一百年。

匾是康有為和梁啟超送的。1924年，李閏六十大壽，兩個人從北京專門派人送來一塊匾，上面四個字——巾幗完人。

這塊匾現在還掛在大夫第的廳堂里。去瀏陽旅游的人，路過大夫第，多半會進去看看。導游會指著那塊匾說，這是當年康梁送給譚嗣同妻子的。游客拍個照，發個朋友圈，然后走了。

沒幾個人知道這塊匾背后的故事。

也沒幾個人知道，李閏后來給自己改了個名字，叫"臾生"。

這兩個字，出自譚嗣同在獄中寫的那首詩——忍死須臾待杜根。杜根是東漢的人，當時鄧太后專權，杜根上書要求太后歸政，結果被裝在口袋里摔死。后來太后倒臺，杜根又活了過來。譚嗣同用這個典故，是說自己寧愿忍辱偷生，等著將來翻案的那一天。

李閏把這兩個字拿來當了自己的名字。

一個三十多歲的寡婦，在丈夫被殺、公公被革職、家產被抄的絕境里，給自己取了這么個名字。

這名字的意思很明白——我不死，我得活著。

可活著比死難多了。

李閏和譚嗣同的婚姻，是兩家大人定的。李閏的父親李壽蓉，跟譚嗣同的父親譚繼洵，都在戶部當差，兩家住得很近，就隔幾步路。李閏打小就在譚家進進出出，譚繼洵看著她長大。用現在的話說，李閏基本上就是譚繼洵的半個閨女。

譚嗣同比李閏大一歲。兩個人小時候就認識，算得上青梅竹馬。1877年，兩人成了親。那一年譚嗣同十三歲，李閏十二歲。

這樁婚事，在當時的湖南官紳圈子里，算得上門當戶對。譚繼洵后來做到了湖北巡撫，正二品大員。李壽蓉也在戶部做到了郎中。兩家都是瀏陽的大戶。

可這樁看起來光鮮的婚姻，后頭的日子，苦得很。

譚嗣同這個人，從小就不是個安分的。他五歲開始讀書，十歲就通讀了不少經史子集。但他偏偏對那些科舉考試用的八股文不感興趣。他喜歡的是那些"異端"——龔自珍、魏源、王夫之的書，還有西方傳進來的那些新學問。

1894年甲午戰爭爆發，大清國被日本打得一敗涂地。譚嗣同那年三十歲，正在南京當官。戰敗的消息傳來，他在南京城里走了一圈，回來之后就變了個人。他開始寫《仁學》，開始跟康有為、梁啟超這些人來往，開始琢磨變法的事。

1897年，譚嗣同到了湖南，跟陳寶箴、梁啟超、唐才常一起搞新政。辦時務學堂，辦南學會，辦《湘報》。整個湖南，成了全國變法最熱鬧的地方。

李閏在瀏陽老家，帶著他們的孩子。那個孩子，出生不到一年就死了。此后十幾年，李閏再也沒有生過。

譚嗣同在外面搞變法，很少回家。他把全部心思都放在了那些"大事"上。家里的事，全扔給了李閏和老爹譚繼洵。

1898年6月，光緒帝下了定國是詔，變法開始了。譚嗣同被召進北京，賞了個四品卿銜，在軍機章京上行走。那是變法最熱鬧的幾個月。可到了9月，慈禧發動政變，把光緒關了起來，開始抓人。

譚嗣同本來有機會跑。康有為、梁啟超都跑了。日本使館也派人來接他。可譚嗣同不走。

他說了一句后來被刻在教科書里的話——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而成，今中國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此國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請自嗣同始。

9月28日，菜市口。六個人被押上刑場。譚嗣同排在第五個。刀落下來的時候，他三十三歲。

消息傳到湖北的時候，譚繼洵還在巡撫衙門里。

圣旨來得很快。革職查辦，遣返原籍。頂戴花翎一夜之間全部摘掉。那些平日里圍著譚繼洵轉的門生故吏，一個一個都消失了。

譚繼洵帶著全家坐船回瀏陽。船走到湘陰江面的時候，有人送來了北京的邸報。

李閏拿過來看了。

看完之后，她沒哭，沒喊。人就那么愣愣地站了一會兒。然后，人就不見了。

家里人找了半天，最后在江邊找到了她。她從舷窗跳了下去。江水又急又深，船工拼了命才把她撈上來。

撈上來的時候，李閏渾身濕透，頭發散著，一句話不說。

譚繼洵那時候已經七十多歲了。剛從巡撫的位置上摔下來，自己都快撐不住了。可他看著兒媳婦那個樣子，心里明白——這個媳婦，留不住了。

那個年代，女人死了丈夫，殉夫是最體面的歸宿。多少節婦牌坊就是這么立起來的。可譚繼洵不要這個。他剛死了兒子，不能再死一個兒媳。

回到瀏陽老宅大夫第之后，譚繼洵做了兩件事。

第一件，他不讓李閏回原來住的那間屋子。那間屋子是譚嗣同和李閏一起住了好多年的地方。墻上掛著譚嗣同臨摹的字，桌上還擺著他用過的筆硯。譚繼洵下了死命令，把李閏的東西全搬到隔著天井的另一間屋。原來那間，封起來，誰也不許進。

李閏哭過，鬧過。譚繼洵沒松口。老人沒說半句軟話，只說了一句——活著不是為自己，是為譚家的體面。

第二件事更狠。譚嗣同和李閏的兒子早就夭折了，譚家這一脈斷了。譚繼洵想了好幾天，從二兒子譚嗣襄那一房過繼了一個孩子過來。這孩子叫譚傳煒，是譚嗣襄唯一的兒子，當時也才十來歲。

譚嗣襄三十三歲那年病死在臺灣。譚傳煒從小就是李閏看著長大的，跟親兒子一樣。現在這個孩子名義上過繼給了譚嗣同，但譚繼洵不想讓二房也斷了后，所以用了"一子兩祧"的辦法——譚傳煒一個人頂兩家香火，譚嗣同和譚嗣襄都算他爹。

這種做法在當時不多見。后來溥儀進宮繼位，用的也是這一招。

譚傳煒站在李閏面前，怯生生地喊了一聲娘。

李閏的眼淚一下子就下來了。她抱著孩子，哭得撕心裂肺。

從那天起，李閏知道自己活下來，不只是為了自己。她身上擔著一份責任。

譚繼洵又撐了不到一年。1899年，老人在抑郁中走了，享年七十八歲。臨終前他交代李閏，傳煒以后跟著她，兩個孫女的教育和婚配也都交給她。

老人一閉眼，譚家的天就塌了一大半。

2

李閏給自己改了名，叫臾生。從那以后，她開始還譚嗣同生前欠下的債。

譚嗣同當年為了去北京當差，向瀏陽的瀏通銀號借了四百兩銀子。這筆賬，李閏一分一厘地還，還了十幾年，直到譚家分家之后才徹底還清。

她在借據上寫了一行字——本利清楚，日期清楚，此據子孫應永遠保存。

意思很明白：你爹欠的債，我替他還清了。你們這些后人，要記住，譚家的人，不欠任何人的。

還完債之后，李閏開始辦學。1912年，民國剛成立，她和當地幾個鄉紳一起籌辦了瀏陽第一所女子學校。她裹著一雙小腳，挨家挨戶去募捐，把自己的嫁妝首飾都捐了出來。

那個年代，女子讀書在很多人看來是大逆不道的事。鄉里的老古板罵得很難聽，說什么女子無才便是德，開女學就是亂綱常。

李閏一句不還嘴。她每天天不亮就到學校，晚上還要去學生宿舍巡視，看哪個孩子的被子掉了。

她教過的學生里，后來出了不少人物。中共第一位民主選舉產生的女縣長邵振維，老革命家黃定慧，畫家劉豫璇，都是從這所學校走出來的。

可就在日子一點點好起來的時候，又一個打擊砸了下來。

養子譚傳煒自殺了。死的時候才三十多歲。具體什么原因，譚家后人后來很少提。有人說是抑郁，有人說是受了生父譚嗣襄早逝的影響，有人說是看不到出路。

李閏把人埋了之后，默默接過了撫養兩個孫子的擔子。那時候她已經快六十了。

兩個孫子，大的叫譚恒鋮，小的叫譚恒銳。譚恒銳還有個名字，叫譚訓聰。

李閏把所有的指望全放在了譚訓聰身上。她每天給孫子講譚嗣同的故事，講菜市口那個中午，講爺爺臨刑前喊的那句話——有心殺賊，無力回天。

孫子聽得似懂非懂，只知道爺爺是個大英雄。

1924年，李閏六十大壽。康有為和梁啟超特地從北京送來了那塊"巾幗完人"的匾。李閏把匾掛在大夫第的廳堂正中。這個守寡二十六年的女人，望著那塊匾，第一次笑了。

1925年，李閏在大夫第閉上了眼。臨終前她把譚訓聰叫到床前，從枕頭底下摸出一個布包，塞到孫子手里。

那個布包，譚訓聰后來一輩子都沒敢打開幾次。

李閏葬在譚嗣同墓的后面。一個死了二十七年，一個守了二十七年，終于團聚了。

譚訓聰后來考上學，去了南京，在國民黨中央黨部做文秘。那時候他住的地方離蔣介石的官邸只隔幾條街。后來他又回到瀏陽，當了縣參議員。

抗戰爆發后，譚訓聰在重慶和長沙之間來回跑。他把譚嗣同留下來的文稿、字畫、佩劍，全都收拾整理好，裝了好幾個大箱子，走到哪兒帶到哪兒。

族里有老人勸他，說這些東西太累贅，丟了算了。譚訓聰不松手。他說這些是奶奶臨終前交給他的，丟了對不起奶奶，更對不起爺爺。

1949年夏天，瀏陽快要解放了。國民黨在敗退，蔣介石已經在準備退往臺灣。譚訓聰接到了撤退的命令。

那天傍晚，他把妻子劉萍君叫到屋里，從行李最底下翻出一個布包。劉萍君打開一看，里面是李閏當年從枕頭底下拿出來的那個東西——譚嗣同從獄中托人帶回家的、留給李閏的最后一封信。

那封信不長，譚嗣同寫得很潦草，墨跡都暈開了。最后一句話是——視榮華如夢幻，視死辱為常事，無喜無悲，聽其自然。惟必須節儉，免得人說嫌話，至要至要。

譚訓聰讓劉萍君知道他得走了。上面的命令下來了，讓他去臺灣，這幾天就動身。他讓劉萍君帶著孩子留下，他一個人去，等局勢穩了再回來接他們。

劉萍君問什么時候能回來。譚訓聰答不上來，低著頭半天才說快的話一兩年，慢的話說不準。

那天晚上他把家里能帶的東西整理了一遍。值錢的金銀細軟一樣沒拿，全留給了妻子。他只裝了一箱書、幾張照片，還有那封信的副本——原件留給了劉萍君。

臨走前他把兒子譚志浩叫到跟前，告訴他家里就靠他了。爺爺的爺爺是死在菜市口的人，譚家的人不管走到哪里都得是中國人。

第二天一大早，譚訓聰一個人提著箱子出了門。

他原以為頂多一兩年就能回來。這一別就是三十年。

3

譚訓聰到了臺灣之后，日子過得很苦。從大陸敗退過去的國民黨官員有幾十萬，一個個比一個落魄。蔣介石身邊的紅人都得排隊等差事，譚訓聰這種小角色根本排不上。最后他在臺北一所中學找了個教書的差事，教國文。

他住在一間出租屋里，屋子小得只能放一張床一張桌子。每天放學回家就一個人坐在桌前，對著墻上一張照片發呆。那張照片是他和劉萍君結婚時拍的，劉萍君穿著淺色旗袍微微低頭笑著。

他給妻子寫信，可信寄不出去。海峽兩岸斷絕往來，所有信件都被攔下。他給兒子譚志浩寫信，信也送不出去。他只能把信攢著，一封一封地寫，一封一封地放進抽屜里。到他臨死前那個抽屜里有幾百封信全沒寄出去。

在臺灣的同事說譚訓聰在學校里幾乎不跟人來往，下課就回家，周末就關在屋里。有時候同事聚餐硬拉著他去，他坐在那里一句話不說，人家敬酒他就喝，喝完之后就一個人走。

他唯一做的一件事就是整理譚嗣同的遺稿。從到臺灣的第二年開始，譚訓聰就著手編一本《譚嗣同年譜》。他沒有手稿沒有資料，所有的東西全在大陸的妻兒那里。他憑著記憶、憑著小時候奶奶李閏給他講的故事、憑著族里老人零零碎碎的回憶，一條一條地考證。

到底是哪一年譚嗣同寫下了《仁學》，哪一年他認識了梁啟超，哪一年他給奶奶寫了那封信——譚訓聰一筆一畫地往本子上記，錯了劃掉再寫，錯了再劃掉再寫。這本年譜他寫了將近三十年。

后來從臺灣回來的同鄉譚恒岳帶回來一本相冊，里面有譚訓聰在臺灣的幾十張照片。家里人翻開相冊一張一張地看，不管什么場合——朋友聚會、學校活動、生日宴——譚訓聰沒有一張照片是笑的。每一張照片上他的臉都凝重得嚇人。

有一張半身照旁邊用鋼筆寫滿了詩，字跡很潦草，字字帶淚。那些詩是他寫給妻兒的，寄不出去就寫在自己的照片上。

1979年，譚訓聰在臺北去世。去世前的最后一段日子他已經神志不清，但嘴里反復念叨的還是那本《譚嗣同年譜》。他讓看護把書稿拿到床前，書稿厚厚一摞，他用手摸著一頁一頁地翻。翻到某一頁他突然清醒過來，跟看護說那一頁錯了，奶奶臨走那年的日子記錯了，是1925年臘月不是十月。

那是他清醒過來說的最后一句話。第二天清晨他走了。到死他沒能再見妻子劉萍君一面，沒能再見兒子譚志浩一面，沒能再踏上瀏陽的土地一步。

劉萍君留在大陸，丈夫一走她就成了國民黨反革命家屬。原本李閏留下的那一點點家底在那個年代全部被清查，一夜之間她從大夫第的女主人變成了瀏陽街頭被人指指點點的敵偽眷屬。四個孩子最小的才幾歲。

劉萍君沒崩潰。她一個人把四個孩子拉扯大。劉萍君是受過良好教育的女子，通國學，會英文，這是李閏當年最看重她的地方。可在那個年代這些本事一點用都沒有。她只能做最苦最累的活，幫人漿洗、縫補、教蒙童認字，換一點點口糧。

最難的時候家里揭不開鍋，劉萍君把自己的嫁妝——李閏傳下來的幾件首飾——一件一件地變賣，換回一點點米。可她有一樣東西無論怎么窮都沒賣，就是譚嗣同那封絕筆信的原件。她把信用油布包好，縫在棉衣的夾層里，白天穿在身上，晚上壓在枕頭底下。

她讓兒子譚志浩記住，這是太爺爺留下的東西，等哪天日子好了要好好保存下來傳給孩子。

譚志浩一直記著母親的話。他考上了湖南大學，學的是選礦工程。1952年畢業后被分配到湖南桃林鉛鋅礦，那是個偏僻的礦山，在湖南岳陽的山溝里。譚志浩一去就是一輩子，從普通工程師做起一步一步爬到副總工程師。

那個特殊的年代他沒受過什么大的沖擊，因為他在礦區遠離政治中心，加上本人不愛說話只悶頭干活，反而躲過了很多劫難。但他也吃過苦。文革期間他被打成反動學術權威，在礦區掃了好幾年廁所。白天掃廁所晚上回到自己的小屋，他點上煤油燈繼續看書。

他看的書大多是冶金、礦物方面的，但有一本書他一直放在床頭——是譚嗣同的《仁學》。那本書的扉頁上有李閏當年親筆寫的一行小字：嗣同遺作，夫人閏泣藏。譚志浩每天睡前都要翻一翻。

他后來當上了湖南省第六屆人大代表，在有色金屬行業里有些名氣。退休之后他和老伴在岳陽樓區楓樹新村買了一套小房子，過得很簡樸。2009年譚志浩在岳陽去世，直到去世他都沒再見過父親，父子倆從1949年那個夏天分開后再也沒說過一句話。

譚志浩有個兒子叫譚士愷，1957年生人，譚嗣同的五世孫。譚士愷從小就聽父親講譚嗣同的故事，聽母親講爺爺譚訓聰在臺灣的事，可他對爺爺的印象只停留在一張張黑白照片里。

譚士愷早年也在桃林鉛鋅礦當工程師，后來下海辦了一家小貿易公司，日子過得也算殷實。他有個大姐叫譚士怡，小時候得了小兒麻痹癥，那個年代礦區醫療條件差沒錢看好醫生，病耽誤了，等發現的時候左腿已經廢了。譚士怡一輩子沒結婚，孤身一人，后來父母都走了就一個人住在父親留下的那套老房子里，靠弟弟妹妹接濟過日子。譚士愷還有個小妹譚士愉，情況比大姐好些但也過得普普通通。

姐弟三人誰都沒沾過祖上譚嗣同的光。

2016年有位歷史學者去岳陽拜訪譚家后人。在那套1990年代裝修風格的小房子里，譚士愷拿出了家里最珍貴的幾樣東西——譚嗣同臨刑前那封絕筆信的原件，那張半身照周圍被譚訓聰密密麻麻寫滿了悼亡詩的，還有譚訓聰在臺灣用了三十年時間手寫的《譚嗣同年譜》。

譚士愷翻著那本年譜聲音很輕地說，爺爺在臺灣死的時候手里還攥著這本書，這輩子什么都沒留下就留下這個。

學者問他譚家的后人現在都在做什么。譚士愷說他了解過這一支的后人，幾乎都在醫療、教育、科技領域。他爸是搞礦的，妹妹搞設計，女兒學醫。從爺爺之后譚家就再沒有人從政了。

為什么不從政？譚士愷說他爸教過他一句話——視榮華如夢幻，視死辱為常事。這是太爺爺譚嗣同留給奶奶李閏的話。譚家的人不沾官場。

如今的瀏陽大夫第譚嗣同的故居常年開放游客如織，可很少有人知道譚家這一脈的真后人就散落在湖南各地過著最普通的日子。從1898年算起譚嗣同走了已經一百多年，這一百多年里他的妻子守寡二十七年，他的養子三十歲自殺，他的孫子在臺灣孤島上含恨二十九年至死未能與妻兒見面，他的曾孫在礦山里默默無聞干了一輩子，他的曾孫女至今孤身一人。

瀏陽大夫第的門還開著，里頭的匾還掛著，游客來了又走了，譚家后人的日子還在一天一天地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