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別優績主義，還原青春的本質價值：讀廉思的《無圖之旅》

“一個文明社會的底線，不在于人人皆可成功，而在于即便平凡仍具尊嚴與價值。真正的社會進步，不是讓所有人都成為強者，而是讓普通人也能體面地活著；不是強迫人人向上攀爬，而是確保不攀者不被踐踏”——廉思：《無圖之旅》第356頁。

五四青年節到了，說說關于青年的話題。現在青年問題越來越成為影響我國歷史命運的關鍵問題之一，為什么這么說呢？

其一，我國現在有很多亟待解決的問題，比如科技卡脖子問題，國際競爭問題，社會穩定和可持續發展問題，從解決問題的實踐主體上又都可以歸結為如何做好青年工作的問題。因為，解決好這些難題最重要靠的是把年輕人的潛力發揮出來，青年人雖然不成熟、不完美，在社會資源上屬于“邊緣群體”，但是他們最有創造力，終究是未來的主人，只有他們才擁有未來的定義權。

是否能夠把我國青年人的智力和規模優勢轉化為發展動力優勢，是我國能夠實現現代化目標的關鍵。凡是成功型國家都可以歸結為讓青年一代潛力得到充分發揮的國家；凡是失敗型國家，都可以歸結為青年人的能力找不到出路，或者在社會對抗的內耗中消耗殆盡的國家。

其二，現在青年工作面臨史無前例的新挑戰。以往我們的青年工作主要解決他們的生存、教育和發展問題，核心是提升他們的文化，增加他們的生存機遇。而這當今這代青年，尤其是25歲以下的青年，他們本身就是信息化、工業化社會的原住民，觀念世界、自我追求、邏輯方式與70后、80后一代呈現明顯的代際差異。

時代所能夠機遇與他們所擁有的資本和期待，社會的管理機制與他們的行為模式，都表現出越來越強的沖突性，年輕一代正在用他們的方式表達他們的情緒。過去兩三年來所流行的無論是“躺平”、“反內卷”等詞匯，還是“悼明”、“淄博燒烤熱”行為，都不能視為一閃而過的網絡亞文化，而是青年心理和生存狀態的折射。

“悼明”絕非探討歷史問題、懷念朱氏皇室，不過是表達對“建制化”信息或正統價值的叛逆；華北幾百萬大學生涌入淄博吃燒烤，鄭州、開封兩地幾十萬大學生的夜間騎行，本質都是從壓抑的校園管理中，尋找一種發泄通道，以及謹慎地表達對自由、張揚生活方式的向往。

但是掌握社會資源的人，能夠有公共話語權的人（幾乎全都是中老年人）真正能夠傾聽青年心聲的又在極少數。無論是悲天憫人、面對社會不公義憤填膺的知識分子，還是擁有一方權力的官員，無論你的政治價值觀是左還是右，談起青年問題時往往都不自覺擺出教導、勸誘的姿勢，或者具有濃濃的青年人所譏諷的“老登味”、”爹味”，這會進一步加劇問題的無解。

上個月收到知名社會學研究者廉思先生的《無圖之旅》，不免讓人眼前一亮，繼而是閱讀后的久違的興奮和感動。這是一部基于數年的調查研究，極少見地用平視和傾聽的角度去了解青年，思考如何幫助青年發展的好書，而非是官僚式或父權式地指點青年，它關注的是無數平凡青年人的境遇，而非歌頌成功的典范。本書處處閃爍著知識分子應有的人文關懷和良好的專業性學理分析，書中部分信息與大家分享如下。

（一）后工業化時代青年生存狀態和心態的真實記錄

如果說廉思的《蟻族》是工業化時代青年處境的最生動歷史畫卷，那么《無圖之旅》全面、細膩地展現了后工業化時期，技術變革、城市化、全球化和社會觀念革命等歷史發展動力對青年生存狀態和心態的重構。

第一個變化是就業的“去建制化”或“去中心化”。過去無論是農業社會，還是工業化社會，人的工作都是建制化的，非農產業的工作都是與機構高度綁定的，要么依托公立單位，要么依托企業。數字技術普及化使得工作突破了既有的時間和空間限制，瓦解了勞動者與“單位”之間的強關聯性，多數年輕人的工作已經“非建制”或者“去中心化”。

《無圖之旅》選擇了代表了社會“中位數”的的十個群體：網絡主播、產業工人、高科技人才、新文藝青年、自由職業者、小鎮青年、程序員、基層公務員、社會組織從業者和快遞騎手，通過細致的訪談，展示他們的人生故事和心路歷程。

我們可以發現中，這十個群體中，除了產業工人、基層公務員、社會組織從業者屬于傳統建制的，而其他七個群體都已經趨向于非建制化，我國靈活就業人員已經超越2億，固然這反映了青年人就業的困境，另一方面也反映了這逐漸成為相當一部分青年人主動選擇或者說是更青睞的新的工作方式。

第二是自我價值、尊嚴、自由、權利等“現代性“意識的史無前例的增強。過去青年人，即便是80后一代，對生活路徑的選擇更傾向于經濟、升遷等功利性導向，而這一代年輕人基于成長中教育、物質、信息環境的革命性變化，開始把自我感受放在史無前例的高度，是以“整頓職場”、“情緒價值”、“悅已消費”這種讓中老年人不得其解的概念在青年人中非常流行。這種價值觀的變化與技術變革的耦合，也是導致青年人的職業路徑越來越“去建制化”的根本原因之一。青年人對規則和利益的服從性越來越弱，與現實性制度和價值的沖突加劇，也是近兩年青年群體屢屢“問題化”的一個根源。

第三是青年人雖然物質不再匱乏，但是生存的不確定性、焦慮感在增加。技術變革促進了就業與單位的分離，好處是降低了職業的門檻，給大家提供更多的工作機會（如果以2012年中國基本完成工業化為界限，數字經濟為紐帶的新經濟的發展又大約提供了近1.5億就業崗位，使得去年中國非農就業比例已經接近80%），然而，技術迭代的加速以及產業的資本化程度加深，使得青年人的工作增加了太多的不確定性，伴隨而來的是不知下一站在何處的不安、焦慮。青年人雖然擺脫了單位中傳統權力的束縛，但是技術和資本所帶來的隱蔽性控制也隨之而來，并未收獲期待的自由，甚至是約束更加無時不在。

總之，這一代青年人正在走一條與過去青年不同的道路，他們的職業和人生不再遵循固定的坐標，他們享受更多的自由，對命運更加自主，但是也面臨諸多的挑戰和困惑，廉思把這種全新的、在諸多不確定性中“自我尋路”的模式，稱之為新一代青年人的“無圖之旅”。

我們通過廉思的訪談案例可以發現，以上三種時代變化的化學反應，使得在新的時代，不僅新行業領域的從業人員，表現出與過往不同的價值追求和境遇，即便是傳統職業的從業人員，心態和處境也大為不同。

比如基層公務員，按照過去人們的刻板印象是油膩的、趾高氣揚的、冷漠的，一張報紙看一天、生活無憂無慮的。實則是學歷有了本質性提升的新時代基層青年公務員，他們中不乏懷有理想主義者，專業能力比上一代也有巨大提升——這些年基層服務水平的提升背后跟公務員的代際更替不無關系。績效考核壓力的大大增加，行政流程的正規化，以及無時不處于上級監督和公眾監督之間，青年基層公務員的工作并非我們想象的那么輕松，個性和才華施展的余地比以往也大大縮小。

（二）對社會流行的優績主義的反思

《無圖之旅》的另一個思想性貢獻在于，它揭示了社會優績主義（meritocracy）對人的價值的異化，這也是青年人焦慮感或消極適應情緒的來源之一。

崇尚努力、崇尚成功、崇尚財富等結果導向為核心的優績主義價值觀，對一個社會的現代化具有強大助推力。但是中國當下的問題在于，由于缺乏人文關懷的對沖，優績主義過度主宰社會評價體系，并且藉管理科學、數字科技的普及，將優績主義無孔不入地指標化，社會全領域工具和目標之間倒置化，人成為為了指標和評價而生活的機器。廉思總結為：“市場機制、算法分發和績效考核的彼此耦合，加劇了'成功'對青年日常生活的控制”。

筆者深有同感。比如現在大學招聘并非看學術能力，而首先看是否滿足第一學歷是否985院校畢業，發了幾篇C刊論文，拿過幾個國家級課題等量化指標性。北京最有名的相親角——周末的中山公園東北角，更是一個活靈活現的優績主義競技場，這里青年男女被具象化為收入、學歷、身高等組成的數字指標體系，人們往往對著那些高學歷、高職級、高收入的年輕人發出崇拜式的贊嘆，而人格是否健全、情商道德、長期潛力等在這里卻往往是無效的參數。甚至當有人在職場、升學、求愛等場合大膽表達出這些特征后，還可能被人貼上“幼稚”、“過于理想”、“無用”的標簽。

廉思先生敏銳地指出，優績主義實際是“等級秩序”的現代偽裝，它以收入、學歷、級別等標簽等級化青年，“優績主義下的血統等級并不以明文法昭示出身高貴，而以努力、能力、績效、意愿等詞語，悄然嵌入公共話語和個體心智”；“它以文化的路徑再生產，它將多樣的人生收攏為單一道路，并在個體和良知與欲望出悄然植入自我規訓”！

優績主義收窄化了青年人的成長道路，加劇了競爭，是以海淀上中產家庭仍懷有階層下墜的深深恐懼，而陷入不斷雞娃的焦慮。而按照工業化社會優績主義生長起來的新一代，看似比上一代青年擁有更高的學歷、更好的外語水平、更多的興趣特長，但是效績指標將年輕人的能力原子化、碎片化，最重要的思維和創造力水平未必有提升，甚至是下降。

與優績主義的激勵機制相矛盾是，時代的車輪一旦進入后工業化社會，上升渠道收窄，用優績主義繼續要求和評價年輕人，只會增加他們的挫折感和無力感。因此， 在經濟發展階段拐點到來的2021年之后，“躺平”、“內卷與反內卷”等詞匯也流行開來，這絕非是“玩梗”或“網絡亞文化”，而是社會評價體系與社會現實矛盾的體現。

（三）什么樣的青春最有意義，社會應該為青年做些什么：走出青年成長困境的哲學和制度性思考

廉思在書中并沒有像“成功人士”那樣去教導青年人怎么做，而是回答了我們的社會需要重新定義“什么樣的青春最有意義”。書中寫道：“一個文明社會的底線，不在于人人皆可成功，而在于即便平凡仍具有尊嚴與價值”。廉思認為應該破除優績主義下的歌頌強者的敘事，而走向生命多元主義；要尊重年輕一代的選擇，接受他們的平凡；要廢除功利化的、外部性的職業“社會定價”，而以是否對他人有益、是否與自己內心一致等為衡量坐標，即從工具化導向回歸人是生命本質，這與馬克思主義的人本主義觀是高度一致的，

廉思還展示出社會學家的良好專業素養，針對十個不同的行業，分門別類提出了改善從業人員處境的建議，其核心筆者認為就是：從過去強調用技術供給支持青年，到強化制度供給來支持青年。

平心而論，中國青年群體的焦慮水平是與經濟發展水平和機遇水平不成正比的。中國即將邁入高收入國家門檻，尤其是大家焦慮感最強的東部地區或大中城市，社會發展水平已經接近OECD國家，而中國的發展速度雖然不比世紀之初，但是在大型經濟體中僅次于印度，中國年輕人本來不應該這么焦慮。

換個角度看，我們可以發現，青年焦慮感的一種重要來源是制度保障的不足，即我們社會缺乏一個激勵持續創造的機制，缺乏一個充分承認人的價值的機制，缺乏社會救助和福利保障制度，這也是從屬于社會高收入階層的高科技創業者，到中低收入階層的靈活就業者、網絡主播等的普遍感受。

即廉思在書中最后呼吁的：“本書不是要對青年說'你應該怎么做'，而是想對社會說'我們能不能'：能不能在政策層面給予青年更大的試錯空間？能不能為一部分人提供更有保障的勞動條件？能不能為一部分人預留轉換軌道的機會”？

書有三類：一類是基于認真嚴謹的、具有邏輯連貫性的思考，一氣呵成的完整著作，一類是收集過去文章整理而成的文集，一類是找幾個人，你寫一篇我寫一篇，攢出來的書。在我心中，只有第一類才真正的算作書，當今出版業發達，人人都可以出書，但是第一類書籍比重不超過1%。盡管廉思先生社會事務繁多，但是《無圖之旅》仍是是基于嚴謹的調查，周密的分析完成一部原創性著作，全書字字珠璣、沒有一句廢話，在處處是學術快餐（或學術垃圾）的時代，這已經是難得的奢侈品了。

我極少寫讀后感，因為覺得差的書不值得點評，好書又不敢隨便評，算起來應作者或出版社之邀請，僅為四部著作做過點評：潘鳴嘯（Michel Bonnin）的《失落的一代》，傅高義（Ezra Vogel）的《鄧小平時代》，吳敬璉先生的《中國改革進程》和胡德平先生的《與時俱進的民營經濟》。這篇讀后感是自告奮勇、自己有感而發的一篇，表達對3.7億青年群體的敬意，也表達對學者認真原創的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