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淮文苑 | 淮南淮河文化的整體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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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南淮河文化縱論③

淮南淮河文化的整體特征

沈國冰

前 序

在前文《淮南淮河文化的標識性樣態(tài)》《淮南淮河文化的時代價值》中，系統(tǒng)梳理了淮南淮河文化的八大標志性樣態(tài)和七大時代價值。這些標識性樣態(tài)如同散落在淮河兩岸的文化明珠，閃爍著獨異的光芒。那些融入血脈的時代價值，穿越時光隧道、跨越年輪關隘，卻依然不失風華而歷久彌新。然而，任何一種流域文化的研究，都不能止步于具體樣態(tài)的羅列與描述。真正的學術使命在于，透過紛繁復雜的文化現象，提煉出貫穿其中的內在邏輯與精神特質，從而實現對文化整體面貌的深刻把握。

淮南淮河文化形態(tài)多樣、層次豐富。從安豐塘的古老陂塘到八公山的楚漢流韻，從《淮南子》的博大精深到花鼓燈的歡騰熱烈，從豆腐的潔白細膩到牛肉湯的濃郁鮮香，這些看似迥異的文化樣態(tài)之間，存在著深層的關聯(lián)與共同的基因。它們共同回答著一個根本性的問題：究竟是什么力量，使得這片土地在歷史長河中，始終保持著文化創(chuàng)造的活力與文化傳承的韌性？

本文認為，淮南淮河文化的整體特征，可以從始源性、根脈性、復合性、互動性、創(chuàng)新性五個維度加以把握。這五個特征并非彼此孤立，而是相互關聯(lián)、層層遞進：始源性是文化的“源頭”，回答了文化從哪里發(fā)端問題。根脈性是文化的“底座”，回答了文化從何處來的問題。復合性是文化的“格局”，回答了文化如何成其大的問題。互動性是文化的“機制”，回答了文化如何活下來的問題。創(chuàng)新性是文化的“方向”，回答了文化向何處去的問題。五者共同建構成為一個完整的釋理框架，幫助我們充分理解和把握淮南淮河文化何以能夠歷經滄桑而不衰、兼收并蓄而歷久彌新。

以下分而述之。

一、生命起源的始源性

在淮南淮河文化的諸多樣態(tài)中，“淮南蟲”古生物遺跡化石是一個極為特殊的存在。它并非人類文明的創(chuàng)造物，卻以其極端深遠的時間尺度，為這一流域文化賦予了獨一無二的特質。本文將其提煉為“源始性”，即“淮南蟲”作為地球生命起源的實證，使淮南淮河文化獲得了超越文明敘事的、直抵生命本源的深層意涵。這一特性，既區(qū)別于水利文明的“根脈性”（根脈性指向農耕智慧的代際傳承，而始源性指向生命演化的絕對起點），也與其他樣態(tài)共同構成了完整的文化譜系。

魯曉聃 攝

始源性的科學基礎：改寫生命演化史的時間坐標。“淮南蟲”的始源性，首先建立在堅實的科學發(fā)現之上。1962年，鄭文武教授等在八公山首次發(fā)現古生物化石線索，此后美國、英國、德國、澳大利亞等多國學者相繼前來考察。1978年，八公山發(fā)現古生代寒武紀的須腕類、環(huán)節(jié)類、三葉蟲等化石，經測定其生存年代距今約8.4億年。1984年，莫斯科國際地質大會將“淮南蟲”正式定義為“地球上的生命始祖”，八公山被公認為“藍色星球上的生命起源”。這一科學定論的意義在于：在“淮南蟲”發(fā)現之前，國際學術界長期認為動物起源不足6億年，澳大利亞埃迪卡拉動物群將認知推至7億年，而“淮南蟲”則將這一坐標前推了近2億年。尤為重要的是，“淮南蟲”屬于三胚層細胞結構生物，人類亦是如此。從細胞學角度看，二者存在同源關系。這意味著，在“淮南蟲”出現之后，動物才逐漸從無脊椎進化為有脊椎，從海洋走向陸地。“淮南蟲”所處的位置，正是生命從簡單到復雜、從單細胞到多細胞躍升的關鍵節(jié)點，堪稱“生命大爆發(fā)的前奏”。

始源性的文化轉化：從科學事實到地方認同。始源性之所以構成一種文化樣態(tài)的特征，在于這一科學事實被成功轉化為地方文化的核心符號。在概括淮南歷史文化的“五古”序列中，古生物化石群位列第一，其后才是“淝水之戰(zhàn)”古戰(zhàn)場、古壽州窯、古墓群和茅仙古洞。這一排序絕非偶然，它清晰地表達了對文化時空坐標的自覺建構：先有生命之源，后有文明之光。八公山因淮南王劉安《淮南子》、豆腐和“淝水之戰(zhàn)”而聞名，“淮南蟲”的發(fā)現使這座名山在古地質學和古生物學領域也獲得了世界性聲譽，被國際學界譽為“藍色星球生命之源”。科學事實與文化敘事在此交匯，使始源性成為可感知、可傳播的地方認同資源。

始源性的當代呈現：地質博物館與研學實踐。始源性并非封存于8.4億年前的靜止屬性，它在當代社會通過科普教育和文旅融合得以活態(tài)呈現。八公山地質博物館經過升級改造，設有“淮南之光”展廳，重點陳列淮南蟲化石標本，并運用三維視頻還原其生活場景，通過三維建模復刻形體，配備智能屏供游客查閱。當人們在高科技還原中親眼看到8.4億年前的生命形態(tài)，始源性便從抽象的科學概念轉化為具體的文化體驗。八公山國家地質公園的建立，更使這里成為世界各地地質學家、古生物學家考察探索的“圣地”。始源性在此展現出雙重功能：它既為專業(yè)研究提供了不可替代的實物證據，也為公眾理解地球生命史提供了直觀的認知通道。

源始性的文化意義：賦予地域文化以宇宙維度。“淮南蟲”所體現的始源性，其根本特征在于以8.4億年的時間尺度，將淮南淮河文化從區(qū)域性的文明敘事提升至地球生命演化的宏大敘事。一般的地域文化，其歷史縱深往往以千年計，而“淮南蟲”將這一尺度擴展至億年量級，使淮南不僅擁有“地下博物館”的考古厚度，更擁有“生命搖籃”的宇宙深度。這種始源性，讓每一位到訪八公山的游客、每一位在博物館凝視“淮南蟲”化石的參觀者，都能產生一種超越日常經驗的敬畏感。那是對生命本身的敬畏，對時間本身的敬畏。正是這種敬畏，使淮南淮河文化在眾多地域文化中獲得了不可替代的精神高度。

二、農耕與水利智慧的根脈性

在淮南淮河文化的諸多樣態(tài)中，有一種特質貫穿始終，那便是以水利為核心的農耕智慧。這一特質之所以被稱為“根脈性”，是因為它觸及了淮河文化最深層的存在基礎，人與水的關系。

魯曉聃 攝

水患相伴共生，淮河文明的地理宿命。淮河流域地處中國南北氣候過渡帶，降水時空分布極不均衡，旱澇災害自古頻繁。《尚書·禹貢》已有“淮沂其乂”的治水記載，說明早在先秦時期，淮河流域的治水活動就已進入國家治理的視野。對于生活在淮河中游的民眾而言，水既是生命之源，也是生存之患。這種與水患相伴而生的生存境遇，決定了“治水”必然成為區(qū)域文明的核心議題。

與長江流域的“水鄉(xiāng)澤國”和黃河流域的“旱作農耕”不同，淮河流域呈現的是水旱交替、治防并重的獨特水文生態(tài)。這一地理宿命，塑造了淮南淮河文化的基本品格：既要善于利用水資源發(fā)展農業(yè)生產，又要時刻防備洪水的侵襲；既要掌握蓄水灌溉的工程技術，又要精通防洪排澇的調控智慧。這種雙重需求，使得水利不僅是技術問題，更成為組織社會、凝聚人心、傳承知識的重要載體。

芍陂范式，兩千六百年不間斷的水利智慧。安豐塘（芍陂）是這一根脈性特征最為集中、最為經典的體現。始建于春秋楚莊王時期的芍陂，由楚令尹孫叔敖主持修建，距今已有兩千六百余年的歷史。它不僅是中國現存最早的大型陂塘水利工程，更是世界上沿用時間最長、灌溉功能持續(xù)發(fā)揮至今的古代水利設施之一。芍陂的設計理念體現了高度的生態(tài)智慧。選址上，它利用淠河與淮河之間的低洼地帶，以“因勢利導”的方式筑堤蓄水，形成“陂塘”式水庫；結構上，它設置進水閘門和多個泄水渠道，實現了“蓄泄兼施、調控自如”的功能目標；管理上，西漢時期即設陂官專司維護，唐代以后形成“官督民辦”的修護制度，保證了工程的持續(xù)運行。這種集工程技術與管理制度于一體的綜合智慧，被后世水利學家稱為“芍陂范式”，對都江堰、漳河渠等后世水利工程產生了深遠影響。李松先生著有專著，對芍陂水利智慧有深刻研究。

芍陂的文化意義遠遠超出了工程技術的范疇。它的建成，徹底使得這一帶“無雨不旱、多雨不澇”，農田灌溉面積萬頃，直接促成了壽春城的崛起與楚國的東進戰(zhàn)略。兩千多年來，芍陂滋養(yǎng)了一方水土，哺育了一方百姓，也積淀了一方文化。在人們的集體記憶中，芍陂不僅是水利工程，更是祖先智慧的象征、鄉(xiāng)土認同的紐帶。直至今日，安豐塘仍在灌溉六十余萬畝農田，惠及六十多萬人口，這種跨越時空的持續(xù)生命力，正是“根脈性”最生動的詮釋。

從芍陂到月壩，治水智慧的一脈相承。根脈性的另一個重要體現，是壽縣古城墻所蘊含的水利智慧。其獨特之處在于：城墻不僅是軍事防御設施，更是防洪屏障。每當淮河洪水暴漲，只需關閉城門，即可將洪水擋在城外；而城內的“月壩”水涵閘，則利用虹吸原理實現城內積水的自動排出。這種集軍事、水利、排水于一體的復合設計，在國內外古城墻中極為罕見。

從芍陂的“因勢利導”到月壩的“虹吸原理”，從春秋到宋，跨越一千八百余年的治水智慧呈現出驚人的連續(xù)性。這種連續(xù)性不是簡單的技術復制，而是一種文化基因的代際傳遞。每一代淮河人都在前人的基礎上，根據新的水文條件和工程需求，發(fā)展出更加精妙的水利技術。這種“累積性創(chuàng)新”的過程，構成了淮南淮河文化中最穩(wěn)定的精神內核。

根脈性特征所揭示的，是淮南淮河文化與水之間不可分割的本質聯(lián)系。在更深的層面上，這種根脈性塑造了淮南人的文化性格：務實而不尚空談，堅韌而不輕言放棄，協(xié)作而不各自為政。這些性格特質，在芍陂的修建與管理中得到了集中體現，大規(guī)模水利工程需要調動大量人力物力，這就要求社會成員超越個體利益、形成集體行動；水旱災害的頻繁發(fā)生，又要求人們面對困境時保持堅韌、尋找出路。可以說，治水不僅是一種生產活動，更是一種文化實踐，它鍛造了淮南人的精神品格，也奠定了淮南淮河文化的底色。

三、南北交融與開放兼容的復合性

如果說根脈性回答的是淮南淮河文化“扎根何處”的問題，那么復合性回答的則是這一文化“何以成其大”的問題。淮河作為中國南北天然的地理分界線，使淮南地區(qū)自古便處于文化交匯的通道位置。這種特殊的地理區(qū)位，賦予了淮南淮河文化開放、包容、善于吸收、勇于創(chuàng)新的復合性特征。

地理樞紐，淮河的文化通道功能。秦嶺—淮河一線是中國最重要的地理分界線，這條線兩側在氣候、植被、土壤、作物乃至生活方式上均有顯著差異。然而，分界線的意義不僅在于“分隔”，更在于“連接”。淮河作為水運通道，自古便是南北物資交流的大動脈；其兩岸地區(qū)作為過渡地帶，也自然成為南北文化碰撞、融合的前沿。

淮南地處淮河中游，水陸交通便利，自古便有“中州咽喉、江南屏障”之稱。這種地理優(yōu)勢，使淮南在歷史上多次成為區(qū)域性政治中心。春秋時期蔡國遷都下蔡，戰(zhàn)國末年楚國遷都壽春，西漢設立淮南國，晚唐五代時期亦為戰(zhàn)略要地。政治中心的地位，必然帶來人口的流動、文化的交流與思想的碰撞。楚文化、中原文化、吳越文化在此交匯，道家、儒家、法家、陰陽家在此融合，形成了多元并存、兼容并包的文化生態(tài)。

楚風與中原，從碰撞到融合的歷史進程。淮南地區(qū)的文化復合性，首先體現為楚文化與中原文化的深度融合。楚國原為南方蠻夷之國，春秋時期開始北上爭霸，在與中原諸國的交往中不斷吸收中原禮樂文明。至戰(zhàn)國中期，楚國已發(fā)展成為“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的大國，其文化也呈現出“南方的浪漫與北方的理性”相融合的獨特氣質。

公元前241年，楚考烈王“東徙都壽春，命曰郢”，淮南地區(qū)成為楚文化最后的中心。在壽春為都的十八年間，楚國雖已步入末世，但文化的積淀卻達到了高峰。楚國貴族帶來的不僅是政治權力，更是高度發(fā)達的青銅鑄造工藝、絲織刺繡技術、漆器髹飾藝術和哲學思辨?zhèn)鹘y(tǒng)。這些文化元素落地壽春后，與當地的淮夷文化、中原文化進一步交融，形成了獨具特色的“壽春楚文化”。

西漢淮南王劉安的時代，是這種文化復合性的又一次集中展現。劉安本人出身漢室宗親，其門客來自四面八方，既有楚地學者，也有中原儒生，還有來自齊地的方士。《淮南子》一書的編纂，正是這種多元文化背景的產物。書中以道家思想為綱，融合儒、墨、法、陰陽、兵家等諸子學說，這種兼容并包的氣度，本身就是南北文化交融在學術領域的體現。

《淮南子》是兼容并包精神的最高體現。在淮南淮河文化的諸多樣態(tài)中，《淮南子》是將復合性特征發(fā)揮到極致的典范。這部成書于淮南國都壽春的巨著，其思想淵源之復雜、涉獵領域之廣泛、融合程度之深入，在漢代乃至整個中國古代學術史上都極為罕見。

從思想淵源看，《淮南子》以老莊道家學說為理論基礎，提出“道”為宇宙本源的核心命題，但它并未排斥其他學派。書中大量引用儒家經典《詩》《書》，推崇孔子的智慧；吸收墨家的邏輯思維與科技知識；借鑒法家的治理經驗與制度設計；采納陰陽家的五行學說與天人觀念。這種“兼收并蓄、為我所用”的學術態(tài)度，打破了西漢初期“獨尊儒術”之前各學派壁壘森嚴的局面，展現了淮南學術圈開闊的文化視野。

從內容結構看，《淮南子》二十一篇，上考天文、下究地理、中通人事，涵蓋哲學、政治、軍事、法律、科技、文學、音樂等多個領域。這種百科全書式的知識體系，需要一個高度開放、善于吸納不同知識傳統(tǒng)的學術環(huán)境作為支撐。劉安“招致賓客方術之士數千人”，在壽春形成了一個跨越地域、學派、階層的學術共同體，這種人才聚合本身就是文化復合性的體現。

從后世影響看，《淮南子》所代表的兼容并包精神，成為淮南地區(qū)持久的文化傳統(tǒng)。無論是唐代壽州窯陶瓷工藝對南北燒造技術的融合，還是明清時期壽縣民間藝術對多種表演形式的整合，抑或是當代淮南牛肉湯對回漢飲食文化的結合，都可以在《淮南子》那里找到精神的源頭。

《淮南子》浙江書局刻本 現藏于天津博物館

飲食文化中的復合性表達。復合性特征在淮南飲食文化中得到了最為生活化的表達。豆腐的發(fā)明，本身就是一個文化融合的故事。劉安煉丹的方士傳統(tǒng)與淮南當地的黃豆種植、泉水資源相結合，偶然間催生了影響世界的食品發(fā)明。而豆腐從王室走向民間、從淮南傳向世界的過程，更是不同飲食文化相互影響的縮影。

淮南牛肉湯則更為典型地體現了南北交融與民族融合。牛肉湯的食材構成中，牛肉是回族同胞的飲食傳統(tǒng)，豆餅、千張是漢族工匠的創(chuàng)造，粉絲則是南方飲食的常見配料。三種食材在一鍋湯中相遇，配合淮南當地特有的香料配方，形成了“鮮辣香醇、回味悠長”的獨特風味。這種融合不是簡單的疊加，而是在相互適應中產生的新質。牛肉的醇厚與豆制品的清爽相得益彰，回族的清真飲食習慣與漢族的湯羹文化彼此成就。一碗牛肉湯，濃縮了淮南作為文化通道的記憶。

復合性的文化意義。復合性特征揭示了淮南淮河文化的一個重要品質：它從不把自己封閉在狹隘的地方性中，而是始終保持著向外界開放、與異質文化對話的姿態(tài)。這種開放不是被動接受，而是主動選擇、創(chuàng)造性轉化。正如《淮南子》對諸子百家的態(tài)度不是簡單拼湊，而是以道為綱、融會貫通，淮南淮河文化在面對外來文化時，始終保持著自己的主體性和判斷力。這種“開放而不失自我、包容而不失主體”的文化品格，正是復合性的深層意涵。

四、考古發(fā)現與文化傳承的互動性

根脈性提供了文化的“深度”，復合性提供了文化的“廣度”，而互動性則提供了文化的“長度”。它回答了淮南淮河文化何以能夠跨越兩千余年而始終保持活力的機制性問題。這一機制的核心，在于考古發(fā)現與文化傳承之間形成的良性互動。

考古發(fā)現喚醒沉睡的歷史記憶。淮南地區(qū)是名副其實的“地下博物館”。從1955年蔡侯墓出土的青銅禮器群，到2020—2024年武王墩大墓的科學發(fā)掘，每一次重大考古發(fā)現，都如同打開一扇通往歷史深處的大門，讓沉睡的文化記憶重見天日。

武王墩一號墓的考古發(fā)掘，是近年來淮南乃至全國最重要的考古成果之一。這座戰(zhàn)國晚期楚國國君考烈王的陵墓，是迄今為止經科學發(fā)掘的規(guī)模最大、等級最高、結構最復雜的楚國大型墓葬。墓中出土的“九鼎八簋”青銅禮器組合、精美的漆木器、絲織品和大量竹簡，為研究戰(zhàn)國晚期楚國的禮樂制度、社會生活、工藝水平提供了系統(tǒng)性的實物資料。更重要的是，武王墩的發(fā)現印證了《史記·楚世家》中關于“楚考烈王二十二年，東徙都壽春，命曰郢”的記載，使文獻與考古相互印證，極大地豐富了我們對于壽春作為楚國最后都城的歷史認知。

每一次考古發(fā)現，都是對淮南淮河文化的“重新發(fā)現”。當沉睡地下的青銅器被小心翼翼地清理出來，當塵封兩千余年的竹簡被逐字解讀，當代人得以與祖先展開一場跨越時空的對話。這種對話不僅增進了歷史知識，更重要的是喚醒了文化自覺。當人們親眼看到祖先創(chuàng)造的輝煌文明，文化的認同感與自豪感便會油然而生。

非遺傳承讓古老樣態(tài)活在當下。如果說考古發(fā)現是“向后看”，那么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傳承則是“向前看”。考古讓歷史變得“可證”，非遺讓傳統(tǒng)變得“可感”。淮南目前擁有七十二項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其中國家級四項、省級二十六項，涵蓋傳統(tǒng)舞蹈、音樂、戲劇、美術、技藝、民俗等多個門類。這些非遺項目，是淮河文化在當代社會的活態(tài)存在。

花鼓燈的傳承，是一個典型案例。鳳臺花鼓燈素有“東方芭蕾”之譽，其四百多種語匯、五十多種基本步法，凝結了淮河兒女數百年來的審美經驗與身體記憶。然而，花鼓燈并非被供奉在博物館中的“文化化石”，而是一直在傳承中創(chuàng)新、在創(chuàng)新中發(fā)展。鳳臺花鼓燈藝術團創(chuàng)作的《千里長淮一條線》《蘭花嫂》《鼓鄉(xiāng)俏媳婦》等新作品，既保留了傳統(tǒng)花鼓燈的藝術精髓，又融入了當代人的審美趣味與生活體驗。2026年登上央視春晚合肥分會場的表演，更是讓這一古老藝術形式走進了億萬觀眾的視野。

抬閣肘閣的傳承同樣體現了“活態(tài)”的特征。這一起源于明代、有五百余年歷史的民間藝術，其“高、難、險、美”的表演風格，至今仍在壽縣正陽關一帶代代相傳。2025年，傳承人黃學軍入選第六批國家級非遺代表性傳承人名單，這既是對其個人技藝的肯定，也標志著這一古老藝術獲得了制度性的保護與支持。

豆腐傳統(tǒng)制作技藝的情況更為典型。這一國家級非遺項目，其傳承方式不是通過專門的“傳承人”在特定場所展示，而是通過千家萬戶的日常飲食實踐得以延續(xù)。在淮南，做豆腐、吃豆腐不是“非遺展演”，而是生活本身。這種“融入日常”的傳承方式，是非遺保護的最高境界。

考古與非遺的相互滋養(yǎng)。淮南淮河文化的獨特之處，在于考古發(fā)現與非遺傳承之間形成了相互滋養(yǎng)、彼此啟發(fā)的良性循環(huán)。一方面，考古發(fā)現為非遺項目提供了歷史的“根”與“證”。淮南牛肉湯申遺時，2024年武王墩墓出土的戰(zhàn)國大鼎碳化牛骨，與《淮南子·齊俗訓》中“屠牛而烹其肉”的記載相互印證，為這一地方小吃的歷史淵源提供了考古學的支撐。同樣，壽州窯陶瓷技藝的恢復，得益于隋唐壽州窯遺址的考古發(fā)掘，當代工匠正是從出土瓷片中研究古人的釉料配方與燒造工藝，才使得失傳千年的黃釉瓷技藝得以重生。

另一方面，非遺傳承為考古發(fā)現注入了“溫度”與“意義”。考古出土的文物如果只停留在研究者的論文和博物館的展柜中，其文化價值便難以充分實現。而非遺傳承人的技藝展示、文創(chuàng)產品的開發(fā)、民間藝術的表演，讓普通人能夠以可感可知的方式接觸歷史。當游客在壽縣古城品嘗豆腐宴、觀看抬閣肘閣表演時，他們不僅是在消費一種文化產品，更是在參與一場跨越時空的文化對話。

互動性的深層機制。考古發(fā)現與文化傳承的良性互動，背后有著深層的機制。其一是“物”與“人”的結合。考古提供物質遺存，非遺提供活態(tài)傳承，二者的結合使文化既有“骨”又有“肉”。其二是“知”與“行”的互動。考古提供歷史知識，非遺提供實踐體驗，二者的互動使文化認知不再是抽象的概念推演，而成為可參與、可體驗的生活實踐。其三是“古”與“今”的對話。考古讓人“回到過去”，非遺讓人“活在當下”，二者的對話使文化傳承既不失歷史的厚重，又不乏時代的生機。

這種互動性機制，是淮南淮河文化能夠跨越兩千余年而始終保持活力的根本原因。它不同于某些地區(qū)“重考古輕非遺”或“重開發(fā)輕保護”的片面做法，而是形成了一種考古為基、非遺為體、保護為本、利用為用的良性生態(tài)。

五、文化符號與產業(yè)轉化激活的創(chuàng)新性

如果說根脈性、復合性、互動性更多指向淮南淮河文化的歷史形態(tài)，那么創(chuàng)新性則指向它的未來可能。創(chuàng)新性特征的核心，在于傳統(tǒng)文化資源向現代文化資本的創(chuàng)造性轉化。不是將文化束之高閣，而是讓文化走進當代生活；不是對傳統(tǒng)的背離，而是對文化核心價值的當代激活。

從文化遺產到文化資本，轉化的邏輯。任何地域文化都面臨著“如何當代化”的命題。那些只能停留在歷史記憶中的文化，往往會隨著時代變遷而逐漸萎縮；而那些能夠與當代社會需求相結合的文化，則會在轉化中獲得新的生命力。淮南淮河文化在創(chuàng)新性方面表現出色的原因在于：它找到了文化遺產與當代需求的結合點。

這個結合點，就是“文化符號的產業(yè)化”。文化符號是地域文化中最具辨識度、最具傳播力的元素，如豆腐之于淮南、牛肉湯之于淮南、二十四節(jié)氣之于淮南。將這些符號從學術研究和非遺保護的“象牙塔”中釋放出來，納入文化產業(yè)、旅游產業(yè)、餐飲產業(yè)的鏈條中，便實現了從“文化資源”到“文化資本”的轉變。

豆腐從非遺技藝到百億產業(yè)。豆腐的創(chuàng)新性轉化，是淮南淮河文化產業(yè)化最為成功的案例。豆腐起源于淮南，這一歷史事實為淮南打造“豆腐文化”提供了獨一無二的品牌資產。但“歷史悠久”本身并不直接產生經濟價值，關鍵在于如何將這一歷史資源轉化為現實生產力。

淮南的實踐是多層次的。在技藝傳承層面，豆腐傳統(tǒng)制作技藝于2014年入選國家級非遺名錄，這意味著其文化價值獲得了國家層面的認可，為后續(xù)開發(fā)奠定了基礎。在產品開發(fā)層面，淮南已從傳統(tǒng)的豆腐制作拓展出十余類豆制品，烹飪方法三十余種，可制成四百余道菜肴，“豆腐宴”成為壽縣旅游的招牌項目。在品牌建設層面，“八公山豆腐”已成為地理標志產品，其品牌價值逐年攀升。在文旅融合層面，壽縣的千人“豆腐宴”載入吉尼斯世界紀錄，吸引了大量游客前來體驗。

豆腐產業(yè)化的成功，不僅體現在經濟數據上，更體現在文化影響力的擴展上。當游客在壽縣品嘗豆腐宴、在八公山參觀豆腐制作技藝展示、在博物館了解豆腐起源的歷史時，他們實際上是在參與一場文化傳播，豆腐作為中華飲食文化的代表，通過這一過程獲得了更廣泛的認知。

淮南牛肉湯從市井小吃到百億產業(yè)集群。如果說豆腐的產業(yè)化更多是“由雅入俗”，從王室的發(fā)明走向大眾消費，那么牛肉湯的產業(yè)化則是“由俗入雅”，從街頭小吃走向品牌化、標準化、規(guī)模化的現代餐飲產業(yè)。

淮南牛肉湯的產業(yè)化路徑，體現了對傳統(tǒng)文化資源的現代化改造。在標準化方面，淮南制定了牛肉湯制作的地方標準，對湯底配方、食材配比、烹飪流程進行規(guī)范，解決了傳統(tǒng)小吃“千家千味、品質不穩(wěn)”的問題。在品牌化方面，“淮南牛肉湯”已成為區(qū)域公用品牌，涌現出一批連鎖經營企業(yè)，門店遍布全國。在規(guī)模化方面，通過建設牛肉湯產業(yè)園，整合上游養(yǎng)殖、中游加工、下游餐飲，形成了完整的產業(yè)鏈條。目前，淮南牛肉湯全產業(yè)鏈產值已突破三百多億元，國內實體門店超過十萬家，產品遠銷三十多個國家和地區(qū)。

值得深思的是，牛肉湯的產業(yè)化并未以犧牲文化內涵為代價。恰恰相反，產業(yè)化反而強化了文化認同。當“淮南牛肉湯”的招牌出現在全國各地乃至海外街頭時，它不僅是美食的符號，更是淮南這座城市的“移動名片”。2017年牛肉湯制作技藝入選安徽省級非遺名錄，說明產業(yè)化與文化保護并非對立關系，而是可以相互促進的。

二十四節(jié)氣從古籍記載到城市品牌。二十四節(jié)氣與淮南的關聯(lián)，源于《淮南子·天文訓》中的完整記載。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對二十四節(jié)氣進行系統(tǒng)記錄和理論闡述。2024年，淮南成功獲授“二十四節(jié)氣之城”，成為全國首個同時獲得“立春之城、夏至之城、秋分之城、冬至之城”稱號的城市。這一城市品牌的打造，不僅僅是授牌儀式，更是一系列文化活動的展開：二十四節(jié)氣主題的研學旅行、節(jié)氣養(yǎng)生講座、節(jié)氣美食推廣、節(jié)氣文創(chuàng)產品開發(fā)……《淮南子》中抽象的天文知識，被轉化為可參與、可體驗的當代文化活動。

這一案例的啟示在于，傳統(tǒng)文化資源的當代轉化，并不必然要求大規(guī)模產業(yè)開發(fā)。有時，“城市品牌”本身就可以成為文化資本的一種形態(tài)。它提升城市知名度、增強市民認同感、吸引外部關注，為更深層次的產業(yè)轉化創(chuàng)造條件。

創(chuàng)新性的邊界，傳統(tǒng)與轉化的張力。創(chuàng)新性特征并不意味著對傳統(tǒng)文化的任意改造。在產業(yè)化過程中，如何把握“創(chuàng)造性轉化”與“破壞性開發(fā)”的邊界，是一個需要審慎對待的問題。

淮南的實踐提供了有益的經驗。其一，堅持“文化為體、產業(yè)為用”的原則，產業(yè)開發(fā)服務于文化傳播，而非相反。豆腐宴的推出，前提是豆腐傳統(tǒng)制作技藝的真實傳承；牛肉湯的標準化，前提是傳統(tǒng)配方的尊重與保留。其二，注重“分層開發(fā)”，對于核心技藝，如豆腐的點鹵環(huán)節(jié)、花鼓燈的基本步法，保持原真性傳承；對于衍生產品和服務，則可以進行創(chuàng)新和拓展。其三，強調“活態(tài)傳承”，產業(yè)化不是將文化“冷凍”為產品，而是在使用中傳承、在消費中傳播。

這種處理好傳統(tǒng)與轉化張力的能力，是淮南淮河文化創(chuàng)新性特征的核心內涵。它既不同于“原教旨主義”的保守態(tài)度，拒絕任何改變，也不贊同“過度商業(yè)化”的激進做法，以犧牲文化內涵為代價換取經濟利益，而是在尊重文化內核的前提下，尋找與當代社會對接的最佳方式。

結 語

淮南淮河文化以其始源性、根脈性、復合性、互動性、創(chuàng)新性五大特征，成為淮河文化璀璨的文化瑰寶。這五種特性相互交織、層層遞進，共同構成了淮南淮河文化的精神內核，彰顯了其在中華文明多元一體格局中的重要地位。

五大特性并非孤立存在，而是有機統(tǒng)一的整體：始源性是根基，根脈性是傳承，復合性是特質，互動性是路徑，創(chuàng)新性是動力。它們共同塑造了淮南淮河文化的完整形態(tài)，使其成為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站在新的歷史起點，淮南淮河文化的當代價值愈發(fā)凸顯。提煉和歸納、概括這五大特性，不僅有助于我們把握文化發(fā)展的規(guī)律，更能為高質量發(fā)展提供精神支撐與文化力量。推動淮南淮河文化的創(chuàng)造性轉化、創(chuàng)新性發(fā)展，需要我們守護文化根脈，激活文化基因，讓始源性的文明之光、根脈性的精神之魂、復合性的包容之態(tài)、互動性的開放之姿、創(chuàng)新性的進取之心，綻放更加奪目的光彩，為中華文明的繁榮發(fā)展揮就濃墨重彩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