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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多年來,中華文明探源工程取得了許多重要收獲,一方面,突破了西方以“文字、青銅器與城市”為要素定義的文明起源標準,提出并重構了判斷進入文明社會標準的中國方案,極大提升了中華文明敘事的話語權;另一方面,深刻揭示了中華文明內涵的多樣性與包容性,展現了多元一體的“滿天星斗”格局,深入推進了中華文明起源的信史書寫,具有深遠的歷史意義與現實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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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 :《文明根脈與時代新枝》
作者 |河南省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助理研究員 范先立
圖片 |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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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構文明起源的認知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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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鼐在《中國文明的起源》(文物出版社1985年)一書中指出:“中國文明的起源問題,應該由考古學研究來解決。”將物質遺存的考古研究作為文明起源研究的核心問題,加以深入闡述。實際上,這是有意識地擺脫單純對西方理論體系的借鑒和比附,以更加實證的態度看待中國早期文明起源的復雜性。這一方法的轉變標志著中國文明起源研究在理論方面進入了新的階段。至20世紀90年代,蘇秉琦提出“古國—方國—帝國”框架,系統闡述了中國古代國家起源的三個階段,如紅山文化為“古國”,夏家店下層文化為“方國”,至秦一統天下為“帝國”。這些理論都共同指向一個方向,即中華文明演進的過程中始終保持了文明的連續性與獨特性,文明的深厚的“根系”不斷長出“新枝”,文明的基本格局和內核得以延綿不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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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21世紀,隨著“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的展開,新材料層出不窮,多學科交叉共進,學者們對中國早期文明的認識也產生根本性的轉變。通過對良渚、陶寺、石峁等遺址的突破性研究,揭示了在夏朝之前已經出現了早期國家的形態,將文明起源的起點大大提前。中華文明探源工程重構了文明起源的認知框架,描繪了一幅既波瀾壯闊又脈絡清晰的圖景,在廣袤的東亞大陸上,多支文明經過長期的互動與融合,最終形成一個有著共同文化認同的“早期中國文化圈”或“理想的天下秩序”格局,為后來夏、商、周三代“家天下”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大一統政治理念奠定了堅實的文化與社會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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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創新的“根系滋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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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文化創新,在于將歷史遺產轉化為文化資源,賦予其新的使用功能、情感價值和社會意義,使其在當代煥發出新的生命力,成為文化創新的“根系滋養”。
器物技藝的層面,文化創新實現了從形制模仿到精神再生的轉變。如紅山文化彩陶紋飾演進,就是一部文明交流的“微觀史”。它早期繼承本地傳統,以線條元素為主,紋飾簡單而缺乏動感;中期融合后岡一期文化、東莊類型,革新紋飾理念;后期集大成,創造弧線紋,多元而靈動,并改造了傳統形制。這是一種“否定之否定”式的螺旋上升,接受外來文明,將其納入自身最深層的文化結構之中,并進行創造性轉化,從而擁有了更高的文化自覺。當代人們在博物館隔著玻璃欣賞這些彩陶紋飾,實際上,這些紋飾出現在裝飾擺件、桌椅家具、服飾設計、飲食器物之上,已經融入我們的生活中。通過材料、功能和場景的創新,人們將古老的工藝進行再造與創新,實現“活態傳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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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文化層面,文化創新實現了從古典闡釋到現代回應的轉變。禮制傳統是中國文明的重要特征,用于區別等級,維系社會人倫。中華文明探源從三星堆的神權面具,到周公的禮樂典章,追尋早期文明形態,闡釋其演變歷程,繼承并發揚中華民族重人倫、重秩序、重和諧、重德性的獨特精神氣質,是思想文化層面的“創造性轉化”的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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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源與創新的螺旋演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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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發現與文化創新不是單向的“古為今用”,而是相輔相成,生生不息。探源驅動創新,創新反哺探源,探源與創新的螺旋演進,既要對話過去,更要創造未來。
實際上,考古發現與學術研究正在為當代文化創新提供最權威、最豐富的原始資源。比如對甲骨文的解讀與研究,其意義遠超學術范疇。作為象形文字的早期形態,甲骨文承載著先民“觀物取象”的思維方式和對世界質樸而深刻的理解,以其獨特的線條筆畫,為現代設計師提供靈感來源,眾多設計公司將甲骨文轉化為極具敘事感和東方哲思的品牌符號。這一過程正是中華文明“創造性轉化”與“螺旋演進”的最好體現。優秀的傳統文化不應該被壓箱底,而應該讓其“重新流通”,這是一種“潤物細無聲”的文化自信建設,連接古今,溝通世界。
中華文明探源工程之所以能夠取得突破性進展,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多學科的深度融合。隨著現代技術的應用,中華文明探源工程借助AMS碳十四測年,可以對遺址中出土的炭化谷物、骨骼、木頭等有機樣本進行高精度測年,還精確確定了良渚、陶寺、石峁、二里頭等眾多都邑性遺址的興衰年代。這些確鑿的科學證據有力地支撐了“多元一體”的文明起源模式。探源工程依托遙感技術與地球物理勘探,探知良渚古城遺址的水利系統的布局和范圍,探知二里頭遺址宮殿建筑群及其井字形的主干道路網絡布局等。利用古DNA提取技術,可以精確追溯稻、粟、黍等農作物的馴化中心與傳播路線;追溯古代族群的遷徙、融合與互動;了解早期貴族之間的血緣關系等。這些都表明,中華文明探源工程以堅實的科技、豐富的文獻與考古材料,以更加科學的態度,為文明起源研究提供中國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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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文明探源的豐碩成果構成了一場與先民的跨越時空對話,古老的文明智慧被創造性繼承和轉化,不但重塑了我們對中華文明起源的認知,而且為當代和未來的社會發展提供深沉的精神動力。恰如古樹根脈與新生枝芽的共生,中華文明的根脈越深,文化創新的萌芽就越繁盛,這是中華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內核。
文章為社會科學報“思想工坊”融媒體原創出品,原載于社會科學報第1999期第6版,未經允許禁止轉載,文中內容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本期責編:程鑫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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