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輝：師從李學勤先生學習瑣憶

蘇輝，福建浦 城人， 2006年考入清華大學，師從李學勤先生，2010年獲歷史學博士。現在中國社會科學院古代史研究所古代社會史研究室工作，兼任中國先秦史學會常務理事、秘書長，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碩士生導師。主要致力于出土文獻、青銅器與先秦史研究，學術代表作有專著《秦三晉紀年兵器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并發表先秦史、出土文獻方面的學術論文40多篇。

01

兩度及門

昌運宮前，荷清苑中，

先生一去，遺響霜鐘。

2003年，先生調離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隨后從昌運宮遷居荷清苑，我讀碩士時去昌運宮見先生，到讀博期間常去的就是荷清苑了。

送別先生的那天下午，坐公交車經過紫竹橋，望著先生曾住過的樓追憶：似乎還在望京研究生院讀書那會兒，我每周和王澤文、陶磊兩位師兄來昌運宮先生家中上課。往事一件件，回想一幕幕，都在凝滯的時間軸中紛紛呈現，勾起了從先生游學那些時光的無盡回憶，恍惚之間，潸然淚下。

碩士畢業前，先生把我們仨召集到家中話別，和師母在餐廳請我們吃晚飯，祝賀我們順利完成學業。當天章啟輝師姐也在座，她是岳麓書院的教師。趁此時機，我表達了繼續隨先生攻讀博士的愿望。先生同意了，說有招生的話會通知我，如果北京沒有，也可以考慮到西安，先生在西北大學還指導博士生呢。留在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工作，還得看所里的安排，具體到時候再談。

于是我就安心到所里上班，也隨時留意先生招博士生的信息。所里要求剛工作的人員先坐班一年，碩士必須工作三年之后才能申請在職讀博。先生很清楚這些情況，所以讓我先在所里穩定了之后再說。

02

絳帳春風

先生的工作關系正式調入清華大學時，此前思想文化研究所的博士點也已批下來了，先生開始陸續帶博士生。先是李銳，接著2004年是任會斌，2005年是陳穎飛和張德良，2006年是我，不過我與上述幾位同門的培養方式和學籍歸屬都有別，他們都在人文學院歷史系，專門史方向；我考的是高等研究中心（后來改名高等研究院）中國考古與藝術史研究所的名額。先生通知我的時候說，因為該所所長方聞先生請他擔任學術委員，并培養青銅器方面的研究生，所以招生目錄上我報考的專業方向是青銅器及其藝術，學籍管理方面和該所的學生一并劃歸高等研究中心，平常學分課程還都在人文學院選修。先生對我的學習進度要求和碩士研究生時類似，第一年先完成校內公開課的學分要求，第二年正式進入論文計劃，稍有差異的是原先是在家里開小課討論，到清華大學后可以在課堂上聽先生講解。

先生在清華大學開大課是從2005年秋至2011年夏，講授出土文獻各個方面的課程，包括青銅器、甲骨學、商周金文與《尚書》對讀。2011年后，因精力有限，先生雖不再開設大課，但家中為學生開設的小課仍在繼續，直到住院治療前才暫停。

2004年，清華大學在讀的學生還很少，先生在家中為碩士學考古的任會斌開了甲骨文的小課，建議他選題方向為甲骨文，后來他博士論文主要研究清華大學藏的一坑甲骨。2005年秋季開始，先生正式在清華大學開“出土文獻選讀”的研究生課程，內容是青銅器，教室就定于文北樓309，因為可容納40人左右，大小正合適，投影儀也非常好用，先生只需從家里帶圖錄來即可直接放映。我最初由于懈怠而沒有趕去聽課，第二節課后王澤文在所里碰到我，轉述了先生的話：“怎么沒有看到蘇輝來？”我暗自慚愧，覺得自己不好學讓先生不滿，下次課得趕緊去，到課堂一聽先生深入淺出的講解之后，心里再也沒有別的雜念，唯有后悔前兩節課沒來聽，錯過了精彩而完整的學習機會。先生考慮讓學生早點下課，課間就不休息了，兩節課要連續講一個半小時，后來知道這門課僅有3學分，先生又把授課時長加到135分鐘，兩個多小時。先生已是七十多歲的老人，就這么一直站著授課，我們看著于心不忍，非常過意不去，但先生精神抖擻，脫稿侃侃而談，偶爾拿著一頁手寫的提綱，胸有成竹，娓娓道來，令人折服。

先生原意是用幾年的時間將“出土文獻選讀”課一以貫之，從甲骨文、金文到簡帛都依次講下來，但清華大學的課程申報網絡系統規定，要是課名不變，就只能固定為一個課號，如此一來，學生選課只有頭一學期可計學分，其他學期就沒有學分了。每學期開學，課業秘書就為在系統設定課名一事頭疼不已，囿于系統的規定，從2006年開始，先生只能將課名“出土文獻選讀”分別后綴（一）（二）（三），以使選課的學生能拿到學分，在聊天時說起這事，先生也是一臉的無奈，好在這個問題還是通過曲折的方式解決了。雖然滿堂聽眾，校內校外，從年輕學者到本科生，火爆異常，最擠時不僅講臺前階下坐滿人，教室門口還有一堆聽眾站立，后來不得已，授課地點移到了能容納80人的204教室，其實在系統中真正式選課的學生不過四五人而已。一般選課如果不超過5人，該門課程是無法開的，但清華大學對先生顯然特別優待，可以不受此條限制。因為課程內容艱深難懂，許多學生輕易不敢選，2007—2008這一學年由于講授的是甲骨學，只有我、劉光勝和孫飛燕等幾人選課，課程和學分也都計算如常。先生有次聊天時提到，還沒有在課堂上講過甲骨學，正好也為了幫助任會斌的博士論文寫作，于是就這么定下了。我明白了，先生之所以費盡心思，排除各種困難開大課，一是向來主張教授要上講臺授課，二是為了幫助我們這些學生裨補闕漏，也起到一個督促的作用。可惜我當時沒有很好地領會先生的意圖和苦心，未能把握這難得的機會，在這些課業方向上用力，以至于成績和收獲都不如人意，辜負了先生付出的辛勞。

先生的課程安排一般都把每學期的最后一堂課用作與學生的互動交流。2008年上半年課快結束時，先生已經計劃秋季學期講兩周之際青銅器金文。先生的意思是近些年兩周之際的青銅器金文新發現層出不窮，且地域分布較廣，需要作一個全面系統的整理。德良還向我出示了先生手寫的課程大綱，包括山東棗莊小邾國、陜西韓城梁帶村遺址等。當年夏天，我在文北樓前碰到劉國忠師兄，他看上去特別高興，正好邊上沒人，他興奮地低聲告訴我：“清華大學剛剛通過校友捐贈，入藏了一批流失到香港的戰國竹簡，由先生來主持整理工作，其中有真正的《尚書》篇章，這消息你知道就好，暫時不要外傳。”我當時聽了點頭稱是，也覺得很震撼，不由得感慨這批流散的竹簡碰上先生，真是不幸中的大幸，甚至心里還暗想：“這要是再發現《周官》的戰國簡，經學史真要徹底重寫了。”

課程計劃就這樣發生了變化，像歷史長河中許多意料之外的轉折一樣，而這個契機正是清華簡的入藏。隨后，保護、整理與研究工作迫在眉睫，一項項工作都將相繼展開。由于簡中有關于《尚書》的內容，學校極為重視，希望能盡快整理出來，以饗學界。為了配合相關的工作，“出土文獻選讀”課的計劃臨時變動為“商周金文與《尚書》對讀”課。第一講緒論重在闡述“二重證據法”，先生在隨后的講解過程中，以簡帛、《尚書》與金文互證的主線貫穿其間，顯然是對王國維先生“古史新證”課的繼承與發揚，一時傳為美談。

備課的確要占用大量的時間，就是先生這樣博聞強識的學者也不例外。2011年春季課程結束時，照例那天安排問答交流，先生表示，由于清華簡的整理研究工作日漸拓展，再加上偶有眩暈，恐怕已無足夠精力分心，因為不備課而上臺教學，是對學生的不負責。在座的同學聽了都覺得分外遺憾，每周三上午10點我們都習慣了準時來教室，聆聽先生分享的學術心得與新知。今天再憶當日情景，歷歷在目，而先生已經和我們天人永隔，課堂教導竟已成廣陵散絕，思之不禁泫然。

03

眼學實踐

先生在青銅器研究和鑒賞方面功力深厚，卓有成就。有一位文物收藏愛好者周先生感念先生一直以來的指導和幫助，愿將收藏的一件漢代鉤鑲捐贈給清華大學，并向先生出示了所藏一件帶有紀年的銘文銅戈。先生考慮到我曾研究秦和三晉紀年兵器，就讓我一起觀摩。漢代鉤鑲鐵銹斑駁，但整體構件齊全，品相完好，先生也贊嘆很少見到外形這么完備的漢代鐵鉤鑲，欣然代周先生聯系圖書館，洽談入藏事宜。因為當時清華大學博物館還未開建，所有文物都收在圖書館，捐贈儀式結束后，清華大學圖書館時任黨委書記高瑄老師代表館方專門設宴款待，以感謝周先生和先生的貢獻，我也叨陪末座，見證了整個過程，對于先生盡心盡力為母校做實事的心情有了更深的體會。周先生所藏的那件銅戈，先生經過研究，認為是中山國的紀年兵器，格式與三晉非常相似，并撰寫了一篇文章，即《論一件中山國有銘銅戈》，收在2010年商務印書館出版的論文集《通向文明之路》里，肯定了其學術價值。

周先生還藏有一件“元年閏再十二月”矛，與濟南市博物館藏的銅矛同銘，但銘文更完整，可補濟南那件之缺。矛屬戰國魏兵器，濟南市博物館的于中航當年向先生出示缺銘之矛的材料時，先生曾回信加以討論，現有了完整銘文的對照，先生囑咐我寫一篇文章再進行探究，我寫好后請先生過目，先生覺得尚可，建議我投給西安的《收藏》雜志，并為我寫了一封稿件推薦信給《收藏》主編楊才玉。此文由此得以順利發表，獲得樣刊若干本，我呈給先生一本，并寄贈周先生一本，對他提供資料表示感謝。周先生非常客氣，后來上先生家回訪時特地帶來一盒各種銅鑄件的小碎片贈送我，本來是請先生轉交。先生當即打電話給我，得知我正好在學校，于是讓我馬上到荷清苑來，當面向周先生致謝。先生和周先生都是禮數周到的長者，這次的經歷對我而言是一堂生動的為人處世示范課，先生的言傳身教一直都是作為學生寶貴的人生指導。這篇銅矛的文章后來收入2013年出版的拙著《秦三晉紀年兵器研究》中，并將書寄送已經移居廣東的周先生，作為學術交往的紀念。

我1999年開始隨先生學習的時候，由于是轉專業報考，本身基礎較差，在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入學后，從文獻到歷史學方法等各個方面一直都在補課。田旭東師姐、王澤文和陶磊兩位師兄都提醒我：有效的方式還包括認真讀先生的文章，因為都是最新的研究和前沿的課題，根據先生在文中的提示去彌補自身缺陷，可以事半功倍。所以我一直都在補文獻方面的缺漏，并沒有在觀察實物方面用心，甚至2002年碩士畢業留在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工作之后也仍未措意。當時剛剛進入學術圈，由于經費等方面的限制，出差的機會其實沒有今天這么多，又缺乏對外交流的技巧，再加上對考古知識、文博館藏和遺址分布了解不夠，尤其是學術考察方面沒有什么經驗，因而在制定出差計劃時未能仔細斟酌，提前做一些準備，錯失了多次能增長學術見識的寶貴機會。2004年與先生的一次聊天，使我改變了原先的思維定式。

那次我去寧夏大學參加學術會議，回京后正好要去先生家送呈信件，提到了去寧夏開會，也見到了徐鳳先師姐的事。先生當時第一反應就是：“哦，她也去了，寧夏我還從來沒去過呢。你去寧夏回族自治區博物館看了嗎？楊郎的那批青銅器怎么樣？”我頓時張口結舌，訥訥地回答道：“先生，我這次行程都是會議主辦方安排，看了西夏王陵和賀蘭山巖畫，沒有去寧夏回族自治區博物館參觀。”先生“哦”了一聲，就沒有再說話了。我十分后悔，沒有趁著難得的機會去寧夏回族自治區博物館觀察寧夏地區出土的文物精品。連先生都沒有去過的地方，估計我能再去機會也不會太多，錯失了這次就未必有下次了。幸好2016年8月寧夏固原博物館和中國秦漢史學會聯合在當地辦會，我報名參會，特地取道銀川去看了寧夏回族自治區博物館，再前往固原，終于在12年之后一償夙愿。不過，遺憾恰如春草，更行更遠還生，此起彼伏，源源不斷。寧夏固原博物館由于裝修，只開放了魏晉南北朝這一段的展廳，我最想看的先秦到兩漢的文物只能留待下一次再飽眼福了。機會總是垂青有心人，2023年7月底，我報名參加中國魏晉南北朝史學會和當地政府合辦的“絲綢之路暨北朝時期固原區域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趁機再次來到固原，已經是整整7年之后了，不僅看到了心心念念的固原歷代文物精華，還趕上了姚河塬遺址考古成果展，更借主辦方的安排到遺址現場參觀，最終心滿意足而歸。

20年間三訪寧夏，現在回想起來，2004年的疏忽對我而言是一個難忘的教訓，影響深刻，促使我隨后調整并養成了新的考察習慣。從此我每到一處，必定要去當地博物館參觀，并提前查詢資料，盡可能地考察周邊的文物保護單位和考古遺址，多走多看，這是先生在課堂之外教給我的經驗。從那以后我都在努力踐行，深感對于開闊自身的眼界，提升文物鑒別力的確大有幫助。

一次跟先生聊天，我說起自己是閩北人，先生立刻非常感興趣地提到：建甌出土了一件商代風格的大鐃，他特別想去看一看，可惜一直沒有機會。我說：“先生，我找機會去福州，到福建博物院拍照發給您。”不料之后我竟多年沒去福州，也就未能答復先生。2018年11月17日是清華簡第八輯的發布會，正好16—17日在福建師范大學有一個會，如果我去的話只能待一天一夜，才能回京趕上發布會。一想到先生提及建甌出土的鐃正好藏在福建博物院，我作為福建人也還沒看過，于是決定哪怕時間再緊迫也值得前去。于是11月15日傍晚我抵榕，16日上午參加會議開幕式，午飯后直接趕往福建博物院，這樣有足夠的時間觀察文物，與晚上7點的回京航班也不沖突。從獲得先生提示，到最終得償所愿，間隔十幾年，我一直感到遺憾的是沒有機會向先生匯報銅鐃的信息。

04

無盡感念

先生自2006—2008年一直承擔“高校歷史學年度報告”中國歷史部分的撰寫課題，還有高校歷史學改革開放三十年的發展報告。劉國忠師兄來具體負責組織青年學者查找資料，他轉告說先生考慮到我是編輯，正好參加進來做最后的格式調整等統稿校對工作。我明白先生的好意，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工資收入不高，我入清華大學是在職讀書，每年都有學費，再加上日常生活支出，經濟并不寬裕。先生每每從細微處關照學生，令我非常感動。

先生對于博士論文選題很重視，通常會詢問學生自己的想法，希望從事哪些方向的研究，他再提出具體的意見。我記得先生提醒過，論文只是一個訓練，此后的學術道路還需要自己去拓展，但選題要有延續性，至少在畢業之后相當長一段時間內還有繼續深入探索的價值。我碩士選題做戰國紀年兵器研究，當時先生就說過類似的話，青銅兵器也是青銅器研究的一大宗，今后的發現會源源不斷，不用擔心沒有材料。

當時先生提示青銅器的紋飾研究仍然較為薄弱，只有張長壽和陳公柔合作的鳥紋研究成果斐然，便于學者利用，青銅器的夔紋和竊曲紋還可繼續深入研究，我和德良正好各選一種。由于個人原因，我沒能在撰寫博士論文時全力以赴，提交答辯時仍然很粗糙，雖然過關，但仍覺得有負先生生所望，心中倍感慚愧。博士論文外審和答辯過程中，先后承張長壽、朱鳳瀚、王世民、張懋镕、羅琨、廖名春、趙平安、侯旭東諸位學者批評指正，受益匪淺。2019年以博士論文為基礎申請國家社科基金后期項目“商周青銅器夔紋研究”，幸獲通過，去年也已結項。其間，匿名評審專家提供了若干修補意見，大多都已據改。提交出版時，請王澤文師兄費心通校一遍，避免了許多疏失。同時，張懋镕、劉國忠和趙海濤三位學者分別示下薦語，頗有獎掖，實不敢當。在此對上述專家學者的指導和幫助表示誠摯的謝意！

近來我時常會想起課后一群同門騎著自行車，在校園中簇擁先生回家的情形，師生言笑晏晏，其樂融融，現在只能在腦海里再現當時的場景了。今后的學術生涯中，唯有沿著研究的道路專心前行，不斷奮發努力，才能不負先生的栽培，我想，先生一定希望我們這樣做。

最后謹移錄2019年清明節發微信朋友圈紀念先生時的幾句韻言，以表達不才弟子心中永遠的感恩與懷念。

清明懷先生

廿年親炙薪傳鬯，

兩度及門夫子墻。

絳恩如舊溫師訓，

精妙著書猶溢香。

本文為《商周青銅器夔紋研究》（蘇輝著. 北京: 科學出版社, 2026. 3）一書“后記”，標題為編者所加。初稿曾收入《半部學術史，一位李先生——李學勤先生學術成就與學術思想國際研討會論文集》（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21 年），本次略有改補，2026年2月定稿。

《商周青銅器夔紋研究》購買

ISBN：978-7-03-085116-1

責任編輯：李春伶 李秉乾

購買本書附贈：

超大《商西周青銅器夔紋譜系圖》一幅（380mmX350mm）

商代晚期·小臣系方卣藏書票一枚

商周時期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起源和初始發展階段，青銅器在社會生活中占據了非常重要的地位。夔紋是青銅器最主要的紋飾類型之一，應用廣泛，內涵豐富，成為探索中國早期文明的一把鑰匙，是關涉先秦金屬鑄造、資源流通、禮儀制度、宗教藝術、思想文化的核心因素。

本書由正文七章和商周青銅器夔紋登記表、諸家夔紋類型異同表等附表構成。作者運用考古學、歷史學和圖像學等多學科的方法，對商周時期青銅器夔紋開展系統的研究，結合青銅器年代判定的實踐案例，揭示紋飾演變的規律對于青銅器斷代研究的作用，以及紋飾中所蘊含的古代禮制變遷與不同區域文化的互動交流。

本書由170余幅器物、紋飾圖表組成，論證嚴謹，說理有據，圖文并茂，語言流暢，可供先秦歷史文化的專業研究者和愛好者參考。

（本文編輯：劉四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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