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通考察記：江潮海風中的“近代第一城”

《清稗類鈔》“集四方名聯”一條曾記錄一個頗有趣味的軼事：“高宗南巡，駕次順天之通州，曾出一聯，以令侍臣屬對。聯曰：南通州，北通州，南北通州通南北。凡十三字， 以南北通州四字貫之。紀文達公昀對之曰：東當鋪，西當鋪，東西當鋪當東西。”此事被戲劇化于《鐵齒銅牙紀曉嵐》，也是該劇一大“名場面”。順天之通州，自然無人不曉，而聯語中之“南通州”似乎于古史不彰。踏足南通的第一日，這句流傳百余年的舊聯，總在我腦海里反復浮現。一南一北兩座通州，隔了千里江河，共享著“通江達海”的名號，也藏著截然不同的歷史命途。此地古稱胡逗洲，唐末方與北岸陸地相連，后周顯德五年（958年），設置靜海軍，后改定名通州，始筑州城，時領靜海、海門2縣。直至民國元年（1912年），為別于直隸順天府的北通州，廢州立縣定名南通，這一名字，便伴著江潮海風沿用至今。

通州位于長江口北岸，東北濱海，南面臨江。除南郊的狼山、劍山、軍山、馬鞍山、黃泥山為孤島狀殘丘外，其余均為江海沖積平原。天氣溫和，屬亞熱帶季風氣候，降水集中在夏秋兩季。這里的地理環境宜于植棉，很早以紗花著稱。（參章開沅《張謇傳》，第96頁）

南通市人文地圖（圖源：“地圖研究所”公眾號）

在漫長的古代史中，這座偏處長江北岸的小城，始終未曾走入傳統中原視角敘事的聚光燈下。論及此地文脈，世人或知北宋開宋學先聲、立“蘇湖教法”的安定先生胡瑗，知明末四公子中寫就《影梅庵憶語》的冒辟疆，知“揚州八怪”里以風竹梅石名世、傲骨不阿的一怪李方膺。他們皆在各自領域留下了傳世之名，卻少有人將其聲名與南通這片土地緊密聯系；他們的筆墨與風骨，未曾改寫這座江邊小城在歷史長河中的軌跡，更未讓南通跳脫出江南文脈的框架，擁有獨屬于自己的歷史標的。直至近代，南通出現在了歷史教科書的一頁：狀元張謇（字季直，號嗇庵）在通州投資設廠、興辦教育、開墾通海“高天大海間之一片荒灘”，讓這座寂寂無名的江邊小城，一躍成為中國近代民族工商業的發祥地，成了享譽全國的“近代第一城”。

南通濠河風景區導覽冊（圖源：南通群英館）

這座城市的歷史與記憶令人充滿好奇，也讓人不滿足于紙上文字。2026年1月3日，復旦大學歷史學系近代史方向的十幾名同學在戴海斌老師的帶領下，搭乘高鐵，自申赴通，在江蘇南通開展了為期兩天的考察。所經路線及考察地點具體列下：

1月3日：上海站—南通西—中國珠算博物館—中國審計博物館—南通博物苑—通沙汽渡（南通?張家港）

1月4日：嗇園—狼山—張謇紀念館—沈繡博物館—南通群英館

考察師生在南通博物苑中館前合影

一、“東海牧夫長”張謇的事功與憂思

此行起初最重要的預期正是考察張謇與南通的故事。行走在南通城中，從市內的老廠房到濠河畔的博物苑，從百年師范的舊講堂到灘涂的墾區阡陌，南通的每一處角落，都深深鐫刻著張謇的印記。考察所至的各個博物館（從張謇的舊居到新近建造的博物館）幾乎在講述南通“因人建城”的故事。在南通博物苑旁的濠南別業里有大大小小的張謇生平事功的展板，幾乎涉及南通及東南地區社會各層面，功業矚目。張謇紀念館同樣以展板展示了張謇的功績，并特別凸顯了其交游與家族的部分。同時，在參觀南通名人館等場館時，不難發現這座城仍在以自己的存續與生長，訴說著先行者的家國情懷與歷史遠見，一磚一瓦皆是注腳，這或許也是最生動的“以城鑒人”。與當地人交談，張謇并非在每個南通人心中有平等的份量，但多少有其位置，也有人稱其為“南通王”。

張謇像

張謇于光緒二十二年（1896年）正式進入實業，“狀元辦廠”，自此選擇與仕進不同的路。不可否認的是，張謇是在張之洞的安排與舉薦下奉命辦廠，此后也不斷有政治上的表現，始終具有“政治上的潛勢力”。不過，在張謇的自敘和回憶文字中，有不少展現張謇專事貨殖，不復仕進的文字，顯示了一種分流的意味。例如在張謇紀念夫人徐氏時就提到：“金太夫人之卒也，誡謇性剛勿仕。戊戌將入京，夫人述太夫人言，且曰：‘君勿論何營，但勿仕，請帥家人力作贍家。人自有生耳，何至賴仕？’”（張謇《亡妻徐夫人墓表》，1908.7.13）他自己則在晚年自訂年譜中也有一段對創業之初、轉型之際的回顧與總結。面對張之洞的任命時，他提到：

余自審寒士，初未敢應，既念書生為世輕久矣，病在空言，在負氣，故世輕書生，書生亦輕世。今求國之強，當先教育，先養成能辦適當教育之人才。而秉政者既暗蔽不足與謀，擁資者又乖隔不能與合，然固不能與政府隔，不能不與擁資者謀，納約自牖，責在我輩，屈已下人之謂何？踟躇累日，應焉。初號召發起人，應者沈敬夫、劉一山、潘鶴琴、郭茂之、陳維鏞、樊時薰六人，合組而余任通官商之郵。案既定，遷延不效，由汪知州撤樊、陳二人。

晚年的張謇以此總結了自己“以教育為救亡圖存之本，以實業為教育的基礎”這一根本方案，以及“通官商之郵”的基本定位。無論是否是當年的心境，這段實干家言還是很動人的，也常為研究張謇者所引用。這一時期，《馬關條約》打破了外人在華辦廠的限制，張謇此時選擇辦紗廠，正是“為通州民生計，亦即為中國利源計”（《廠約》）。這也并非僅僅是一番空言，對地方性福祉的謀求與對全國、對外（尤其對日）的整體性構想在張謇后來的事業目標中時常交織在一起。

在濠南別業和張謇紀念館(濠陽小筑)中，也存在一些有趣的非文字史料，同樣表達著張謇的自我定位，與上述自敘文字的表達有一致之處，最重要的是，還強調著士的底色。如南通畫家單林所作《張季子荷鋤圖》（1899年）以及《東海牧夫長五十小象》（1902年）。《張季子荷鋤圖》作于大生紗廠開機之際，由兄張詧題名，并有翁同龢贈詩。畫面中的男子正值中年，頭戴竹笠，身著長袍，足履布鞋，左手荷鋤于肩，右手提袍一角，信步走來，側首遠矚，神閑氣定，儀態從容。此圖也留下了張謇向友人索題的題詠，包含湯壽潛、丁立鈞、沈曾植、徐乃昌、周家祿、顧錫爵、范當世、陳三立、鄭孝胥等十七人（參孫海雄《奪魂攝魄 丹青傳神——記張謇摯友、肖像高手單林》）。畫中雖是傳統士人的躬耕形象，沈瑜慶題詩“謂當紆世難，豈意退躬耕”，似乎透露出由政及商轉型期的困惑（也直接對應戊戌后政局對這些士人的影響），實則沈瑜慶也參與到張謇的事業當中。又如畫中沈增植詩所云，“蒼頭小事我能知，百萬饑黎待哺時”，這背后還是要解決當時強烈的現實社會危機。

《張季子荷鋤圖》

《東海牧夫長五十小象》同樣很有值得揣摩的意境。畫里老人坐在石頭上，旁邊站著一個侍童，好像是在放牧一群牛羊。這是“牧夫”的表面意思。但是《尚書·立政》里，“牧夫”還有另一個意思，就是“古代管理民事的地方官吏”（參考“漢典”，zdic.net）。換句話說，張謇在“東海”，一方面是“牧牛羊”，也就是退出政治，殫精竭慮只為地方事務，貌似歸隱而做一鄉野村夫。另一方面則是“牧人”。他在地方興建實業，為鄉民謀利，雖未居官，但實際上把南通變成自己的領地，管理并養活了一群百姓，非官而做了官分內的事。可以說“東海牧夫長”正是幫助后來者思考張謇定位的絕妙表述。

《東海牧夫長五十小象》

這兩幅畫都是張謇在轉型時期所作，其背后的復雜意涵也不止于此。章開沅在為張謇寫傳記時，也特別對張謇投身商人隊伍“激烈的思想斗爭”做了一番描繪。最后，他的總結相當準確，稱張謇當時心態，一曰“求國之強”，一曰“言商仍向儒”，這也是畫中所能看到的。

嗇園紀念堂左右掛《荷鋤圖》及《東海牧夫長》

張謇懸掛在唐閘廠區的《廠儆圖》四幅似乎得到了更多的關注。創業股東沈敬夫之子沈燕謀，曾在南通紡織學院及美國求學，后在大生紗廠任職。他晚年一度想要解開畫中之謎，希望復原大生創業之艱難。四幅圖所指現在已經解開，分別為：“鶴芝變相”（潘鶴琴、郭茂之）、“桂杏空心”（盛宣懷、桂嵩慶）、“水草藏毒”（汪樹堂、黃介平）、“幼小垂涎”（朱幼鴻、嚴小舫），都是當時妨礙、算計紗廠建廠之人，既有潘、郭這樣的原始股東，也有盛、汪這樣的官員代表。這幅畫也道出了大生創業“通官商之郵”的艱難一面。

《廠儆圖》其二“桂杏空心”

除了人事的困難，張謇開創通海墾牧公司，沿海筑堤，遭遇風潮，張謇與同事還需全力克服自然帶來的巨大險阻。他曾追溯開辦之初的時光，起初施工場地無地可棲，搭建的工地數人一屋，條件惡劣；飲食用的火源、食物都需要從五六里甚至十余里外送來；建設用的材料沒有現成的陸路和水路，需要墾牧公司自行開鑿。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三十一年（1905年）都遭遇風潮。張謇手下江導岷、龔伯厚、李伯韞等人晝夜守護危堤，“出入于狂風急雨之中，與駭浪驚濤相搏。即工頭、土夫，無一退者，卒至堤陷乃歸。”此時經濟運轉困難，他們的薪水反而比其他公司要低不少。（《墾牧公司第一次股東會演說公司成立之歷史》）

通海墾牧公司合影（圖源網絡）

《嗇翁墾牧手牘》書影

濠南別業的各個展板展示了張謇大大小小的事功，考慮到張謇遭遇與克服的種種來自人事與自然的困難，很難不讓人心生敬意。此外，展板所沒有透露的，同樣別有意義。首先，張謇確實有許多的抱負和野心，但也因此與股東有所沖突，也在后來對實業運轉造成了影響。至少沈燕謀回憶大生集團的過去時，曾透露“嗇公每欲興建土木，高先生（按，高德權）頗順適其意，我惠愨公（按，沈敬夫）以經濟籌集之艱難，開工運轉之不易，竭忠諫阻，每難挽回，其后堅決引退，此亦一因”（《沈燕謀日記節抄及其他》，1947.5.29，18頁）。所以張謇營造各項事業背后的經濟賬還值得進一步考量。事實上，張謇也時常不得已售賣自己的書法作品，來支持他這鋪張的、極大的事業。

上面談了張謇開創道路的艱難與功績，可憂慮還未結束。翻閱張謇獨子張孝若的《張謇傳》，一開卷就被一段話嚇了一跳，是張孝若給胡適的回信，里面說到：

你（胡適）稱我父親為失敗的英雄，這話確當得很，就是我父也承認的。因為他生平志事沒有實現的，何止百分之八九十，只遺留了許多實地測驗的具體計劃。數十年來，他想辦地方普及教育和民兵制度，沒有成功；他想辦通海一帶大電力廠，大紡織染廠，沒有成功；他想墾辟沿海幾百萬畝的荒田，沒有成功；他想疏治淮、運、江、湖、松、遼諸水道，沒有成功；他想實現棉鐵政策，改革鹽法，和劃一度量衡，沒有成功。沒有成功，不是失敗嗎？你的眼光看到我父一生的成功，只是一小部分，只是引路發端，距離他的志愿抱負，還遠得很呢，到他瞑目，終于是個失敗的英雄。（張孝若，1929.12.18）

所謂“失敗的英雄”評價，還被寫入了張孝若為父所作的墓志銘中，也常為研究張謇者注意。在南通游覽時，展館屢屢言“現代化”、“第一個”，“失敗”二字，卻不怎么見過，胡適的這句話也沒見哪里提過。胡適對張謇的兒子這樣說，而后者不但同意，還一口氣說了這么多個“沒有成功”，似乎胡適的話并非刻薄無理的評價。事實上，此時張孝若也處在一個精神痛苦煩悶的時期，殘余事業也在張謇去世后逐漸不可收拾，這種心境是不能不為人注意的。

嗇園石頭刻張謇語“遺留一二有用事業”

羅志田曾以“過渡時代的天下士”來描述辛亥前后的張謇，將他在立憲、實業、教育等事業背后的某種共同底色剖出。張謇在清季借顧炎武亡國亡天下之說，提出有形之亡國與無形之亡國，認為即使國亡也不能民亡，走向民間。但張謇在民國之后顯然無法滿意，1923年其言“吾民之渴望憲法，蓋不適于民國。民國十二年來所感受之憲法之痛苦，日益加甚”。這種對現實與政治的觀感，和實業上的失敗，都讓張謇感到痛苦。這樣來看，張謇最終是“帶著遺憾”離開了世界，正是在濠南別業中。（羅志田：《過渡時代的天下士：張謇與辛亥革命》，社會科學戰線2017年第7期）濠南別業是由一個雅致的歐式庭院別墅構成，但張孝若為張謇晚年提供的理想場景似乎沒有出現：

七十后（按，1923年），舉世迫于離亂饑寒，府君回天無力，益放懷，與湖上清風、山中明月為伍。南山建別墅，高下東西，可接而望。環山辟清溪，樹蔭濃蔽日。塔影江光，隨云陣出沒作態，小山零亂布寶廟宮室，盡其間，小鳥近人鳴噪索食，宛似畫中景物。四季之花不斷，四季之景常新，府君時入山休止。城南有湖，岸多垂柳，風拂開，樓榭橋欄隱約現。春秋佳日，府君招詞客，攜伶童，放舟中流。暮色沉沉，蒼煙輕起，霞綺散錦成五色。新月初上，清喉笛韻，渡湖面四澈。舟舷彩燈垂掛，影落波心，上下攢蕩，若金蛇戲水。岸上人遙指曰：此我張公宴客時也。（張孝若《先考季直府君墓志銘》）

這段文字反而讓人想起的是嗇園（墓園）的景致，無論如何，張孝若（名怡祖，為祖父開心之意；字孝若，若即順也，也是孝順的意思）留給張謇身后一個更為輕松的世界。憂思不絕如縷，張孝若在談論乃父的“失敗”時仍感嘆到“最痛心的，從前是官國、兵國、匪國，到了現在，又加上黨國。不知中華幾時才有民國呢”？（羅志田指出，張孝若援引的大概是陳獨秀約十年前的話——“中華民國的假招牌雖然掛了八年，卻仍然賣的是中華帝國的藥，中華官國的藥，并且是中華匪國的藥”。）

張謇墓

二、“設為庠序學校以教”：南通博物苑何以建立

南通博物苑為中國首座由國人獨立創辦、面向公眾開放的公共博物館。原有四館，現僅有南館（據大廳內的“序言”，早期這棟樓就叫“博物館”，有“動、植、礦物陳列室”，后來增建中、北館，有中軸線建筑群，才叫“南館”）、北館（1911年新建，靠近濠河）兩館在炮火中幸存。2005年，新展館建造而成，具有現代色彩，承擔了南通最為重要的地標博物館功能。參訪時，新展館正在開展《江海潮涌：南通歷史文化展》主題展覽。

南通博物苑新建外景

江海潮涌：南通歷史文化展

1905年1月，張謇為通州師范學校規劃公共植物園，購地35畝，遷荒冢千座，平整土地耗銀近4000元；同年11月啟動苑區圍墻、門房及工作用房建設，工期4個月。1906年1月，張謇將在建的植物園正式規劃為博物苑，明確其附屬通州師范學校、以“設為庠序學校以教，多識鳥獸草木之名”為辦館宗旨；同年4月啟動南館、中館建設，12月兩館建成，南館分設天產、歷史、美術、教育四大部類，中館附設測候所，為江蘇省內國人自辦的最早測候機構。1907-1909年，苑區持續擴充藏品、完善設施，陸續征集動植物標本、金石書畫， 安置測候儀器，測候所氣象數據每日登載于《南通報紙》，博物苑的功能體系基本成型；1910年啟動北館建設，專為陳列巨鯨骨骼與長卷書畫設計，最終形成南、中、北三館沿中軸線排布的核心格局。

考察師生參觀博物苑

博物館中專有一展，系統闡述張謇博物苑之創辦理念及藏品來源及管理人員，可謂“博物館之博物館”。一般認為，南通博物苑的創辦，有著明確的源流。1903年，張謇赴日參加大阪第五屆內國勸業博覽會，到1905年張謇向張之洞呈遞《上南皮相國請京師建設帝室博覽館議》、《上學部請設博覽館議》提出博物館建設的“六端說”，即建筑之制、輯輯之例、陳列之序、模型之部、管理之法、表彰之宜，反映了張謇對博物館的理念。

如果從這六點來看博物苑的營建，建筑之制上，遵循“因物制宜”原則，按藏品屬性定制場館空間：南館為動植礦物陳列室，明確要求“多安窗，通光而遠濕”；中館改作金石拓片陳列室，加蓋氣樓保障藏品保存環境；北館設10米長展墻，適配書畫長卷與大型標本陳列（鯨魚骨架）。輯輯之例上，明確藏品征集的四大門類，建立“條舉件系，立表編號”的登記制度，規范藏品入藏全流程，其中一陳列品為《南通博物苑品目》刻本，冊頁可見其內容，諸件藏品依次編號，注明中英文名稱、來源地、捐贈者及陳列在何館，斑斑可見，極為科學簡明；陳列之序上，恪守“分別部居，不相雜廁”原則，強調陳列“參研學理，確有規則”，徹底區別于私家藏珍與商業展陳，同時設置專職導覽人員，要求通曉東西洋語言文字，為公眾提供專業講解，成為中國博物館公共教育功能的最早實踐。管理之法上，1912年由苑主任孫鉞擬定、張謇核定公布《南通博物苑觀覽簡章》，明確參觀規范與公眾權責，制作分公牌、特證兩類的觀覽憑證，建立了中國博物館史上最早的門券與公眾管理制度。此外，在人事管理上，張氏則自言“經理之事，關乎學識”，專業人才的缺乏，他則主張聘請外國顧問。而國內之經理者，貢獻作為卓著者，則為孫鉞（1876-1943），字子鈇，南通人，為南通博物苑首任苑主任，前后任職30余年，勤勤懇懇，為博物苑貢獻頗多。民國三年，張謇有一聯語云：“老農老圃吾不如也，一丘一壑自謂過之”，可見一斑。張謇與博物苑為高屋建瓴， 籌劃設計，而此中多年在學術、管理上瑣碎的事宜， 則多為孫氏操辦，張謇一有動念，便書邊條予孫鉞，二人往來函件，其心力投入與孜孜不倦，昭昭可見。（《孫鉞——被張謇青睞的年輕人》，金艷著《南通博物苑：中國最早的公共博物館之一》）正是這樣默契無間的配合，方使南通博物苑于中國近代博物館發展史上留下濃墨重彩的一筆。

南通博物苑藏張謇題寫的博物苑石額

從南通博物苑的整體構想來看，實際上最初博物苑可以說是張謇創辦的通州師范學校邊上的教學輔助機構。它是書本知識之外，一種基于實物的教學補充。所以依據周俊基的推測，博物苑最初的參觀者就只是師范學校的師生，不是完全對外開放的，普通人還得通過介紹才能進來看（周俊基《張謇與南通博物苑》，華中師范大學2016年博士學位論文，140—141頁）。論者指出張謇的科舉之路是“一條漫長、迂回、崎嶇而又乏味的人生道路”，其精神與健康在這過程中都受到了折磨。當然最后他攀登到了社會階梯風光無限的頂端，但他自己卻并不覺得這套教育制度很合理。一方面他支持廢科舉，進行改制，另一方面則很重視重新規劃中國的初等教育方式。他在南通開設很多師范學校，就是希望培養能夠革新教育方式的新一代人才。整個南通博物苑，也是一個教育機構，而不是以藏品為中心的研究性機構，和西方的博物館傳統并不完全一樣；同時它也不是一個服務于個人收藏旨趣的私人展館。南通博物苑的辦苑宗旨，就是楹聯上題寫的“設為庠序學校以教，多識鳥獸草木之名”（周俊基文，第115頁，下圖見129頁），所以其中連公園的部分，本來都是有教育意義的。這也是不叫博物“館”而叫博物“苑”的緣故。

“設為庠序學校以教，多識鳥獸草木之名”楹聯（圖源周俊基文）

南、北館都為當年的老建筑。南館分設天產、歷史、美術、教育四大部類。一樓追求復原舊貌，展柜里陳放著一些標本和石頭；二樓有些書畫、印章等典型的士大夫收藏，現在玻璃櫥窗中的印章邊上，就還有“歷史部印章類”的標簽。北館布置則很注重博物苑本身的歷史。

在張謇去世后，大生紗廠事業就已難以維持。支出企業不穩當，博物苑這類非盈利機構自然受到波及，在1920年代后期就已經有些蕭條的跡象。張謇、張孝若兩人去世后，南通的諸項事業更是在戰亂中受到毀滅性打擊，大部分文物都下落不明（周俊基文，143—145頁）。今日的收藏品，似乎是對照著當年張謇留下的文字性展品目錄復原出來的。1932年南通博物苑還遭遇了失竊，一幫賊人（南通本地籍）把南館的好東西趁夜洗劫一空，坐船從濠河逃跑，至上海銷贓，幸好他們最終被逮捕歸案，失竊的藏品也都找回來了。這就是孫鉞在職時發生的事。或許是因為覺得失職，或許是因為本來就面臨經營困難的問題，他主動向張孝若請辭主任一職（王斌：《南通博物苑古董失竊案始末》，《世紀》2023年第3期）。他走之后，南通博物苑又碰到日本侵華。1938年南通淪陷。這對于一個博物館而言，自然意味著最糟糕的下場。主任胡履之，會計葛進夫從南北館選取文物轉移至農村，方得幸免于難；1939年，苑內所存的38件珍貴文物被轉移至上海金城銀行保管，才免于盡數湮滅。一代名苑就此不復往日榮光，殘垣剩水，直至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才逐步完成修復與重建。博物苑的現今格局，是很晚才被政府修復出來的。

三、木村忠治郎、通州師范學校與南通博物苑

在南通博物苑的展覽中，數次提到“木村忠治郎”與“孫鉞”的名字，是相當重要的人物，也反映了南通近代史上的中日交流問題。

孫鉞是南通博物苑的首任苑主任，是孫支夏（亦作支廈）的兄長，兩人都是通州師范學校培養出來的，后來在張謇手下工作。孫支夏就是濠南別業的建筑設計師，南通的很多公共建筑都出自他的手筆。孫是張謇從通州師范就讀的學生中挑選出來的，他對博物苑早期發展作出了重大貢獻。南通博物苑有孫鉞手書《誦冊》一本，讀其中文字，可知是孫鉞讀日文書后的筆記，體現孫鉞具備較強的日語能力。

讓張謇注意到孫鉞的伯樂則是在通州師范任職的日籍老師木村忠治郎。木村忠治郎被張謇聘任為師范學校的日籍教師，在博物苑的創建中也投入了大量心血。他似乎很擅長制作動植物和昆蟲的標本，還設計了博物苑內的園林。展覽對木村忠治郎的介紹非常少，幸得劉佳《通州師范學院與木村忠治郎》一文作為解答，我們方能稍微清楚木村在其中的作用（參劉佳：《通州師範學校と木村忠治郎——その教育実踐を中心に——》,《學校教育學研究論集》第37號，2018年3月）。

南通博物苑展出《誦冊》書影

南通博物苑“木村忠治郎”展板

木村忠治郎何以來華？這個問題和通州師范及其附屬的南通博物苑有著密切的聯系。1902年清政府頒發《欽定學堂章程》，在國內推行近代學校制度。這一過程中，日本教育近代化的經驗是為重要參考。此期來華任教習的日本人并不少，但主要是由清政府出資的官方行為。1904年頒布的《奏定學堂章程》規定只有省城的師范學堂可以聘請外國教習。若照此規定，通州師范本不能聘用外國教習，但事實上，通州師范成立后，先后聘請過八位日本教習。這一超出清政府許可的行為，主要基于張謇對日本教習重要性的認識以及清政府對全國性法令管理能力的欠缺。張謇違反政府法令也要持續聘用日本教習，體現了其借助日本教習力量推進師范教育的決心。

這八位日本教習的姓名、在校時間、教授科目及過往履歷如下表所示：

通州師范作為私立學校，學校運營的資金主要由大生紗廠利潤及本地鄉紳的捐款構成。而聘請日本教習的薪資遠高于中國教員。通州師范本難以聘用日本教習，但恰在創校的1903年，日本發生“教科書疑獄”事件。這給通州師范以相對便宜的薪資聘請日本教習提供了難得的機會。上表中遠藤、西谷、木村三人均是教科書事件中被判有罪的教師。而西谷、木村二人是在校任職時間最長，貢獻最大的兩位。以下將以木村的履歷為中心介紹這一過程。

木村忠治郎（1869-1920），日本愛媛縣平民出身。1896年從東京高等師范學校理化學科畢業，畢業后先后擔任福岡縣尋常師范學校、大阪府師范學校、大分縣師范學校教諭。1901年在同文館出版《小學教授法要義》，這是木村基于多年來在師范學校教授的經驗，參考各國教育學、教授學成果編纂的參考書，擬作為師范學校教科書出版。只是木村在日本教育界的前途在1903年戛然而止。在“教科書疑獄”事件中，木村被控受賄，而后東京地方裁判所判決，正式確認了木村的受賄行為。在此之前，木村已從大分縣師范學校離職。1903年，張謇在日本考察，他委托東京高等師范學校校長嘉納治五郎招聘日本教習來通州師范教學。嘉納考慮通州師范能負擔的經費后，推薦了從東京高等師范學校畢業，正處于困頓期的木村。在此機緣下，木村赴任通州師范學校。張謇給木村開出每月120元的薪俸，同期通州師范中國教習的工資僅為40元。

通州師范學校展板

七位在通州師范學校工作過的日本教習中，木村忠治郎是教學成效最大的一位。他在通州師范的貢獻主要是以教學法的傳授與研究為中心，提高師范生的教授能力。木村1904年8月到任通州師范學校，他幾乎不會中文，主要以筆談的形式與同僚及學生交流。任職期間，木村主要教授理科及教學法兩種課程。木村對教學法的教授，主要基于其1901年出版的《小學教授法要義》，這一書籍也翻譯成了中文，由通州師范的附屬機構翰墨林書局出版，作為師范生學習教學法的授課教材。在通州師范草創時期，多數師范生都是從科舉考試各階段的合格者中招募（國子監、縣學），他們對近代教育的教學方法并不了解，因此受益于木村帶來的新知識。木村教授的學生中，孫鉞得到格外欣賞。孫鉞1903年本在南京的同文書院學習日語，但由于家計困頓，一年后在通州師范招生時從同文書院轉學至此。大概由于孫鉞具備一定日語基礎，和木村產生了較為密切的師生關系。

張謇擬創設博物苑事屬創舉，南通乃至全國完全沒有相關經驗。張謇遂向木村這位熟悉博物館的教育家咨詢。木村作為顧問，給張謇提供了諸多建議，協助南通博物苑的創設與管理。由于孫鉞日語能力很好，且具備植物學知識，木村遂將孫鉞推薦給了張謇。孫鉞得到張謇信賴，從通州師范退學，專任博物苑修筑工程的籌劃，而后被任命為博物苑的主任。此后木村與其他專家一同為博物苑鑒定標本并分類、定名，并指導孫鉞如何采集并制作植物、動物標本等知識。孫鉞對博物苑創設的功勞背后，有著木村的細致指導。

木村于1911年1月從通州師范辭職回國。此后與孫鉞仍書信往返，持續溝通。書信內容主要與學習、學問相關，如孫鉞拜托木村購入《日本百科大辭典》《理學界》等日文書籍。1920年木村逝世后，孫鉞與木村兒子仍有持續交誼，直到抗日戰爭中日軍侵略南通，孫鉞與木村家絕交，后無音信。

令人深思的是，張謇本人留存的史料幾乎沒有日本教習的記錄。這并不意味著張謇對日本教習的忽視——上文已述，張謇寧愿違背清政府的章程也要聘請日本教習、給予日本教習高額薪資與最好環境的住所，在師范教育和博物苑創設中都對日本教習非常倚重。張謇有意不記載日本教習，應與木村等人來華前是受賄犯人的身份相關。張謇在通州師范草創期，致函校務監理王康壽稱，對學校所需的人才，將模仿曹操唯才是舉而不在意品行的方式。即便品行有虧，也需重金引進。在這一考量下，學界重視的張謇史料中隱去了日本教習在南通近代教育及博物苑創設中的角色。通過相關史實鉤沉，我們可以發現木村忠治郎等日本教習實際的貢獻，重新發現這一段幾乎為歷史當事人所隱沒的歷史。

四、“蕭條異代不同時”：狼山的“三賢”墓及金澤榮墓

狼山為“當江海之交，攘外安內，為東南第一重鎮”（劉名芳撰：《南通州五山全志》第3頁序），也是本次行程的重點。山上碑文很多，涉及人物及史實相當豐富。

狼山所見江景（牛澎濤攝）

在狼山東南山麓，可見三位先賢的并列墓葬。三人分別為唐代駱賓王、宋代金應、清代劉南廬。其中駱墓居中，金、劉二墓分別在東西側。這里且將其命名為“三賢墓”。實際上，這三座墓并不是一開始就按照時間順序先后排列，除了劉南廬的墓是原址外，其余駱、金的墓葬，均為后世遷葬于此。最早被歸葬到狼山的，亦不是駱賓王的墓，而是金應的墓。

三賢墓（牛澎濤攝）

金應，江西吉水人，與文天祥同鄉，南宋末年曾隨文天祥抗元，宋德祐二年（1276），金應隨文天祥前往元營談判，元將伯顏扣留，金應隨行，一同押解北上。在僚屬親仆作鳥獸散的情形下，金應仍“上下相隨，更歷險難，奔波數千里，以為當然”（文天祥撰《金應墓碑記》）。同年三月，文天祥一行從鎮江脫險，到達真州后，遭到宋將李庭芝（1219-1276）懷疑（明王揚德《宋金將軍墓碑記》），其一行十二人，沿長江一岸經真州（儀征）、揚州、泰州、如皋輾轉，最終到達通州，計劃渡海南歸。德祐二年閏三月十一日正午，金應患病氣絕身亡，文天祥考慮到身處危境，邊城無主，“恐貽身后之禍”，不敢厚葬，僅以隨身衣物入殮，次日葬于通州西門雪窖（南通將軍園一帶）。至通州時，文氏一行十二人，僅余七人。文天祥在墓碑記中特意描述棺木上七小釘，蓋為七人緬懷將軍的紀念。

根據《江南通志》的簡單記錄，是順治十六年知州彭士圣將金應墓遷至狼山麓的。（尹繼善等修：《江南通志》卷四十，通州。又劉名芳撰《南通州五山全志》，卷八 ·雜志 ·創繕，將其移葬日期系年為康熙十六年，當誤）不過，明代遺老南昌人王猷定曾留有《改葬宋金將軍墓碑記》，是說順治十六年閏三月，王猷定想要拜謁將軍墓，可是當時正值澇災，“墓當水沖，忽傾洪濤中”，而其間有奇跡顯現，墓既已被毀，遺骨尚掛在當地稱之為將軍樹的樹根上。據說將軍樹有四百年之久，“每風雨之夕，如聞雷霆甲馬聲”。金應墓位于雪窖低洼地帶，被洪水沖毀，棺木朽爛，僅剩兩根遺骨附著于樹根之上。這與文天祥所載“不敢求備者……恐貽身后之禍”的憂懼形成殘酷呼應，文天祥擔憂元軍破壞的人禍，而四百年后，威脅墓葬的竟然是水患天災。也可知遷墓行動真正的發起人，應是明遺民王猷定與顧國琬（字去非，通州人）。

王猷定（1598-1662），字于一，號軫石，江西南昌人，明末清初散文家、詩人。拔貢生出身，明亡后曾被史可法征為記室參軍，起草迎立福王檄文。明亡后拒絕仕清，晚年寓居杭州西湖僧舍。顧國琬之父顧養謙（1537-1604）曾在萬歷年間任薊遼總督、兵部右侍郎等職，曾在狼山開有司馬講院。王氏將金將軍事跡告于顧國琬后，二人與顧國琬之侄顧楫一并將歸葬的想法告知時任通州知州彭士圣，因是年鄭成功北伐，一度占領鎮江進圍南京，東南沿海兵燹四起，為避兵考慮，并未立刻實施歸葬，而是于同年十二月，設儀仗彩樂，以帛裹兩骨，納石函中。據王氏說，下葬當日“海風大作，潮涌數丈 ”，延續了中國史傳文學中忠臣義士葬禮必有異象的傳統書寫模式，暗示了天地同悲、鬼神共泣的道德評判。

如果說文天祥的《墓記》體現的是生者之痛，那么王猷定此文，則是后世之繼。王氏感慨“崇禎十七年國變，聲遂絕”，凡涉及清代年號，均用干支代替，正是借南宋金應之杯酒，澆自己心中亡國之塊壘。兩代遺民心境在此重疊。從地域上講，江南一帶士民是抗清最為激烈、最為勇敢的群體，前有史可法揚州十日，后有江陰士民死守八十一日；從籍貫上講，金應、文天祥、王猷定均為江西同鄉，且遭逢異代，有著濃厚的地緣精神血脈延續。

第二座被遷至狼山的墓，系唐代駱賓王之墓。駱賓王在武曌篡權時，已官至侍御史，其間先后呈上奏章委婉勸諫，被貶為臨海縣丞。徐敬業在廣陵起兵后，駱賓王擔任徐氏幕僚，并撰寫檄文傳布天下。徐氏兵敗后，駱賓王在通州漂泊，后客死他鄉。駱賓王的墓原在郡城東邊的黃泥口，后在清乾隆十三年十一月初二日，經劉名芳重新安葬于金應墓旁。劉氏發現駱賓王墓長期浸泡在水中，埋在地下的墓碑亦有破損。王箴輿從考據層面懷疑這些遺骨是否真的屬于駱賓王，“孰辨其真耶”。而劉名芳的回應以“得衣冠藏之”“手撮土”等鄭重行為，試圖證明他們并非草率從事。通過祝告亡靈的方式，為遷墓行為賦予神圣性與正當性，某種程度上回避了真偽問題，這里的點是“為忠義之士遷葬”的意愿，而非遺骨本身的絕對真實。因此，在劉名芳將駱賓王安葬在金應墓旁，正是存在許多相同之處，王氏感慨：

宋金將軍從文丞相勤王，與侍御（按，駱賓王）之從李敬業義同，事急，同遁海上，同沒而主人為之劍同，葬后泊沒水中同。迨今移墓事同，移之金將軍墓右，其地又同。（清王箴輿《唐侍御駱賓王墓記》）

閩中名士劉名芳，是駱墓的遷葬者與金墓的修繕者。乾隆時期狼山鎮總兵王綏對此贊曰：“如唐駱賓王、宋金應，皆客死于通，一抔之土，幾至泯滅。劉君一一新之，用闡幽光，兼以激發人心。”（劉名芳撰：《南通州五山全志》，全志序）劉名芳（1703-1759），字南廬，號七山外史，福建人，乾隆三年來游通州，先后在軍山水云窩寓居七年，考訂史實，搜遺訪闕，終修撰《南通州五山全志》二十卷。劉南廬去世后，后人或依其遺愿，安葬其于狼山其遷葬的駱賓王墓與修葺的金應墓之側，三人之墓并列。

三賢墓（牛澎濤攝）

歷史的巧合與后人的共情使得此事變得合理又感人。都是追隨忠義之主，都是兵敗逃亡海上，都是在通州逝世，死后墓穴同樣被淹沒，同樣在清代被移葬，最終歸葬于一處。忠臣義士無論時代先后，其氣節與遭際往往驚人相似；后人將他們合葬一處，是精神上的遙相呼應，這不僅是天命使然，亦是民族氣節立身之所在。清末丘逢甲曾有詩祭駱賓王“義師散后遁僧寮，老抱雄心托浙潮。此筆江河流萬古，多因曾檄偽臨朝”。

從“三賢墓”沿坡而上，還意外遇到了“韓詩人金滄江先生之墓”。金澤榮（1850-1927）， 字于霖，號滄江，晚號長眉翁囚，生于朝鮮王朝后期，祖籍慶尚道花開縣（今屬慶尚南道晉州市），生于京畿開城府，1891年中進士，任職于內閣中書局、中樞院、弘文館等處，官至朝鮮正三品通政大夫。1905年《乙巳條約》后辭職來華，投奔舊識張謇，自此僑居南通，任翰墨林印書局編校凡二十二年，直至1927年服毒自盡。金澤榮擅漢詩文，《追感》詩曰：“半夜狂風海上來，元冬霹靂漢城摧。朝衣鬼泣嵇山血，犀甲天慳范蠡才。爐底死灰心共冷，天涯芳草首難回。蘭成識字知何用，空賦《江南》一段哀。”最終流亡客死他鄉，未能葉落歸根，無怪乎有“韓國屈原”之稱。想來金澤榮客居南通的二十余年間，一定也曾于狼山吊謁過駱賓王墓吧。他聯想自己身世飄零、去國懷鄉之際遇，恐怕難免會有“悵望千秋一灑淚，蕭條異代不同時”的感慨。

金澤榮墓（牛澎濤攝）

五、“眷眷客心”：通沙汽渡上的新、舊感覺

如果說此次考察最大的預期是南通與張謇的故事，那么最大的意外就是乘坐汽船橫渡長江的經歷。以往閱讀的張謇相關材料，并未帶給人對南通特別具體的想象和感知。從某種意義上說，作家蘇枕書的一篇回憶散文卻留給人更直觀的南通印象，正是關于江與海的：

從前故鄉沒有火車，去江南的大橋尚未建成，出遠門先要起早自海門渡口搭船，對面是太倉，因而這段輪渡叫“海太汽渡”。接近入海口的江面寬闊渾濁，行至江心，船身搖蕩，茫茫不見兩岸。大人們游興濃郁，往往要叫我登高遠眺。勉強爬上船艙高處，江水腥氣撲面，垃圾緊貼著船舷，鳥盤旋著，跟船一起過江。暫停于甲板的汽車散發出混雜著嘔吐物氣息的汽油味道，與之相比，船的柴油味似乎稍微悅人一些，但輪船攜帶的獨特的濃烈尿臊又涌上來。漸漸地能看到江南灰蒙蒙的岸邊，鉛筆畫出來似的，沒有顏色。據說我的祖先是常熟北渡的移民，不知先民們往來于浩渺江上的小船是什么模樣。（蘇枕書：《眷眷客心》，《無量寺之虎》，人民文學出版社2023年版）

作者乘坐的是申通班，全程128公里，可由上海直達南通。從前張謇晚年在南通即有鐵路的規劃，但終不能行，南通長期以來“地無寸鐵”，直到2000年到來南通才建造鐵路，后來長江大橋也建成，改變了南通的交通形態。可以說我們現在往來滬通的體驗是二十一世紀的新感覺。而此前南通人的感覺很長一段時間是一段由“汽渡”構成的場景。幸運的是，長江仍汽船如織，往來于浩渺江上，汽渡似乎也一定程度上保留了當時的功能與場景。

通沙汽渡（牛澎濤攝）

通沙汽渡（牛澎濤攝）

此次考察特別安排了乘坐通沙汽渡（南通-張家港）往來橫渡長江的行程。一開始大家的期待是長江的落日，因此一行人緊趕慢趕，最后甚至有爭分奪秒之意。出租車在前往渡口的最后路段遭遇堵車，卡車排著長長的隊伍。我們隨即下車，不斷越過一個個集裝箱向前走，街邊的景象和上海的寶山吳淞、外高橋景色相仿。等到汽船從對岸緩緩開來、停穩后，卡車紛紛啟動，魚貫而入，接著是我們這些零星的游客。從卡車之間的縫隙擠上二樓，傳來的正是濃濃的汽油味，這一下讓人想到了蘇枕書回憶里的舊時感覺。這是區別于上海浦江、長江輪船的獨特體驗。上到二樓后，登高遠眺，太陽已經快要落完，但仍然看到了最后一墜。我們也做了一次游興濃郁的人，如愿看到了長江上的夕陽與明月。

汽渡所拍江景

汽渡所拍江景

考察師生江上合影

夕陽停在江面上，想起金農的一個掌故。說有一個好文的揚州鹽商，和一群文人雅士聚會，需要文人替他完成詩作。結果他提筆寫了一句：柳絮飛來片片紅。柳絮當然不會是紅色，這讓人沒法接。金農補上：夕陽返照桃花渡，柳絮飛來片片紅。一座皆驚。今天的夕陽沒有那么濃烈，但仍然把五點多的天空照得亮亮的。不知道曾經這些往來于滬通的人們是否曾看到過這樣的景色，或者已經疲于欣賞，在船艙呆坐，躲避寒風與氣味。在興致很高的時候，船艙高處的寒風也抵擋不住游人的熱情。

寒風中又轉念想起另一則故事，南通紡織學校畢業、后為大生集團骨干的沈燕謀，后來避地香港，借東坡詩嘆道“此生此夜不長好，明月明年何處看”。畢竟夕陽之后，甲板之上，是凄風中的明月，不知是否為船上某個失意者所共感。沈燕謀的感慨更有具體的理由，在南通紡校校友聚會后，他在日記中提筆記到“嗇公（按，張謇）之立校造就專門人才，期為中國用也，今乃不得已而局躋于斯英人殖民之地，余即為諸同學強作慰勉之詞，余心益不能無戚戚焉。”（《沈燕謀日記節抄及其他》，1950.11.5，第45頁）從張謇到沈燕謀，在實業與教育上都傾入心血，期為中國作出貢獻，又因時代種種而不能得用。不過，張謇的話又似乎是一種寬慰，“踴躍從公者做一分便是一分，做一寸便是一寸”。這時聽到同行的同學江上一嘯，思緒被拉回，嘯者面對江景，沉吟道“擴拓萬古心胸”，又是另一種值得記錄的心境。

[參與南通考察的人員有戴海斌教授、東京大學博士生佐藤良圣、復旦大學歷史學系博士后周雨斐、博士生王藝朝、鄒子澄、牛澎濤、李娟、孫嘉奇、胡曉明、李瑞浩楠、陳文睿、鄭西迅、鹿瑤、楊慧雯、碩士生伊楠、董洪杉、劉恒光、蔡藝菲。本文由董洪杉主稿，孫嘉奇、鄒子澄（第一、二節）、王藝朝（第三節）、牛澎濤、周雨斐（第四節）、鄭西迅（第五節）參與寫作，對此文有大量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