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錄像藝術之父”，在這本書中打開白南準的“藝術人生”

美籍韓裔藝術家白南準以“影像藝術之父”的身份，用半個世紀的跨界創作，重新定義了藝術與科技、東方與西方、個體與世界的連接方式。

近日，《白南準，熾烈的藝術人生》中文版由上海三聯書店出版，新書發布會在蔦屋書店（上生新所店）舉行。本書作者、白南準好友、研究者李龍雨教授，藝術評論人btr，本書譯者高英玉共同帶領讀者走進這位“錄像藝術之父”激蕩而前瞻的藝術世界。

《白南準，熾烈的藝術人生》韓文版出版于2000年，是一部關于白南準生活和藝術的“易懂之書”。中文版并非簡單翻譯，而是進行了約30%內容的改寫與增補，融入了新的思考和時代語境。

白南準（Nam June Paik，1932—2006）出生于韓國首爾，1950年前往日本，1956年畢業于東京大學，此后大部分時間在德國和美國度過。

李龍雨介紹白南準的作品《電視佛》。

李龍雨1984年就與白南準相識，二人交情頗深。但出于好奇，李龍雨曾向AI詢問白南準的介紹，AI回答：白南準被譽為“錄像藝術之父”“媒體的元謀者”，是第一位將電視視為藝術媒介的藝術家，也是互聯網概念的發明者之一。

“電視”是白南準藝術生涯的一個重要符號。1963年，在他的第一次個展上，現場擺放了13臺電視機，有的倒放，有的被破壞——這是電視第一次登上藝術史的舞臺。此前一年，他還和一群激浪派（Fluxus）藝術家一起，砸碎了一架鋼琴和一把小提琴。

為何要“虐待”代表西方音樂和科技文明的物件？這源于白南準在德國受到的啟發。他在德國認識了美國先鋒派作曲家約翰·凱奇（John Cage），凱奇指出西方音樂的局限性——除了七個基本音級，宇宙中還有無數聲音無法表達，音樂應該被“解放”。白南準從東方到西方學習音樂，聽了凱奇的講述后，又從西方回到東方，向西方展現宇宙的音樂。他砸鋼琴、砸小提琴，正是為了打破西方藝術形式的權威與局限。

李龍雨特別強調了白南準的“先知性”。1974年，白南準向洛克菲勒基金會申請“后工業社會的媒體計劃”的項目經費，在申請書中提到了“寬帶網絡”和“電子超高速公路”的概念。他按照這個思路創作了由330臺電視機組成的作品《電子超高速公路》。后來這個概念被美國政府采納。我們現在熟知的萬維網，比白南準的預告晚了很久。

白南準對科技的態度是辯證的。他的作品《電視佛》完美體現了這種張力：一尊佛像安靜地坐在電視機前，攝像頭對準佛像，屏幕上實時顯示著佛像自己的影像。佛被電視“吸引”，再也不想離開。佛是冥想、禪的象征，電視是科學技術的象征——這件作品既展示了科技的魅力，也揭示了科技可能讓人沉迷甚至異化的危險。李龍雨說，白南準認為“科技是虛幻的東西，它會殺掉人類”，但同時他又相信科技可以在形成共同體意識和社會交流方面起到積極作用。他終其一生都在努力實現“技術的人性化”。

在btr與李龍雨的對談環節，更多不為人知的故事被分享出來。

李龍雨提到，白南準出身韓國五大財閥之一的家庭，青少年時代卻深深被馬克思主義吸引。他不會直接接納事物，而總是從反方向去思考。這種思維方式影響了他一生的藝術創作。

分享會現場。

1984年，白南準時隔30多年回到韓國，在機場接受采訪時被問到“藝術是什么”，他回答：“藝術是欺騙，是謊言。”有記者追問“那么除了您之外，其他人都是騙子嗎”，他笑而不答。他的葬禮上，按照他的遺愿，朋友們舉辦了一場行為藝術：給每位來賓發一把剪刀，剪掉身邊人身上的某一部分。當時紐約現代美術館的一位策展人剪了李龍雨的領帶，那條領帶正是白南準送給他的禮物。

“李教授是一個出色的‘講故事的人’。書中充滿鮮活的細節，將讀者直接帶回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風起云涌的藝術現場。”btr對書中一個情節印象深刻：1965年，白南準買了一臺索尼便攜攝像機，等不及送到家，自己跑到機場去取貨。回曼哈頓的路上，恰巧遇到時任總統約翰遜的車隊經過導致堵車，白南準立刻拿起攝像機拍下當時的場景，當天晚上就在紐約咖啡館里播放給大家看。“這種‘即時分享’的意識，像極了今天我們拍完視頻立刻發朋友圈的行為。”

《白南準，熾烈的藝術人生》

btr認為，《白南準，熾烈的藝術人生》這本書的組織方式本身就是“激浪派”式的。它沒有按照時間順序平鋪直敘，而是從白南準的作品中選取關鍵詞、關鍵作品和對他影響深遠的人物，從各個側面切入。正如激浪派藝術家所言：“要理解一個事物，必須把它拼湊起來；而要把它拼湊起來，先得把它砸碎。”“李教授正是把白南準的人生‘砸碎’之后再‘拼湊’起來，用碎片化的方式呈現出一個立體的、矛盾而又統一的藝術先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