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伯重：良師難遇——回憶吳承明先生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人與人之間確實存在著一種緣分。荀子說：“人雖有性質美而心辨知，必將求賢師而事之”。一個人能夠遇到好老師，是他一輩子的福氣。然而這種福氣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正如佛家所云：世間萬物皆因緣而生，因緣聚則物在，因緣散則物滅。我本人在讀書和工作時，有幸得到多位良師的指導，因此我是非常有福之人。在這些老師中，吳承明先生是給我指導最多、幫助最大者之一，他和我的師生情誼已有三十余年之久。

我很早就對經濟史感興趣。1978年考到廈門大學，就是專門投韓國磐先生門下攻讀隋唐五代經濟史的。在此之前，我已在家父李埏先生指導下讀了一些經濟史方面的著作。在1980年以前的中國，基本上沒有西方經濟史理論和經濟史研究著作可讀，因此我在“文革”中開始學習經濟史時，能夠讀到的只是1950年代翻譯出版一些蘇聯學者寫的經濟史學理論著作，如梅伊曼和斯卡茲金的《封建主義生產方式的運動》、波爾什涅夫的《封建主義政治經濟學》等。讀這些書時，我寫了不少札記和讀書心得。到了廈大后，正值經濟改革開始之時，經濟學界對我國的個體經濟問題展開了熱烈的討論。許滌新先生是我國最早關注這個問題的學者之一。改革開放開始后，他首先提出對于個體經濟，不要再像過去那樣要進行社會主義改造。對農民，要既肯定了他們是公社的社員，即集體經濟中的成員，又恢復并適當擴大自留地，鼓勵多種經營，發展家庭副業，承認他們是具有個體經濟性質的經營者。許先生的觀點引起我強烈的興趣。“初生牛犢不怕虎”，我于是把原來的札記和讀書心得整理成《封建社會中的個體經濟與共同體經濟》一文，寄給許先生，請他賜教[①]。1979年，廈大經濟系舉辦了一個關于中國經濟的會議。我忽然接到經濟系一位老師轉來的口信，說參加會議的吳承明先生要見我。我從未見過吳先生，感到非常意外和興奮[②]，于是匆匆去到會場去拜謁。到了那里，在會議間隙時間，見到了吳先生。因為時間緊，他只是很簡要地說：“你寄給許先生的文章，許先生讀了，感到很高興，并轉給了中國科學院經濟所經濟思想史研究室主任朱家楨先生。朱先生讀后覺得有價值，因此請我就開會之便，在廈大見見你，并轉達朱先生希望你畢業后去該研究室工作之意”。我聽后感到非常振奮，感謝了許、朱先生的盛意，隨后向吳先生做了自我介紹，請吳先生予以指導。但因吳先生這次來開會時間很緊，無法多談，因此他叫我以后有機會來北京再詳談。這次見面，就是我初識吳先生。我當時的第一感覺是：這樣一位大學者，待人卻如此謙和，對后輩完全沒有架子，因此決心一定要找機會到北京去求教吳先生。

1979年暑假，我和師兄楊際平到北京去看書，為碩士論文收集資料。到北京后不久，我即去東大橋路吳先生寓所拜見他。到了吳府，只見房間狹窄，光線晦暗，家具簡陋。由于空間太小，家中僅有一張書桌，堆滿書刊和文稿。吳先生的許多著作，就是在這張書桌上，在昏暗的光線下寫成的。那時吳師母已中風多時，生活不能自理，雖然請了以保姆，但是吳師母的生活起居，都是吳先生親手料理，不要他人插手。盡管工作、生活條件如此惡劣，卻不見吳先生有何不悅之色，談起學問，依然侃侃而言，絲毫沒有怨言。我心里不禁深深感嘆：像吳先生這樣的國際著名學者，真是像孔子贊顏回所說的那樣：“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我感覺，劉禹錫《陋室銘》中的“斯是陋室，惟吾德馨”之語，其吳先生之謂歟？

在這間陋室中，吳先生和我談起如何做經濟史。他說：“做經濟史，必須要對經濟學有較好的理解。真正意義上的經濟史研究，在方法上要進行數量分析，在研究對象上則要研究GDP等問題。政治經濟學只是經濟學中的一種，要研究經濟史，特別是明清以來的經濟史，只學有政治經濟學的知識是遠不夠的，還必須學習西方經濟學”。他還說：“由于多年的封閉，在經濟史研究方面，國內的做法和國外的做法有很大不同。你應當多讀些國外學者做的經濟史研究著作，特別是讀原文”。這些話，對我震動很大。我請他推薦幾本國外的書，他當即推薦了柏金斯（DwightPerkins）的《中國農業的發展，1368-1968年》（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China,1368-1968）和伊懋可（MarkElvin）的《中國過去的模式》（The Pattern of the Chinese Past—A Social and Economic Interpretation）。他說：前一本書是經濟學家寫的中國經濟史，而后一本書則是歷史學家寫的中國經濟史，兩者各有千秋，都應當認真閱讀，從而了解西方的中國經濟史研究中有代表性的研究方法。聽了吳先生的話，我即去北京圖書館（現國家圖書館）查閱，找到了后一書。由于當時沒有復印機，更沒有數碼相機，因此我只得一邊閱讀，一邊隨手譯為中文[③]。由于時間有限，我僅將該書第三編做完。當時這兩部書在中國絕大多數大學中無法找到。我后來對家父談起此書，他即記在心里。1980年，美國弗吉尼亞大學教授易社強（JohnIsrael）來昆明，為他的西南聯大研究收集資料。他采訪了家父。交談中，家父談到了此二書。易氏回到美國后，對柏金斯教授說起此事，柏氏即將其書寄了一本給家父。易氏又到書店購買了一本伊懋可的書寄給家父。家父將二書都寄給我，我才得從容讀完全書。這兩本書是我第一次接觸的西方學術著作，也是我讀得最認真的西方經濟史著作，對我后來的研究影響至大。

1981年冬，我通過碩士論文答辯后，轉到傅衣凌先生門下，攻讀明清經濟史博士學位。就是從這個時期開始，吳先生的著作不斷刊出，在經濟史學界引起一陣又一陣的震動。我迫不及待地搜集他的文章，力求先睹為快。在學習這些文章的過程中，我更加深刻地體會到他一年前對我的教誨的深意。于是我遵照他的指教，開始比較系統地學習西方經濟學。學得越深入，對吳先生研究的特色感受越深刻。不僅如此，吳先生精深的史學功底和優美的文風，也成為我學習的樣板。因此我一直私淑他，他也時常給我具體的指導。1985年，我的博士論文完成，傅衣凌師邀請吳先生來主持我的論文答辯。自此，我也得忝列吳先生之門墻。

我博士畢業后，去到浙江社科院工作。1986年秋，美國學術團體協會（AmericanCouncilofLearningSociety）決定舉行一個中國經濟史會議，旨在促進經濟學家和歷史學家之間的對話。這個會議包括兩次會議：第一次會議于1987年初在夏威夷大學東西方中心（East-WestCenter）舉行，主要是經濟學家對歷史學家講可以用于研究經濟史的方法；第二次會議則是1988年在圖桑（Tusan,Arizona）舉行，由歷史學家向經濟學家講可以用于經濟史研究的方法。會議籌備者羅斯基（ThomasRawski）教授請吳先生推薦一位中國學者，吳先生即推薦了我。1987年1月2日，我到了夏威夷，這是我第一次出國（也是第一次乘坐飛機）。在這兩次會議上，雖然我由于英文聽力不佳，大部分發言未聽懂，但是把會議上的文章帶回來閱讀，收獲還是很大，開啟了我國際求知的過程。參加這兩次會議的歷史學家主要是治中國經濟史的中青年學者，除我之外，還有李中清（JamesLee）、王國斌（R.BinWong）、濮德培（PeterPerdue）、彭慕蘭（KennethPomeranz）等幾位。這些學者都與吳先生有學術聯系，后來都成為“加州學派”（CaliforniaSchool）的中堅。

1988年，多蒙黃宗智教授盛意，邀請我到加州大學洛杉磯校區（UCLA）講學半年。當時我在杭州因為家累重，身體又很不好，加上經濟窘困，因此感到猶豫。與吳先生商量，吳先生大力鼓勵我去，并且主動提出借給我三五百美元，以幫助我解決經濟困難。在當時，三五百美元是一筆巨款。雖然我謝絕了他借錢給我的好意，但是我依然非常感謝他的厚愛。在他的鼓勵下，我下決心去。這也開了為我日后往來太平洋教書的先河。

我后來在美國工作，1993年決定回國，但是希望到中國社科院經濟所，在吳先生和方行先生等前輩的指導下工作。吳、方先生為此積極努力，克服了各種困難，使得我終于如愿來到經濟所。在經濟所工作的幾年中，有機會得更多地拜見吳先生。

在經濟所工作的五年期間，有幸和吳先生更多見面，更深入地討論經濟史的理論問題。吳先生雖然是一代宗師，但是在學術問題的探討上卻完全采取平等的態度。因此我們后輩在吳府上與吳先生可以天南海北，無所不談，即使是與他觀點相悖的看法，也可以直言不諱，提出討論。

1995年，在上海舉行舉行了一次中國經濟史會議。會上我提交了一份題為《現代中國史學中的“資本主義萌芽情結”》的論文，對我國的資本主義萌芽研究提出質疑，認為這是西方中心論的產物。這篇文章后改名為《“資本主義萌芽情結”》，刊出于《讀書》雜志1996年第8期。文章發表后，引起國內外讀者的熱烈回應，《讀書》隨后發表了數篇看法各異的讀者（包括黃仁宇先生）的來信，成為一時討論的熱點。

眾所周知，吳先生是在中國資本主義萌芽研究方面具有至高無上的地位。其研究代表了此項研究的最高水平。他讀了我的文章后，和我進行了討論，明確表示以往討論的資本主義萌芽問題，事實上許多是市場問題，因此以后應當強調的是市場經濟研究，而非資本主義萌芽研究。他后來在學術會議上也提出了這個看法，說自己將不再使用資本主義萌芽這樣的詞匯。他的這種做法，不僅表現了他晚年思想活躍不減往昔，而且更表現了他以學術為天下公器的大智大勇，如果自己“覺今以而昨非”，那么就不惜公開改變的觀點。這是何等令人崇敬的學者本色啊！

我后來從社科院到了清華，仍然繼續得到他的指教和關愛。每逢節日或者從出國回來，都去吳府拜見吳先生，他也經常留我便飯，借以暢談。每到那里，總見他在閱讀新出的西方學術著作，手不釋卷，興趣盎然；或者是在奮力筆耕，孜孜不倦，新見疊出。他到了八十多歲高齡還學習使用電腦，不久即能上網查閱資料，并和后輩同電郵。這使我非常吃驚，也非常高興，因為這表現了他依然生氣勃勃，心理上仍然年輕，充滿活力。

今年六月，我從香港回北京。聽說吳先生身體欠佳，于是立即去探望。彼時他已十分衰弱，但是見到我非常高興，交談達半個小時之久。他還想多談，但是我怕他過勞，遂告辭而去。不意這竟是與他的最后一面。兩周之后，我在上海得到噩耗，吳先生已駕鶴西去，留給我無盡的哀傷和思念。

1997年吳先生八秩大壽時，我寫了一篇《吳承明先生學術小傳》，向大眾介紹這位學界的傳奇人物。文章中說：吳先生“本是性情中人，無論投身何種事業，都充滿為追求真而獻身的熱情。也正因如此，他才能在治學中達到‘不以物喜，和以己悲’的境界。……盡管年事已高，又經歷了悼亡、喪子等人生不幸，但吳先生在精神上依然年輕，不減當年”。這就是我心中的吳先生的完整形象：他不僅是一個杰出的學者，而且也是一個真正的人。我有幸遇到這位名師，是我一生的福氣。他給了我寶貴的教誨和深切的關愛，是我在學問與人生道路上的引導與動力。對他的恩德，我是永遠感激不盡的。1990年代初，臺灣聯經出版社準備出版我的博士論文《發展與制約：明清江南生產力研究》[④]；1998年我的英文專著《AgriculturalDevelopmentintheYangziDelta,1620-1850》完成[⑤]。吳先生為此二書寫了序言，對我多所勉勵。這些序言，今天也成為他和我之間的三十余年的師生之誼的永久紀念。

注釋：

①此文后來以《論封建社會中的個體經濟》為題，刊于《漳州師范學院學報》1987年第1期。

②吳先生與家父在抗戰時期都西南聯大歷史系讀書，曾有兩年的同學之誼。畢業后，吳先生去了美國，遂斷了聯系。到了解放后，吳先生被安排到中央外資企業局、工商行政管理局等單位，主要從事資本主義經濟改造研究工作，與家父在研究方面的聯系不多，加之他們各自在北京、昆明，相距遙遠，因此竟然是數十年未能相見。到了“文革”之后，吳先生關于經濟史的文章不斷刊出，引起學界的高度關注。家父在昆明也讀到了一些，深為贊佩，告訴我要特別注意學習。因此雖然一直沒有機會拜識吳先生，但我對吳先生的學問早已“心向往之”了。

③這些譯文，后來經整理，與王湘云博士翻譯的上、中兩編，成為一個全譯本。后來一直等伊懋可先生校閱，但他因為事冗，至今尚未完成校閱。

④該書經劉翠溶教授審閱通過，并提出詳細意見。但是后來拖到2002年方刊出。

⑤英國麥克米蘭出版公司（The Macmillan PressLtd.,Houndmills,England）與美國圣馬丁出版公司（St.Martin’sPress,Inc.,NewYork,USA）于1998年刊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