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了106歲，越活越通透

錢鍾書說，

她“絕無僅有地結合了各不相容的三者：

妻子、情人、朋友”。

朱光潛說，

全中國散文（小說）翻譯，“她最好”。

她自己卻說，

“我是一個零”。

她的一生，高低起伏，

但始終能做到：

因信念而鎮靜，

因鎮靜而強大。

從她身上散發出來的能量，

不僅讓她自己穩穩地立身于

這個“人生實苦”的世界，

還始終守護、溫暖著家人和朋友，

更是以文字，

關照著每一位素未謀面的讀者。

▲楊絳（1911.7.17—2016.5.25）。

楊絳，原名楊季康，

1911年出生于一個開明知識分子家庭。

家境優渥的她，

在父母的蔭庇下，

受到良好的教育，

也養成了獨特的個性。

與同齡人相比，

她總是多出一份智慧和鎮靜。

上小學時，

她憑借出色的表現當上了小鬼里的大王：

有一回，

一個女孩貪玩陷入到池塘的泥地里，

走出來后卻弄丟了襪子和鞋子。

女孩怕得哇哇大哭。

有幾個孩子，

用竹竿挑出了帶泥的鞋子，

但襪子實在是沒辦法了。

楊絳使勁一想，

腦海里閃過了早上有人穿兩雙襪子的畫面。

于是，楊絳立即發號施令：

“誰穿兩雙襪子的脫一雙給她，

皮鞋到汽車房的水龍頭下沖洗干凈，

大家都拿出手絹來給她擦干。”

——大家照做，還真有穿兩雙襪子的。

最后，女孩順利“逃過一劫”，

沒有受到管事修女的責罵。

▲1927年，楊家全家福，攝于蘇州舊居。后排左二為楊絳。

這種聰慧和淡定，

也一直主導著她的升學和人生。

1932年，原本要投考清華研究生的楊絳，

因突然發蕁麻疹，很是困擾，

于是，打算這一年先放棄考試，

養好病后再作規劃。

那時，楊絳與錢鍾書已生情愫，

錢鍾書對此不夠了解，

不贊成她放棄。

楊絳無暇申辯，

只不再理會錢鍾書。

這一消失，

嚇得錢鍾書以為楊絳再也不理他，

作了很多傷心的詩，

后來又寫信講和，

如此，倆人才又重新聯系。

第二年，楊絳按照規劃，

成功考上了清華研究生院。

▲1932年，與好友蔣恩鈿攝于清華。

1935年，楊絳和錢鍾書完婚，

隨后一同前往牛津留學深造。

在牛津大學圖書館里，

面對滿架的文學經典，

楊絳十分興奮。

因為，當年考入清華后，

她就深感自己欠修了許多文學課程，

來不及補習。

如今，她感慨，

終于可以“從容自在地好好補習”。

▲1936年，與錢鍾書攝于牛津大學公園。

1937年5月，女兒錢瑗出生，

楊絳在產院住了好幾個星期，

錢鍾書只能一人在家過日子。

每一天，

錢鍾書都會到產院去探望楊絳，

但總是愁眉苦臉。

他總是告訴楊絳：“我做壞事了。”

比如，

他打翻了墨水瓶，把房東家的桌布染了；

他砸壞了臺燈，燈不好使了；

他弄壞了門軸，門關不上了。

而楊絳總是回復他：“不要緊。”

“不要緊，我會洗。”

“不要緊，我會修。”

錢鍾書對楊絳的話深信不疑。

楊絳回家后，

果然把錢鍾書干的“壞事”都處理妥了。

▲我們仨。

她總是盡心把愛人照顧得很好。

抗日戰爭期間，

錢鍾書寫《圍城》時，

為了省儉，她辭掉女傭，

自己做起了“灶下婢”。

此前，她可是寬裕家庭里的大小姐。

后來，有人問她，

作為在開明家庭和教育中長大的“新女性”，

結婚后卻需要對公婆行叩拜之禮，

學做“媳婦”，

在家里做“不花錢的老媽子”，

她自己怎么看待這種轉換？

楊絳說，

抗戰那會兒，生活艱難，

從大小姐到老媽子，

是角色的變化而已，

很自然，并不感覺委屈：

“因為愛，出于對丈夫的愛。”

“我了解錢鍾書的價值，

我愿為他研究著述志業的成功，

為充分發揮他的潛力、創造力而犧牲自己。

這種愛不是盲目的，

是理解，理解愈深，感情愈好。

相互理解，才有自覺的相互支持。”

錢鍾書的“示弱”，

并非依賴，而是信任；

楊絳的“包辦”，

并非犧牲，也是信任。

兩位志同道合的學者的結合，

是互相成就。

▲1950年，攝于清華大學。

楊絳比錢鍾書成名要早，

1943年，她的話劇處女作《稱心如意》公演，

一舉成名。

那些年，在文化圈里，

人們都稱錢鍾書為“楊絳的丈夫”。

但是，楊絳認為，

自己賴以成名的幾出喜劇，

在價值上，

是斷不能夠與《圍城》相比的。

出于對錢鍾書才華和志向的了解，

楊絳打從心底支持他做學問。

而楊絳的付出，

錢鍾書也看在眼里。

知她愛面子，他會陪著一起去菜市場買菜；

怕她太勞累，

自己學著洗衣服，盡管幫了倒忙；

在研究和翻譯工作上，一起討論，互相鼓勵……

▲1983年，楊絳與錢鍾書在家中。

華裔文學理論家夏志清

曾評論錢鍾書和楊絳的愛情：

“整個20世紀，

再沒有一對像他倆這樣才華高而作品精，

晚年同享盛名的幸福夫妻了。”

他們的感情，

是一種以知心朋友為基礎的真摯愛情。

楊絳對“愛”的認識和信念感，

讓她始終倍感幸福。

“每項工作都是暫時的，

只有一件事終身不改，

我一生是錢鍾書生命中的楊絳。”

1939年，

在清華任職還不滿一年的錢鍾書

某天忽然收到父親來信，

叫他到藍田去當英文系主任，

方便侍奉父親。

錢鍾書及其家人，認為都該去；

而楊絳則持反對意見。

為此，她急沖沖地告訴自己的父親，

指望聽父親的意見。

然而，父親聽完卻

一臉淡漠，一言不發。

父親的沉默忽然讓楊絳陷入了思考。

“我想，一個人的出處去就，

是一輩子的大事，當由自己抉擇，

我只能陳說我的道理，不該干預；

尤其不該強他反抗父母。”

▲楊絳和錢鍾書。

就這樣，楊絳想通了，

決定尊重丈夫的個人選擇，不再勉強他。

而后來，

在關于個人選擇與命運洪流的問題上，

楊絳還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后，

國民黨政府高官曾許錢鍾書

一個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職位，

錢鍾書卻一口回絕。

楊絳認為，這是一份理想的差事，

為何拒絕呢？

錢鍾書解釋道：“那是胡蘿卜。”

楊絳理解了，

他不肯受“胡蘿卜”的引誘，

也不肯受“大棒”的驅使。

而后，解放戰爭爆發，

不少人惶惶不安，

勸他們離開祖國，

并為他們鋪好路。

而錢鍾書夫婦再三思考，

始終認為，

人最終還是要跟自己的祖國人民共命運的。

▲1948年，攝于上海。

1949年8月，

錢鍾書一家登上火車，

回到了母校清華，

開始在新中國工作。

“料想安安分分，坐坐冷板凳，

粗茶淡飯過日子，做馴順的良民，

終歸是可以的。”

然而，留下后，

他們并沒有過上料想中的安穩日子，

而是被各種運動打破平靜。

多年以后，

楊絳在散文集中論及“命與天命”，

她很明確：

“這是我們自己的選擇，

不是不得已。”

楊絳對自己人生中的種種選擇，

大概是從不后悔的。

因為她明白，

個性決定命運，

在命運的洪流中，

做主的其實總是自己。

“烈士殺身成仁，

忠臣為國捐軀，

能說不是他們的選擇而是命中注定的嗎？

他們是傾聽靈性良心的呼喚，

寧死不屈。”

1978年6月，

西班牙國王和王后訪華。

鄧小平將中譯本《堂吉訶德》

作為國禮贈送給他們。

國宴那一天，

鄧小平將譯者楊絳介紹給他們認識，

楊絳與西班牙國王、王后行握手鞠躬禮。

隨后，鄧小平問道，

《堂吉訶德》是什么時候翻譯的？

楊絳并無細說，只簡單答了一句，

今年出版的。

幾個字的背后，

其實是將近二十年的堅持。

1958年，

接到西班牙名著《堂吉訶德》翻譯任務，

楊絳欣喜不已，

因為這是她很想翻譯的書。

原本，她要從已有的英譯本或法譯本里

選最好的進行轉譯。

然而，在仔細對比五個不同的譯本后，

她認識到，

要忠于原作，只能直接從原作翻譯。

于是，47歲的她開始自學西班牙語。

她原本遲疑，

自己讀西班牙語不準、也不會說，

“我能翻譯西班牙文嗎？”

錢鍾書告訴她，

“翻譯咱們中國經典的譯者，能說中國話嗎？”

至此，楊絳安心鉆研西班牙語筆譯。

面對這樣一部重量級作品，

翻譯工作是艱辛的。

要做到“信、達、雅”，

必須一字一句，細細斟酌。

百歲之時，當楊絳再談起這本譯作，

她只說，“翻譯是一項苦差”。

▲閱讀中的楊絳。

為翻譯好《堂吉訶德》，

她不僅要讀西班牙語原文，

還讀遍了一切關于塞萬提斯的著作，

一切都是為了徹底了解原著的字句和內涵。

除此以外，多年來

她不斷進行修正和完善，

鉆研如何用讀者的語言，

讓讀者從譯文中領略原文。

譬如，原文的“理直義正”，

與中國的常用語“理直氣壯”，

有所同卻又不完全相同，

為不生硬，也不過分發揮，

最終楊絳改為了“合乎正義公道”。

除開學問上的考驗，

一些無妄之災的降臨，

更是對學者極大的烤煉。

1966年，楊絳和錢鍾書先后被“揪出”，

成為“牛鬼蛇神”，

被安排在學校里勞動。

一個學者，不能做學問了，

只能掃院子、掃廁所。

隨后，楊絳被要求交出《堂吉訶德》的譯稿。

那時，她已將第一部譯完，

第二部也已完成四分之三。

交出當晚，她還被剃了“陰陽頭”。

《堂吉訶德》的翻譯工作，

就此中斷，

而那些被收繳的譯稿，

從此下落不明。

后來，楊絳偶然在打掃一個臟屋子的時候，

看到了一些。

那一刻，楊絳形容為：

“好像找到了失散多年的兒女。”

▲1978年版《堂吉訶德》中譯本。

一晃四年過去。

1970年，被下放干校前，

譯稿才發還到楊絳手上。

幾年間，盡管沒有譯稿，

但搞勞動的楊絳并沒有荒疏西班牙語，

仍找機會保持學習。

再到1972年，

當楊絳和錢鍾書作為第二批“老弱病殘”

從干校被送回北京后，

楊絳才終于有時間重新翻譯這部著作。

然而，一切是熟悉的，卻更是陌生的：

因翻譯工作中斷多年，

思維難以續上。

于是，她一股氣決定從頭再譯。

終于，六年后，

《堂吉訶德》中譯本順利出版，

從此成為了名著名譯的經典之作。

當年，西班牙訪華先遣隊到北京時，

正巧路過書店，

看到書店門口排著長長的隊伍。

擁擠的人群，

就是為購買《堂吉訶德》中譯本而來的。

▲1986年，楊絳在西班牙駐華大使館接受“智慧國王阿方索十世十字勛章”。

楊絳長達二十年的堅持，

源于她對這部小說的“特別喜愛”：

“堂吉訶德是徹頭徹尾的理想主義者。”

她十分敬佩這位瘦弱老頭與巨人較量的膽量。

這種膽量，

在她的身上，異曲同工。

而對于那些曾經十分折磨的回憶，

她后來只說：

“人性并未泯滅，烏云鑲著金邊。”

1980年后，

楊絳一家的生活逐漸安穩，

在工作和創作上，

都有了成績。

然而，他們的身體狀況卻總是欠佳。

楊絳有冠心病；

錢鍾書患氣喘、腎病；

錢瑗，肺癌轉脊椎癌，

發現時已是末期。

▲1981年，攝于三里河寓所。

1994年夏天，錢鍾書住院，

楊絳每天為他送飯送湯。

1995年冬天，錢瑗也住進醫院，

但無法每天相見，只是每晚通電話，

每星期去看她。

三人分居三處，

楊絳成為了這個家傳遞消息的聯絡員。

▲錢瑗寫給爸爸的信。

不過，這樣的日子，

兩年后就結束了。

是讓人心碎的結束。

1997年春天，女兒錢瑗病逝。

1998年冬天，愛人錢鍾書病逝。

“我們三人就此失散了。

就這么輕易地失散了。”

盡管楊絳向來堅韌，

但至親的離世，

對她仍然是巨大的打擊。

“悲痛是不能對抗的，只能逃避。”

1999年，

她選擇了一件需要投入全部心神的工作，

來逃避悲傷。

——翻譯柏拉圖《對話錄》中的《斐多》。

《斐多》講的不是文學，是哲學。

▲世界名畫《蘇格拉底之死》。

以前從未涉獵哲學的楊絳，

翻譯時盡量避免哲學術語，

努力把這篇語言生動如戲劇的對話

翻譯成戲劇似的對話。

在一遍遍閱讀中，

幾千年前蘇格拉底從容就義前

對生死話題的侃侃而談，

仿佛就在眼前。

“他那靈魂不滅的信念，

對真、善、美、公正等道德觀念的追求，

給我以孤單單生活下去的勇氣，

我感到女兒和鍾書并沒有走遠。”

楊絳在哲學中找到了答案，

治愈了自己。

“鐘書逃走了，我也想逃走，

但是，我壓根兒不能逃走，

得留在人世間，打掃現場，

盡我應盡的責任。”

楊絳開始整理錢鍾書留下的

各種手稿和筆記。

個中艱辛，并不比翻譯《堂吉訶德》來得少。

此時的楊絳，已年近九十高齡，

手稿不僅數量繁多，前后互引，

里面還摻雜著楊絳并不擅長的

德文、意大利文、拉丁文，

因此，整理時要付出巨大的精力。

▲1999年，楊絳整理錢鍾書筆記“容安館札記”。

2011年，當極耗心力的

20卷《錢鍾書手稿集·中文筆記》出版時，

在一場座談會上，

楊絳通過錄音表達了感激之情：

“為他立項出版一部不大可能熱銷的‘手稿集’，

他今天準會又高興，又得意，又慚愧，又感激。

我是他的老伴，能體會他的心意。”

話語有力而又激動得微微顫抖。

這一天，

她也是又高興，又感激。

“在這個物欲橫流的人世間，

人生一世實在是夠苦的。”

楊絳清楚地知道，

人生里充滿了苦難。

但縱觀其一生，

不論是在順境還是逆境之中，

她似乎從未有過失控的時刻。

在楊絳百歲之年的一次采訪中，

記者問她，

身上那無怨無悔、向上之氣來自哪里？

楊絳回答，來自于信仰：

對文化的信仰，對人性的信賴。

有信念，就像老百姓說的，有念想。

記者又問，

您看重“自由”，

可是卻又總是在“容忍”，

從做錢家媳婦的諸事含忍，

到國難中的忍生活之苦。

這好像是兩個氣質不同的東西。

楊絳回答，

這也忍，那也忍，

無非是為了保持內心的自由、內心的平靜。

▲2003年，攝于北京三里河寓所。

她在容忍中得到了什么？

“我穿了‘隱身衣’，

別人看不見我，

我卻看得見別人。

我甘心當個‘零’，

人家不把我當個東西，

我正好可以把看不起我的人看個透。

這樣，我就可以追求自由，張揚個性。”

參考文獻：

楊絳：《楊絳全集》，人民文學出版社，2014年

董衡巽：《記楊絳先生》，《外國文學評論》，1991年第4期

鳳凰衛視：《我的中國心：坐在人生邊上——楊絳》，紀錄片，201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