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學家王笛談《給阿嬤的情書》：這部電影有鮮明的歷史性

2026年5月22日，花城文學課第29講于越秀公園花城文學院陌上禮堂開講。本次主題為“在文學中尋找歷史”，由著名歷史學家、澳門大學人文學院歷史系講席教授王笛主講，資深媒體人、專欄作家胡洪俠擔任特邀主持。在講座中，王笛教授從歷史研究的角度談文學中包含的歷史元素，講述歷史與文學深層的互動關系。

歷史寫作要有“文學性”

講座開篇，王笛就提到：“歷史寫作要有文學性，文學寫作要有歷史感。”他回憶自己在20世紀80年代寫的第一本書里用了大量圖表和數據，幽默地表示：“如果你睡不著覺的話，把那本書打開，肯定能幫助你入睡。”他開始意識到當下歷史寫作存在一種困境：歷史書淪為枯燥無聊的文本，漸漸遠離大眾視野。他認為“一個歷史研究者不應該把自己的寫作局限在象牙塔里面，不能只想我這個著作是專門寫給歷史研究的同行看的”。而打破困境的辦法，則是“文學性”。

王笛認為，歷史寫作要有“文學性”，而關鍵在于歷史寫作“必須要以人為中心”。王笛強調：“讓歷史寫得生動活潑、有血有肉，一定要有人物的塑造。”他說，過去的歷史學以帝王、思想家等為主，而占據時代“大多數”的普通人，在史書上留下的篇幅極少。而這造成了傳統歷史學的盲區。王笛倡導歷史學家應該眼光向下，歷史研究要將宏大敘事和日常生活并重。“其實這個說法并不是我的原創，這也是馬克思主義歷史學所不斷強調的。我想，現在的歷史學應該要從帝王史觀走到、回到民眾史觀。”

“讓歷史寫作以人為中心，回到民眾史觀，那么歷史研究者要向文學家學習”。他想到在文學作品中，故事多以普通人為中心，像路遙《平凡的世界》，都從個體的命運入手講述故事，“哪怕后面你有波瀾壯闊的史詩，但是也要有個體的人”。

他進一步強調：“我們現在的歷史學，應該回歸司馬遷那種文史不分家的那樣一種狀態。”他明確了一點：“歷史研究者不能自以為是地認為我們才是歷史的唯一寫作者。如果文學家在文學作品中展示了時代，從一定程度上來說，他們就是在寫歷史。”文學也可以是史料，史學也是文學。文學家們也可以用細膩筆觸寫下最鮮活、最真實的民間歷史，比如沈從文筆下的湘西鄉土、李劼人記錄的成都茶館、沙汀書寫的川西平原。“當歷史研究者對普通人、對大眾文化、對日常生活毫不關心的時候，這些文學家留下了比較詳細的記錄，這對我們以后研究歷史提供了非常有用的借鑒。”

王笛還認為：“我們在寫歷史的時候，有很多手法可以向文學家學習。”他將拍電影和繪畫與歷史寫作類比。歷史寫作可以學習電影拍攝手法和作畫技法。像丘吉爾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回憶錄》也能拿諾貝爾文學獎，歷史完全可以寫得漂亮。

如何回到歷史現場？

歷史寫作要有文學性，那么文學性是否會消解歷史的真實？對于歷史真實，王笛給出了冷靜的分析：“實際上在任何一個朝代留下來的資料都是非常有限的，而今天我們在做歷史寫作的時候，我們只能依靠不到1%的資料來寫歷史。”盡管我們去挖掘歷史檔案，“但是檔案資料和歷史上曾經發生的事情相比，仍然是占了非常小的一個部分，甚至不到1%的留存下來”。而且，受史學家們的歷史觀、意識形態等主觀因素影響，即便歷史學家們用同樣的資料研究同一段歷史，也會得出截然不同的結論。面對這些問題，王笛思考，我們該如何回到歷史現場，還原最貼近真相的歷史面貌。

王笛坦言：“實際上，任何歷史寫作，我認為都是一種再創造。”他指出，為了讓碎片化的歷史變得連貫，面對1%的歷史資料時，歷史學家需要加入自己的理解，將歷史材料合理地組合，填補史料的斷裂與空白。這時，歷史與文學已經難以分開了。他引用美國歷史學家海特·懷登的《元史學》表示：實際上，任何歷史記錄——無論是檔案、報刊還是日記——都是一種敘事、一種文學。所以歷史學注定會與文學產生深層的聯結，要讓文學進入歷史，注重多學科交叉，才能夠推動歷史研究的進步。“這種多學科的交叉，已經成為以后人文和社會科學寫作的一種基本模式。”

“文學作品不能照搬”

在歷史研究中重視文學資料、讓文學進入歷史的過程中，難免會出現質疑文學中歷史真實性的問題。于是王笛提醒讀者，盡管文學可以作為史料，但不能直接拿來就用，要學會分析和辨別。他以李劼人在《暴風雨前》描寫四川“吃講茶”的場景為例，書中寫茶館里大打出手時，老板反而感到高興，因為能向客人索賠。但他查了警察局檔案后才發現，現實根本并非如此，絕大多數情況老板不僅得不到賠償，而且還會被迫歇業。王笛表示，李劼人的小說與歷史事實不符，這是因為文學作品帶有作者的時代立場與主觀認知。所以在研究歷史時，不能照搬文學作品的內容，需結合檔案、報刊等史料交叉佐證。

對談： AI時代的歷史研究

在對談環節，特邀主持胡洪俠與王笛就歷史與文學的關系繼續展開交流，兩人談及胡適、陳寅恪的考據學研究與當代微觀史學的區別時，王笛解讀，胡適等人的“索隱派”研究仍屬于考據學范疇，傳統考據學重在以文學考證史實，而當代的微觀史學重在打撈普通人的生活百態。王笛還大膽預言：AI時代會帶來考據學的危機，傳統的考據學將很快被AI取代，那么“以后歷史學的發展，微觀歷史有可能是最后一條防線”。

有現場觀眾問及最近熱映的電影《給阿嬤的情書》，認為這部電影基于僑批史料改編，又有鮮明的文學性，這種歷史與文學的雙向賦能，給我們帶來哪些啟示。王笛表示，這部電影就有非常鮮明的歷史性。不僅是電影在拍攝時借鑒了僑批資料，而且導演拍電影本身，本質上就是在寫歷史。擴展開去，就與文學作品一樣，影視作品也是在寫歷史。

在互動環節中，觀眾和嘉賓還圍繞城市史、新媒體對文史傳播的影響等話題展開探討。王笛鼓勵現場觀眾記錄家族史、個人史，打撈那些即將埋沒在歷史現場的碎片。即便是尋常的家族故事，也可以成為未來珍貴的研究史料。

活動結束后，現場觀眾與王笛老師合影留念。在隨后進行的簽售環節中，讀者們排起長龍，積極與王笛老師互動。這一晚，歷史不再是沉重的學問，而成了可感可知的故事。歷史從不是冰冷的史料堆砌，而是無數普通人的生活合集。未來，花城文學課將持續匯聚名家，為觀眾帶來更多兼具學術深度與人文溫度的精彩講座。

采寫：南都N視頻記者朱蓉婷 通訊員 梁柏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