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清華校長攜巨款逃去美國，去世后皮包打開，真相令人動容

1962年5月19日，臺北臺大醫院一間普通病房里，一位73歲的老人停止了呼吸。清理遺物時，他的秘書在病床下面發現了一個黑色手提皮包。皮包很舊，邊角磨得發白，沒有鎖。這個包，老人從美國帶到臺灣，住院后一直放在床下，從未當著任何人的面打開過。在場的人叫來他的夫人韓詠華，又叫來幾位清華校友會的代表，眾目睽睽之下，秘書揭開了皮包的搭扣。里面裝著的是一沓一沓的賬本。清華基金賬目，每一筆，每一分，從1949年到1962年，十三年，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那一刻，病房里沒有人說話。

1915年的秋天，一個26歲的年輕人走進清華學校的大門，來當物理教員。他剛從美國伍斯特理工學院畢業回國，學的是電機工程，在當時的清華園里算不上什么顯赫的人物。六年前，他還只是一個在天津城西成安街老宅里溫書的落寞世家子弟。他姓梅，名貽琦，字月涵。1909年6月，清政府游美學務處在北京史家胡同舉行首次庚款留美考試，全國630人報考，只取47人。梅貽琦考了第六名，是第一批用美國退還的庚子賠款利息出國讀書的中國學生。

清華學校剛創辦時，被戲稱為“買辦養成所”。校園里西裝革履是常態，英文說得比中文溜，體育是美國教練用英文喊口令，課表上甚至找不到“中國歷史”這門課。社會上有人看不起清華，說它不過是留美預備營，培養的學生“黃皮白心”，學問沒學到多少，派頭倒學了一身。1928年，清華正式改為國立大學，掛上了“國立清華大學”的牌子。但到了1931年，這所年輕的大學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危機。從1928年到1931年，校長走馬燈似的換了三任，羅家倫干了一年多被轟下臺，喬萬選帶著軍警赴任連校門都沒進去，吳南軒更是只撐了幾個月就被學生趕走。教授們開會開到半夜，學生們貼大字報貼滿了大禮堂外墻。整個清華園像一個沒人掌舵的大船，在風雨里原地打轉。

1931年12月3日，42歲的梅貽琦站到了清華大學大禮堂的講臺上。臺下的學生們交頭接耳。這個人是清華的第一批庚款留美生，算是自己人。但除了這個身份之外，他似乎沒有什么特別耀眼的光環。他在清華教了十幾年物理，當了好幾年的教務長，但論學術地位，比不上那些從歐洲拿博士回來的大學者；論政治后臺，連國民黨的黨籍都沒加入。很多學生甚至不認識他——他1928年去了美國，擔任清華留美學生監督，已經離開清華園三年多了。

禮堂里漸漸安靜下來。所有人都等著聽這位新校長怎么說。梅貽琦開口了，語速很慢，慢到有人后來回憶說，那是一種近乎靜止的從容。他說：“我希望清華在學術方面應向高深專精的方面去做。辦學校，特別是辦大學，應有兩種目的：一是研究學術，二是造就人才。”接著，他借用孟子見齊宣王時的話，改了一個字——“所謂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

這句話后來成為中國大學史上被引用最多的教育名言之一。但在1931年那個冬天的下午，臺下的學生們并不知道它會有這樣長的壽命。他們只是從這個慢悠悠說話的校長身上，第一次感覺到了一種異樣的安穩。

梅貽琦不愛說話，幾乎到了偏執的地步。時人送了他一個外號——“寡言君子”。清華園里流傳著一首打油詩，是學生專門為他編的：“大概或者也許是，不過我們不敢說，可是學校總認為，恐怕仿佛不見得。”二十個字全是虛詞，沒有一個字落到實處。梅貽琦聽說了也不惱。

但他說話慢，做事卻不慢。一上任，他先砍掉了校長的一切額外待遇。校長的專車，不要了。校長的專用廚房，撤了。校長的傭人，退回去了。他自己住進清華園里的甲所，每天步行穿過校園去上班，路上碰見學生就微微點一下頭，連一句“你好”都省了。

他做的最狠的一件事，是把自己的女兒擋在了清華門外。云南省主席龍云的女兒報考清華沒錄上，龍云大怒，嚷嚷著要上門討說法。后來他找人打聽了一圈，回來之后一言不發——梅貽琦的小女兒梅祖芬也差幾分沒考上清華，成績比龍云的女兒還低一點。梅貽琦沒有為她開任何后門。龍云后來見人就說，他是服了。

華羅庚進清華，是梅貽琦親自批的。華羅庚只有初中學歷，一條腿還因傷寒落下了殘疾，在江蘇金壇的小雜貨鋪里當店員。梅貽琦把他從雜貨鋪里拽出來，先讓他做系資料員，然后破格升為助教，讓他可以修大學課程；后來又送他去英國劍橋大學深造；最后，華羅庚連講師、副教授兩級臺階都沒經過，直接成了清華的教授。

陳寅恪進清華國學院的時候，除了在德國、瑞士、法國、美國游學多年之外，一張正式的大學文憑都沒有。清華教務會議上，有人猶豫了：沒有學位，怎么給學生上課？梅貽琦只說了一句話，大意是陳寅恪是幾百年才出一個的大師。然后陳寅恪就站在了清華的講臺上。

那幾年，清華園里的人才密度高到了不可再現的程度。朱自清講國文，聞一多講詩經，馮友蘭講中國哲學史，金岳霖講邏輯學，錢穆講中國通史，熊慶來講數學，吳有訓講物理，周培源講理論力學。梅貽琦手下不光有本土精英，他還把控制論創始人維納從美國請來講學，讓法國數學家哈達瑪在清華做訪問研究。三十年代的清華，是全球學術界矚目的一所大學。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8月，清華、北大、南開三校師生分批南下，先在長沙落腳，組建長沙臨時大學。南京淪陷后長沙也岌岌可危，1938年2月，三校再次西遷，目的地是云南昆明。

從長沙到昆明，師生們兵分三路。其中一路由聞一多、曾昭掄等教授帶隊，二百多名男學生徒步橫穿湘黔滇三省。他們翻過雪峰山，跨過盤江峽谷，全程走了68天，行程三千多里。這是中國教育史上最漫長的一次遷徙，胡適后來評述道：“這段光榮的歷史，不但聯大值得紀念，在世界教育史上也值得紀念。”

到了昆明，長沙臨大改名為國立西南聯合大學。張伯苓、蔣夢麟、梅貽琦三人同為常委，按照制度輪流主持校務。但張伯苓常住重慶，蔣夢麟也另有要職，主持聯大日常運轉的重擔，實際落在梅貽琦一人肩上。他面對的不是一所大學，是三所大學拼在一起的一個龐雜系統。北大有北大的傳統，清華有清華的做派，南開有南開的風格。三校的經費來源不同，教師待遇不同，甚至連開會用的茶杯規格都不一樣。梅貽琦要做的，是在誰也不服誰的三撥人中間找到一個所有人都能接受的平衡點。

他在昆明城西北買下一百二十四畝荒地，請梁思成夫婦設計校舍。梁思成的第一版圖紙送來，是幾棟三層小樓。梅貽琦把圖紙退了回去，附了一張便條，上面只寫了幾個字——去掉一層。預算不夠，所有校舍只能建成平房。第二版圖紙改成兩層。梅貽琦又把圖紙退了回去。最后逼得梁思成把校舍高度壓到了極致：宿舍是一律的土墻茅草頂，教室和辦公室是鐵皮頂。

昆明多雨。鐵皮屋頂在下雨的時候叮當聲不絕于耳。有時候雨大到學生聽不見教授講課的聲音，臺上的教授就停下來，等雨小一點再繼續。窗戶沒有玻璃，風吹來時要用石塊或硯臺把桌上的紙張壓住，否則就會被吹飛。地面是泥土壓實的，下過幾場雨之后就滿是泥坑。到了1944年，聯大的財政已經山窮水盡，梅貽琦下令把教室的鐵皮屋頂拆下來變賣，換成了茅草頂。一個大學的校長，窮到連房頂都要拆了賣錢，這是在和平年代的人很難想象的一個畫面。

梅貽琦的夫人韓詠華也跟著丈夫到了昆明。這位出身天津名門的女子，曾經是大家閨秀。在昆明，她學會了做糕點，給糕點取名“定勝糕”——寓意抗戰一定勝利。然后拎著籃子到大街上擺攤，一塊一塊賣出去。聯大的學生經常能在文林街、青云街一帶看見校長夫人蹲在路邊賣糕。沒有人覺得這有什么奇怪的。因為梅貽琦自己穿的衣服，肘部和膝部都打著補丁。有一次他出席一個正式的會議，西裝袖口磨出了線頭，他不動聲色地把手縮進了袖子里。

財政最困難的時候，清華工學院用多余的設備悄悄辦了一個“清華服務社”，接一些小規模的加工和生產訂單，賺一點微薄的盈余。這筆錢本來只應該補貼清華教職工的生活。但梅貽琦顧念著北大和南開的同事們同樣在貧困中掙扎，到年底的時候，他把盈余的一部分拿出來，給三校全體教職員每人發了一筆額外津貼。聯大教授鄭天挺后來寫道：“在昆明生活極端困難的時候，梅校長顧念聯大和北大南開同人同在貧困，年終送給大家相當于一個月工資的饋贈，從而看出梅校長的公正無私。”

就是在這樣鐵皮漏雨、茅草透風的校舍里，西南聯大辦了整整八年，至1946年5月4日北上復校。

聯大先后在校學生八千余人，從這里走出了一串讓后人瞠目的名字：李政道和楊振寧拿了諾貝爾物理學獎，鄧稼先、朱光亞、郭永懷等八位后來成為兩彈一星功勛，錢偉長、錢三強、趙九章、王大珩在各自的領域里豎起了一座又一座豐碑。后來有人統計過，西南聯大八年，培養了兩院院士一百七十二人，人文大師一百多人，在中國的教育版圖上找不到任何一所學校能與這個成績比肩。1948年，中央研究院在全國選出首屆八十一名院士，其中二十余人曾在西南聯大任教或就讀。

而那八年里，真正蹲在昆明現場、一手操持聯大日常校務的人，始終是梅貽琦。張伯苓和蔣夢麟也當過常委，但他們大部分時間在重慶。昆明的轟炸、物價、師資、校舍、學生伙食、三校之間沒完沒了的矛盾，樁樁件件壓在梅貽琦一個人肩上。他的兒子梅祖彥回憶：“父親為維持學校順利運轉，曾花費很多精力和時間與中央政府以及當地領導層保持關系。”他每年要到重慶奔走一次或幾次，那時由昆明到重慶乘飛機是件大事，半夜起床，清早趕到機場，候到天黑都不一定走得了。有一次他花了將近三個月在外面奔忙，只為了給聯大多爭取一點經費。

鄭天挺寫道：“在聯大八年患難的歲月里，梅校長始終艱苦與共，是大家經常提到的。”他還留意到另一個細節：梅貽琦遇到問題時，從來不先表態。他總是先問別人：你看怎樣辦好？別人說了看法，如果跟他的想法一致，他就會點點頭：我看就這樣辦吧。如果意見不一致，他也不爭辯，只是慢慢地說：我看還是怎樣怎樣辦的好，或者說，如果那樣辦，大概會發生什么什么樣的問題。語氣永遠溫和，措辭永遠委婉，可當他說出那句話的時候，事情基本上就已經定了。葉公超用三個字概括這個人的性格——慢，穩，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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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冬天，清華園解放前夕，梅貽琦上了飛往南京的飛機。

他隨身帶著一只老舊的公文包。這個皮包就是后來那個讓所有人淚目的秘密載體，但在1948年的那個冬夜，誰也不知道里面裝的什么。更引人注目的是，人們發現他帶走了一筆天文數字般的巨款——清華大學存在美國的庚子賠款基金。

國民政府早在抗戰時期就多次要求梅貽琦動用這筆基金。有一次，財政部直接發了一封措辭嚴厲的電報，大意是國家有難，清華的錢也是國家的錢，此時不用更待何時。梅貽琦回了一封更短的電報：這筆錢不是國家的，是清華的，我沒有權力動。電報發出去之后，財政部的催款通知再也沒有來過。

1949年之后，兩岸分治。清華基金的命運成了各方博弈的焦點。大陸方面希望這筆錢能回到北京清華。臺灣方面則希望梅貽琦把基金帶到臺灣。還有人——很多很多人——暗示梅貽琦，只要你在賬目上動一點小小的手腳，誰也不會發現。

梅貽琦選擇了第三條路：他去了美國，親自守著這筆基金。他在紐約租了間舊公寓住下來，兼任華美協進社的常務董事，管理清華在美庚款基金。他給自己定的工資，跟庚款資助的在美留學生一樣：每月三百美元。六十多歲的韓詠華被丈夫留在紐約，在一家醫院里當護工。后來年紀大了，人家不用她了，她又去找了別的零工。她跟鄰居說她丈夫是大學校長，鄰居不信。

最困難的時候，梅貽琦連去醫院看病的錢都拿不出來。清華校友聞訊湊了一筆醫療費送過來，他收下的時候沒有說話。

他生病住院期間，那只黑色手提包就放在病床下面。沒有人知道他為什么對一個舊皮包緊張到這種地步。他意識還清醒的時候，每次護士來整理病房，他都會朝床腳的方向看一眼。那個皮包還在不在。看到了，他就閉上眼睛休息。

1962年5月19日，梅貽琦因積勞成疾在臺北病逝。消息傳出，整個清華園震動。兩岸的清華師生都在悼念他。北京方面沒有公開發表悼念聲明——那個年代的臺海關系不允許。但他當年的學生們私下里傳閱了一份訃告，逐字逐句地抄。臺北這邊，梅貽琦的后事由他的一位老友和清華校友會共同處理。遺體火化后，骨灰安葬在新竹清華校園內一處山坡上，墓園以他的姓氏命名為“梅園”，園中遍植梅樹。每年歲末初春，梅花開成一片，成了臺灣著名的賞梅去處。

皮包的故事，發生在葬禮之后。

他的秘書在眾人的見證下打開了那個他從1948年從北平帶走、從大陸帶到美國、又從美國帶到臺灣、連住院都放在床下、連妻子都不讓碰的皮包。里面是清華基金的賬目。從他1949年到美國開始，到他去世前夕為止，每一筆資金的去向都寫得明明白白。十三年的賬，一分不差。而他自己連喪葬費都沒有留下，是清華學子們湊錢替他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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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貽琦和夫人韓詠華生了四個孩子，一子三女。長女梅祖彬，次女梅祖彤，三女梅祖杉，幼子梅祖彥。在昆明的時候，兒子梅祖彥的眼鏡摔碎了，一直沒錢配新的。韓詠華心疼兒子，但她知道丈夫的脾氣，一個字也沒跟梅貽琦提。她默默地從定勝糕的收入里攢了幾個月，才給兒子換了副鏡片。

1949年梅貽琦飛離大陸時，兒子梅祖彥選擇留在北京。父子倆就此永別。梅貽琦知道這個孩子是再也見不到了。他沒有表露任何激烈的情緒，只是臨行前把梅祖彥單獨叫到書房里，交代了幾句。那幾句話的內容，沒有人知道。梅祖彥后來成為清華大學水利系教授，一輩子沒有再見過父親。多年以后，他在回憶錄里寫到父親的時候，用了“身教重于言教”這六個字。

1977年，韓詠華應周恩來邀請，從美國輾轉回到大陸，定居北京。鄧穎超聽說她回來，特意設宴接風，請了天津狗不理的大師傅做了一桌家鄉菜。宴席上，鄧穎超問起梅貽琦晚年的情況，韓詠華說得很平淡，只用了一句話：他這個人，一輩子就會替清華省錢。

1989年12月，梅貽琦誕辰一百周年。兩岸清華大學都舉行了紀念活動。北京清華圖書館舉辦了專題展覽，展柜里陳列著梅貽琦當年寫給教務處的親筆便條——每張便條都只有寥寥幾行，措辭一如既往地簡潔，沒有一個多余的字。臺北新竹清華的“梅園”里，數百株梅樹在冬雨中開著花。學生們從北京和臺北趕來，在梅校長墓前獻花。兩塊校徽，一樣的字樣——“清華大學”。那塊碑上刻著梅貽琦的生卒年份。兩個年份之間，隔著一條海峽，和十七年沒有回過北京的漫漫時光。

他當年就職演說時說，辦學校有兩個目的——“一是研究學術，二是造就人才”。他沒有說自己要當什么教育家、要留下什么千古文章、要在歷史上占據怎樣不可取代的位置。他只是在清華園里走了幾十年路，從青磚校門走到甲所，從甲所走到科學館，從科學館走到圖書館，見了學生微微點頭，見了教授輕聲商量，該由他拍板的事從不猶豫，不該他出頭的事從不往前站。清華的校訓是“自強不息，厚德載物”。這八個字，他一生沒有掛在嘴邊，但認識他的人都說，梅校長本身就是那八個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