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學憶：地方研究與大歷史

文|陳映芳（上海交通大學榮休教授）

區域史本不是學術新領域

作為一個社會學研究者，一直以來，當我們以質性研究方法從事個案研究時——它們通常以某個區域或某個社會單元為實證調研的對象，大多也會遇到這樣一個問題：如何說明案例的代表性或典型性。也就是說，你的個案研究能夠說明更大范圍的社會（如國家或某些普遍的群體）的問題嗎？又或者你的研究發現具有普遍的理論意義嗎？

有意思的是，類似的疑問，似乎也是近年來史學界一些地方史研究者正在面對的問題。這不免引發我的好奇，并勾起了我的一些記憶。

新世紀來，史學界以“地方”(或“區域”“地域”)為對象的研究成果越來越多了，除了歷史地理學歷來有“分區而論”的傳統，區域經濟、地方政治等的歷史，尤其是地域社會史/文化史的研究成果，精彩紛呈。以我的門外之見，這一學術現象背后的歷史脈絡，應該與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地方史志兩個領域的一些變化有關。

給地方史研究帶來影響的一個變化，是區域史作為研究方法和理論范式在國內史學界得以逐步確立。其中如施堅雅（G.W.Skinner）的“區域市場體系理論”、法國年鑒學派、日本明清史學界的地域史研究、以及西方新文化史等等，從多方面影響了史學的范式轉變。

另一個變化應該是自上而下的地方修志工作。上世紀80年代至90年代，各級政府曾動員并組織了地方志的編修、出版。這與鄧小平的直接倡導有關。1979年鄧小平提出了“纂修地方志”的提議，隨后有胡喬木等的進一步呼吁。那以后“中國地方史志協會”于1981年正式成立（1985年更名為“中國地方志協會”，2012年更名為“中國地方史志學會”），全國性地方修志工作由此正式啟動，各省/市的修志機構直接隸屬于省級黨委或政府的廳（局）級常設機構。這是一個頗具意味的變化，因為在那以前，我們能看到的地方志如清代及民國初期的地方志，主要是由地方士紳們組織，雖然有地方“修志局”等機構存在，但從資金籌集到社會協同等，主要是地方社會力量推動的結果。這一方面延續了歷史上士紳文化的傳統，同時也以清末民初地方社會逐漸形成、地方自治運動興起為歷史背景。在明清以降市鎮聚落發達的江南地區，士紳群體除了投入組織化的“市志”“縣志”編撰工作外，還出現有較為普遍的士紳個體為鄉鎮修志的現象。那些自下而上形成的地方歷史文獻在80年代以來已有不少被重新整理出版。

這些變化看上去順理成章。不過我們多少會有疑問：在80年代以前的三十年里，“地方”在中國的主流史學中存在嗎？如果存在，它們是以什么形式呈現的？另外，那些“區域”與“國家”“全球”的關系又是怎樣的？區域史研究對于我們理解國家內部的社會多樣性、以及更為細致深入地理解社會的深層結構及變化機制等等，無疑具有多方面的意義。

此外我還注意到，近幾年一些研究區域史的學者正在討論這樣一個問題：如何從“區域”中發現“大歷史”？

進入21世紀，曾經困擾上一輩學者的區域研究是否具有“典型性”與“代表性”，區域的“微觀”研究是否與“宏觀”通史敘述具有同等價值等帶有歷史哲學色彩的問題基本上不再是影響區域社會經濟史研究的思想顧慮。自施堅雅提出從區域的脈絡解釋中國歷史結構的理論起，區域史研究成為學者們試圖加深理解國家歷史乃至全球歷史的重要研究取向之一。（《在“區域”中發現中國“大歷史”——區域史研究的歷程、現狀與展望》，《光明日報》2024年05月06日 14版）

這樣的問題，既涉及到了地方史學術意義的可能性，也涉及到了研究者的理論抱負。這不能不讓我回想到80年代前后的一些學術現象。筆者大學本科和碩士研究生階段在蘇州大學（原江蘇師范學院，1982年更名）學習歷史學，其時的蘇大屬于地方性大學，我所師從的段本洛先生和董蔡時先生兩位導師的主要研究領域也是蘇南經濟史和蘇州地區的太平天國史等（那時蘇大中國近代史碩士點實行雙導師制，本人研究方向為中國近現代經濟史，主導師是段本洛教授）。然而那時的史學界，都公認他們是中國近代史領域的著名學者，他們自己以及我們這些學生也不覺得自己是在從事地方史或區域史研究。事實上蘇州大學歷史系在80年代初另外成立有一個“蘇州地方史研究室”，由幾位蘇州市區本地生源的大專班優秀畢業生專門從事蘇州地方史的研究工作。

回溯那時的史學界，在明清史和中國近代史的研究領域，實際上不少學者是以實證史學為方法、并以地域社會為對象，而學者們探討、論證的，則往往是涉及中國社會發展規律、歷史唯物主義普遍理論等等的“大學問”。

學術與志業

今天的年輕學者及學子，或許會認為在70年代前的幾十年中，史學研究主要就是以階級理論為指導、以宏大敘事為風格，而很少實證的地方史研究。如上所述，在我70年代末開始的求學時代，無論是老師們口口相傳的學術傳統，還是我們在課堂上和書本中接觸到的知識體系，當然還有師生們的研究方向，區域史研究都占據重要的地位。尤其是明清史、近代經濟史，還有那時候在政治史據主流地位的農民戰爭史，地方史都是重要的學術領域，如蘇南/江南史研究領域，不僅積累有豐富的文獻資料和學術成果，也曾被賦予“大歷史”的意義。

就我有限的史識和學術記憶而言，與明清蘇南/江南地區緊密纏繞的史學議題中，有兩個命題，曾涉及到了中國的歷史演變是否符合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原理的重大問題：一個是“中國歷史上是否存在有資本主義萌芽”？另一個是“太平天國革命是否推動了江南地區資本主義經濟發展”？圍繞中國在鴉片戰爭前是否已經形成有資本主義萌芽、它們是出現于宋代還是明清時期的問題，研究者們對于明清蘇南工商經濟史、手工業發展史的研究成果，尤其如柴德賡等教授在蘇州發現的清雍正十二年《蘇州府長洲縣永禁機匠叫歇碑》（作為中國早期資本主義萌芽時期勞資關系的直接物證），被認為有力地論證了中國傳統手工業已經向資本主義生產關系過渡、亦即明清中國已經形成有資本主義萌芽的史實。而太平天國在蘇南地區推行的經濟政策，以及對蘇南地區社會經濟變化的影響，也是系里一代代師生曾長期投入的研究。據我所知，江蘇師院歷史系還曾于50~60年代組織師生深入蘇南城鄉地區，進行過較大規模的實地調研。

這樣一些史學命題在中國現當代學術史中的意義復雜性，以及它們在今天史學界的實際展開狀況，都不是我能夠妥當一點地介紹或評論的。但是，我們的老師們，在50年代至80年代的那幾十年中是如何探索可以安身立命的學術道路的？這確實是我面對這些年學界生態的變化，時不時會想起的問題。

江蘇師院的前身東吳大學早在1927年就設立有歷史系，后在1952年開始的院系調整過程中，僅保存了一個“歷史專修科”。1955年重新創建歷史系，首任系主任是著名史學家柴德賡先生。在今天看來也許稍有點讓人意外的，一是柴先生在北京先已擔任過北京師范大學歷史系主任，1955年何以來到蘇州主持創建一個地方高校的歷史系；二是作為陳垣先生最重要的學術傳人之一，柴先生長期從事歷史古籍的考據研究，尤其精于目錄學和文獻史料學，到蘇州后卻迅速投入了蘇州地方史的研究（1964-1966年曾由教育部借調至北京協助陳垣點校新、舊《五代史》）。除了發現《蘇州府長洲縣永禁機匠叫歇碑》并論證了其作為中國資本主義萌芽重要歷史佐證的意義外，他還曾撰寫有《從白居易詩文中論證唐代蘇州的繁榮》《明末蘇州靈巖山愛國和尚弘儲》等論文。柴先生這樣的研究實踐，是基于怎樣的學術目標？最近我讀到北京師大史學史學者的研究，約略了解到，接受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主義作為新時代背景下新的理論闡釋體系，在柴先生既有30-40年代見證舊時代的衰落、并受到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的影響等前因，也是他50年代初“參加政治學習、社會實踐活動，并且配合自我檢討等方式”后，所發生的觀念之變化。（方美美、張濤《柴德賡的馬克思主義轉向及其史學貢獻》，《河南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4年第1期）

自80年代馬克斯?韋伯的學術被介紹進來，“以學術為志業”（“學術作為志業”）在學界已是廣為傳播的一個詞語。在韋伯看來，學術研究不僅充滿風險亦即不確定性（包括應對生存壓力的不確定性和實現價值目標的不確定性），它還是需要從業者具備獻身精神的一種職業——研究者惟有以“癡迷”“狂熱”的身心投入，才可能獲得真正意義上的學術成就。也就是說，以學術為職業，需要從業者視工作本身為一種“天職”，同時還需要研究者兼具高度的價值認同和強烈的探索興趣。然而在現實世界中，人文社會科學的研究者無不身處于具體的社會時空，他們的職業系統依附于具體的社會系統/國家體制，他們個體的價值規范的確立和轉變，亦受到大時代的制約和影響。在時代的波動中，學術作為人的“志業”，它的冒險性，并不會因為你通曉了某種新理論/新方法、或掌握了某種萬能的“覺今是而昨非”的能力就必然能規避的。

區域社會研究的“超越性”課題

相較于“學術作為志業”，在今天的中文語境中，“學術志趣”似乎是一個更為普及的概念。不過在我看來，那其中包含的研究者對學術理念的認同，與對具體的研究對象的興趣，有時也是難以兩全的要求。當然，如果一個人文社會科學的研究者是以“與個人生命史相關聯的地方”為研究對象，那很可能是一個天然的有利條件——對于家族故土、個人出生成長的家鄉，或在精神生活史中刻有特殊印記的地方，人們極可能抱有深切的關心和持久的探究興趣。

也就是說，相對于那些因為要探索普遍社會的演變規律或論證某些理論而進入地方史領域、區域研究的學者而言，前者更可能生發并維系強烈的研究動力。事實上，今天的學者也有了可以根據個人興趣而研究自己熟悉的地域社會的更自由的選擇空間，同時也有了更多的學術路徑，包括人類學、地域社會學、城市史等的學科理論和調研方法——這些其實也是今天一些學者據以自重的學術正當性。

說起來，一花一世界，人文社會科學的研究，從研究作為個體的人，作為共同體的家族，到研究國族或人類，雖然研究對象的單元有大小，但它們各有其無可替代的價值，相關的研究也各有其意義空間，并不必然存在地位優劣、份量輕重之區別。但是，當研究者進入到一定的學術語境，那么，如何將基于個人心理/精神層面的對自身或自群體的探索興趣，轉化為分析普遍行為模式或社會機制/原理等的專業工作，如何在相關的學術共同體中拓展理論等等，都將是研究者面臨的課題。這些都需要研究者具備社會/歷史的想象力，以及對普遍人性及其行為、或對整體社會等的研究能力。而當學者以地方為研究對象時，還需要研究者對個人和血緣/地緣共同體的情感、記憶、認同等保持自覺，尤其具有對各種地域局限和學者個人的階層/族群等立場的超越性。所有這些，應該是研究者試圖從“小地方”發現大歷史的學識條件、專業規范。

而這樣一些課題，無論是由國家研究而切入區域研究，還是反過來從地方史中發現大問題，相關的研究所需要的學術熱忱的維持和對自身立場的超越，應該都是我們的老師們早就深切地體味、并艱辛地實踐過的吧。在我的印象中，青年時代在昆明經歷過學生運動的段本洛老師，一直對思想史抱有強烈的興趣。近幾年我見有不少學者在重新發現并強調郭嵩燾的思想在中國近代史上的意義，而我記得在段老師為本科生和研究生分別開設的《中國近代思想史》課上，郭嵩燾還有王韜等人的理論的歷史重要性，一直是他特別強調的（可惜那時的我懵懂而并不能真正理解他的歷史思考）。雖如此，講一口云南官話的段老師在幾十年中卻一直深耕于蘇南地區的工商經濟史、手工業史研究，是這個領域的重要奠基人。80年代開始他還投入了洋務運動史的研究。無疑，中國歷史上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機遇和命運，始終是他的學術關注點，那里面寄托有他的人生價值。

董蔡時老師是江蘇常州人，長期研究太平天國史、湘/淮軍歷史和晚清政治史。我們知道，太平天國所造成的生死離亂在江南地區有許多社會記憶，包括不少士紳紀錄有親歷的人間悲劇。這樣的社會背景多少會影響到民國一代知識分子的歷史認知，就如人們常提及的魯迅、周作人兄弟作品中呈現的關于“長毛”的地方記憶那樣。然而清史、近代史領域研究太平天國的當代著名專家中，恰有好多位是蘇南籍學者（如戴逸、蔡少卿、祁龍威幾位先生還同為常熟籍人士）。他們對太平天國的評價，多以歷史唯物主義為理論指導，農民革命對既有封建體制的沖擊是其中的主要議題之一。在如今不少學者眼里，那樣的學術有明顯的時代印記或意識形態局限性。然而認真拜讀他們的研究，我們當能注意到，他們的研究多以深入細致的、對各類地方文獻資料的實證研究為方法，“階級理論”在其中往往也不是刻板的教條，而是研究者真誠認同的嚴肅的理論范式。涉及到地方情感，事實上，我在課堂上和日常交流中，也一再聽到董蔡時老師提及有關太平天國的地方記憶，那其中不僅有恐怖的“長毛”，還有瘋狂掠奪的湘軍……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社會轉折時期，從他們那一代學者的研究中，我可以深切地感受到他們對學術“超越性”的追求。當然，今天回憶起來，我尤其感佩他們歷經滄桑而依然能夠持續地沖破觀念束縛和學術桎梏的精神韌性，還有對年輕學者開拓學術新空間的全力托舉。

說回到蘇州地方史、以及蘇南/江南地域史研究。作為東南歷史名城的蘇州當然不是一般的小地方，而江南社會史研究更是海內外學術界倍受注目的領域。與本文的標題相關聯，在這兒我還想提及兩項研究。一項是由華中師范大學章開沅教授所開拓的蘇州商會史研究。章先生原是辛亥革命史大家，而上世紀80年代初，他“慧眼識珠”地發現了蘇州商會檔案對于中國早期資產階級研究所具有的重要價值。隨后章先生與幾位學生一起，由歷史大議題進入蘇州地方史，同蘇州檔案館深度合作，在整理出版檔案文獻的同時，研究并發表了一系列相關成果，在史學界不僅被認為有力地證明了中國近代資產階級的存在及其在辛亥革命中的重要作用，還為學術界運用“公共領域”“市民社會”等理論分析中國歷史提供了實證基礎。

另一項是馬俊亞教授的地域社會史研究。馬俊亞是段本洛老師的學生，在段老師的長期指導下從研究近代江南經濟史入門，逐漸進入區域比較研究和淮北社會史研究。他的代表作《被犧牲的“局部”：淮北社會生態變遷研究（1680-1949）》的學術貢獻已經受到學界公認。在這兒我想強調的是，“從自身所在的地區出發去研究歷史”，他不只在淮北歷史中發現了學術大問題，在對地域社會生態的調研過程中，他的研究更呈現了富于學術勇氣的種種超越性。從中我看到了導師們的史學理論、學術風格對他所產生的深刻影響（這方面他自己也有相關的介紹，參見《馬俊亞談被犧牲的“局部”》上海書評 2024年1月28日 12:34 上海）。

由此也感慨，今天的人文社會學科研究者如果意圖在地域社會研究中發現“大歷史”、探討“大問題”，那當代中國曲折的學術史和知識分子精神史，正可以成為我們認識當下學術生態、思考如何超越時代及各種理論范式的局限性的重要歷史參考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