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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遠舉:李約瑟的觀點有一定的解釋力,但這種單一的哲學觀,并不足以說明“何以發生”,也不能解釋為什么差得那么遠。
20世紀30年代,研究中國科技史的英國著名學者李約瑟首次提出這樣一個問題:在近代以前的漫長歲月中,中國人在應用自然知識滿足人的需要方面,曾經勝過歐洲人,那么為什么近代科學沒有在中國發生呢?這就是著名的“李約瑟之問”,引發對中國近代科學技術落后原因的廣泛探討。
李約瑟本人提供了一些解釋:中國沒有具備適宜科學成長的自然觀、哲學觀;中國人太講究實用,很多發現滯留在經驗階段等等。
回顧西方科學發展歷史,早在古代希臘時期便誕生了“畢達哥拉斯主義”,就認為“物理世界、宇宙的秩序是由絕對和諧、永恒的數學規律所構成的”。這種觀念把數學和自然結合在一起。柏拉圖繼承并發揚了這個觀點,把世界劃分為數學規律和表象兩個世界。這種二元論,鼓勵人們抽象出現象的數學規律,深深影響了整個西方的哲學觀。比如牛頓萬有引力定律,就是從行星運動抽象出引力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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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李約瑟的觀點有一定的解釋力,但這種單一的哲學觀,并不足“何以發生”,也不能解釋為什么差得那么遠。
差距是從文藝復興時期拉開的。文藝復興運動推動了人的理性的覺醒,激發了人們對自然科學的濃厚興趣,為工業文明奠定了基礎。說到文藝復興,人們都會聯想到繪畫、雕塑,那么,僅僅是藝術中蘊含的人性力量推動了科學發展,還是另一些更具體的東西?
我認為,這一更具體的東西就是透視的發明、理論化和普及。
“透視”一詞源自拉丁文prospectiva(光學),簡單地說,即所有平行線會向一個或多個滅點(消失點)匯聚,構建三維空間縱深感。透視法的形成與建筑學、數學發展密不可分,是科學與藝術結合的產物 。
早在1028年,海什木(Abu Ali al-Hasan ibn al-Haytham),撰寫了一本視覺理論著作《光學之書》(Kitāb al-Manāzir)。200年之后,此書在歐洲流行,并在13世紀至15世紀催生了大量視覺制作實驗,最終形成了線性透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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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藝復興時期,喬托等藝術家開始探索在圖畫中表現空間距離的效果,但未掌握系統的透視法。15世紀初,著名的菲利波?布魯內萊斯基——佛羅倫薩圣母百花大教堂的建筑師,發明了一種光學技術,他在畫面的垂直光線與消失點相交之處鉆了一個小孔。他邀請觀者透過這個小孔觀察一面鏡子,鏡子中反映出洗禮堂的圖像。1413年左右,布魯內萊斯基就可以將物體的位置映射到一個平面上,遠處的物體看起來更遠。此后十年,幾乎沒有畫家使用了這一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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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了大約二十年,萊昂?巴蒂斯塔?阿爾伯蒂(Leon Battista Alberti)在1435年出版的《論繪畫》(On Painting)中,描述了用于精確放置物體的透視網格。把透視理論化、系統化,為寫實繪畫打下了基礎。
又過了20年,1452年,洛倫佐?吉貝爾蒂雕刻的,被米開朗基羅稱為“天堂之門”的佛羅倫薩圣若望洗禮堂之門,其中一幅著名的浮雕作品《以撒與以掃》,就熟練地應用了透視法。1465—1469年期間,保羅?烏切洛的《褻瀆圣體的奇跡(場景二至六)》完整地展示了線性透視法。待到我們熟知的達?芬奇的創作時代,也即1470年到1519年,透視已經是一種熟能生巧的技能了。我們小時候學的達?芬奇畫雞蛋,練習的正是透視。至此,透視成為西方古典寫實繪畫的基石技法,它對繪畫的改變是,可以畫得非常寫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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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藝復興發生于14世紀到16世紀,即1500—1600年,接下來,17世紀,就是科學革命和全球殖民時期。到了十八世紀60年代,工業革命開始了。從時間線上看,透視在科學革命之前。某種程度上,這是因為透視,使得大規模、低成本傳遞、擴散、傳承技術、科學知識成為可能。
人類獲得信息90%以上都源于眼睛,看到,對人類很重要的。看到月亮和星星,能啟迪人的思考。發明望遠鏡,觀察行星、帶來了萬有引力理論。發明顯微鏡,看到微生物,開啟了現代醫學。解剖實體,看到人的器官,也是推動現代醫學發展的動力。但“看到”,并不容易。望遠鏡、顯微鏡一開始都很貴,也需要場地;解剖人體一開始更是禁忌。而正是建立在透視之上的寫實繪畫,使得更多的人坐在書桌前,就可以“看到”,低成本地學習知識。
印刷術當然是重要的,但在印刷術之前,畫得像是一個邏輯上的前提。“畫得像”,使得畫畫可以成為一個產業。產業則能刺激從業人數規模,提升行業技能。然后,“畫得像”這個技能,用現在的話來說,就會賦能其他行業。達?芬奇親自解剖了30多具尸體,這種精神在當時是前所未有的。他的手稿中,對人體骨骼、肌肉和器官的描繪,精準度極高,甚至與現代解剖圖譜不相上下。他畫的機械設想圖,也都是三維的,非常寫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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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比如牛頓并不是一個畫師,但他手稿中的三維繪圖,技藝已經非常熟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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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視作為一種觀察方法,是可以直觀體驗的,中國的南北朝時期,畫家宗炳在《畫山水序》中就已認識到“去之稍闊,則其見彌小”的近大遠小的透視原理。唐代王維在《山水論》中關于景物遠近、大小的論述,也與焦點透視法相吻合。但這些技能沒有被數學化、理論化,也沒有廣為傳播,以至于今天的中國人不能知道明代古人的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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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的,明《天工開物》中的各種圖,都缺乏三維結構。這就限制了技術的傳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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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明末利瑪竇傳入西方透視知識,透視才逐漸被引入繪畫。清代年希堯的《視學精蘊》推動了透視理論的本土化,焦秉貞、郎世寧等宮廷畫家結合中西技法進行了實踐。但這些技能沒有被普及。清代王清任的《醫林改錯》是對中醫的一次大修正,提出了解剖圖譜和一些生理學方面的新觀點,但遺憾的是,其解剖圖僅僅是一個示意圖,做不到寫實。顯然,妨礙了醫學知識的傳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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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關鍵的是,除了“畫得像”對技術傳播的改變,它也改變了“社會對技術的認知”,改變了技術的地位。
在古代中國,雖存在工程技術活動及工部等管理機構,但技術知識未被納入主流教育體系。一方面,理工實踐主要依賴工匠群體,因戰亂或社會變動失傳,難以形成持續積累。另一方面,文人以從事技術為恥。這是因為沒有繪畫,就沒有技術書籍,就不能進入課堂,無法納入科舉等考核制度,就不能成為篩選人的標準,技術、技術人才,在政治上就沒有上升渠道,就沒有話語權。技術在政治上就是低端的技能,即便能提供便利,提高生產效率,也不過被謂之“奇技淫巧”。
這在今天的中國社會也能看得到遺跡。讓今天的大學物理、土木、機械、工民建專業的學生,都在工地學習三年,這些專業也沒人愿意去。正因為可以坐在教室學習,這些專業才能成為觀念中的“階層躍升的專業”。這種專業性,提供了文憑,文憑是篩選的基礎,而篩選,則是成為人上人的制度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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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今天,很多人仍然堅持,西方繪畫的透視法則是從單一、固定的視點出發來表現畫面,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中國山水畫卻始終沒有運用這種透視法,繪畫采取的是“散點透視”。這僅僅是一種藝術觀念差異。作為藝術的透視技法可以爭論,但其對實踐的作用,卻是明確的。
透視不僅影響了技術的傳播,它也深刻地塑造了人們對技術的觀念,塑造了人才制度,再反過來影響技術的發展。所以,透視,是技術發展歷史上的關鍵一環。中西方技術的差異,也就此拉開了差距。
這對今天的啟示就是,知識是難以被規劃的。就像我最近看一本關于繪畫藝術演變歷史的書,受到啟發,寫了這篇文章,以及另一篇關于AI和經濟的文章。所以,科技樹不是被點出來的,而是自由演化出來的。
劉 遠 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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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視網、第一財經、光明日報、騰訊大家、南方周末、新京報、南方都市報、FT中文網、澎湃等特約作家,多家智庫研究員。
關注時政、財經、科技話題,以深度、專業、理性的態度,去掘現象背后的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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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4屆中國經濟新聞獎評論二等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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