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霓虹燈外”，那個更真實的老上海

提起20世紀上半葉的上海，人們腦海中浮現的往往是霓虹璀璨的外灘、車水馬龍的南京路、精致優雅的花園洋房。長久以來，這段歷史被濃縮成精英生活、租界風光與時尚潮流，仿佛這座城市的底色就是西裝革履、咖啡西餐、影院舞廳與西洋器物，它們構成了“東方巴黎”的浪漫化想象。

但這就是20世紀初上海的全部嗎？美國歷史學家盧漢超的《霓虹燈外：20世紀初日常生活中的上海》，以扎實的史料、鮮活的田野調查與細膩的觀察，將目光從光鮮的精英群體轉向普通市民、底層勞工與城市平民，通過居住空間、職業生計、市井生活、社群生態，還原出一幅真實、鮮活、充滿煙火氣的老上海圖景，讓我們看見霓虹燈外那個更廣闊也更具歷史質感的近代上海。

《霓虹燈外：20世紀初日常生活中的上海》，[美]盧漢超 著，段 煉、吳 敏、子 羽 譯，上海書店出版社2026年出版

視角轉換：剝離浪漫化的濾鏡

經過大眾文化孜孜不倦的涂抹，老上海被套上一層華麗濾鏡。它是“東方巴黎”，是“冒險家的樂園”，是近代中國最現代化的國際都會。外灘的國際建筑氣勢恢宏，南京路的百貨商場琳瑯滿目，霓虹燈徹夜閃爍，映照出一派繁華圖景。與之匹配的生活更是令人向往：人們住進花園洋房，享用西餐咖啡，身著時髦衣裝，出入影院與音樂廳，生活方式與歐洲上流社會別無二致。這種印象流傳甚廣，幾乎成為人們對老上海的第一認知。

但這只是被篩選和美化后的“都市神話”，是少數人的生活切片，并非城市全貌。盧漢超指出，1949年上海常住人口已達到545萬，而能夠過上與歐洲精英同等水準生活的，不過二三十萬人。他們是外國僑民、依附外資的買辦、坐擁巨資的企業家、身居高位的政府官員，是不折不扣的社會頂層。剩下500多萬人，居住在擁擠逼仄的舊式里弄，為生計日夜奔波，更有甚者，棲身條件惡劣的棚戶區，在生死線上掙扎。

這正是《霓虹燈外》一書所揭示的現象：霓虹燈照亮的只是少數，而那些在“霓虹燈外”討生活的人，才是20世紀上半葉上海的主體人群。

長久以來，近代上海的歷史書寫多聚焦于租界發展、金融貿易、名流軼事、革命運動，屬于精英史、事件史、宏大敘事，而普通人的日常起居、衣食住行、喜怒哀樂則被淹沒在歷史的縫隙中。盧漢超的研究，實現了一次重要的視角轉向——從上層轉向中下階層，從建筑景觀轉向真實生存，從傳奇故事轉向日常生活。他以居住空間為線索，徐徐展開不同人群的生活樣貌，讓我們看到近代上海的現代化不是均質的、統一的，而是分層的、有落差的。這座城市的歷史從來不是少數人的發跡史，而是千萬普通人的生存史。

由此，上海從一個摩登符號還原為由無數具體的人、具體的空間、具體的日常構成的真實世界。我們不再只盯著武康大樓里的社會名流，也看見弄堂里的職員、工人、小販；不再只凝望外灘的大樓，也看見連片的里弄、簡陋的棚戶和嘈雜的菜場。這種回歸日常的書寫，讓近代上海的歷史變得有溫度、有肌理、有煙火氣，也讓我們完整觸摸到這座城市的底蘊和靈魂。

空間分野：“上只角”和“下只角”的階層差異

空間的分野，是階層分異的直觀呈現。第一次鴉片戰爭后上海開埠，英國人率先在縣城以北設立租界，隨后美租界、法租界相繼設立，1863年英租界與美租界合并為公共租界，與法租界并存，構成了租界與華界相對而立的城市格局。租界憑借治外法權與穩定秩序，迅速成為經濟、商業、居住的核心區域，無論經濟水平、市政設施、消費檔次還是生活條件，都要優于華界，于是社會精英匯攏到租界。這直接塑造了近代上海的階層空間分布。

老上海有“上只角”和“下只角”的說法。所謂“上只角”，主要指租界西部，今武康路、安福路、南京西路、復興中路一帶。這里是名副其實的富人區，成片的花園洋房、高檔公寓錯落分布，建筑精美，設施完備。以始建于1924年的武康大樓為代表，鋼筋混凝土結構，文藝復興風格，八層、63套居室，獨立廚衛、電梯、鋼窗蠟板一應俱全，是當時中國民居的“頂配”。其住戶多為外國僑民、商界巨賈、社會名流、高級白領。總之，“上只角”可以視作權力和資本構筑的舒適區，是摩登上海的經典意象。

除“上只角”以外的廣大區域統稱“下只角”。值得注意的是，即便在寸土寸金的租界內部，“下只角”也是多數，更不用說華界的閘北、南市等區域。這里沒有花園洋房、高檔公寓，市政設施不夠完善，是普通市民的聚居地。

不同的空間拉開的不僅是生活質量，更是資源和機會的流向。“上只角”居民享受著現代文明成果，所擁有的社會資本、文化資本是“下只角”民眾無法望其項背的；后者通常只能在有限的條件下維持基本生計。因此，如果說“上只角”代表了上海的光鮮門面，那么“下只角”才是上海的真正底色。

“上只角”與“下只角”的空間分野表明，現代化從一開始就是分層推進的——它首先惠及頂層，而后緩慢地向下滲透。從長遠看，確實可以說所有人都受益了，但差距是不可能抹平的。而盧漢超的書寫，讓我們得以將“上只角”的精致和“下只角”的粗糲疊加，拼成一幅完整而多元的近代上海圖景。

里弄深處：小市民的蝸居與日常

里弄，可以說是這幅圖景中最普遍、最具代表性的居住形態。

近代以來，戰亂、饑荒、苛捐雜稅迫使大批外省民眾涌入上海，城市人口從19世紀中葉的50萬，飆升至新中國成立前夕的500多萬，成為東亞人口最多、密度最高的城市。人口的急劇膨脹導致住房嚴重短缺。正是在這一背景下，一種新的居住形態應運而生——里弄住宅。它最早由英美商人開發，為成排的二層樓房，一幢挨一幢，緊密相連，空間利用率極高。開發商借此獲利豐厚。至20世紀初，里弄住宅已成為上海最常見的居住形式。穿過外灘的宏偉建筑群，眼前便是向四面八方鋪展、綿延數公里的里弄街區。

里弄住宅有新舊之分。舊式里弄以滿足基本居住為首要目的，建筑質量一般、設施簡陋、環境擁擠。老上海規模最大的斯文里，在4.6萬平方米的土地上建起707幢樓房，每戶平均居住面積僅50余平米，還要多戶合住，共用廚房與衛生間。后來開發商升級改良，建成的新式里弄水電齊全、廚衛獨立，有的還配備煤氣和暖氣。魯迅晚年居住的大陸新村便是新式里弄，三層樓房，有客廳、餐廳、書房、臥室、廚衛，附帶小院和陽臺。

不過，新式里弄租金昂貴，月租金達63元（1930年代工人月均收入約25元），只有像魯迅、茅盾這樣的名作家，或大學教授、高級公務員才能負擔。普通家庭只能選擇舊式里弄，這些家庭被盧漢超統稱為“小市民階層”，包括基層公務員、中小學教師、公司白領、產業工人、小商販等。他們有固定收入，但不算豐厚，必須精打細算。舊式里弄的房子通常被分割成一間間單元房，一幢50多平米的樓房擠進五六戶人家是常態，租金分攤下來要便宜許多。屋頂的亭子間低矮狹窄，租金更低，成為蕭紅、丁玲、柔石等文學青年的寄居地，時人稱他們為“亭子間作家”。

盡管擁擠簡陋，里弄卻形成了自給自足的微型社會。這里商店、企業密布，就業機會近在咫尺；弄堂口就是菜場，小販沿街叫賣；煙紙店遍布，糖果、煙酒、文具、日用品不虞匱乏；剃頭攤、裁縫鋪、煤球店散落其間；還有小學甚至私立大學，教育資源觸手可及。

里弄雖小而五臟俱全，居民的吃、穿、住、行、學幾乎都能在其中解決。上世紀80年代，盧漢超在調查中遇到一位婦女，她在上海住了有半個世紀，卻只熟悉自家弄堂，南京路這輩子只去過三次。里弄生活的自足性由此可見一斑。

當然，擁擠與簡陋始終是痛點。多戶合住讓隱私無從談起，共用廚衛容易引發糾紛，清晨倒馬桶的“馬桶交響曲”，更是幾代上海人的聲音記憶。正是這簡陋而便利、擁擠但溫暖、粗糲卻鮮活的里弄生活，承載了絕大部分市民的日常，也構成了城市的毛細血管。近代上海的現代化就體現在普通人在有限空間里努力經營的堅韌與智慧。

圖源：視覺中國

棚戶生存：在艱難中苦苦求生

舊式里弄尚可棲身，而棚戶區就只能供人勉強立足了。所謂棚戶，不過是支幾根木頭，墊幾塊磚，披上油紙布，頂上鋪點茅草搭建而成的簡易房屋。成百上千座棚戶集中于某處，便形成了棚戶區。以今人民廣場為圓心，畫一個東西長五公里、南北寬三公里的橢圓，橢圓邊緣密布著棚戶區。

棚戶區的形成與難民潮密不可分，其中，蘇北難民占了很大比例。明清以來，淮河泛濫，蘇北平原連年受災，當地農民走投無路，只能搖著小舢板沿運河南下逃往上海。舢板是他們的全部家當，到上海后便推上岸，一家人繼續住船里。船板爛了，就拆下頂棚在岸邊搭建棚戶。隨著聚集效應，蘇州河、陸家浜、肇嘉浜兩岸逐漸形成大規模棚戶區。

對難民而言，理想狀態是找到一份穩定工作，攢錢搬離棚戶區。但他們一沒技能，二沒文化，三沒人脈，出頭太難。成年男子可以做人力車夫，所得剛好夠租一間舊式里弄的單元房。但他們又不可能將收入都用于租房，所以只能照舊住在棚戶里。碼頭苦力收入更低。進工廠？熟練工門檻高，未經培訓無法勝任。婦女兒童可以進紡織廠，但報酬極低且極不穩定。事實上，能有份工作已算幸運。1946年至1949年間，上海市平均失業率5%，而棚戶聚集的藥水弄失業率高達17.5%，蕃瓜弄則有45%的家庭無人就業。

這些無業人員只能擠在低矮狹小、不蔽風雨的棚屋里。整個棚戶區沒有任何公共設施：道路、路燈、公廁、下水道，統統沒有。生活污水直接傾倒入河，加上兩岸工廠排放的廢水，河水又黑又臭，居民卻要用這水煮飯洗衣，疾病肆虐在所難免。這導致棚戶區的死亡率遠高于市區水平。

為什么他們不肯離去呢？因為家鄉民不聊生，上海居雖大不易，但有一線生機。解放戰爭期間，大批民眾為躲避抓丁與戰亂涌入上海，至1950年，棚戶區人口已超百萬，占全市總人口五分之一，相當于一座中等城市。

至此，盧漢超通過詳實數據和鮮活個案，勾勒出一幅震撼人心的圖景——20世紀40年代，居住在舊式里弄的小市民階層與棲身棚戶區的赤貧階層，合計占上海總人口的80%以上。忽視他們，上海就不完整；不理解小市民和赤貧階層求生之艱，就無法真正讀懂近代中國。

目光往下：重新審視現代化

《霓虹燈外：20世紀初日常生活中的上海》自出版以來，被公認為城市史、上海史、社會生活史等領域的經典論著。其經典地位的確立，源于它在學術取向、研究方法和歷史記錄等多個層面的獨特價值。

從學術史脈絡看，這本書具有鮮明的“糾偏”意義。20世紀80年代，上海研究在美國和中國學界成為顯學。1999年，李歐梵的《上海摩登》與盧漢超的《霓虹燈外》幾乎同步問世，恰好代表了兩種不同的路徑：前者關注都市精英與摩登文化，后者聚焦市井平民與日常煙火。

盧漢超舍棄了上海研究聚焦中上階層的慣常做法，將目光投向中下層平民，這是一種研究取向上的“向下看”。他也沒有像眾多論著那樣強調上海與鄉土中國的斷裂，而是著力展現平民階層與廣大鄉村的緊密聯系，以及在現代化浪潮中對傳統的堅守與順承。正如柯文在評價本書時指出的：盧漢超提醒我們，要了解普通人的生活，“就必須摒棄‘現代’和‘傳統’等簡單的二分法，超越‘中國人’和‘西方人’等定義松散的概念標簽，盡可能地深入關注而不要漠視上海人是如何應對人類基本需求的”。

更值得稱道的是這本書的研究方法。盧漢超沒有滿足于翻閱檔案文獻，而是親自到上海進行田野調查，對七個居民區的長期住戶開展深度訪談，收集了大量第一手資料。這種將文獻梳理與口述歷史、實地考察相結合的研究方式，使《霓虹燈外》兼具歷史學的嚴謹與人類學的溫度。

彌足珍貴的是，盧漢超當年調查的里弄、棚戶區，大部分已隨城市更新而變了模樣。他筆下的煙紙店、流動小販，也正從街頭巷尾消失。近年來上海大力推進舊區改造，數百萬居民住進了現代化小區，生活條件得到根本改善，這是城市發展取得的可喜成就。然而，那些被推倒的里弄、被填平的河道、被拆除的棚戶，連同其中承載的市井煙火與百味人生，如果沒有《霓虹燈外》這樣的著作去記錄，就可能永遠消散在時間的塵埃里。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這本書不只是一部社會史著作，更是一部“歷史備忘錄”，為后世保存了一份在現代化進程中迅速消失的歷史人類學檔案。

此外，《霓虹燈外》還讓我們重新審視“現代化”概念。我們談論現代化時，目光往往不由自主地被霓虹燈、摩天大樓吸引，將少數人的精致生活當作全部。然而，20世紀初的上海，有霓虹燈閃耀的外灘，也有煙紙店星羅棋布的弄堂和污水橫流的棚戶區。現代化的指標，不在少數人身上，而在于霓虹燈外的蕓蕓眾生能否被納入發展進程、在變革中真正受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