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女性最私密的創傷，終于有人敢拍了

攝影師朱玲玉曾經歷過一次流產，

情緒崩潰，身體也留下創傷。

后來她才知道，很多女性都有相似的身體經驗。

從2019年開始，

她啟動了“中國女性子宮敘事”的攝影項目，

聚焦流產、生育過的女性，

征集了100多個女性故事，并拍攝相關影像。

《失重》

《請勿倒置》

在朱玲玉接觸過的女性當中，

大部分人在二十出頭的年紀懷孕流產，

在不平等的關系里迷失，

也長期自我罪責，獨自承擔和消化痛苦，

經歷了漫長的性別意識覺醒。

據國家衛健委數據，

我國每年的人工流產率大約25‰，

每40個女性中即有1人做過流產。

2022年，人工流產人數976萬，

首次超過新生人口數。

然而，這個話題卻鮮少出現在公共視野里。

《計劃外生育》

朱玲玉希望流產這件事被重新解構，

不再是女性羞恥的隱痛，

能夠成為被正視的公共議題。

讓有這些經歷的女性有途徑表達，

也能夠被關心，不再被貼標簽、污名化。

以下是她的講述。

自述：朱玲玉

編輯：張雅蘭

朱玲玉

我是一名紀錄片導演，也是攝影師。從2019年至今，我就在做一個關于“中國女性子宮敘述”的攝影項目。我當時共征集到了一百多個女性流產、生育的故事，記錄并拍下六個人的故事和影像，包括我在內。

想做這樣的創作，和我的個人經歷有關。2017年，我生下一個孩子。分娩的過程并不順利，發生了胎盤粘連。醫生告訴我，發生這種情況，一般是因為之前流產過，沒有處理好。那一刻，我突然想起了八年前的那次人工流產。

那是一段我不愿意回憶的經歷，它甚至是非常痛的。我以為時間能抹平一切，但我的子宮記得。它用這樣一種方式提醒我：那個創傷始終存在。

朱玲玉也是自己的拍攝對象之一

我還記得當時去做流產手術，醫生連頭都沒抬一下，直接遞給我一張手術單。我去手術室，身邊是一起等候的女性，我能看到她們的沉默，以及臉上那種羞恥的神情。

手術結束后醒來，我的第一個身體感受是冷——我半裸著被扔在一張病床上。當時我的情緒有些崩潰了，因為你的身體是這樣被對待的，醫院像流水線一樣處理女性的身體。

我們很少談論流產。在社會語境里，它是羞恥的，是你“不會保護自己”、“不自愛”、“愚蠢”的證明。你沒有辦法對任何人提起，也沒有人替你分擔這種傷痛，只能獨自消化。我記得手術之后，我開始瘋狂工作，用這種方式來屏蔽那段記憶。我以為只要我不去想，它就真的過去了。但身體不會撒謊。

朱玲玉拍攝的姑姑

生育之后，我坐月子。姑姑從農村來看我，聊著聊著，她就說起了自己的流產經歷。

我姑姑一直在農村生活。她連續生了五個女兒，很長一段時間，因為沒有生出兒子，她在村里被污名化，被叫作“絕戶”。為了生一個兒子，她一共懷孕了十二次，流產六次。每一次等到大月份知道了性別，就去引產。她說起這些的時候，非常平淡，像在說別人的事情。

她還告訴我，在農村，男人是不會避孕的，流產就是避孕手段。比如我堂姐，流產了十次。

我從來沒有從這個層面上去了解我身邊的這些女性。我聽到這些時，非常震驚。我沒有辦法想象，這些年她們是怎么過來的，我一個人默默哭了很久。

那時我下定決心：我想要做一個關于女性子宮的項目，我要找到更多的女性，鏈接到更多女性的身體經驗。

《匿名的女人》

2019年，我在網上公開征集拍攝對象，收到了一百多個私信和回復。

我從這一百多個故事中選了包括我在內的六人，用影像的方式去呈現。大部分女性，她們愿意傾訴，卻不愿意出鏡，這完全可以理解，因為公開談論流產，依然要背負巨大的道德壓力和社會評價。

她們當中，大部分人都是在二十出頭的年紀流產，她們沒有強烈的避孕意識，甚至幾乎沒有接受系統的性教育。意外懷孕之后，她們默認要去做流產。她們身邊的伴侶也基本認為，這只是幾分鐘的麻煩，需要被解決掉。

我們都以為手術做完了，“麻煩”解決了，子宮就像被格式化了一樣，一切歸零。但實際上不是這樣的。

《自然分娩》

我拍攝的六個故事里，每一個都不一樣，但又都折射出相似的困境。

我把她們帶到一個私密的影棚——不只是物理空間的安全，也是心理上的安全。我通過采訪，讓她們做口述，把所有沒有公開過的經歷、情緒全部敞開。在那之后，再用身體語言去呈現那些感受。講述的時候，她們常常失語、哽咽，也會有憤怒，和獨自背負的孤獨感。

拍攝對象高曉君

高曉君，拍攝的時候她48歲。她在26歲到48歲，總共做了四次流產。拍攝的時候，她的狀態非常失落。

她第一次流產是因為太年輕，沒有做好準備，伴侶也不想要。第二次是同樣的情況，她自己也沒有勇氣獨自面對。第三次，她開始迷茫了——因為她的子宮一次一次被“格式化”，她不知道她的人生到底應該走向哪里。第四次，她已經結婚了，但男方有孩子，不想要再多一個，她又一次選擇了流產。

她說，在她那個年代，女性的性別教育和性意識的蘇醒是相當漫長的。她甚至用了“怠惰”這個詞——“我們從來沒有勇氣一定要去做一個更獨立的人”。時代局限，觀念局限，等她真正開始明白自己為什么會經歷這四次流產時，她已經絕經了，無法再懷孕。

《子宮隱喻》

她把四次流產當作墓碑一樣，立在她生命的某個位置上。我問她，如果把自己的子宮外化，想象它會像什么？她說，她的子宮就像一個西瓜，一層一層地被刮，越刮越薄，最后都要被戳破了。聽起來就非常痛。

《注意防護》

另一個拍攝對象叫Alex，她經歷了三次流產。

第一次也是在二十出頭，懵懵懂懂，不知道為什么會懷孕，順其自然去做了手術。第二次是在性開放的階段，她甚至不知道孩子的父親是誰。在很長一段時間，她都在嚴厲地羞辱自己，覺得自己有罪。但是后來她也意識到，這不是性開放的問題，是沒有做好保護措施的問題。

我看到了一個女性從自我譴責走向自我理解的過程。這種認知的轉變，需要穿越嚴厲的社會污名化指摘，穿越內在羞恥，重新樹立自己。我認為這個表達非常勇敢和珍貴。

拍攝對象Alex，她拿著流產胎兒的B超照片

Alex第三次流產，是在婚內。她非常用心地準備迎接這個孩子，買了小衣服，準備了嬰兒床。但懷孕到六個月的時候，胎死腹中。手術后，她的身體依然默認自己要當媽媽，分泌乳汁，刺激母性，可是孩子已經不在了。她花了很長很長時間來消化這個生命的喪失，這種被動狀況下的流產，也會讓女性經歷嚴重創傷，外人常常無法理解。

她帶了一張B超照來拍攝，像一個小小的墓碑立在那里。拍攝的時候，我為她選擇的道具是一個紙箱，上面畫了一個“輕拿輕放”的標識——我希望這個生命和這段經歷能夠被溫柔地托舉。

《刮宮勺》

有一個匿名的拍攝對象，她因為丈夫不想要孩子，經歷了三次流產。最后一次，她甚至沒有告知男方就自行處理了，因為她知道丈夫一定不想要。直到人到中年，她才開始崩潰，她才意識到這段關系是多么不對等。我為她拍攝了一張靜物：一個刮宮勺放在水杯里，被水折射成兩段。那種斷裂感，就是她生命的某種隱喻。

明德，因為家暴流產并失明

《請勿踩踏》

還有一個拍攝對象，是一個盲人，她被家暴導致流產，同時雙目失明。當她跟媽媽說這件事的時候，媽媽說：“哪個女性沒有流產過？”她非常不能接受這句話——她正在經歷的是一個生命的創痛，但這句話讓她的痛被輕描淡寫地否定了。

她后來選擇去寺廟，請法師超度嬰靈。她用這種方式來釋放內心的愧疚和自責。拍攝的時候，我選擇了帶有“請勿踩踏”這個符號的箱子給她，我想表達的是：禁止對女性的暴力。

在做這個項目的過程中，我查閱了數據。2015年，全國每年人工流產的人數達到1300多萬，其中25歲以下的女性占一半以上。2022年，人工流產人數是976萬，超過了當年新生兒的總數。

流產不是少數女性群體的經歷，它折射的，是女性在社會處境中的普遍處境。但我們對它的討論，是嚴重扭曲的。

首先是社會觀念。一個女性如果經歷了流產，大家會怎么評價她？“你太不會保護自己了、”“你不自愛”、“你很愚蠢”......這些評價會被女性內化，變成一種自我罪責。你覺得你有罪，你覺得對不起自己，你甚至不愿意再回想這件事。男性，在其中隱身。

其次是公共話語的誤導。以前，滿大街都是無痛人流廣告：“溫馨入夢三分鐘”、“今天手術明天上班”、“學生半價”......這些廣告詞制造了一種虛假的輕松感，好像流產只是一個微不足道的小手術。

《自然撕裂》

但事實上，無痛人流并不意味著更安全。在麻醉狀態下，患者只是對疼痛沒有反應，而流產可能帶來的子宮穿孔、內膜粘連、感染、輸卵管阻塞等后遺癥，從不在廣告的呈現之中。這種廣告的誤導是系統性的。

社會文化用道德審判女性的身體，醫療系統用商業話術掩蓋身體的代價。兩者的合力，使得女性在流產議題上始終處于失語與被操控的雙重困境中。

我們從小經歷的性別教育里，對流產是無知的。我們不知道如何拒絕男性不戴套的要求，不知道怎么讓男性主動承擔避孕責任，我們順理成章地順從了，流產后，默認了這是一種應當由女性獨自承擔的后果。

于是，流產變成一個被污名化、被羞恥化、被遮蔽的話題。它甚至不被認為是一個公共議題，而只是一個女性的日常事件。很多女性跟我說過同樣的話：“如果不是你這個項目，我從來沒有想過流產可以放在公共空間里討論。”

我希望打破這種沉默。我希望流產這件事能夠被重新評價，重新審視。這不是鼓勵或者反對流產——恰恰相反，只有當女性真正認識到流產背后的身體代價、心理創傷和社會困境，她才能做出更理智、更成熟、更保護自己的決定。也只有在這樣的認識之上，女性才有力量去拒絕那些不平等的性關系，去要求男性承擔起他們應當承擔的責任。

《輕拿輕放》

《月經延遲焦慮》

我在這個項目里也拍了自己的部分。我有一個很日常的感受，我相信大部分女性都有，只要我的月經一直延遲，我就會非常焦慮：我是不是又懷孕了？我要不要再做一次流產？那種焦慮不只是對身體的擔憂，更是對再一次經歷那種羞恥和創傷的恐懼。我用很多驗孕棒放在生活垃圾里的意象，來表達這種“懷孕焦慮”如何侵入了我們的日常生活。

流產不僅僅是女性身體與生命權利的關系，它還蘊含著“她”和“決定她身體的人事物”之間的關系，包括她和伴侶，她和自身、外界的多重關系。流產，是女性身上所發生的一系列具體生命事件和多重關系的結果，這一直被男性視野所忽視。

朱玲玉和兒子

關于子宮敘事，不僅僅關于流產，還有生育。在做了流產項目之后，我又繼續做了生育的部分。

2017年，我懷孕了。那是一次意外懷孕。社會環境里其實并不支持我生下這個孩子——當時我未婚，政策上不允許單身女性在異地建檔，道德上也面臨各種壓力。但當我第一次看到B超，感受到那個生命體跟我之間的連接時，我無法用語言來形容那種感覺。

我選擇成為一個獨撫媽媽。因為我覺得我是生育的主體，我的子宮應該由我自己來決定要不要生。

我必須獨自承擔所有的生育代價——從懷孕的身體不適，到分娩的風險，到坐月子的恢復，到哺乳、堵奶、照養孩子，再到之后漫長的養育。

我記得有一個非常具體的崩潰時刻。孩子還沒有斷奶的時候，我恢復工作了。出差拍攝，長時間站在鏡頭前面，我沒法及時擠奶。我的乳房變得像石頭一樣硬，堵奶了，痛得像宮縮一樣。拍攝結束之后，我要花很長時間自己去疏導那些堵塞，按壓那些硬塊，那種疼痛是劇烈的、私密的，幾乎沒有人在公共話語里談論它。

《生育與死亡》：朱玲玉還原了自己高一時的夢境：站在一棵枯樹下，樹枝上掛滿胎盤，表達了她最初的生育焦慮

生育被過度浪漫化了。我們常說“孩子是愛情的結晶”，但這種浪漫化遮蔽了太多真相。生育的代價女性承擔得比例過重，而且沒有任何系統性的支持。我當時拍了一張照片：一棵枯樹上開滿了花，我做了一個維納斯的姿態，舉著一個蘋果。那棵樹是假的，花是假的，維納斯也是假的——我想諷刺那種虛假的生育浪漫主義。

《分離焦慮》

后來疫情來了。我沒有辦法在那種狀態下一邊出差拍攝，一邊照顧孩子，只好把孩子送回老家。那是我第一次和孩子長時間分離。

分離之后，我出現了很嚴重的分離創傷。我每天通宵不睡，反反復復看孩子的視頻。莫名其妙地流淚，非常非常想念他。那是一種真實的身體和情感上的創傷，是分離創傷。

為了表達這種分離創傷，我做了一個布景：一棵樹，我把給孩子織的毛衣抽出一根線，繞成一個毛球。樹的遠端，我向著樹奔跑，手里攥著那個毛球——那根線代表思念的距離，越靠近孩子，線就越短。

那是我生育故事中的一部分。生育不是一個節點，它是一個線性的過程。從懷孕、分娩、哺乳、養育到面對分離，每一個階段都有不同的身體經驗和情緒。

我一直沒有停止這個項目。現在我也在寫一本書，叫《母親的語法》。我想把我這些年的思考——關于生育、關于母職、關于女性身體和情感——都寫下來。那些崩潰、憤怒、愧疚，那些日常的庸常和瑣碎，在公共話語里幾乎看不見。但我認為它們是有意義的，甚至比那些“成功的意義”更重要。

女性的崩潰、憤怒、愧疚，都不是應該被壓抑的東西——它們都是一種母職的語法，它們需要被釋放，被看見，被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