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普創作評論】楊虛杰：當一個古生物學家開始寫科普——苗德歲訪談錄

編者按：

2026年初，古生物學家苗德歲的新書《物種之眼：達爾文傳》在廣西科學技術出版社正式出版。此前，苗德歲老師回國參加“苗德歲寫給孩子的自然科學”叢書宣傳活動，在緊張的日程中，他抽出近一個小時，在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的會議室里接受了我們的采訪。從大學二年級在《化石》雜志發表第一篇科普文章，到翻譯達爾文的《物種起源》，再到退休10余年創作了20余本科普佳作，他的作品被讀者評價為“孩子讀了不覺深，大人讀了不覺淺；外行讀了不覺深，內行讀了不覺淺”。應本刊編輯部邀請，楊虛杰老師對其進行現場采訪，并整理成文字，以便讀者了解苗德歲的科普創作故事。

苗德歲

訪談對象：苗德歲，畢業于南京大學地質系，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理學碩士，美國懷俄明大學地質學、動物學博士，芝加哥大學博士后。堪薩斯大學自然歷史博物館暨生物多樣性研究所榮休研究員（教授），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客座研究員。1986年獲北美古脊椎動物學會羅美爾獎，是亞洲首位獲得該項殊榮的古生物學家。退休后繼續從事科普創作，出版原創科普作品20余種，獲評“中國好書”“中國自然好書獎”等數十項榮譽。

一、從第一篇科普文章到翻譯《物種起源》

楊虛杰：苗老師，您很早就開始進行科普創作，能講講最早的契機嗎？

苗德歲：我發表第一篇科普文章是在大學二年級，刊登在《化石》雜志上。那時是20世紀70年代中期，說起來還有點歷史背景。《化石》雜志當時的主編劉后一和張鋒給毛澤東主席寫信，說古生物學科的知識得不到普及。毛主席作了批示。此后，《化石》雜志還專門做了線裝大字本，送給毛主席及中央領導人。兩位主編到各大院校去傳達這一精神，到南京大學時，希望學校出一篇文章。我們專業的老師和學生一致推薦我來寫。

那時候，我的英文水平比一般同學好一些，系里一位印尼歸僑黃健輝老師拿了一篇Nature（《自然》）的英文文章給我看，講的是珊瑚生長線的研究——用珊瑚化石上的生長線推算出泥盆紀一天的時間比現在短，一年有400多天。這在當時是很新穎的信息，國內很少有人知道。我把它翻譯出來，再編寫成中文，就成了我在《化石》上發表的第一篇科普文章。后來有人開玩笑說：“小苗寫的文章可是毛主席看過的。”

楊虛杰：那時候，您才讀大學二年級，能夠寫出這樣水準的文字不容易。

苗德歲：確實，也算是“初試刀槍”吧。因為我從小喜歡看書，興趣比較廣，中、英文也比較好，所以老師、同學都覺得我能做這件事。后來到了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以下簡稱“古脊椎所”），又給《化石》雜志寫過幾篇文章。出國前，我還給《大自然》雜志寫過一篇科普文章，是該刊主編黎先耀委托周明鎮先生找我約的稿。

當時，老一輩學者鼓勵年輕人做科普。周明鎮先生是所長，他看我寫的文章還入得了眼，有時候就會讓我幫他寫點內容。你想想，一個剛入所的小研究生，能得到這樣的前輩賞識，心中自然是竊喜的。

楊虛杰：的確，古脊椎所似乎一向有著很好的科普傳統。

苗德歲：沒錯，我們古生物學界一直有寫科普的傳統。中國古脊椎動物學的開拓者和奠基人——楊鐘健先生，就是這樣一邊做科研，一邊為大眾寫科普，我的老師周明鎮先生也是如此。他寫過很多科普文章。古脊椎所在1972年創辦了著名的科普雜志《化石》，在當時的影響很大。

我進所時是1978年，是“文化大革命”后招收的首批研究生，一共9個人。當時幾位建所前輩，如楊鐘健、裴文中、賈蘭坡等都還健在。分管研究生培養的副所長吳汝康院士在座談會上說了一段話，我至今記憶猶新。他說：“古生物學科是個花瓶學科，家里有錢時，會買個漂亮的花瓶擺在那里做裝飾品；而家道中落時，最先被典當或變賣的物件就包括花瓶。”這席話讓我們幾個新生醍醐灌頂。吳先生是意暖神寒、認真嚴謹的大學者，這番話顯然不是戲言。

楊虛杰：但我也注意到一個現象——從國外的斯蒂芬·杰·古爾德（Stephen Jay Gould）、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到國內的楊鐘健、周明鎮先生，甚至現在的周忠和院士、鄧濤、王原等，古生物學家似乎都比較會寫文章，這是為什么？

苗德歲：古生物學這個學科有一個特點——它屬于“敘事性科學”，靠化石講幾億年前的故事，不像物理、化學那樣高度依賴數學公式。你面對的可能是一堆零散的骨頭，但你要把它變成一個活生生的動物，再把這個動物放回到它生活的環境里，講出一整個故事來。這就逼著你要有想象力，有敘事的能力。學會“講故事”，把復雜、嚴謹的科學概念講得引人入勝，是我們這一行的基本功。

古爾德是我們這一行里講故事的“高手”。他的散文集《自達爾文以來》（Ever Since Darwin）我讀了很多遍，每次都有不同的收獲。他厲害在哪里？不只是寫得好，他是有真學問的。古爾德是哈佛大學教授，做的是正經的演化生物學研究，但他的寫作完全沒有學術八股的“氣味”。這就叫舉重若輕。

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史蒂文·溫伯格（Steven Weinberg）也是一位著名的科普作家。他有一篇專欄文章，很坦率地談到他寫科普的動力——大學教授的薪酬可以保障體面生活，但遠遠不能讓你致富。他早年做咨詢工作，涉及軍工企業，保密要求高，必須出差去現場做咨詢。后來他發現，寫科普圖書的版稅收入也不太差（美國的版稅相對較高），于是就轉而居家寫作了。

我在以前的采訪中也談到，英國大學教授和博物館研究人員的科普熱情比美國同行更高一些，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英國的薪酬更低，寫科普作品能補貼家用。

一般來說，中國文人，尤其是科學家羞于公開談錢，很少有人會像溫伯格那樣坦率。但我一直對袁枚的《詠錢》一詩持贊賞態度：“人生薪水尋常事，動輒煩君我亦愁。解用何嘗非俊物，不談未必定清流。”“不談”未必不想，也不是不在乎，所以咱們還是要實事求是地看待這個問題。

當然，這不是說寫科普就是為了錢，版稅收入跟你的付出相比，依然是不成比例的。但把它說成“完全不重要”，也顯得矯情。我翻譯一本童書繪本，或許一兩個星期就完成了，不是因為我不認真，是因為我的效率高。但即便如此，算下來經濟上也不劃算。那為什么還要做呢？因為我喜歡科普。不過，如果出版社把折扣壓得太低，讓劣質書充斥市場，導致優秀作家的收益嚴重受損，那光靠情懷也撐不了多久。

楊虛杰：后來，您有很長一段時間沒有再寫科普文章了，是因為出國求學深造嗎？

苗德歲：對，我是20世紀80年代初到美國讀博士、做博士后，那段時間非常忙，而且剛換到一個全新的環境，很多事情要適應。真正重新開始集中寫科普，是在2000年以后。特別是2010年、2011年左右，我翻譯了達爾文的《物種起源》（On the origin of species），開始集中研究達爾文，然后就一發不可收了。

為什么中斷了那么多年？其實也不奇怪。到了一個新的環境、新的學術體系里，首先要生存：要讀博士，做博士后，要發文章，要參加學術會議，還要養家糊口。科普被排在后面。但那些年的經歷沒白費——我在芝加哥大學醫學院教過人體解剖課，在堪薩斯大學做古脊椎動物研究，這些都變成了科普創作的素材。

楊虛杰：您后來重新開始做科普，有沒有具體的契機？

苗德歲：有一個很關鍵的節點。我的博士論文研究的是關于已滅絕的中新生代哺乳動物的頭骨形態，論文完成后獲得了幾個獎，并且很快就以專著的形式出版了。這是很罕見的事，我的導師特意為我辦了一個慶祝會。

在那次聚會上，他右手拿著我的書，感嘆地對大家說：“這么漂亮的研究、如此優美的文字——出自一個母語非英語的人之手——但讀它的人，全世界不會超過一打，而真正能讀懂的人可能不會超過這個數……”他伸出了左手的5根手指。

從那時起，我就想為更多的人寫書。這件事我一直記在心里。

我的導師還教過我一個“絕活兒”。他當年為我組建博士學位委員會時，讓我去請系里一位地球物理學的大牌教授作為成員。地球物理學是系里離古生物學專業最遠、最為隔離的專業。我一開始不解，問他為什么。他肯定地說：“屆時，如果你能把你的論文向他講清楚并能引起他的興趣，那說明你的工作是十分出色的。”

事實證明，導師是對的。我的畢業論文通過答辯后，那位地球物理學教授十分滿意，并主動給研究生院院長寫信推薦，使我的博士論文獲得了全校一年一度的理科最佳博士論文獎。這件事讓我明白：真正好的科學工作，是能把復雜問題向不同領域的人講清楚的。這也成為后來我做科普的一個信念。

二、為什么古生物學家特別會寫文章

楊虛杰：您在美國的求學經歷對您的寫作有什么影響？

苗德歲：影響很大。我讀博士的時候，學校規定所有博士生必須通過一項“研究工具”的考試，在那個電腦尚不普及的年代，“研究工具”就是第二外語。我的導師特別申請把中文當作我的“研究工具”，但要求我加強英文學習，達到母語者的水平。

為了達到這個目標，我同時上了英文系的課。從莎士比亞到各種英美文學及寫作，我學了個遍，最后以作文A分的成績證明了我的英文水平。張彌曼先生認為，我的英文寫作水平甚至超過了中文。

采訪現場：苗德歲(左)、張彌曼(中)和楊虛杰(右)合影

在英文系上課的時候，我請一位教授推薦一些文學以外的現代非虛構寫作名家。他說，美國除了散文大家埃爾文·布魯克斯·懷特（Elwyn Brooks White）、亨利·路易斯·門肯（Henry Louis Mencken）外，還有當紅的非虛構作家約翰·麥克菲（John McPhee）。然后，他又說了一句話，令我印象至深：“其實在美國，最好的非虛構作家是一些旅行作家和體育記者，因為錢在那里。”自那時起，我讀了十幾本約翰·麥克菲的書，也迷上了保羅·索魯（Paul Theroux）和比爾·布萊森（Bill Bryson）。

楊虛杰：您后來翻譯了《物種起源》，也翻譯了比爾·布萊森的《人體簡史（少兒彩繪版）》（The Body: A Guide for Occupants）。您可以說是一手翻譯，一手創作。我想翻譯的過程對您自己的創作是否也有影響？

苗德歲：翻譯和創作其實是相互滋養的。翻譯《物種起源》讓我真正沉下去“閱讀”達爾文——翻譯是最仔細的閱讀，每一個詞你都不能放過。做完這件事以后，我對達爾文的理解就不一樣了，不再是從教科書上知道的“達爾文”，而是從他自己的文字里讀出來的那一個“達爾文”。這為我后來創作《物種起源（少兒彩繪版）》打下了基礎。

至于布萊森，我追讀他的書很多年了。他是旅行文學作家出身，后來創作科普內容，那種童稚般的好奇心和非凡的講故事能力，讓我極為佩服。他寫《人體簡史》，開頭寫道：你知道你每天要眨多少次眼睛嗎？500次？1000次？14000次！每天在你醒著的時候，你的眼睛總共有23分鐘是閉著的……這些問題我們平時壓根兒就沒有注意到。這就是布萊森吸引讀者的本事。

翻譯布萊森的作品對我來說是一種享受，因為我太熟悉他的文風了。我把他的作品翻譯成中文，盡量保留那種幽默和節奏感。而創作自己的書時，我也會想：這個知識點，如果讓布萊森來講，他會怎么講？這個“假想的讀者”一直在我的腦子里。

楊虛杰：您的作品被稱為“苗氏特色”，即“孩子讀了不覺深，大人讀了不覺淺；外行讀了不覺深，內行讀了不覺淺”。您有什么創作“秘笈”嗎？

苗德歲：這個有點過譽了。“秘笈”真的談不上，但如果一定要說點什么，我想是從科普大師托馬斯·亨利·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那里學到了一招。有人問赫胥黎：你在寫作或演講之前，是如何估量讀者或聽眾的知識背景的？他不假思索地回答：“我假定他們一無所知！”

我的科普創作也是如此。我力圖由淺入深、深入淺出，像講故事一樣娓娓道來。用一個個奇妙的故事“勾住”讀者，無論他們是小朋友還是成年人，是外行還是內行。這也是我從美國導師那里學來的“絕活兒”。我從小就喜歡文學，聽了許多民間藝人說書，自然也學會了不少講故事的技巧。

楊虛杰：您的科普創作既有中國傳統文化的詩意韻味，也有西方的精確趣味，這是非常難得的。

苗德歲：你說的這個特點，我自己倒沒有刻意去“構建”過。它可能是我所受教育的自然結果。我在國內受的基礎教育很扎實。本科時南京大學地質系的老師都是名師，我的古生物學專業訓練是很嚴格的。同時，我從小喜歡文學，古詩文背了不少。到了美國以后，英文系的訓練讓我接觸了從莎士比亞到現代文學，以及非虛構寫作的傳統。這兩種傳統在我的大腦里不是打架的，而是融合在一起的。

中國傳統文化講究“文以載道”，也講究“言近旨遠”。你看古人寫文章，寥寥數語，卻意味深長。西方的科學寫作傳統，尤其是從赫胥黎到古爾德，再到布萊森這一脈，講究清晰、準確、有趣。他們不覺得“有趣”和“嚴謹”是矛盾的。

我在創作過程中，腦子里沒有“中”和“西”的分別，只有“怎么寫才最清楚、最有趣”。有時候引用一句古詩，不是因為要顯示自己有學問，而是因為它恰好能把那個意思說到位。比如，我寫達爾文和馬克思的交往，結尾引用了徐志摩的《偶然》——“你我相逢在黑夜的海上，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這兩個偉人之間的關系便是如此。用一句詩把意思說出來，比寫一大段分析更有力量。

楊虛杰：這種“神來之筆”是怎么想到的？

苗德歲：不是刻意想的，是積累到了，寫的時候自然就“蹦”出來了。如果臨時去找，上哪兒找去？那么多詩，那么多文，你不可能為了一篇文章去翻遍它們。它們在你的腦子里，等到合適的時候就自個兒出來了。

三、文藝范兒是怎么養成的

楊虛杰：您酷愛音樂、戲曲、詩詞，有記者稱您是有“文藝范兒的科學家”。您覺得這一點在您的科普創作中起到了什么作用？

苗德歲：我收藏了4000多張古典音樂CD（唱片），花的錢至少可以買3輛奔馳汽車。最早的時候，一張40多分鐘的CD要16美金，加上稅將近18美金了，但我從來不覺得這是浪費。音樂對我來說是必需品，沒有音樂的陪伴，我寫不出任何文字，沒有靈感，也了無生趣。

古典音樂教會我什么是結構和節奏。一部交響曲有4個樂章，起承轉合，高潮在哪里，舒緩在哪里，這和寫一篇文章是一樣的道理。你不能從頭到尾都是一個調子，得有張有弛。京劇和昆曲也是如此，唱念做打，講究的是韻味。這些東西潛移默化地影響了我的寫作節奏。

至于詩詞，那是童子功。我跟張彌曼先生以姐弟相待，上了年紀之后，我們還分別以蘇軾的“誰道人生無再少，門前流水尚能西”和辛棄疾的“廉頗老矣，尚能飯否”為典，取了“尚能西”“尚能飯”的筆名，相互以詩文應和，在網上發帖。2025年教師節，我給張老師發去的祝詞是：“亦師亦友亦知己，半慕半尊半傾心。”這是借蘇東坡與歐陽修之間的關系來比附我們，張老師看了，自是喜歡得緊。

你說這些與科普創作有關系嗎？我覺得有。一個對美沒有感受的人，很難寫出讓人感受到美的內容。科學本身就是美的，自然史就是一部恢宏的史詩。你如果自己感受不到這種美，又怎么能把它傳遞給別人呢？

赫胥黎說過一句話：“科學與文藝并非兩件不同的東西，而是一件東西的兩面。”我很贊同。在我看來，文理是相通的，兩者的創造力都來自對周圍世界的無比好奇心、極其敏銳的觀察力和天馬行空的想象力。只有打破文理之間的藩籬，才有可能成為像愛因斯坦和楊振寧先生那樣的大學問家。

楊虛杰：您為一本小書《如何遣詞造句》寫過一篇書評，給我印象很深。您是否認為，作家和科普作家其實是一樣的，也要在每一個句子上下功夫？

苗德歲：完全一樣，甚至科普作家更應該在句子上下功夫。為什么呢？因為小說家可以用情節“勾住”讀者，詩人可以用意象擊中讀者，但科普作家手里沒有那么多“武器”。科普講的是硬核的科學知識，如化石的年代、演化的機制、DNA的結構等，這些內容本身不是故事，科普作家要把它們變成故事，靠的就是每一個句子。

斯坦利·費什（Stanley Fish）在《如何遣詞造句》（How to Write a Sentence: And How to Read One）一書里講了一個故事，我特別喜歡。他說，有個畫家，別人問他為什么喜歡畫畫，他回答“因為我喜歡顏色”。于是，費什說：你喜歡顏色，你就可能成為一個畫家。同理，你若喜歡句子，你就可能成為一個作家。

我當《紐約書評》（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書評專刊的讀者已經40多年，最大的收獲就是學會了欣賞好句子。安妮·迪拉德（Annie Dillard）在《寫作生涯》（The Writing Life）里也問過一個類似的問題。一個大學生曾問她：“您看我將來能成為一名作家嗎？”她回答：“噢，我不太清楚……不過，你喜歡句子嗎？”

這個問題問得太好了。很多人想當作家，但不一定真的喜歡句子本身——喜歡把詞兒一個一個擺在一起，擺出節奏、擺出味道、擺出意料之外的意思。如果不喜歡這個“手藝活兒”，那你堅持不下來。科普創作更是如此。你要把一個復雜的概念講清楚，同時還要講得有趣，這比寫小說還難。因為你不能編、不能夸張、不能為了效果犧牲準確性，只能在準確的前提下，在每一個句子的結構、節奏、用詞上下功夫。

我常跟年輕人說，寫作是功夫活兒，多讀書是不二法門。晚清劉熙載在《藝概》里講：“文以煉神煉氣為上半截事，以煉字煉句為下半截事。”“上半截事”是天生的，學不來；“下半截事”是后天的，靠練出來。句子的錘煉，沒有什么捷徑。

我翻譯過威廉·斯特倫克（William Strunk）《風格的要素》（The Elements of Style）里的一段話，那是英語寫作的“圣經”：“剛健的文字都是簡練的，應句無冗詞，段無贅句，一如畫面應無多余線條，機器應無多余部件。亦非要求句句寫短，或略去細節，只剩輪廓，但須字字言之有物。”這段話我一直記著。寫科普作品不求花哨，但求每個字都落到實處。

四、科普創作最重要的是什么

楊虛杰：您中風（腦卒中）后仍然堅持創作，您的動力是什么？

苗德歲：我2014年中風，左半邊身體失去行動能力，靠著積極治療，現在能夠拄拐行走，但左手至今無法恢復。十余年來，我僅靠右手一個手指在鍵盤上敲擊，敲出了《天演論（少兒彩繪版）》《給孩子的生命簡史》等多部書稿。目前，國內圖書市場有一些亂象，出現“劣幣驅逐良幣”的情況。如果優秀的科普作家失去了創作的動力，偽科學或是不懂科學的人就會趁虛而入。所以我說過一句話：“科普這塊陣地，科學家不去占領，偽科學就會去占領。”

楊虛杰：您對想從事科普創作的年輕人有什么建議嗎？

苗德歲：首先，要真的喜歡，不是因為它能帶來什么好處。其次，不要急功近利。你看我中斷了那么多年，后來重新開始寫，靠的還是早年的積累。閱讀就像吃飯，吃的時候不覺得，但身體在長。我看“閑書”也是這樣，可能當時覺得沒用，但后面全用上了。

楊虛杰：最后一個問題，您覺得科普創作最重要的是什么？

苗德歲：最重要的是準確，然后才是生動。很多人在做科普的時候，把順序搞反了——覺得要吸引人，就添油加醋，把不確定的說成確定的，把小概率的說成普遍的。這樣做的后果是，讀者當時看得高興，但后遺癥是，讀者以為科學就是這樣。等你再想跟讀者講嚴謹的內容，他就不信了。

達爾文的《物種起源》，寫得那么細致，但不枯燥。他寫得有畫面、有故事、有推理的過程，讀者跟著他一步一步地“往前走”，最后得出一個結論。這是科普創作的最高境界：讓讀者自己“走”完這段路，而不是替他把結論說出來。

我退休后給青少年寫了20多本科普書，也可以說是厚積薄發吧。讀過的書、聽過的音樂、喜歡過的詩、走過的路，最后都會在文字里留下痕跡。

（擬刊發在《科普創作評論》上，最終文字以刊發時為準。）

《科普創作評論》期刊征稿信息

編輯：張彩鳳

審核：鄒　貞

終審：陳　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