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專家王曾瑜論王安石變法

王曾瑜　男，漢族，1939年生，上海人，1962年畢業(yè)于北京大學歷史系,現(xiàn)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著有《鄂國金佗稡編續(xù)編校注》、《盡忠報國——岳飛新傳》、《荒淫無道宋高宗》、《宋朝軍制初探》、《遼金軍制》、《宋朝階級結構》、《岳飛和南宋前期政治與軍事研究》、《遼宋西夏金社會生活史》（此書與他人合撰）、《王曾瑜說遼宋夏金》等專著，歷史系列紀實小說《靖康奇恥》、《河洛悲歌》、《大江風云》、《轉戰(zhàn)湖漢》、《揚威南北》、《關山悵望》、《忠貫天日》等七部，論文和譯文230余篇，另發(fā)表論文選集《凝意齋集》、論文集《錙銖編》、《涓埃編》、《絲毫編》和《點滴編》。參加《中國大百科全書·歷史卷》遼宋西夏金部分和《中國歷史大辭典·宋史卷》的編寫。近年來開始發(fā)表若干雜文，如《腐敗就是今天的國恥、黨恥》（《北京觀察》1998年試刊第3期，今被編入《中國新文學大系（1976－2000）·雜文卷，上海文藝出版社，2009年）、《巴黎公社原則和蘇維埃政權的滅亡》（《北京觀察》2000年第3期）等。發(fā)表作品總計約800萬字以上。

關于王安石變法，自古以來就有不同看法。在古代社會，對王安石的變法基本上是在“君子——小人”對立的道德框架內(nèi)波動，否定者指稱王安石利用小人推動變法，禍國殃民，遺害后世；肯定者則認為王安石不是小人，而是銳意進取的飽學之士。建國以后，受當時主流學風的影響，階級分析法引入了王安石變法研究。于是，變法被描寫成了王安石代表的中小地主階級與司馬光代表的大地主階級間的斗爭，王安石變法被描寫成抑制兼并，甚至推動中國歷史由“封建社會”向資本主義社會演變的進步行動。讀那時關于王安石變法的歷史著作，看到的都是這種將不同性質(zhì)的史料，硬塞進“階級斗爭模式”的敘事體系，著名宋史學者鄧廣銘、漆俠先生的作品莫不如是。

改革開放后，學風再度發(fā)生轉折，1980年第三期《中國社會科學》雜志發(fā)表了當時還只是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員 王曾瑜 先生的長篇論文《王安石變法簡論》，影響巨大，可謂學風轉折的標志。如今，已?-過去三十多年，筆者在準備王安石變法這一專題時，曾多次采訪 王曾瑜 先生， 王 先生坦言，除了對個別史料有所勘正之外，他對于王安石變法的評價一如當初、無所改變。

自今天的眼光看來， 王曾瑜 先生對王安石變法研究的貢獻，首先是學術史上的。他的《王安石變法簡論》改變了此前那種“貼標簽”式的概念化研究方法（即將不同性質(zhì)的史料，生à-硬扯地塞進一種“階級斗爭”模式中的做法），轉而以一種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的科學方法，重新認識王安石的變法過程。這方面，他有兩個觀點，至今仍值得認真關注。

第一，他不贊成將宋朝地主階級劃分為大地主和中小地主兩個階層，而主張劃分為官戶、鄉(xiāng)村上戶和城郭上戶三個階層。這種劃分方法摒棄了按想象杜撰古代社會階級性質(zhì)的不良做法，以實事求是的態(tài)度，根據(jù)當時的實際差別，分析社會分層現(xiàn)象。他通過對王安石和司馬光個人田產(chǎn)的初步研究，不無幽默地指出，如果“光從田產(chǎn)數(shù)字著眼，司馬光可算中小地主，王安石卻是不折不扣的大地主”。但是，他的研究并非簡單地翻案了事，而是如實地指出，王安石不同的變法法案，對于當時不同的階層各有不同的影響，有些法案對上戶有利，有些則對下戶有利，不能用代表大地主階級或中小地主階級利益這樣籠統(tǒng)的說法一概了之。

第二，他不贊成用“革新派”和“守舊派”的概念來劃分對于變法持不同態(tài)度的人，而建議采用“變法派”和“反變法派”的叫法，在他看來，這兩大派的斗爭，本質(zhì)上還是政策性的分歧。變法派好大喜功，為了宋皇朝的長安久治、富國強兵，不得不犧牲一些官戶和上戶的利益，也要對廣大的貧民下戶加強剝削和鎮(zhèn)壓。反變法派目光短淺，安常習故，他們既反對觸動官戶和上戶的利益，也反對給貧民下戶增加負擔，不同意用保甲法加強鎮(zhèn)壓，認為變法是足以激化階級矛盾，危害封建統(tǒng)治的。隨著時間的推移，矛盾的加深，兩派之間又產(chǎn)生了許多私人的仇隙，相互進行報復。在兩大派的內(nèi)部，也都有層出不窮的政策分歧，相互斗爭和傾軋。

在關于王安石變法的具體評價方面， 王曾瑜 先生的觀點可以歸納為以下三點：

1、評價王安石變法，不能依據(jù)其動機，而要依據(jù)效果，這是個根本的?-則問題。從動機上看，王安石變法的目的首先是富國強兵，然后是掃滅遼夏；但從實際效果上看，王安石只實現(xiàn)了“富國”的目標，并沒有達到“強國”的目的，所以， 王 先生對王安石變法的總體評價可以用八個字來概括：富國有術，強兵無方。基于此， 王 先生對王安石變法總體上持否定態(tài)度，認為他們雖然通過各種方法，聚斂了財富，但沒有達到掃滅遼夏的強國目標，不值得肯定。在對 王 先生的采訪中，筆者曾經(jīng)提出過，通過各種手段，增加國家財政收入，似也無可厚非。 王 先生回答說：“如果你聚斂了財富，又打了勝仗，那當然另當別論，可是王安石變法只是聚斂了財富，卻沒打過什么像樣的勝仗，那么這種聚斂財富的行為本身就應該否定。”看來， 王 先生確實一以貫之地堅持了以效果為評價標準的原-則。

2、王安石的各項變法政策，無論他主觀標榜是什么動機，但在實際效果上并沒有取得抑制兼并的作用，其性質(zhì)只有一個，就是為國斂財。在這些斂財手段中，發(fā)展出的“官倒”，在今天看來，“也仍是一種破壞商品?-濟正常發(fā)展，破壞社會公正的倒行逆施。”

3 、“對變法派和反對變法派的評價，無需套用甲是則乙非、乙是則甲非的簡單邏 ? - 公式。基本上否定王安石變法，并不意味著肯定司馬光。” 司馬光是位優(yōu)秀的歷史學家，“然而在政治上，也確是個庸才，因 ? - 保守，毫無建樹可言。”王先生的這一觀點，堅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的科學原則，反對籠統(tǒng)“劃線”的方法，值得后來的研究者借鑒。

《宋史專家王曾瑜論王安石變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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