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痛的翻譯！十年接力，他們把日軍暴行逐字譯出

今年是遠東國際軍事法庭開庭八十周年。

4月30日，《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庭審記錄·全譯本》（以下簡稱《全譯本》）正式出版發行，共40卷2200多萬字，在世界上首次將東京審判法庭審判記錄以中文形式悉數呈現。

《全譯本》由浙江越秀外國語學院、上海交通大學戰爭審判與世界和平研究院、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聯合編譯。“啃”下近5萬頁、涉及大量法律術語和歷史專有名詞的英語原始文檔，逐字逐句“嚼”成中文，百余名譯者和專家前赴后繼，用了10年時間。

上海交通大學東京審判研究中心名譽主任、東京審判中國檢察官向哲濬之子向隆萬認為，這是揭露侵略真相、駁斥歷史虛無主義的有力武器，也能讓大眾讀懂審判細節，汲取歷史教訓。

舉證、反證；反駁、再反駁……法庭的審理與審判過程像“沒有硝煙的戰斗”，沒有浮華場面，只有證據的不斷交鋒和法理的嚴謹博弈。

浙江越秀外國語學院19位教師承擔《全譯本》主要翻譯任務，他們平均每人花費5至6年時間，用中文準確還原歷史真相。

記者對話其中3名譯者，他們有的是抗戰老兵親屬，有的來自被細菌戰荼毒的衢州，聽他們講述譯卷背后的故事。

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庭審現場。

一

“這些文字就像嵌在我身體里的彈片，時時隱痛。我會帶著它們勇敢地走下去。”

——張悅，《全譯本》第18、38卷譯者

在張悅看來，當初加入《全譯本》翻譯團隊的決定，帶著幾分“莽撞”，也因她心里的一股執念。

張悅的外公去世時，家人在他骨灰中發現了7枚彈片。這位參加過抗日戰爭的老兵，晚年飽受病痛折磨，卻對深嵌體內的彈片只字未提。

這場離別，讓張悅迫切地想要觸碰那段被戰火浸染的歷史真相。

2019年，得知學校正組建《全譯本》翻譯團隊，張悅馬上報名參加了試譯。

試譯很順利，當時31歲的她成了團隊里最年輕的幾人之一。

浙江越秀外國語學院翻譯團隊工作照。 浙江越秀外國語學院供圖。

南京大屠殺是東京審判中法庭重點審理的日軍戰爭暴行之一。張悅被分到《全譯本》第18卷和第38卷的翻譯任務，其中恰有南京大屠殺元兇松井石根的辯護總結。

她看到，辯護律師把松井石根描述成“愛好和平的軍人”，聲稱他“成為軍人的初衷是相信武器的存在目的是偃武息戈”，甚至堂而皇之地引用《孟子》名句“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以“在正義的道路上無畏篤行，大將的靈魂將千古不朽”結尾，企圖顛倒黑白。

該如何翻譯這些話？

作為一個中國人，她對這些帶有極強迷惑性和煽動性的話感到惡心，打心底里抗拒與之共情；但從譯者的視角看，她不得不承認辯護律師的英文極好，且這些雄辯話術包裝精美，專業性很強。

如果按中文的閱讀習慣，用精心打磨的排比句、對仗工整的成語將其忠實地翻譯，會不會真有讀者被“帶偏”？但如果在譯文里摻雜主觀情緒，則違背職業操守，更與自己的初心背道而馳。

“這次，我們首先是譯者。”百般糾結下，張悅想起老校長的叮囑。

之前，浙江越秀外國語學院原校長、資深翻譯家、《全譯本》翻譯團隊負責人葉興國召集老師們開會，給大家定下此次翻譯的原則：必須牢記譯者身份，忠實于原文，忠實于歷史真相。

葉興國的語氣溫和而堅定。張悅明白，老校長這是以身作則，他負責翻譯的第11卷和第40卷中，有更多對日軍殘酷暴行的真實記錄。論心情，他比自己更煎熬。

最終，張悅工工整整地，將這份“華麗而囂張”的辯護詞原封不動譯了出來。

她愿意相信，只有真實呈現辯方律師的囂張氣焰和魅惑話術，才能讓中外學者準確把握當年庭審的真實狀態，做出有效的研究；只有尊重史實，才能讓讀者理解當時中國團隊舉證的艱難和肩負的重壓。

今年4月，張悅讀到新聞，說日本正謀求恢復二戰時的軍銜稱謂。

這些軍銜稱謂，張悅再熟悉不過，翻譯的過程中，她曾對此進行了大量考證，并對原始文檔中的紕漏逐一標注——是“大將”而非“上將”，是“大佐”而非“上校”，對這些軍銜稱謂的準確譯注，為的是還原侵略者接受審判時的真實面貌。

那些本該被釘在歷史恥辱柱上的稱謂，如今卻要被視作“榮譽”重新拾起，“真的很諷刺”。

不過，張悅因此更加堅信，自己做的事是有意義的。“替死者言，為生者權。”她用這句來自法醫界的名言形容這段翻譯經歷。

英文和日文翻譯人員在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翻譯席上。

二

“通過翻譯，我對故鄉過往的遭遇有了切膚痛感。也正是因為這份鄉愁，給了我堅持下去的力量。”

——張玉宏，《全譯本》第22、31卷譯者

張玉宏的家鄉在衢州，她家曾開過一家影樓，距杜立特行動紀念館不過百米遠。

“之前聽說過救助‘美國佬’的故事。”對家鄉的過去，張玉宏只有一些零碎的線索。當時年少的她想不到，自己將來會以一名譯者的身份，再度走進故鄉的記憶。

二戰期間，美國曾發起空襲日本本土的杜立特行動，但由于油料耗盡、聯絡不暢，原計劃完成任務后在衢州機場降落的美國飛行員，大多在返航途中棄機跳傘，散落在浙江、江西等地，其中64人被中國軍民援救。

張玉宏負責翻譯的文檔中，就有法庭再審“杜立特飛行員”一案，對8名被日軍俘虜的飛行員所遭受的殘忍虐待和非法審判、處決進行審判。

她了解到，在此前的上海美軍軍事法庭上，已判處侵華日軍第十三軍司令官澤田茂有期徒刑5年。澤田茂是上海“青東大屠殺”主犯之一，并在為報復杜立特行動、摧毀衢州等地機場而發動的浙贛會戰中，命令部隊大規模實施細菌戰。

而在東京審判中，對制定并執行針對盟軍飛行員俘虜條例的兩名責任人，也就是時任日本首相東條英機和中國派遣軍總司令官畑俊六，進行了追究。

參加東京審判的法官在法庭前合影。前排右二為中國的梅汝璈。

戰火無情，給張玉宏的故鄉留下了無法忘卻的傷痛，尤其是細菌戰荼毒至今。

浙贛會戰中，日軍的飛機掠過衢州上空，投下攜帶病毒的谷物、雜物。“甚至還有跳蚤。”張玉宏從長輩口中得知，這導致當時霍亂、傷寒、炭疽等疫病橫行，有鄰居全家九口人相繼死去；直至今日，當地仍有人飽受病痛摧殘，手腳潰爛。

對受難同胞和飛行員的親人來說，這段過往實在沉重。夜晚，張玉宏總是輾轉反側，腦海中無數次質問惡人惡行，與家國傷痛感同身受，令她難以入睡。

作為一名譯者，為翻譯而查閱、研讀了大量資料的張玉宏知道，在法庭審判過程中，于“敵眾我寡”的情形下，面對證據缺失、舉證艱難的現實情況，審判結果是多么來之不易。

她也看到，辯方證據中一開始稱杜立特飛行員為“criminal”（意為罪犯、犯人），而后改成“prisoner”（意為俘虜、囚犯）。用詞的變化，證明了對杜立特行動性質認定的改變，“正義的審判不會遲到。”

“我不是復仇主義者，我無意把日本軍國主義者欠下我們的血債寫在日本人民身上。但我相信，忘記過去的苦難可能招致未來的災禍。”全程參與東京審判的中國法官梅汝璈，在庭審日記里寫過這樣一段話，張玉宏印象很深。

在翻譯的過程中，張玉宏和團隊成員、學院師生接力編制出1500多萬字的語料庫，并應用在日常教學中。如今，張玉宏作為學校英語學院副院長，正帶領團隊依托《全譯本》研究成果，積極申報和籌備涉外法治相關新專業，計劃培養兼具外語能力與法學素養的專業人才。

“教翻譯技能，也講故事和歷史。”張玉宏說，希望更多年輕人能夠通過《全譯本》，吸取歷史教訓，珍惜和平生活。

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上，來自中國的檢察官向哲濬站在發言臺上。

三

“5年時間好像一場漫長的黑夜。但我相信無論多么寂寞難熬的長夜，都終會迎來曙光。”

——楊愛軍，《全譯本》第21卷、36卷譯者

楊愛軍的翻譯工作幾乎都在晚上進行。

從吃完晚飯一直到深夜，每天翻譯近4個小時，為了不打擾妻女休息，他在書房支起一張床，忙完后就在房間里過夜。

大部分時間，楊愛軍不得不直面各種暴行記錄。

如第21卷的內容涉及泰緬鐵路相關庭審實錄，其中有控方舉證、檢察官當庭出示罪證，也有受害者出庭作證。

這條“死亡鐵路”，是二戰中日本野蠻侵略罪行的見證，平均每修筑1公里，就有數百人付出寶貴的生命。

楊愛軍在記錄中看到，被日軍強征的平民、盟軍俘虜高強度勞作，他們食不果腹、衣不蔽體，哪怕身患重病也被強行驅趕上工，人們因過度疲勞、營養不良、虐待或傳染病，在去往工地的路上、勞作途中倒下。

悲慘的細節在記錄中比比皆是。

楊愛軍還承擔第33卷的校訂工作。該卷近600頁，涉及1937年至1945年日本在華暴行的證據概略，包括大量大屠殺和謀殺、酷刑、強奸、搶劫、掠奪和肆意破壞財產的案例，內容令人發指。

“這卷看得最難受。”雖然有一定的心理準備，但當看到證人的描述，看到由一個個記憶碎片拼湊起來的人間煉獄般的場景，楊愛軍還是動搖了。慘無人道的暴行之下，“生命竟能脆弱、卑微到這種程度。”

他看到，南京市民孫永成陳述說，中國百姓被告知到南京火車站附近的日本軍營領取通行證……在集結了大約1萬人之后，攜帶機槍的卡車出現并向人群開火。射擊持續了大約一個小時，之后，尸體被扔進江里。

“在一條主街道上，我甚至開始嘗試數街道兩邊的尸體數量，我開始數到500多，然后我發現數是沒有用的，因為我永遠也數不完……”這是當時國民政府鐵道部官員許傳音的證詞，他在南京大屠殺期間以多重身份救助中國同胞。

許傳音在證人席上。

南京大學副校長、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成員M.S.貝茨博士在作證日軍對南京城婦女的暴行時說：“在南京神學院內，就在我一位朋友的眼皮底下，一名中國婦女被17名日本士兵快速輪奸。我不愿復述偶爾發生的不正常的暴虐行為，但我確實要提一提，僅在大學校園內，一個9歲的小女孩和她76歲的祖母都被強奸。”

這只是南京大屠殺期間日軍殘酷暴行的冰山一角。

僅僅是閱讀，這些記錄已令人感到極度不適，何況要逐字逐句將其還原。

“實在受不了的時候，我就出門去散散心。”當翻譯工作難以繼續時，楊愛軍總會到附近的迪蕩湖公園，迎著湖畔的晚風散步、夜跑，通過運動發泄情緒，以求短暫的平靜。

有時，楊愛軍也在證人身上尋求慰藉——親身經歷過那樣的絕望，他們仍毅然站了出來，在法庭上勇敢發聲，直面血淚。

比如，許傳音以流利英語回答檢察官的提問，證詞邏輯嚴密、條理清晰，內容詳備而精確，這對法庭認定南京大屠殺事實和松井石根的罪行起到了關鍵性作用。

完成最后一頁翻譯工作的那天晚上，楊愛軍徹夜無眠。第二天，他難得比妻子更早打開房間的門，幾乎亢奮地和她分享。

順利完成使命，楊愛軍得以暫時卸下負擔，回歸家庭。那天，家人們為他準備了一桌小小的慶功宴，餐桌上，有他最愛吃的油煎小黃魚。

簡單而樸實的幸福感，就像打破長夜的曙光。

松井石根正在聽庭長威廉·韋伯爵士宣讀對他的判決。1948年11月12日17時03分，他被宣布判處絞刑。

（文中資料圖片來源于國家圖書館東京審判資源庫）

來源：潮新聞客戶端

原標題：《最痛的翻譯！十年接力，他們把日軍暴行逐字譯出》

欄目主編：蔣竹云 文字編輯：李林蔚

來源：作者：潮新聞客戶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