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清人野史，一場朝鮮血案

【編者按】1771年，朝鮮國王英祖已年近八旬高齡，卻因清朝文人朱璘編寫的一本野史《明紀輯略》而掀起了慘烈的文字獄，舉國“談璘色變”。這場“誣史之獄”，不是簡單的歷史書寫之爭，而是朝鮮國王為守護合法性、清洗黨爭、震懾朝野而發動的政治風暴。但吊詭的是，一邊是朝鮮國王英祖在焦慮中大開殺戒，一邊是乾隆帝先禁后解、態度反轉，兩位君主在歷史書寫實踐中隔空角力，展現了皇權與王權之間的互動與差異。這段鮮為人知的歷史，正是黃修志新書《焦慮的王權：朝鮮“小中華”思想與歷史書寫實踐》（上海古籍出版社2026年版）中的一章。私家歷史特邀作者將相關內容做了改寫，以期讀者在更為生動的閱讀中了解朝鮮王朝后期的權力生態與對華關系。

“說！從何處得來朱璘此書？”

“殿下，我不知道，我只知道鄭得煥有個門客，叫尹爀，他常提起《青庵集》《青庵輯略》。”

“什么？竟敢稱亂賊朱璘的號！來人！將鄭霖、鄭得煥、尹爀三人懸首示眾，以泄國憤！”

白天親自審問犯人的聲音還在耳畔回旋，半夜里又夢見朱璘的《青庵集》，朝鮮國王英祖李昑猛然驚醒坐起，想起剛才的夢，忍不住又怒火中燒，他恨，恨不能剝了清代文人朱璘的皮肉，他也恨朝鮮國中竟有這么多人購買收藏朱璘的《明紀輯略》及相關書籍。

此時正是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英祖四十七年）的盛夏，漢城的暑氣籠罩著朝鮮王宮，夤夜時分，蛾眉月已早早落了下去，殿外又悶又黑。剛從驚夢中醒來，英祖又心煩意亂地躺下，年近八十歲的軀體，像一頭老鯨擱淺在岸邊。誰曾想到，一輩子奮戰在政治斗爭中的他，竟會在如此高齡還能為了一本清朝文人的野史而發起一場波及全國的文字獄？文字獄？多新鮮吶！那不是清朝大搞特搞的活動嗎？但鮮為人知的是，朝鮮國王英祖在晚年也跟同時代的乾隆帝同頻共振，發動了一場慘烈的“誣史之獄”。

英祖畫像

斗戰勝王

英祖李昑的人生可謂戰斗的一生。因母親是肅宗侍女崔氏，他本無可能當上國王，但從肅宗到景宗時期的白熱化黨爭促成了他的勝出。肅宗無嫡子，只好請求清朝冊封庶長子李昀為世子，雖然禮部反對，但康熙帝特允其請。肅宗去世后，景宗即位，但景宗自幼深受黨爭之害，生母被賜死，身心受到摧殘，患有痼疾，即位后不能正常秉政，且無子嗣，所以在老論派大臣的推動下，景宗又請求清朝請封異母弟李昑為王世弟，雖然禮部又反對，但在朝鮮使臣的多方周旋下，康熙帝最終又答應了。景宗去世后，李昑即位為英祖，但仍面臨少論派懷疑他在侍奉湯藥之時毒殺景宗的指責，使其本就先天不足的王權合法性再蒙上陰影。從此，英祖從即位之初就一直謹慎處理黨爭，在“乙巳換局”“丁未換局”“戊申之亂”中逐漸摸索出駕馭老論、少論的“蕩平策”，使十八世紀的朝鮮進入“蕩平時代”。所謂“蕩平”，最早由樸世采提出，取自《尚書·洪范》“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即國王通過平衡各派大臣而鏟除黨爭、鞏固王權。根據蕩平策，英祖分化老論、少論兩黨，通過一系列斗爭削弱黨爭勢力，最終在“乙亥獄事”中誅殺少論派500多人，頒行《闡義昭鑒》，宣告勝利。

雖然少論派失勢，英祖王權得以伸張，但掌權的老論派又進一步分裂為以世子李愃岳丈洪鳳漢為首的北黨及以金尚魯、洪啟禧等為代表的南黨。隨著世子代理聽政，南黨開始拉幫結伙離間英祖和世子的父子感情，最終在各種復雜因素的影響下，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英祖決定賜死世子，將其關進木柜活活餓死，釀成“壬午之禍”，定下“壬午義理”，嚴禁后世翻案，贈謚世子“思悼”，后遣使赴京請求乾隆帝冊封思悼之子李祘為王世孫，得到乾隆帝允諾。雖然思悼死去，但思悼岳丈洪鳳漢等北黨仍然掌權，洪氏和金氏兩大外戚之間的斗爭愈加激烈，英祖再次運用蕩平策，于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英祖四十七年）流放北黨領袖洪鳳漢，次年又肅清了以金致仁、金鐘秀為代表的南黨諸臣。至此，距離自己受封王世弟已過去五十年。

韓國電影《思悼》

在這五十年中，英祖用非凡的毅力和手法鞏固著王權，在有庶子出身、弒兄嫌疑、殺子事實的陰影下經歷各種政變，其實若一著不慎，每場政變都有可能使其面臨光海君般的命運。除靈活運用“蕩平策”外，他還在國內采取多種手法穩定王權秩序，保證王權處于主動優勢。雖然英祖強調“尊周思明”，但他始終重視對清外交。他在位50多年，向北京派出了不下于80多次使行，英祖在對華外交手腕上相當嫻熟，習慣性向清朝通報本國諸多政變，借助清帝權威滿足政治訴求。如在針對《十六朝廣匯紀》和《明史》關于“仁祖反正”敏感記載問題上，英祖自即位開始就繼承前王的辯誣傳統，不遺余力遣使辯誣，最終得到刊正的全套《明史》。

可以說，在1771年《明紀輯略》導致的“文字獄”之前，英祖通過五十年的內外舉措，已成為朝鮮后期最有權力的國王，既通過國內思明、國外奉清掌控著“君臣義理”的道德話語權，又通過蕩平策和各種改革獲得父兄所沒有的王權力量。他的王權已得到高度淬煉，基本上沒有任何黨爭勢力可以挑戰他的權威。但1771年的他已經年近八旬，人生走入暮年，隨時會倒下，他變得高度敏感且亢奮，任何事件或異議都會使之視為對自身權威的挑釁。英祖深感與年少世孫相依為命有著強烈的不安全感，此年，思悼世子的兩位年幼庶子恩彥君李?、恩信君李禛被告發放縱，英祖不僅將二人及洪鳳漢流放，還命軍隊牢閉都門，加強扈衛守備，經常無中生有，舉朝遑遑。最終，被流放的恩信君李禛在濟州驚怖病死，國人多憐之。大臣批評英祖屢以言論定罪，英祖則憤慨于黨爭導致國家四分五裂。此時，朝鮮正值大旱，而平安道又傳來“人相食”的報告，多位大臣被罷職。正是在如此政治氛圍中，時隔四十五年后，《明紀輯略》再次被人送到英祖面前，勢必挑起一場猛烈的政治清洗。

英祖認為“蕩平”是六大事業之首

《明紀輯略》

其實《明紀輯略》已在朝鮮悄悄流傳了四十多年。它是清初士人朱璘編撰的一部明史著作，又稱《明紀全載》，專述明代歷史，上起洪武元年，下迄南明三王，清廷禮部尚書兼翰林院掌院學士張英為此書作序，附于《綱鑒輯略》后。該書初刊于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傳刻頗廣，但十八世紀隨著清廷文網漸密和《明史》修成，該書因敘述南明三王而屢遭禁毀。乾隆二十二年，浙江巡撫楊廷璋等奏金華生員陳邦彥手批《綱鑒輯略》，內有弘光、隆武、永歷三個年號，乾隆帝鑒于此書傳刻已久和朱璘去世，免去追究，只令“其坊市印板并民間所藏，遍行查出銷毀”。既然傳刻已久，《明紀輯略》自然引起熱衷于搜集中國書籍的朝鮮使臣和士林的注意。其中，朝鮮史家李玄錫在編寫《明史綱目》時就參考了《明紀輯略》，書中多處有“朱璘曰”，這意味著李玄錫及其《明史綱目》也將在未來面臨不測命運。

早在英祖二年（雍正四年，1726年），英祖在與群臣討論《明史》辯誣之時，就曾讀過《明紀輯略》的內容，英祖注意到《明紀輯略》關于太祖李成桂篡國的記載，吩咐使臣將此書買來，但當時并未留意。但在四十五年后的乾隆三十六年，當這部書再次被人提及，英祖的態度發生巨大變化。

此年五月，朝鮮被削職官員、前持平樸弼淳上疏：“臣于昨日，適伏見自燕來《綱鑒會纂》，系以明史者，即康熙丙子年間朱璘所撰，而所載我朝事，有璇系罔極之誣。為我東含生之類，驚駭痛迫，當復如何？粵在先王朝，累以此伸辨于皇明，至有《會典》昭雪之事，則天下后世宜無此等文字。而今此一書，出于大學士朱璘之手，禮部尚書兼管翰院僉事張英為之序，自謂信史，與草野之書有異。而國系之誣，尚如此極，伸辨昭雪之道，決不可一刻遲緩。”

覽奏后，英祖“拍案大驚”，左議政韓翼謩等人看后說“非別事也，乃宗系事也”。所謂“宗系事”，涉及朝鮮前期圍繞《大明會典》展開的“宗系辯誣”，即從明太祖《皇明祖訓》到后來諸帝修《大明會典》將朝鮮太祖李成桂說成是高麗反明派權臣李任仁的兒子，且斥責李成桂弒殺高麗末代四王而建立朝鮮王朝。為此，朝鮮從太宗時期開始申辯，直到宣祖年間方告結束。在左議政看來，《明紀輯略》這是私人野史而已，不值得朝鮮大動干戈，英祖似乎松了一口氣：“如此則無辨誣事矣。”韓翼謩說：“然矣。”但樸弼淳卻不這么認為，若不能說動英祖辯誣，他的這番奏疏便成為虛驚一場，所以他反駁道：“雖非正史，亦可謂信史，而傳于天下后世，則其痛迫如何？”此言一出，英祖馬上同意：“此言亦不無理矣。”他緊接著問：“此冊借于誰家乎？”樸弼淳回答說：“借于錦城尉樸明源家，而其家亦轉借于他處，故未及開卷云矣。”

次日，英祖在崇政殿憤慨道：“此書留置宇宙一日則一日不孝也，二日則二日不孝也。”但左議政韓翼謩認為《明史》已頒，《明紀輯略》作為私人記述，不必辯誣。右議政金尚喆認為應遣使陳奏并焚書毀板，領議政金致仁認為還要“請罪朱璘”。英祖認為此事令人“心骨俱戰”，斥責大臣為何不齊聲請討，他下令懲罰當時買此書的使臣，令蔡濟恭撰寫奏文，派出以右議政金尚喆為正使的陳奏使團赴京交涉，同時洗草燒掉《明紀輯略》。金尚喆認為需要七八千兩銀子作為賄賂方可成功，英祖嚴令不可使譯官走漏消息，防止其與清朝方面勾結而索要更多。

誣史之獄

赴北京出使事宜安排完畢，英祖圍繞《明紀輯略》展開徹查，掀起“文字獄”，他的怒火，瞬間變成一場席卷全國的風暴。第一，追查源頭，懲罰書商。因該書上有徐宗璧的圖章，但徐宗璧已經死去，英祖下令追奪其官爵，并拘審其子徐命敏。英祖引蛇出洞，下令官員及國人主動上交此書，但一些主動上交者或被刑訊，或被流放，而買來此書的譯官被發配至海島為奴。買賣此書的李羲天及書商裵景度“青坡橋梟示，江邊懸首三日”，而剛受封賞的告發人樸弼淳則被英祖流放至淮陽府。第二，洗草焚書，搜尋逮捕。英祖得知李玄錫《明史綱目》中也有朱璘文字，下令追削李玄錫官職，命諸處史庫洗草《明史綱目》，而“朱璘、張英雖不能食肉寢皮，賣買其文者，同日正法，可代朱、張”，并“申飭諸道兩都，皆令火其書，若有隱匿者，以逆律重繩事嚴飭”。第三，擴大范圍，親自審訊。英祖以八旬之身，親自審問相關人等，鄭霖提及鄭得煥家的門客尹爀常說《青庵集》，英祖惱怒于其竟敢尊稱朱璘之號，下令將三人梟首江邊。人人“談璘色變”，以至于官員嚴璘改名為嚴璹。

得知無人獻出《青庵集》，英祖令譯官和書商“祼體反接，列伏于爀陽之下，危死者殆近百數”，蔡濟恭認為譯官書商只是求利，他從版本學角度論證并無《青庵集》。但英祖仍然疑慮，審問多人，“雖夢中，聞得《青庵集》，必也睡覺而坐”。英祖下令用諺文“布諭中外，懸賞以求”。英祖認為須將陳建《皇明通紀》與《明紀輯略》一起向清朝辨明。

朝鮮史臣認為這場“誣史之獄”處死這么多人甚至目不識丁之人，一些有直接關聯的人卻因“貴近”而毫發無傷，如樸弼淳最早供出收藏此書的樸明源因乃英祖駙馬而毫發無傷，但大臣和三司官員前后無一人為之匡救者，朝鮮士林冒死而諫的氣象受到重挫。

英祖發動的這場“文字獄”前后持續兩個多月，牽連誅殺懲罰甚多，“名家士子，亦多橫罹冤死者”，“火其書，戮賣書者，于是國中鬻書者舉就誅”，可謂慘烈，但其背后有更多復雜的力量在推波助瀾。

第一，英祖晚年的王權和黨爭決定了《明紀輯略》必然導致一場“文字獄”。英祖與世孫相依，具有強烈的不安全感。如他將思悼世子的兩位庶子李?、李禛流放，打倒洪鳳漢，是怕有人借兩位王孫做文章，也擔心洪鳳漢借世孫外祖父之便形成更大勢力。李禛死后，英祖仍對李?疑慮重重，如大臣呂善亨在讀奏文時，因齒落沒有讀清“罪人?”，被英祖認為是李?一黨，最后貶至黑山島，英祖又派人到李?住處搜查。而且，這場“文字獄”不僅由王權主導，黨爭也在推動。在是否需要辯誣的問題上，三位議政并不能達成一致，與左議政韓翼謩不同，領議政金致仁與右議政金尚喆極力推動。后期英祖開始有悔意，決心饒過一些涉案官員，金致仁則有選擇地解救如李羲天、鄭得煥等，而對李玄錫、徐宗璧則袖手旁觀，因為李羲天、鄭得煥乃老論派。

第二，十八世紀朝鮮的內部變化促使英祖發動一場“文字獄”進行整飭。受益于十八世紀清朝奠定的穩定的東亞國際秩序和外部環境，朝鮮上層雖然在政治文化上鄙視清朝，但在經濟和文化層面卻與清朝展開熱烈的貿易與交流，其中尤以京華世族為代表。顯然，英祖將矛頭直接對向了與京華世族緊密關聯的譯官群體和書商群體，早在“文字獄”發生前，英祖就批評譯官在對清貿易和外交中與馬輩、清商、胥吏勾結，致使燕貨價格騰升，朝鮮白銀流入清朝。另一方面，朝鮮與中國不同，基本上沒有私人書店，書籍一般由官刻后頒發收藏，體現出朝鮮王朝體制對知識分子嚴厲的思想控制。蔡濟恭說清人文集一出來，朝鮮人皆欲一見，因此他需要拿譯官和書商開刀來整飭國內思想文化秩序。

第三，朝鮮的赴京辯誣傳統和修史政治化推動《明紀輯略》必然掀起波瀾。英祖從即位初年就開始連年赴京交涉明季野史與清修《明史》的相關記載，最終得償所愿。同時，朝鮮修史政治化隨著黨爭的日益激烈也愈加凸顯，從歷代實錄的纂修到一朝政典的編寫，無不浸透著王權意志與黨爭色彩，英祖也通過屢修各種史書政典等為歷次斗爭來定“君臣義理”，自然對史書的審查機制日益嚴密。但《明紀輯略》相關記載則破壞了王室系譜的神圣敘事和現實王權的正統源頭，也沖擊了朝鮮之前的辯誣成果和史書審查機制，自然會在王權和黨爭的斗爭中震動朝野。

某個《明紀輯略》版本

北京辯誣

六月中旬，朝鮮使臣渡過鴨綠江，七月到達北京后，朝鮮使臣將反復修改的奏文呈送清朝禮部。禮部接到朝鮮奏文，認為《明紀輯略》已經銷毀，相當于拒絕受理朝鮮的請求。金尚喆表示，若不受理，則“領賞日當免冠午門外，不敢領賞，皇上雖遠在熱河，豈不聽聞乎？” 禮部遂請示遠在熱河的乾隆帝，提及《明紀輯略》《皇明通紀》二書在中國久已不行，談不上刪改，對此，禮部認為《明史·朝鮮傳》已說得非常明白，且皇上早在乾隆三年就應朝鮮國王之請，賜其《明史·朝鮮傳》，朝鮮“自當欽遵刊布，使其子孫臣庶知所信從”，所以建議國王在國中“自行查禁焚銷，永杜疑竇。”

三日內，乾隆帝所在熱河行在禮部就將乾隆諭旨返回給北京禮部，禮部將題本及乾隆諭旨“行文直省各督撫，將前項曾經禁止書籍，或有銷毀未盡之處，再行申禁，毋許私藏。”

九月下旬，朝鮮陳奏使團到達義州，馳報漢城。金致仁、韓翼謩、蔡濟恭等人解讀了禮部題本及乾隆帝諭旨，認為此次外交取得成功，“實出望外”，頓首稱賀，“實為我東方最大之慶”。英祖也感“渙然冰釋”，尤其是禮部申禁此書，“倍于所請”，賞賜陳奏三大臣及譯官，加封被流放的樸弼淳為禮曹參議。英祖認為既然清朝令十七省嚴禁《明紀輯略》，那朝鮮國內更應奉行。英祖如此關切清朝皇旨和禮部題本，并非只是單純地借助清朝權威來彰顯自己的忠孝之心，也是想通過清朝權威為自己已發動的“文字獄”尋找合理化解釋。且此番“文字獄”對譯官群體和京華世族懲罰過重，若一些人逃至清朝報告英祖的過激行動，勢必導致清朝對朝鮮內政的關注，英祖盡快取得清帝旨意便可防止這一后果。

金尚喆率使團回至漢城后，英祖“執尚喆之手飲涕曰：‘多謝。’”他舉行一系列慶祝活動，對此次辯誣成果進行了“再開發”，發揮最大的政治效益。第一，表彰辯誣傳統，宣示辯誣成果。英祖下令重印宣祖年間慶祝“宗系辯誣”取得勝利的《光國志慶錄》，恩待當年首譯洪純彥、正使俞泓的子孫，遣官致祭當年辯誣功臣趙浚、俞泓，命修《璿源譜略》，編印《續光國志慶錄》，專門刊印《辛卯重光錄》，即將陳奏辯誣奏文、禮部題本、乾隆諭旨及回咨十三省申禁文輯為一冊。第二，舉行宗廟禮儀，建廟追崇始祖。儒生上奏建議建立新羅始祖廟，英祖認為“若有不滿之意，則此非海東臣子也”，最終，英祖在全州慶基殿旁修建肇慶廟，與永興璇源殿、開城穆清殿并列為幾大始祖殿。英祖將慶祝陳奏辯誣與建立肇慶廟的慶科考試合并為“兩慶庭試”，流放提出異議的樸相岳，擴大宣傳，令全國曉知此事，既彰顯忠孝，又震懾士民。

英祖不僅利用此次辯誣彰顯了自己的王權威嚴，也鞏固了自己構想的政治秩序。肇慶廟建成前后，英祖屢次派世孫具體負責相關事宜，借此對之進行對祖輩的忠孝教育。英祖命令收回貶洪鳳漢庶人的命令，理由是《光國志慶錄》中有一功臣是洪鳳漢的祖輩，可見他始終不忘用蕩平抑制一派獨大。英祖也趁機加強了嚴禁私修史書的政策，強化政治控制和史書審查。受《明紀輯略》牽連，李玄錫《明史綱目》已被洗草，英祖遂令洪啟禧、黃景源等修正《明史綱目》。次年，新版《明史綱目》編成，但英祖讀到南有容《明書正綱》在吳三桂事跡方面有違“尊周之義”，遂“施以不敘之典”，隨即下令：“此后關系史記者，不敢私自纂輯事，定為令甲，或有犯者，耳目劾奏嚴繩。”

貌似朝鮮這場因《明紀輯略》而引發的“文字獄”已經到此為止了，但它產生的政治效應延伸到三年之后，朝鮮和清朝都有進一步反饋。英祖五十一年（乾隆四十年，1775年），英祖任命當時赴京陳奏正使金尚喆為領議政，命王世孫聽政，做好權力過渡的準備，但英祖仍未完全釋然于自己的王權合法性，如他聽到大臣讀到《史記·魯仲連傳》中的“而母婢也”時，仍感覺像朱璘《明紀輯略》令自己“暮年心隕”，也依然對波詭云譎的黨爭及“朝鮮祖孫相依”的現實深懷憂慮。次年，英祖去世，王世孫李祘即位為正祖。

乾隆解禁

但歷史發展令人難以預料，三年后，乾隆帝在閱讀即將修成的《通鑒輯覽》時專門下了一道諭旨，無形之中將朝鮮的辯誣成果化為烏有，因為乾隆帝令人意外地解禁了《明紀輯略》。乾隆帝認為《明紀輯略》后面附有南明三王的紀年，“閱其體例，非不尊崇本朝，且無犯諱字跡，徒以附紀明末三王，自不宜在概禁之列”。他認為福王“未嘗不足比于宋高宗之建炎南渡”，而唐王、桂王“究為明室宗支，與異姓僭竊者不同，非偽托也”。更重要的是，乾隆帝看重明末諸多類似文天祥、陸秀夫等忠臣，“凡彼時仗節死義之人，考訂事跡，悉與備書，朕將親為裁定，宣付刊行。俾讀者咸知朕大中至正，未嘗有一毫私意偏倚其間，而崇獎忠貞，亦足以為世道人心之勸”。

乾隆皇帝

乾隆帝解禁《明紀輯略》與清朝政治文化的轉變有一定關聯。乾隆帝通過纂修《四庫全書》、發動“十全武功”、不斷南巡，加之“文字獄”的壓制，大大消解了雍正時期《大義覺迷錄》般的王朝合法性焦慮。乾隆帝此時更加關注的是對忠臣節義的強調，而明亡前后的忠臣是乾隆需要的道德典范，因此他特別點出明末臣子“有死無貳”“無愧人臣”“忠于所事”“仗節死義”的精神，表明自己“崇獎忠貞”而勸諭“世道人心”的目的。不久，乾隆帝又專門令大臣討論“明季殉節諸臣謚典”，再次提出“崇獎忠貞，所以風勵臣節”的目的。他認為史可法、劉宗周、黃道周等人“均足稱一代完人”，其他“或死守城池，或身殞行陣，與夫俘擒駢戮，視死如歸者”，“皆無愧于疾風勁草，即自盡以全名節”，應當“稽考史書，一體旌謚”，同時表彰孫承宗、盧象升、周遇吉、蔡懋德、孫傳廷等對抗“王師”和“闖獻”的名將，痛斥錢謙益、金堡、屈大均等人，將錢謙益等人列入《明史·貳臣傳》。

因此，乾隆帝解禁《明紀輯略》的真實原因乃是他在晚年整頓道德秩序和政治倫理的訴求，關于清朝興起的敏感文字也不再是問題，取而代之的是如何在安定的十八世紀保證官僚秩序和人心風俗的不倦怠。所以，乾隆帝解禁《明紀輯略》是十八世紀晚期清朝政治文化轉變的一個縮影。但是，這多少與英祖封禁《明紀輯略》還是有點聯系的，因為兩位君王都是想通過《明紀輯略》來確立一種君臣名分或君臣義理，從而凸顯君權的至高無上及臣民的無限忠誠，只不過采用手段不一，這也反映出清朝皇權與朝鮮王權的本質和限度是不同的。

然而，令朝鮮君臣猝不及防的是，乾隆帝不僅解禁了《明紀輯略》，還在御制《通鑒輯覽》中對朝鮮李成桂“逐其君瑤而自立”的篡國行為大加鞭撻：“成桂在國，威權日盛。瑤雖為所立，慮禍必將及己，與近臣圖之。事泄，成桂遂逐瑤而自立。”這段書寫否定了《明史》中的相關“曲筆”，可謂以至高無上的皇權名義擊碎了英祖針對《明史》《明紀輯略》的辯誣成果。不難理解，這同樣與乾隆帝晚年強調君臣義理的政治文化有關，于是，在針對朝鮮建國的歷史書寫上，乾隆帝有意或無意借鑒了洪武帝的手法。

制造事件

十八世紀朝鮮圍繞《明紀輯略》展開的政治整肅和對華外交，以掀起了一場“文字獄”而知名，它既反映出英祖一貫的政治手法和晚年政局形勢，也體現出十八世紀兩國內部的多元變化刺激了統治層的擔憂，表現在文字審查、史書審查方面便是“文字獄”的興起。因此，此次辯誣深深鐫刻了十八世紀的烙印。

《明紀輯略》涉及太祖“宗系”及“仁祖反正”兩大問題，太祖“宗系”關涉整個朝鮮王朝的合法性，“仁祖反正”則關涉朝鮮后期的合法性。朝鮮英祖“文字獄”關注的是該書關于明朝初年本朝開國的歷史書寫，乾隆帝“文字獄”關注的則是該書關乎明朝末年本朝開國的歷史書寫。但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在乾隆看來，清廷經過一百多年的統治，南明抗清的史實基本上不會傷害清朝的合法性，他更為看重的是南明忠臣的忠貞節氣可為當下的國家治理和社會風氣提供核心價值與道德典范，而朝鮮經過四百多年的統治，明初朝鮮開國的往事卻仍同魔咒一般困擾著朝鮮國王。乾隆帝的解禁與英祖的辯誣都在尋求一種“君臣義理”，即有助于鞏固君權秩序的效忠精神。

但對比來說，朝鮮和清朝對《明紀輯略》的態度和行動凸顯了前近代東亞世界的一個“政治倫理”問題，無論是借此書發起“文字獄”還是為此書解禁，英祖和乾隆帝都在關注兩個目標，一是君臣名分，二是君權秩序。但為了達成這兩個目標，就需要一個抓手，需要一些“事件”。孔飛力在經典著作《叫魂》中指出，清代“官僚君主制”的內在機制要對叫魂危機此類“事件”進行加工，轉換為權力和地位，對君主來說，他可以塑造、界定甚至制造“事件”，需要具體的機會強調對官僚的支配，增進自己在這個制度內部的利益。從這個角度說，無論是英祖發起“文字獄”、慶祝辯誣成功，還是乾隆帝修《四庫全書》、發起“文字獄”及表彰南明諸臣，都是一種“事件”和“機會”，既考驗士人忠誠，又考核官僚效率。英祖不能容忍史書的敏感記載對“歷史王權”和“現實王權”的傷害，也無法允許史書的閱讀傳播對政治秩序和文化秩序的損害，自然而然，英祖需要利用這一“事件”向朝廷和社會擴散一種恐怖氣氛，并將其擴大化、再開發，以打擊譯官書商群體、京華世族、黨爭勢力，來緩解他晚年對官僚秩序、文化秩序、王權安全的深層焦慮。

英祖迎接清朝使臣

或許，他要的不是真相，而是恐懼。同時，他也恐懼，他怕歷史否定他，怕黨爭顛覆他，怕清朝輕視他，怕臣民藐視他。雍正十三年的某天，天氣特別冷，大臣建議英祖暫時別去大報壇祭祀明朝皇帝，他有些憤怒地表示：我是去祭祀明朝皇帝嗎？我是要讓你們明白什么是君臣之義！一本《明紀輯略》，不過是一個借口。真正讓他寢食難安的，是從李成桂篡權建國第一天就纏上朝鮮王朝的魔咒：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權不安。無疑，在激烈黨爭的鋒鏑中，他犧牲了很多，包括殺死兒孫。但王權就是如此，一旦被人擁有，就會令人深信人與權力合為一體，對英祖來說，權力即我，我即權力，誰若挑戰權力，就是在挑戰我，即便是親兒子、親孫子也不例外，不能被原諒。

暮年的英祖，可能仍會在深夜獨坐，聽著殿外風聲嗚咽，像無數魂靈低語。有什么辦法呢？走上這條路，就無法再回頭，焦慮的王權將成為一副沉重的枷鎖，伴隨著他踽踽獨行到生命的盡頭。而這也是他隔代選定的繼承人——孫子李祘成為正祖國王后，要孤身面對的命運。

《焦慮的王權：朝鮮“小中華”思想與歷史書寫實踐》，黃修志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2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