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為何不會置張廷玉于死地？因他立有一大功，配享太廟十拿九穩

乾隆四十二年正月，紫禁城外依舊白雪未融，七十高齡的乾隆帝在養心殿翻檢《實錄》，忽然抬頭問李侍堯：“張廷玉的靈位現在可還在太廟？”李侍堯躬身答道：“尚在。”乾隆輕輕一嘆，不再言語。若追根究底，他早在十三年前就曾拍案大怒，幾乎要將這位三朝元老徹底掃地出門，可最終還是留了那一個位置。原因在哪里？要把時間撥回到雍正十三年八月二十二日深夜，答案才會浮出水面。

那天夜里，北京城還沒熄燈。圓明園西暖閣里，雍正帝驟然駕崩。太監奔走，燈火搖曳，寂靜中夾雜驚慌。寶親王弘歷和和親王弘晝跪伏御榻前，哭得泣不成聲。鄂爾泰、訥親、張廷玉、張若靄先后趕到，也都面如死灰。悲痛是真，危機也是真——國家不能沒有皇帝，新主究竟是誰，現場除了張廷玉與鄂爾泰，沒人能說得清。

二人心里有數，并非因為他們權勢滔天，而是早在雍正七年，雍正帝口頭囑托過：弘歷為儲君。但口頭話沒有法律效力，秘密立儲制度要求兩份詔書互為印證。若找不到那份黃紙密封的文件，寶親王的身份就只能停留在“或許”。一旦有人趁勢鼓噪，八旗王公又怎會安坐？

當時太監、侍衛全無頭緒，弘歷已泣不成聲。張廷玉壓住嗓音，向弘歷、弘晝低聲道：“容臣去問總管太監。”他的鎮定像一桶涼水，潑在眾人心頭。隨即他讓太監去搜寢殿、書房、御案下，凡見黃紙封固、背書一“封”字，立即呈來。短短一炷香，詔書找到了。張廷玉親自驗封，發現朱筆十六字：“皇四子寶親王弘歷為皇太子即皇帝位。”這一刻，眾臣長跪，弘歷卻只木立落淚。

儀式遠未結束。按照規矩，還須趕赴乾清宮，取出匾額后面的那一份，再與圓明園所藏對讀。張廷玉立即指揮侍衛，將弘歷護送進城。他清楚夜長夢多，若稍有遲疑，外間流言便會像野火一樣蔓延。

八月二十三日晨，乾清宮正大光明匾額被揭開，第二份詔書完好無缺。莊親王允祿宣讀完畢，寶親王才名正言順，成為皇帝。新君首道詔令是任命張廷玉、鄂爾泰、允祿、允禮輔政；第二道，就是依雍正八年的旨意，準張廷玉、鄂爾泰身后配享太廟。兩道詔令，一明一暗，透露出弘歷的心思：不但要借張廷玉之穩來安天下，還要以恩德扣住老臣的心。

乾隆登基后初期，對張廷玉禮遇有加。遇到軍國大事，他常拍著案桌說：“張相何以教我？”然而人性微妙。乾隆自視英武，久而久之，眼里容不下倚老賣老。乾隆六年，張廷玉告老還鄉，卻死死盯著“配享太廟”四字不放。此舉在皇帝看來帶著功名算計，心里不痛快。隨后幾年，張廷玉因為典禮用詞、私自添置廳堂匾額等疏忽，被乾隆接連申斥，甚至抄家。

抄家那天，張府門可羅雀，門匾被摘，仆役四散。有意思的是，乾隆只拿走了文件與冊籍，財帛一概封存，暗中囑咐兵丁不得擾老夫人。冷面背后仍有余情。張廷玉羞愧難當，回鄉頤養，用《研易樓類稿》自遣。八年后，老人溘然長逝。

乾隆收到訃告時正在避暑山莊，扔下手中折子，沉吟良久，說道：“張廷玉，三朝元臣，他自有舊功。”隨后傳旨：賜祭葬，派戶部撥銀三千兩，照仍配享太廟。軍機處有人小聲提醒，陛下當年不是撤了嗎？乾隆揮手：“人有一失，不可掩一世之功。”此話流傳進宮外，朝野都悟到：雍正十三年那一夜，如果張廷玉沒有挺身指出尋詔之法，清室內部勢必紛亂。弘歷再有天資，也難免久拖生變。

細究功勞，張廷玉不僅“找到了詔書”，他更穩住了形勢。第一，他在弘歷尚未確定前沒有泄密，避免逼宮之嫌；第二，他親自主持對讀，全程保證儀式合法；第三，他一刻不停護駕進宮，斷絕外廷干擾。試想一下，倘若有人搶先宣稱皇五子才是正統，滿漢大臣又分持己見，大清歷經康雍盛世的穩定就可能在那一夜土崩瓦解。這不是隱憂，而是康熙末年的鮮活教訓。乾隆對這段史實心知肚明，因而無論如何不肯真拿張廷玉祭刀。

回看張廷玉的仕途，他在康熙朝不過翰林院中謹慎的筆帖式；雍正初年，因擔綱《大義覺迷錄》得信任；再到軍機處草擬諭旨，成為雍正“隨身秘書”。從密折制度到秘密立儲制度，張廷玉都深度參與。干過苦活，也背過黑鍋。晚年貪戀名節，看似小氣，其實是科舉讀書人對生涯的最后執念。乾隆表面厭惡，骨子里理解——這就是帝王與老臣的博弈。

值得一提的是，乾隆四十八年修《高宗實錄》，他親筆給張廷玉留下評價：“佐命元勛，匡襄三世，謹慎忠誠，雖后稍乖，功不可泯。”十六字，前后分量涇渭分明，既點出“不聽話”又保留“功不可沒”，可謂分寸到家。

因此，乾隆縱有萬般不悅，也不至置張廷玉于死地。配享太廟原是雍正的口諭，同時也是乾隆自己帝位合法性的最佳注腳。一旦砍掉張廷玉，他就等于在暗示世人：登基過程存疑。如此自毀長城的事，他怎么會做？

張廷玉長眠安徽桐城。陵前碑刻只寥寥幾字：“大學士贈太傅張公諱廷玉之墓。”字跡并不工整，卻意外穩重。桐城人見了，總要停步想一想：沒有這位鄉賢當年那一聲“搜黃紙詔書”，紫禁城或許改寫另一段劇本。乾隆清楚，天下也清楚，所以張廷玉與歷代開國功臣一樣，被供奉在太廟香火之中，名位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