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0世紀,在唐朝衰落后群雄并起的五代十國時期,沙陀人作為一股強大的突厥裔軍事政治力量,曾建立了后唐等三個政權,深刻影響了中國歷史的走向。然而,關于沙陀人的起源,歷史記載模糊,學界也眾說紛紜。他們究竟從何而來?與更早的突厥汗國統治者有何關聯?
2026年4月29日,復旦大學文少卿等團隊合作在Journal of Genetics and Genomics在線發表題為“Ancient genomic profile of the Shatuo Turkic leader Li Keyong”的研究論文,該研究通過古DNA研究,通過對后唐奠基者、沙陀領袖李克用(公元856-908年)墓葬的基因組測序,首次從遺傳學角度揭開了沙陀精英階層的神秘面紗,為解答其起源之謎提供了直接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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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西均衡的混血:一位梟雄的遺傳肖像
史書記載,晚唐時期沙陀人“勇冠諸胡”,是重要的軍事力量。李克用“摧鋒陷陣,出諸將之右,軍中目為‘飛虎子’”。他作戰受傷后“一目微眇”,被夸張為“獨眼龍”,更添傳奇色彩。公元908年,李克用病逝,享年53歲,葬于山西代縣。
對李克用遺骨的全面遺傳學分析顯示,這位沙陀統治者的血統構成異常均衡且復雜:其基因約53.4%來源于古代東北亞成分,而約46.6%來源于西部歐亞草原成分。這種近乎對半開的混合比例,描繪出一個典型的歐亞大陸東西方人群交融的個體形象。
進一步分析揭示,他的父系染色體類型屬于典型的西歐亞譜系(R1a1a1b2),而母系線粒體則屬于東部草原譜系(C4a1a)。這種父系與母系來源的“西-東”差異,生動體現了沙陀部落在歐亞大陸東西方走廊地帶長期遷徙、通婚與融合的歷史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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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用的祖籍遷徙路線及墓地詳情(圖源自Journal of Genetics and Genomics)
對比與啟示:突厥聯盟內部的多樣性
這一發現具有里程碑意義,因為它與之前對突厥汗國核心統治家族——阿史那王室(如著名的阿史那皇后)的基因研究形成了鮮明對比。阿史那家族成員顯示出以東北亞成分為主導的遺傳特征,支持了突厥統治階層可能源于匈奴或東北亞的假說。
李克用的基因圖譜則有力地支持了另一種假說,即突厥語族政治聯盟(如沙陀)的起源是多民族的。他的混血特征表明,沙陀并非一個由單一、純粹血統構成的群體,而更像一個在蒙古高原至中亞的廣袤地帶,通過軍事和政治力量,將東西方不同族裔的人群整合而成的聯盟。這與歷史上匈奴聯盟“二十四長,諸大臣皆世官”的復雜構成模式一脈相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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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基因流模型展示了李克用 729 號樣本的多源祖先構成情況,以及基于 qpAdm 分析得出的突厥語系人群的祖先構成概況(圖源自Journal of Genetics and Genomics)
歷史的回響:從草原到中原
這項研究從分子層面證實,沙陀人的崛起是晚唐時期歐亞大陸東西方持續交流與互動的縮影。李克用本人近乎均衡的東西混合血統,正是沙陀部落作為東西方文明“中間人”與“攪局者”雙重角色的真實寫照。他們既承載著西部草原的文化與血緣聯系,又在與唐朝的互動中深度漢化,最終在特定歷史機遇下,憑借其強大的軍事組織能力,步入中原政治舞臺的中心。
通過解碼千年前一位梟雄的基因,這項研究不僅解答了沙陀貴族的具體起源問題,更以確鑿的遺傳證據表明,那些在歷史舞臺上叱咤風云的草原帝國與聯盟,其力量源泉很可能正是源于對歐亞大陸多樣性的包容與整合,而非單一的種族純粹性。這為我們理解中華民族形成過程中多元一體的宏大格局,提供了一個來自基因組的生動注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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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旦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研究生于瑤、代縣文物保護研究所(博物館)諸曉光為該論文共同第一作者。復旦大學文博系文少卿副教授、鄭奕教授以及克拉瑪依市絲路數字經濟與產業融合創新研究中心蒙海亮青年研究員為共同通訊作者。該研究得到國家自然科學基金、中國歷史研究院蘭臺青年學者計劃、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等資助。
參考消息: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D%8E%E5%85%8B%E7%94%A8/1223352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abs/pii/S1673852726001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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