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琦：在“請喝奶茶”之外，我們應期待怎樣的AI應用路徑？ | 社會觀察

編者按· 2026.02.11

2月6日，阿里千問啟動“春節30億免單”奶茶活動：每人最多可領21張、每張25元，覆蓋全國30多萬家門店，流量涌入一度致服務器多次崩潰，補貼戰再度點燃外賣賽道。

本文指出，“請喝奶茶”更像一場為AI智能體“采集—訓練—落地”鋪路的社會化實驗：以補貼換取結構化數據，優化“AI點單”，把技術入口嵌入高頻消費；但高強度補貼與競爭若滑向低價同質化內卷，商家利潤與勞動者收入被擠壓，甚至誘發通縮螺旋。

當AI從“聊天”走向“下單”，更需要追問：補貼換數據的邊界在哪里？算法如何尊重隱私？監管又如何在“發展”與“規范”之間拿捏尺度，讓技術真正服務于人的可持續發展？

2月6日上午，阿里千問正式啟動“春節30億免單”活動，發放奶茶免單卡。活動期間，每個人最多可以領取21張無門檻的25元免單卡，相當于525塊錢。免單卡可在全國30多萬家奶茶店使用。效果立竿見影，旋即茶飲外賣賽道又再次迎來狂歡。阿里服務器在大量流量涌入下多次崩潰。

如果對中國平臺經濟稍有了解，就不會對阿里此次發放用戶補貼感到奇怪。自中國平臺經濟發端以來，其發展壯大一直伴隨著階段性的價格戰和慷慨補貼。大型科技平臺利用這一大眾喜聞樂見的方式重塑了人們的消費習慣，改變了服務的提供模式和城市服務業的運行格局。

在科技平臺投入大量資源發展AI的背景下，此次阿里千問用戶補貼的特別之處尤其引人關注。與以往更側重于獲取流量、引流至平臺支付和金融產品不同，這一波用戶補貼也許更在于獲取結構化的數據，從而優化AI智能體，形成更精準、更加符合用戶習慣的“AI點單”服務。眾所周知，阿里目前運營著中國最大的電子商務平臺，旗下產品覆蓋外賣、打車、即時零售等多個服務場景。不難想象，如果AI點單率先在外賣領域實現，則將有很大潛力賦能于阿里的其他產品線，實現購物方式的“革命”。AI與日常消費場景的結合有望為人們打開了豐富的想象空間。

同是2026年開年，美國在AI智能體領域也表現活躍。1月12號，美國公司Anthropic發布Claude Cowork（以下簡稱Cowork），它能在用戶的許可下完成文件整理、數據處理、文檔生成等任務。1月下旬，程序員彼得·斯坦伯格發布了開源工具OpenClaw（原Clawdbot/Moltbot）。這個能深度訪問用戶的電腦系統、文件、應用和聊天記錄的深度互動Agent引爆AI社區。OpenClaw爆火后，阿里云、騰訊云、京東云、火山引擎、百度智能云等相繼宣布上線OpenClaw云端極簡部署及全套云服務。

同樣是在AI應用領域發展得如火如荼，如何看待中國與美國的路徑差異？也許是值得思考的有趣議題。

2026年2月6日，千問APP“春節30億大免單”正式上線（來源：通義千文）

中美大型科技平臺

發展特征的不同

不難看出，中國與美國大型科技公司的AI發展路徑的確存在不同。根據筆者對中美兩地大型科技公司的比較觀察，美國科技巨頭更傾向于扮演“工具提供者”角色，為不同行業的商業主體提供通用性、底層性的技術與平臺服務。相比之下，中國科技巨頭如騰訊、阿里巴巴、美團等則往往直接面向終端用戶，是集成了諸多日常消費場景的綜合性平臺。

要理解這一不同，恐怕要從大型科技平臺公司的發展路徑入手來思考。

美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已形成一批大型企業集團，并在隨后的幾十年中于制造業、零售、金融與專業服務等領域建立起相對成熟、分工穩定的市場結構。當數字平臺經濟興起時，各細分市場中往往或是已經存在實力雄厚、運營成熟的在位者，或是已經形成保護社會織體的法律體系。

以支付行業為例，美國早在20世紀后半葉就形成了以Visa、Mastercard為核心的銀行卡清算網絡，以及以大型商業銀行為主體的賬戶體系和結算體系。因此，數字支付平臺的興起，并未像在部分發展中國家那樣直接“跳過”傳統金融基礎設施，而是更多依附并整合既有體系運行。無論是PayPal、Apple Pay，還是后來的各類“先買后付”（BNPL）服務，均需要嵌入銀行卡網絡、銀行賬戶和既有監管框架之中展開業務。這種結構使得平臺企業在創新空間上受到既有金融機構與清算網絡的明顯約束，其擴張更多表現為對用戶體驗和應用場景的優化，而非對底層金融秩序的顛覆。

在零售業領域，這一特征同樣明顯。美國在數字平臺興起之前，已經形成了以沃爾瑪、家得寶、開市客（Costco）等為代表的全國性零售巨頭，以及高度發達的物流、倉儲和供應鏈體系。亞馬遜等電商平臺的崛起，固然改變了消費者的購物方式，但其擴張過程并非發生在一個“無主之地”，而是在與傳統零售巨頭長期競爭與相互學習中完成的。一方面，平臺通過規模化數據和線上流量優勢沖擊線下零售；另一方面，傳統零售商也迅速引入數字化工具、全渠道（omnichannel）戰略和自建電商平臺，限制了平臺對零售生態的全面重構。除此之外，高昂的勞動力成本、線下餐館的訴訟，以及地區政府的監管，使得平臺經濟難以擴張到較大的規模。正因為這些因素，Uber等打車平臺雖然發端于美國，卻無法產生如中國同行在國內一般的影響力和行業顛覆效果。

在此背景下，美國科技公司難以通過直接替代既有商業主體實現擴張，而更多是以“賦能者”的角色進入市場，通過提供具有數字技術屬性的工具、平臺與基礎設施，為既有行業主體提升效率，從而在競爭中獲得立足空間。

中國的情形則有所不同。平臺經濟在21世紀第二個十年快速崛起，其發展嵌入于若干獨特的結構性條件之中。首先，城市服務業長期呈現“小、散、弱”的格局，市場主體規模有限、組織化程度較低，難以形成對新進入者的有效抵制。其次，平臺經濟的發展明顯伴隨著金融化進程。2008年“四萬億”財政刺激計劃后，國內流動性持續寬松，實體經濟部門的平均回報率下降，資本逐步轉向回報預期更高、擴張速度更快的互聯網與平臺經濟領域。同時，國際風險資本也將中國視為發展互聯網經濟的理想市場，大規模資金流入進一步推高了平臺企業的擴張能力。

在內外部資本的共同推動下，中國平臺公司得以在較短時間內跨越多個城市服務業部門，實現高度集中的規模擴張。外賣、出行、支付、本地生活等多個日常生活場景被迅速納入平臺體系，服務關系被系統性地“商品化”和平臺化。在這一過程中，平臺企業逐漸從技術中介轉變為事實上的服務組織者乃至寡頭性供給者，形成了顯著的市場支配力，而傳統服務提供主體則越來越難以與之展開對等競爭。

2026年1月7日，一名男子在2026年美國拉斯維加斯消費電子展上走過印有“物理AI”字樣的展臺（來源：新華社）

中國平臺經濟

扭曲性一面值得反思

中美數字經濟的發展路徑本身并不存在先驗意義上的優劣之分。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中國平臺經濟在激活市場活力、促進消費擴張以及創造就業機會等方面發揮了積極作用，中國社會也確實充分享受了數字經濟快速發展所帶來的紅利。包括筆者在內的許多消費者，亦在日常生活中享受著平臺補貼和價格競爭所提供的便利與實惠。

然而，需要正視的是，這種以高度競爭和強補貼為特征的發展模式，其對經濟結構、社會關系乃至長期治理秩序所產生的負面影響，長期以來并未得到充分認識和系統評估。

首先，從經濟方面來看，低價、同質化的“內卷”策略放大了大多數收入不高群體追求便宜商品的偏好。在短期，這種方式似乎繁榮了經濟，但長期來看，當市場陷入追逐低廉價格的“內卷”狀態，商家就無法獲得足夠的利潤，勞動者無法獲得體面的收入，經濟就會走向通縮的螺旋。這對于經濟的可持續發展而言，無異于慢性自殺。

相比較于經濟方面，平臺經濟對于社會生活方式扭曲尚很少被提及，但同樣值得重視。社會是多元的，因此一種健康的經濟發展模式也應當是多元的。在美國、歐洲等更為發達西方國家，平臺經濟對日常衣食住行領域的侵入反而更少，其消費方式更加多樣化。例如，不同的超市會售賣不同風格的商品，不同的餐廳會提供不同的服務，人們需要到店采購、用餐，更多進行在地的聯結與交流。這種消費方式雖然在表面上看更加“傳統”，但它支持有消費力的人群追求個性與不同，而并不是將價格作為最主要的衡量標準。在消費的過程中，個體的獨特性和心理感受也往往更加被重視。反觀我們自身，當日常生活的每一個場景都被平臺經濟所侵入，便利背后，生活方式的改變是否符合人的本真需要，或許更加值得反思。

近年來，監管部門已經對平臺經濟的弊端有所重視，并加強了監管。2025年以來，政策對平臺企業和平臺經濟的監管明顯收緊：一是在一般性監管領域（如食品安全領域）明確平臺主體責任，監管主體進一步下沉；二是在反壟斷和競爭合規領域，制定了更加細化的合規指引。在前一個方面，我國出臺了《網絡餐飲服務第三方平臺提供者和入網餐飲服務提供者落實食品安全主體責任監督管理規定（征求意見稿）》，對平臺企業、平臺內經營者涉及食品安全的行為規范進行了明確，并將監管責任落實到平臺企業及違法行為發生地省級市場監督管理部門的處罰權。這意味著平臺不再能夠以“交易撮合者”的身份逃避對平臺內經營行為的監督責任。

監管部門對平臺經濟的弊端加強了重視與規制，圖為相關規定征求意見稿（來源：市場監管總局）

在后一個方面，政策對于平臺經濟競爭合規的規定越來越詳細。從《關于推動網絡交易平臺企業落實合規管理主體責任的指導意見》（國市監網監發〔2025〕18號）、《網絡交易平臺收費行為合規指南》（以下簡稱“合規指南”）、《互聯網平臺價格行為準則（征求意見稿）》，以及《互聯網平臺反壟斷合規指引》（征求意見稿）這些文件的發布可以看出，監管部門對于平臺企業壟斷、濫用市場支配地位的行為有了更為清晰的判定標準。

但是，另一方面，這些文件雖然規定詳細但并無強制效力，也就是說，反壟斷合規主要依賴平臺企業自律。這反映出當前平臺經濟監管的“進退兩難”。一方面，不論是社會還是政策制定部門，都對平臺經濟無序競爭所帶來的危害以及監管的必要性產生共識。但另一方面，平臺的業務模式集中，具有網絡效應，這使得平臺天然面對較高層級的監管主體，中央層面的監管動作很可能對平臺企業以及其所在領域產生巨大的影響。在平臺經濟已經深入社會的各個部門的情況下，過于激進的干預方式很容易在短期波及民生經濟和就業，甚至威脅社會穩定。此外，考慮到平臺科技巨頭也是AI等前沿科技領域的活躍者，政策制定者必須在“監管”和“發展”的蹺蹺板上艱難平衡。

實現嵌入社會的科技發展

在不同的AI發展路徑背后，也許一個更關鍵問題是：如何讓科技更好地服務于人？這意味著科技應當服務于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而非陶醉于一時的繁榮。人工智能固然可成為少數大公司鞏固市場地位和擴展商業邊界的工具，但一個更具通用性工具屬性，能夠廣泛賦能于不同行業、不同規模的市場主體的人工智能，顯然具有更高的社會與經濟價值。回望歷史，成功的技術革命無一都要求技術廣泛嵌入于經濟活動和社會需求。

要實現這一圖景，制度設計與監管安排非常重要，但政策制定指導思想的調整也許更為關鍵。長期以來，我國經濟與社會政策的制定，在相當程度上受新自由主義思想所影響。這一思想逐漸演化為一種具有支配力的意識形態，尤其在與社會生活高度相關的衣食住行等領域表現得尤為突出。在這一框架下，政策的規范性論證往往采取高度工具理性的方式展開，即主要通過經濟增長、就業創造以及可量化的社會福利指標來衡量其正當性。在某種程度上，當年促進平臺經濟發展的政策也遵循了這種意識形態和邏輯。

合肥市肥西縣的江淮汽車尊界超級工廠內的自動化焊接生產線（圖源：新華社）

當人們具體、復雜的需求與感受被還原為少數幾個指標，這種方式的危害性一面已經逐漸被認識到。這也許就是改變的契機所在。

本文作者

王琦：香港中文大學（深圳）前海國際事務研究院副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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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對 | 伍子堯

排版 | 許梓烽

初審 | 王炳云

終審 | 馮簫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