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鄭智化的遭遇，談談我為什么在厭惡極左的同時，也反感極右

中國臺灣地區著名歌手鄭智化在深圳寶安國際機場的遭遇，我想大家都人人皆知了。事情的經過我就不贅述了。最近讀了三篇寫這個話題寫得非常好的文章：

一篇是“海邊的西塞羅”的《對鄭智化寬容一點，因為你也有“連滾帶爬”的那一天》。

一篇是維舟老師的《對弱者友好的社會，才是更好的社會》。

一篇是大生劉蟾老師的《土奧反對召喚神龍，卻成為了神龍的幫兇》。

這三篇文章，道出了我為什么在非常厭惡極左的同時，也反感極右的原因。

平心而論，深圳在中國內地的城市中，已經算是城市管理水平、服務水平和人性化水平相當高的了。而高鐵和機場又是一個社會、一個城市中最接近現代文明的場所，至少看上去要顯得光鮮亮麗。尤其是機場，是最與世界接軌的地方，很多城市的機場，都在名字上冠以“國際”兩個字。哪怕是在朝鮮這種極度封閉的國家，你看他們的高麗航空公司的空姐，也是顏值爆表，穿得青春靚麗、打扮時尚，至少從表面上看，是很光鮮、很現代化的。

朝鮮高麗航空公司的空姐。

但是很遺憾，即使是像深圳這種中國內地最先進、最發達的城市，也有它管理和服務的短板。最近鄭智化先生的遭遇，就證明了這一點。深圳不能只有速度，沒有溫度。

廣東深圳寶安國際機場內景。（本人攝于2016年2月10日）

由于鄭智化特殊的地域身份，網上一些極左人士對鄭智化這樣一位臺灣同胞群起而攻之，抓住鄭智化“連滾帶爬”這一點略帶夸張的言辭無限放大，上綱上線，甚至罵鄭智化是“臺獨”，抹黑祖國大陸。國內一些著名的極左大V，比如“某原公子”、項中專等人，前些天都對鄭智化口誅筆伐。

國內一名極左大V討伐鄭智化的文章。

你要說鄭智化是“臺獨”分子，我打死也不相信。像我這一代的“80后”，是從小聽著鄭智化的歌長大的。鄭智化最有名的歌有三首，一首是《水手》，一首是《星星點燈》，一首是《大國民》。在《星星點燈》中，鄭智化唱道：“現在的一片天，是骯臟的一片天，星星在文明的天空里，再也看不見。”這首歌是上世紀90年代鄭智化痛批臺灣當局的歌曲，痛斥李登輝一手遮天，讓“迷失的孩子”臺灣找不到來時的路。

還有那首《大國民》：

“十億人民九億商，還有一億在觀望，

偉大的祖國揮揮手，中國中國一定強！”

在這首《大國民》中，鄭智化還對上世紀90年代臺灣的李登輝當局極為批判和嘲諷：

“骯臟的臺北，

貪官污吏，一手遮天。

美麗的謊言，說過多少遍，

說來說去，從來沒實現。

宣傳的口號，說大家都有錢，

貧富的差距，假裝沒看見。

這不再是個適合好人住的島，

禮義廉恥沒有鈔票重要。

這不再是個適合窮人住的島，

一輩子辛苦連個房子都買不到。”

從這些歌詞中，你哪能聽出半點兒“臺獨”的味道呢？如果因為鄭智化特殊的地域身份，就被打上“統獨之爭”的標簽，只能說鄭智化被政治化了。

鄭智化。

批評完極左，我再來說一說從鄭智化的遭遇中，我們為什么也要反對極右。

大生劉蟾老師的《土奧反對召喚神龍，卻成為了神龍的幫兇》這篇文章中，指出了在這次的鄭智化事件中，有些“本土奧地利學派”人士（簡稱“土奧”），認為鄭智化的抱怨是在要求特權，這些人主張絕對的市場化原則，而反對任何政府對弱勢群體、少數群體和底層民眾的社會福利和保障行為，反對最基本的民生兜底，反對給殘疾人照顧、反對給農民爭取醫保、反對給失業者救濟，讓弱勢群體自生自滅，甚至在自然災害來臨的時候反對救災。他們認為政府對弱勢群體和底層民眾的任何福利和保障行為，都是在“擴張公權力”。奧派經濟學理論本身很好。但是“土奧”很糟，他們是打著奧派的名義，行短視功利、物競天擇、弱肉強食、叢林法則之實。“土奧”的本質是一種社會達爾文主義。國內的那些“土奧”人士，跟西方的極右翼、“川粉”、MAGA黨在理念上都有很高的重合度。

鄭智化。

在一個西方社會，左翼和右翼都是相互制衡的兩股不可或缺的力量，誰也不能一翼獨大。右翼搞發展，左翼搞分配。右翼負責建設，左翼負責公平。右翼負責做大蛋糕，左翼負責分好蛋糕。離了誰也不行。西方正常的右翼保守派認為，就是要讓富人多掙錢，掙了錢就做買賣、辦工廠、開公司，他們只要能有錢賺，整個生意就會興隆，就能帶動下面的就業。所以，要讓富人能掙到錢，“火車頭”才能把全社會拉起來。當右翼掌權時，重視的是發展，而發展的動力和“火車頭”是誰呢？是富人，是企業家，是工廠主。給他們更多的優惠和資源，讓他們往前沖，拉動國家經濟向上走，經濟活動多，GDP就增長了。當資本家有錢賺的時候，底層百姓才能有工作，才能擺脫貧困，這是一個“水漲船高”的關系。而以“均貧富”為名壓榨資本家和富有階層，會大幅降低社會投資的意愿，減少就業機會，造成社會普遍貧困。也就是說，富人有錢賺，老百姓就有湯喝。

7月4日，在白宮，美國總統特朗普展示“大而美”法案上的簽名。

但社會老是發展，跑得太快，最后拉開距離了，貧富分化會進一步拉大，使富人越富、窮人越窮。在快速跑動中，后面的老百姓是跟不上的。怎么辦呢？所以要讓“國家慢點跑，等一等你的人民”。這時左翼政府上臺，搞一搞分配，從富人這里多加點稅，分配給窮人，社會治安也不要亂。但也不能老是搞分配啊，國家老分配不發展，沒錢啊。所以，左翼干一段時間，又交給右翼，繼續發展。這樣才能使整個社會的運轉始終大致保持在一個中庸的軌道上，整個社會才能“鋸齒型”前進。而“鋸齒型”前進，是最健康的一種發展方式。一個正常的西方社會就是在左右翼交替執政中這樣“鋸齒型”前進的。

10月26日，阿根廷總統米萊慶祝領導的“自由前進黨”贏得中期選舉

所以說，西方左右兩翼的理念都有其可取之處和可貴之處。我們反對的是極左、極右。極右與極左同樣有害，殊途同歸。無論是極左“劫富濟貧”的絕對平均主義，還是極右對弱者福利、保障和社會公平的蔑視，都是不可取的。一個好社會的標準是：強者有成就，弱者有尊嚴、有保障。我在十幾年前曾經采訪過四川的一位市委書記，他在向我闡述該市的施政舉措時，有一句話講得真好：“我們施政的目標就是要讓有能力的人充分發家致富，讓沒有能力的人也能安居樂業、衣食無憂。”一個社會是否發達，不是看它的長項，而是看它短板的長度。所以，要更加注重社會公平，以及對國民社會福利的保障。醫療、教育、養老是最基本的民生，要有起碼的兜底。對弱者，要有保障、有尊嚴。就像小西兄弟所說：“寬容弱者，就是幫未來的自己。對弱者好一點，因為你我早晚都有‘連滾帶爬’的那一天。”

鄭智化。

前不久，國內的一位著名網紅“峰哥”到韓國轉了一個月。他拍了個視頻，沒想到遭到中國國內很多粉紅人士的嘲諷，他們紛紛嘲笑這韓國的人工怎么這么貴啊？生活在發達國家的很多華人朋友可能都有這樣的感觸：家里空調壞了、電腦壞了，都不敢請維修工人來修，甚至請個電工、水工，人工也很貴。最后每個人都逼著自己成了小專家、小能手，什么事都自己干、自己修，因為請不起人。請人的話，人工是很貴的。其實我們作為中國人，最不應該嘲笑的就是發達國家的人工貴。因為發達國家比的是下限。

這位國內網紅“峰哥”在韓國待了一個月，本來想拍點韓國底層的生活，結果盡力去找了，但真實感受就是“我不知道誰是真正的底層”。連電焊工、工地工人這種干活越累的藍領，收入反而越高。他們穿著很像樣的衣服，打扮得溜光水滑，確實拍不出人家的慘狀來。這些人誰又是社會的底層呢？很多去過日本、新加坡旅游的朋友，都會感覺在日本、新加坡打出租車特別貴，一段不太遠的路跑出去，往往一二百元人民幣就沒了。很多去過日韓旅游的中國游客，可能都會抱怨在日韓吃頓飯價格很貴。我們在嘲笑日韓人吃飯價格高的時候，似乎從來都是站在食客的角度去思考問題，但是從來不去思考食物為什么那么貴？2015年，我也先后去日本、韓國旅行過。在日韓的餐館吃飯時，我也邊吃邊琢磨，這菜的價格為什么這么貴呢？因為食物的價格包含了一層層的人力成本，所以人工是很貴的。那么，這碗面端到我的餐桌上時，它就是這么貴。因為最底層的人也都有一份體面的收入。無論是日本還是韓國，整個社會愿意讓渡出自己的一部分收入，去滿足我們嘴里的底層，讓服務員也能拿一份相對體面的收入。我們這些從小就受人人平等思想熏陶的中國人，為什么還會出言譏諷發達國家的人工貴呢？為什么會對自己享受著同胞的廉價勞動力而沾沾自喜呢？我不是太理解。

韓國首都首爾明洞商業區。（攝于2015年10月9日）

發達國家人工貴是個共識，我們為什么要笑話發達國家的人工貴呢？你想沒想過人家的人工為什么這么貴呢？因為人工值錢啊，因為勞動人民值錢啊！它滿足了普通勞動者的基本收入，保障了這些人的正常生活。難道這不是人家對底層勞動人民的尊重嗎？難道不就是這么一個邏輯和道理嗎？我們自己也是勞動人民，我們有什么資格嘲笑發達國家的人工貴呢？

底層人也有人家的尊嚴，也得到了社會的照顧，也得到了社會的尊重，所以說，人工貴絕不僅僅是一種經濟現象，它是人的一種價值體現，是一個國家現代文明的重要表現。

芬蘭西貝柳斯公園，幸福的國度。（同事向華攝于2016年8月30日）

在很多發展中國家，人工特別便宜，你不干，外邊有的是人干。這說明了什么？說明對底層勞動人民缺乏尊重。這樣的社會就不能稱為一個平等的社會、一個現代化的社會。

改革開放初期，我國副總理王震將軍訪問英國回來后感慨：“我看英國搞得不錯，物質極大豐富，三大差別基本消滅，社會公正、社會福利也受重視。”

2015年，我去日本旅行時，實地參觀了日本農村。其實日本還不算那種標準意義上的福利國家。但我參觀完這些最普通的日本農家，真有一種“想去日本當農民”的感嘆，就像電影《非誠勿擾》中的北海道農民鄔桑一樣。據我觀察，日本農村比城市更加宜居，日本農村人的生活質量和幸福指數比城市居民更高。日本每個農家都住著二層小樓，家家戶戶都有一個干凈整潔、錯落有序的院子，院子里種著必不可少的一種樹——松樹，因為在日本農村，松樹是富裕的象征。誰家松樹多，就說明誰家越富裕。即使是日本最偏僻的鄉下，基礎設施都很完善，社會服務水平都很高，所以，現在日本的人均GDP即使已經落后于韓國和中國臺灣，日本也仍是一個不折不扣的發達國家。

日本山梨縣普通農家掠影。（攝于2015年5月30日）

日本山梨縣普通農家掠影。（本人攝于2015年5月30日）

日本奈良普通農家掠影。（本人攝于2015年5月28日）

再以新西蘭為例，新西蘭的最低時薪是23.5新元，約合人民幣83元。也就是說，新西蘭從事任何職業的人，哪怕是保潔工，保底的時薪也有83元人民幣。那么，他如果一天工作7小時，一天的收入就是600元人民幣。一個月只工作20天的話，月收入就有12000元人民幣。在新西蘭，勞動者的工作時間、休息日、最低工資、加班費那都是有保障的，那是一點兒都不含糊。而且，新西蘭在發達國家中還并不算很富裕的。

所以說，看一個國家是否發達，要看它短板的長度。評判一個國家是否發達，不是看這個國家的上限，而是看這個國家的下限，看這個國家對底層勞動人民到底怎么樣，看最底層的人生活過得好不好？如果看上限，那么，上海的富人、印度的富人、非洲的富人，跟紐約的富人其實都過著差不多的生活。哪個國家的富人過的都是幾乎同等富裕的生活。但不同國家底層民眾的生活狀況，卻有著天壤之別。比如，加拿大、澳大利亞、北歐國家的一個普通勞動者的生活，跟印度、孟加拉國、非洲國家一個普通勞動者的生活，那就是截然不同的。所以說，品評一個國家發展水平的高低，比的是下限，就看底層人民值不值錢。一個國家只有下限高，才能真正從富強走向文明。而人工本身就是一個衡量的重要指標。如果人工不值錢，說明這個國家下限的水平是很低的。如果勞動人民過得不踏實，也就不會有社會的安全和穩定。一個社會如果以平等和公平作為它的發展目標，民眾就會以發展和穩定來回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