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文化】瀘州與襄陽：從宋劉整到蒙古劉整||趙曉東

瀘州與襄陽

從宋劉整到蒙古劉整

趙曉東

一、引子：張船山與劉禹錫的詩

瀘州與襄陽，共享兩位詩人的佳作，一是劉禹錫的《堤上行三首》，一是張船山的《瀘州三首》。后者瀘州人口口相傳，譽為今日驕傲的城市名片，了解張詩與劉詩地理關聯，促成我探訪襄陽。

2026年暮春，我乘坐的高鐵翻越大巴山接近襄陽，穩穩行駛在四望平坦的大壩子中間，原來這就是鑲嵌有襄陽與南陽兩座歷史名城的南襄盆地。

南襄盆地從河南南陽直南到鄂西，被秦嶺余脈形成的伏牛山、桐柏山，從西北東三面半圓形包裹，南面的荊山又把它與更廣闊的江漢平原分隔開來，自然形成平緩的內陸走廊。南北對峙者視為咽喉，行賈羈客者視為坦途。

襄陽，坐落在南襄盆地南端，滔滔漢江自北而來，在這里斜出向東，天然的轉彎把城市一分為二，北面是樊城，南面是襄陽。木船時代，二城鎖鑰如拳，把連接秦蜀渝豫鄂湘的水上大通道牢牢攥住。

高鐵出站，見到從未謀面的襄陽拾穗者民間文化工作群李秀樺先生，簡單寒暄后，迫不及待開始踏訪這座古城。漫步從襄陽綿延其南數十公里宜州的大堤，唐代詩人劉禹錫所詠這里的《堤上行三首》翩躚而來：

其一

酒旗相望大堤頭，

堤下連檣堤上樓。

日暮行人爭渡急，

槳聲幽軋滿中流。

其二

江南江北望煙波，

入夜行人相應歌。

桃葉傳情竹枝怨，

水流無限月明多。

其三

長堤繚繞水徘徊，

酒舍旗亭次第開。

日晚出簾招估客，

軻峨大艑落帆來。

劉禹錫字夢得，自稱劉郎，中國詩人，曾系統規范和提升過著名的竹枝詞，“東邊日出西邊雨，道是無晴卻有晴”膾炙人口。對于襄陽-宜城一帶的漢江大堤，他還有《踏歌詞四首》，經典歌詠如“春江月出大堤平，堤上女郎連袂行”等，也是刻畫自然與人文的上乘。

時間漫過大約1000年后的清代中期，張船山《瀘州三首》橫空出世。張本名問陶，船山乃其號，四川遂寧市蓬溪縣人，被譽為清代蜀中第一詩人。他曾從成都順江東出夔門轉折漢水，一路走一路歌，在沿江城市紛紛留下膾炙人口的詩篇。其中《瀘州三首》起首“城下人家水上城，酒旗紅處一江明”二聯，把城下的人家、水上的城市、飄拂的酒旗、倒映的燈影作了深入描摹，對瀘州城的優美推至極致，在這座濱江之城拂拂傳揚200多年。

值得仔細玩味的是，劉張二詩皆為三章，空間構圖、景物排布、氛圍渲染，似為姊妹之詩。是江河地貌相近造成的無意雷同，還是后世詩人主動取法前人、成套化用的必然結果？若無實地踏訪襄陽大堤，無兩家詩作精準互勘，無《踏歌詞》輔助佐證，便難以識破這種跨越朝代、跨越地域的詩意關聯。襄陽行，是我思考數年的一大收獲。

二、屠城：蒙古劉整的狠

“劉整驚天動地來，襄陽城下哭聲哀”。襄陽行我最大的收獲，還是關于對這位南宋叛將的深度認知。

在襄陽市拾穗者團隊李俊勇、李秀樺、鄧糧、劉浪等先生和市史志研究中心姜振華副主任介紹間，我開始集中心思聚焦劉整身上，這位瀘南事變與襄陽圍城乃至覆亡南宋的主角進一步闖入眼簾。

襄陽和樊城曾經合稱襄樊，雙城一體，隔漢江相望，猶如瀘州主城與沱江對岸的小市，因自然江岸形成“雙子城”。只是關羽在這里水淹七軍，使得樊城比小市名氣更大。蒙元軍隊對襄、樊圍困六年后，樊城慘遭屠城。

我在考察襄、樊二城時，重點踏勘夾漢江兩岸的古城墻、古碼頭，它們大面積存續，淳樸得有如處子的害羞。延伸江岸的石階，和遍布石階上下的栓船“牛鼻子”，默默數說舊時舟楫云集的盛況。熟悉南宋江防體系的劉整，死死盯上了襄陽，不僅看重這里水運樞紐的地位，更看重它在中國地理空間的特殊作用，不斷奏明忽必烈，竭力陳述滅宋必攻襄陽的戰略。

保存完好的襄陽城墻

作者與襄陽友人交談中

13世紀六、七十年代之交，蒙元軍所謂圍攻襄陽六年，前期只是圍，最后時刻才開始攻，攻城之戰斷續僅一年，攻破樊城，迫降襄城。

宋理宗咸淳八年、元世祖至元九年（1272）初，劉整躍馬襄城東南門外，大聲高喊南宋守將呂文煥出面對話。

作為劉整曾經在南宋陣營的“戰友”，呂文煥登上城墻觀看，只聽劉整高聲武氣要與之決一勝負：

君昧于天命，害及生靈，豈仁者之事！而又齷齪不能戰，取羞于勇者，請與君決勝負。

呂文煥鐵青著臉，一聲不吭，暗叫埋伏女墻后面的宋軍暗箭齊發，直射劉整。受傷的劉整大難不死，決定攻城。

元軍襄陽前線高層將領在劉整的提議下，一致同意首先拿下襄城對岸的樊城。三月，樊城外圍的宋軍防御堡壘全部被清除。

隨后，劉整巡視襄、樊之間的漢江江面，發現如果不斬斷相連二城的水上鐵索浮橋，元軍即使攻入樊城，也將受制襄城踏橋而來的援軍。他即“令善水者斷木沉索”，然后自己“督戰艦趨城下，以回回砲擊之”。

正當攻城最緊張的時刻，劉整差點被一條南宋反間計要了命，延宕了元軍攻擊時間。原來南宋方面眼看襄陽將破，援軍被阻，便使出離間之計誆騙忽必烈，稱劉整將反元歸宋，宋將封他為王。等元廷查明真相還劉整清白，時間已經翻年了。

宋咸淳九年、元至元十年（1273）正月，無情的朔風卷著冰冷的江水拍擊樊城。這座斷了連通襄城浮橋的危城城墻，終在回回砲的雷霆轟擊和元軍蜂擁沖擊下轟然坍塌。

城破之日，劉整下令屠城，“拔而屠之，無噍類遺”，全城瞬間化為人間煉獄。瘋狂的劉整及其第五子劉垓首當其沖，蒙古主帥阿術、大將阿里海牙，還有后來迫南宋幼主崖山投海的張弘范等人，紛紛舉起屠刀。襄城軍民佇立對岸城墻上，看烈火熊熊，聽哭聲震天，無力援手，撕心裂肺。

更為可怖的是，劉整還把樊城人的尸骸枕藉如山，一摞摞堆放漢江左岸，讓右岸的襄城人膽寒到徹夜難眠。

元軍將領卻彈冠相慶，自稱文武雙全的張弘范，完全沉迷在即將到來的最后勝利之中，高調賦詩：“鬼門今日功勞了，好去臨江醉一場。”

阿術、劉整、阿里海牙所率元軍破樊城的利器為回回砲，系忽必烈特別請求遠在波斯（伊利汗國）的侄子、國王阿八哈支援的工匠所造，也是他親眼在大都（北京）目睹制造成功后方才遣來襄陽前線。這種巨型機械“用力省而所擊甚遠”，馬可·波羅“名曰茫貢諾（Mangonneau），形甚美，而甚可怖，發機投石于城中，石甚大，所擊無不摧陷”。“茫貢諾”也就是拋石機的意思，還有一個波斯語譯名為“曼札尼克”，中文稱為“回回砲”，襄陽戰后一舉成名，又被稱為“襄陽砲”。按照馬可·波羅的說法，指揮部設在襄城的呂文煥，最后就是因為懼怕這種石砲威力被迫投降：

此機裝置以后，立即發石，每機各投一石于城中，發聲甚巨，石落房屋之上，凡物悉被摧陷。此城中人從來未見未聞此物，見此大患，皆甚驚愕，互詢其故，恐怖異常。因聚議，皆莫籌防御此大石之法。彼等信為一種巫術，情形窘迫，似只能束手待斃。聚議以后，皆主降附。

中文正史相關記載亦見：“一砲中其（襄城）譙樓，聲如雷霆，震城中。城中洶洶，諸將多逾城降者。”

媒體解讀歷史事件往往張冠李戴，但中央電視臺播出《襄陽一二七三》紀錄片時，有一事例值得轉述。編導在襄陽采訪到收集有眾多回回砲“炮彈”的熱心人李治和，通過他介紹，可以看到，直徑45厘米、重達271斤的圓形石球赫然在列。當然，這坨比史稱150斤還重100斤以上的石彈，是不是宋元之際“茫貢諾”所遺，還需要審慎結論。

樊城之破，是回回砲的威力，更是劉整叛宋后竭智盡銳的結果。屠城之舉，盡顯其殘忍。樊城既滅，襄城斷臂，數日后呂文煥便舉城投降，南宋滅亡的喪鐘，自此正式敲響。

三、榷場：蒙古劉整的奸

“亡宋賊臣，整罪居首。”沒有經過專業訓練的普通讀者，如果無法理解甚至根本不知道劉整在宋元變局中的作用，也就無法對本文產生深入閱讀的興趣，下面，我需要插入對劉整其人其事的簡單科普。

劉整（約1213年-1275年一月）是宋元之際串聯瀘州與襄陽的關鍵人物。他原籍京兆樊興（西安城南），后遷鄧州穰城（河南鄧州）。20歲上下從行將滅亡的金國轉投南宋，隨名將孟拱在南陽、襄陽一帶對戰蒙古，因以12名騎兵突入敵城擒獲敵酋，堪比十八騎收復洛陽的五代名將李存孝，愛憐有加的孟拱親書“賽存孝”之旗贈之。此后為南宋二十多年東征西討，得到包括李增伯等人在內的重臣賞識和舉薦，從小校一刀一刀砍出來，最后升任潼川府路安撫副使兼知瀘州，成為南宋對抗蒙古的方面大將。

為宋效忠的劉整是一員戰術猛將，轉投蒙古，又升華為戰略虎將。南宋末期權勢熏天的奸相賈似道，忌憚他的虎猛，根本不敢硬鋼其威，即使元兵逼近臨安也龜縮不動。南宋德祐元年、元朝至元十二年（1275）元月，聞得劉整死訊，高呼“吾得天助也”，立即上表“真正”出師。當然，在排山倒海的大元軍隊面前，應驗史書常稱的簡單干脆兩個字：敗績。

南宋與蒙元對抗，共有四川、荊湖、江淮三大戰場，蒙元也對應設置三大戰區。劉整是蒙元為數不多轉戰過三戰區的大將，最后因滅宋之功被主將所阻，憤惋逝于軍中。其中，四川戰場因為瀘南之變名動蒙元，荊湖戰場因為襄陽之圍而天下盡知。當忽必烈與其幼弟阿里不哥汗位之爭落幕，“襄陽破，臨安搖矣”的攻宋戰略，在劉整的催促下開始提上議事日程。

作為攻宋大將，劉整被從四川調派到南京路（今河南一帶）出任宣撫使，和蒙古名將阿術一道，主導襄陽圍城之役。

蒙古及其1271年改稱大元（后代定名“元朝”）的軍隊圍城襄陽的過程，我形象地稱之為“溫水煮青蛙”。當時的南宋朝野，實際上也是一只漂浮在大鍋里被微火烹煮的青蛙，之所以這只青蛙最終無法彈跳，總結不外乎大鍋里夾雜有各味“藥材”，諸如皇帝怠政、奸相擅權、文臣昏庸、武將撤臺、茍且怕死之類。其中單是南宋荊湖戰場總指揮呂文德，就“寶貨充棟宇，產遍江南，富極矣”。劉整深諳其理，嫻熟運用，以開辦榷場為名加了一味劍指南宋的藥引子，利誘呂文德這位貪婪的軍頭一步步上鉤。

蒙元軍為什么圍攻襄陽長達六年？不是因為宋軍英勇而使堅城難摧。日本歷史學者杉山正明為我們客觀分析說，初期，蒙軍幾乎沒有進行攻擊，他們首先做的是土木工程，筑成連綿的土壘及壕溝。在各個交通要沖里設置了相當于附屬小城的堡壘與陷阱，大小城堡總計超過四十座，成為又長又大的環狀城，有一部分甚至圍了兩層，總長超過一百公里。組成蒙古南征軍各隊的本部，都設在可俯視襄、樊兩城的高地上。與此同時，在流經兩城的漢水上游與下游的河中央，也造有堡臺，并在河中打入亂樁，遍設鐵鏈，把襄陽與外界完全隔斷。

蒙元這項浩大的“土木工程”，就在南宋襄陽守軍的眼皮子底下完成，難道宋軍吃干飯去了，一點沒有察覺？原來，襄陽作為擁有南北互市的重要地理地位，劉整精準拿捏住呂文德七寸，南宋咸淳三年、蒙古至元四年（1267）提出在襄陽之北的白河開辦榷場互市，通南北貨物，前提是可以讓其分利。呂文德果然應允，奏請宋廷批準。同時，劉整素知宋廷權相賈似道酷嗜寶玩，尤好玉帶，遣人送去。這樣，蒙軍提出在白河筑小小家基寨，防盜賊以蔽商旅時，毫無疑問地也得到南宋上下一路綠燈。

襄陽城外的榷場，是劉整利誘呂文煥、賈似道的釣餌，最后筑堡圍城才是目的。南宋高層將相渾然不覺即將到來的危險是不可能的，貪財貪利的秉性促其假意無視。當襄陽守帥呂文煥好不容易識破蒙軍“以商掩兵”詭計，極力諫阻時，已無力回天。呂文煥作為呂文德親堂弟，還遭呂文德斥為小題大做。

當年（1267），劉整就把把小題做大，據白河筑城，“圍大九里余，實非小小家基寨”，完全成為蒙古堅不可摧的軍事據點。

第二年（1268），蒙軍在阿術、劉整指揮下，一步一個腳印，又筑鹿門山城，又筑萬山城，又筑小堡寨十四所；還于漢江下撒星釘，又建萬人敵臺，脈絡相應，最終死死厄住襄陽水陸兩路。

再過一年（1269），呂文德詳知其故，遣援軍救援已經進不了襄陽城時，才知中了劉整詭計，憂憤交加，遽然長逝。

劉整在襄陽開辦以通商為幌子、行軍事據守之實的榷場成功，除了行賄南宋將相外，更巧妙掌握和利用蒙哥大汗戰死以后，南宋戒備心理普遍下降的契機。這一種戰略級設計，普通將才無法復制。

陳世松先生指出：“先攻襄陽”方略，非劉整專利，忽必烈諸多謀士之前就提出過，如李楨、郝經、杜瑛、郭侃等。但是，劉整是第一個具體化為“易于施行的戰斗方案”的人。本人補充一詞：奸人。

元廷痛下決心施行攻襄，是通過一次以劉整為中心的御前會議完成的。史家基本上都注意過劉整的驍勇和危害，未曾分析過劉整天才般的鼓動能力：

（劉整）入朝，進言：“宋主弱臣悖，立國一隅，今天啟混一之機。臣愿效犬馬勞，先攻襄陽，撤其捍蔽。”廷議沮之。整又曰：“自古帝王，非四海一家，不為正統。圣朝有天下十七八，何置一隅不問，而自棄正統邪！”世祖曰：“朕意決矣。”

劉整完成舌戰群儒，忽必烈決心立下。蒙古圍攻襄陽的時候，正是相當于“兒皇帝”的宋度宗，在賈似道的擅權中戰戰兢兢“執政”的年份，南宋的末日開始降臨。

忽必烈下“朕意決矣”的一句話，鏗鏘有聲地回答出即將到來的元王朝在中國所具的正朔地位。深負漢文化洗禮+生帶擴張血統+身具重器的蒙古大可汗，君臨天下的奢望自然是收鼎在手，橫掃江南一隅又何懼小小襄陽羈絆？！劉整的如簧巧舌完美攪動著蒙古人對戰略野心的強烈刺激。

四、水軍：蒙古劉整的惡

在襄陽代管的縣級市宜城漢江上游，有一名為灌子灘（湍灘）的沙洲，現在被開辟為濱江公園。我站在高高的漢江大堤上遙望，仿佛看到宋咸淳六年、元至元七年（1270）九月二十九日那天，宋蒙水軍生死鏖戰的身影。

襄陽長長的漢江大堤

為了救援被困的襄陽，南宋方面仰仗優勢水軍，不惜拼力一搏，以150萬之巨的犒師錢為經費保障，命令殿前副都指揮使、總統殿前司、兩淮諸軍的范文虎，率領10萬部隊，乘2000艘兵船，逆漢水而向襄陽。

蒙軍順流迎戰于灌子灘，逆流而上的宋軍沒有想到有如此強大的水師在此截擊，交戰到晚上，完敗而退。

灌子灘之戰，宋、元史書記載極為簡約，如《元史》記為：“宋將范文虎以兵船二千艘來援襄陽，阿術、合答、劉整率兵逆戰于灌子灘，殺掠千余人，獲船三十艘，文虎引退。”又有：“（范）文虎復率舟師來救，來興國又以兵百艘侵百丈山，前后邀擊于湍灘，俱敗走之。”

從此，再見不到雙方水軍在襄陽戰役中大規模對陣的記錄，說明此戰意義重大：一是表明此乃宋、元水軍漢江決戰，二是表明蒙軍所練水軍已具戰力，完全擁有漢水制江權。此前能來去襄、樊之間運送軍需的宋軍水師，永遠只能龜縮在漢江下游，遠觀襄陽戰事，沉默得如同襄城隔岸觀火樊城。

此戰劉整被列名第三，皆因史源源自《大元光祿大夫平章政事兀良氏先廟碑銘》，撰者王惲是元代有影響的文人，為傳主阿術溢美所致。實際情況相反，蒙軍水軍建設和指揮，完全以劉整為主。

圍城襄陽的蒙古軍，全部是陸戰之兵。陸上的土木工程圍住襄陽，但封鎖不住水上缺口，漢水通道在宋軍手里如臂使指，蒙軍只能望艦興嘆。至元五年（1268）正月，不得不靠忽必烈下令，由陜西四川行省撥付來“戰艦五百艘”，但仍于事無補。蒙古人渴望水師騰飛的心情急得口干舌燥。

靠500艘戰艦草創的蒙軍水師，無法阻擋宋軍的水戰優勢。如南宋沿江制置副使夏貴從漢江下游長途援襄，還能夠運送糧草搶灘襄陽城下，雖然因為怕蒙古軍掩襲，只敢“與呂文煥交語而還”。

蒙元水軍的突飛猛進，既有忽必烈的高瞻遠矚，更有劉整的戰略獨到。急在心里的劉整與阿術商量：“我精兵突騎，所當者破，惟水戰不如宋耳。奪彼所長，造戰艦，習水軍，則事濟矣。”二人的見識與遠在大都的忽必烈不謀而合，他命令劉整“乘驛以聞”，到京城當面商量籌定。

劉整領受忽必烈的殷殷期望返回襄陽前線，立即著手實施建造五千艘戰艦的計劃。同時7萬熟悉水性的士卒，被夜以繼日地投入訓練，“雖雨不能出，亦畫地為船而習之”。短短兩年后的灌子灘決戰，蒙元戰艦規模擴充十倍，增至5500艘，終于與強大的南宋長江水師一決雌雄中占得上風。

襄陽蒙古水師擁有戰船5500艘，兵員只有7萬，平均一艘不到13人，要嘛就是船小，要嘛就是后勤輔助人員龐雜，如士兵只負責對敵作戰，劃手另由俘虜、奴隸或者“民工”擔任。但是十二三人的小船，不可能在灌子灘打敗宋軍。這樣看來，蒙軍水師應該配備有多于戰斗部隊的輔助人員。可以這樣認為，劉整直接指揮的水師，需以7萬為基點，成倍計算，接近甚至超過20萬各類人員。

襄陽圍城，劉整訓練出強大到20萬左右的水師部隊，是論者從來沒有注意到的一個細節，蒙元水師自然控扼漢江中游不在話下，也為隨后伯顏能迅速取得長江突破，找到了一條重要的依據。

不過從劉整阻截張貴之軍必須采用“火牛陣”來看，蒙元水師戰船速度趕不上宋軍。沿襄陽-宜城漢江大堤漫步，我又仿佛看到宋、元水師夜戰龍尾洲的情景。首先看到元軍的戰艦“縛草如牛狀”般的鬼魅身影，狡兔般靜靜埋伏；隨后看到上游方向，宋軍的“輪船”一只連一只快速駛來。突然，“牛影”晃動，草牛船嘩啦啦全部燃起通紅的火光，一下子把整個江面照耀如白日般光亮。

大驚失色的宋艦慌不擇路，在江中東奔西逃，雖然有“輪船”的速度優勢，還是抵擋不住元軍水師的凌厲絞殺。

我眼前浮現的不是夢境，是宋咸淳七年、元至元八年（1271）真實發生的一幕，時間又在九月。南宋水軍張順、張貴率3000人的小股宋軍，出其不意從漢江上游支流運載輜重到襄陽后，乘夜突圍出城的張貴一軍，被劉整指揮的元軍水師阻擊的情景，有史料支撐的原文是：

（劉整）謀知（呂）文煥將遣張貴出城求援，乃分部戰艦，縛草如牛狀，傍漢水，綿亙參錯，眾莫測所用，九月，（張）貴果夜出，乘輪船，順流下走，軍士覘知之，傍岸爇草牛如晝，整與阿術麾戰艦，轉戰五十里，擒貴于柜門關，余眾盡殺之。”

張順、張貴在援助襄陽的戰斗中，表現堪稱英勇，雙雙殉國，宋遺民留詩曰：“一死英名垂萬古，雙廟香火共昭然。”表明即使到了元代，襄陽民間仍然不管不顧，專門立廟祭祀二位宋將。他倆的事跡研究者耳熟能詳，不再贅言。這里我只想就二張水軍的“輪船”表明一點，劉整的水軍雖然取得漢水控制權，但船速還無法與宋軍一較高下，只好借草牛船熊熊火光，慢慢去圍咬目標。

宋軍“輪船”靠人工劃輪子作動力驅動的戰艦，遠超劃槳速度，這也是宋軍保持水上優勢的傳統法寶。但在沒落勢力與新興勢力拉鋸之間，即使先進的“輪船”再威風，也必被掃到歷史的垃圾堆里，元軍水師成為困住襄陽最為有力的絞索之一。

劉整在襄陽作戰期間，職務不斷變化，事權不斷擴大，其中就有“統水軍四萬戶”一職，下統的3個“水軍萬戶”解汝楫、張榮實、帖木兒不花，人人了得。后二者一個“擒張順”（應該是張貴），一個“與宋將范文虎戰于灌子灘，手殺四十余人，奪其戰艦，追至云勝洲，大敗之”。從而更加證明是劉整把水戰孱弱的蒙元軍隊，華麗鍛造為能抗衡南宋長江水師的勁旅。劉整，是一個以水師為絞索，并把絞索使出吃奶力氣惡狠狠困死襄陽的人。

五、瀘州：宋劉整的金瓶

作惡襄陽的蒙古劉整，系在瀘州降蒙所催生。一座川南古城，一座江漢雄關，因一人緊密勾連，改寫了宋元兩代王朝的歷史走向。

劉整圍攻襄陽前，自己作為南宋潼川府路安撫副使兼瀘州知州，也在瀘州被宋軍包圍數月，局勢緊迫到幾至城破。最后，不得不放棄孤城，撤退川西。

抵抗外族入侵，如果君民一心，上下協力，自會“駕長車踏破賀蘭山缺”。恰恰相反，南宋國君昏聵，將帥傾軋，劉整遭權臣猜忌構陷，無處申冤，于宋景定二年、蒙古中統二年（1261）元月，舉瀘州軍民降蒙。

劉整降蒙，事出有因。乃南宋內部矛盾積壓到一定時候的總爆發，起因就是賈似道大搞“打算法”。

所謂打算法，即賈似道景定元年（1260）入朝當宰之時，“惡閫外之臣與己分功，乃行打算法于諸路，欲于軍興時支散官物為罪系去之”。一句話翻譯，就是借防“軍閥化”為名，行排異己之實，特別想整治之前不尊重自己的方面大將。結果，抗擊蒙古有力的將帥基本被清洗，向士璧、曹世雄逼死獄中；李曾伯、高達等罷官。人人自危中，劉整的頂頭上司俞興的報復也開始霹靂而來。

瀘州治所時在今合江神臂山，是曹致大知瀘州所營，稱為神臂城。此時的劉整帥府，憂心如焚的他與一幫幕僚反復商量，定出三策：金瓶、母親、告告御狀。

第一條精彩，容后再敘。

第二條是派人去江陵（荊州）求助俞興之母，請其寫信勸告其子。第三條是向宋廷求助，派人奔臨安面見宋理宗。但是，無一奏效。

用金瓶行賄俞興，是劉整降蒙前夕比較值得重視的細節，從中可以分析出他在“打算法”高壓下，已經到了退無可退的無奈境地，先看史料原文：

及（俞）興帥蜀，瀘乃其蜀郡，遣吏打算軍前錢糧，（劉）整及通判以下將謀納賄焉，計無所出。通判曰：“庫金七百兩可借用也。”整曰：“今打算錢糧，又用庫金，可乎？”通判曰：“吾等自償金，不以累安撫也。”于是取金造瓶□遣干者獻之。興拒不納。

劉整“計無所出”，但也不愿意再生枝節，讓俞興及其背后的人抓住新的把柄。作為叱咤風云的賽存孝，此時說出“又用庫金，可乎？”既是設問又是反問的話語，硬生生把他的焦躁和惶恐和盤托出，隱隱約約也透露出他不愿意斷然叛宋。看來，劉整雖然是南宋叛臣，但與戰敗投降、貪生怕死、追爵逐利人等不可同日而語，他的個人品行不是那種為達到目的無所不用其極的無恥之徒，他還有廉恥與責任的底線。

忠心耿耿的“通判”及其同僚們為救主帥，寧可自籌經費償還700兩庫金，也要打造出金瓶送到駐守嘉定（樂山）的俞興手上。但是俞興根本不接受，鐵了心要“打算”劉整。

俞興為什么對劉整恨之入骨？起因是劉整自瀘州前去嘉定解圍俞興，取得“瀘州大捷”。但是俞興不送迎，不宴犒，輕漫地安排屬下小吏送點羊和酒。本性驕傲的劉整，抓住小吏就打板子。此時俞興與劉整平級，雖然吃了啞巴虧，還沒有本錢報復，只留下“宿憾”。

恰值長期嫉妒劉整戰功的呂文德兼職帥蜀，故意誣告劉整跋扈，早就劉整桀驁不馴極端不滿意的賈似道，“借機諷俞興使圖之”。

呂文德長期獻媚賈似道，兄弟子婿各領一軍，成為南宋末期勢力強大的呂氏軍事集團。作為集團大佬，因與賈共有貪婪之性，深度綁定為利益共同體。為了抑制劉整，賈、呂故意提拔俞興作四川制置副使，讓這一對冤家死掐：

整以北方人捍西邊有功，南方諸將皆出其下，呂文德忌之，所畫策輒擯沮，有功輒掩而不白，以俞興與劉整有隙，使之制置四川以圖整。

軍人內心的驕傲就是戰場立功，沒有血染的風采指揮不動添血為生的手下。劉整用命換來的功勞一再被呂文德“掩而不白”，最出名的就是“斷橋之役”所立的所謂“斷橋之功”。

斷橋事件發生在開慶元年（蒙哥九年，1259），宋軍逆流沖斷蒙軍涪州藺市所架浮橋，成功抵近被蒙古大汗蒙哥包圍的合州（重慶合川）釣魚城。宋將曹世雄、劉整最先斷橋，賈似道故意“奪其功以歸文德”，記首功在呂文德頭上。

一臉茫然的劉整此時似乎沒有政治斗爭經驗，居然天真地查問究竟，直到去重慶看到上報的戰功存檔，才明白呂文德搞鬼，遭了暗算，自然“意大不平，大出怨詈之語”。

自古不缺打小報告的小人，劉整禍從口出，呂文德及朝中后臺賈似道聽聞，更欲置之死地。如果只有俞興“遣吏至瀘州，打算軍前錢糧”，還促不成劉整的瀘南之變，宋劉整被轉型為蒙古劉整，是賈似道、呂文德、俞興為代表的南宋“官場黑社會”上下其手所致：

（劉整）驍將，號鐵胡孫。斷橋之役，曹世雄功第一，整次之。大將呂文德忌二人，指世雄罪，逼以死。整懼禍及己，遂叛歸北。

“北”就是指代蒙古。風蕭蕭兮“瀘”水寒，劉整一去兮不復還。入元以后，詩人汪元量還因此感嘆：“師相平章誤我朝，千秋萬古恨難消。蕭墻禍起非今日，不賞軍功在斷橋。”

劉整被激變，俞興高興之余豈肯就此罷手，立即點擊齊屬下五萬人馬、戰艦三千余艘殺向瀘州，調集張桂、金文德、王達（史料誤為屯達）、同鼎等將領，四面包圍神臂城。

再說蒙古方面的反應。劉整主動納來降表，令成都經略使劉黑馬大吃一驚，帳下眾將狐疑不定。因為此時距蒙哥死亡不到兩年，忽必烈正全力以赴用兵漠北內斗，無暇南顧，宋蒙之間只有局部戰事，南宋還因此認為天下太平。此時，對方剛剛嘉定收功，卻主動來投，豈非使詐？

在一片反對聲中，劉黑馬及其長子劉元振力排眾議，當即決定由劉元振去瀘州接觸劉整，以辯真偽。臨行，老子還是不大放心，叮囑兒子作好最壞打算：“劉整，宋之名將，瀘乃蜀之沖要，今整遽以瀘降，情偽不可知，汝無為一身慮，事成則為國家之利，不成則當效死，乃其分也。”

總之一句話，不成功便成仁。

劉元振認為劉黑馬多慮。他分析劉整本非南宋之人，駐守瀘南重地，在“宋權臣當國，賞罰無章，有功者往往以計除之，是以將士離心”的背景下，“此舉無可疑”，立即兼程前往瀘州。

這位蒙古漢軍將領值得大書一筆。沒有蒙古劉元振的寬容接納，就沒有宋劉整的真心來歸。劉元振與劉整神臂城下初次見面，史料極力渲染其風采，為我們留下蒙古帝國不興旺發達絕不可能的印象：

（劉元振）遂奉命率甲卒二千直抵瀘州，遣使與整相聞。整即開壁出迎，交拜馬前，握手道誠款，笑語如舊知。明日，整請燕從者于城中，公釋戎服，與整聯轡而入。燕酣，以白金六千兩、男女五百人為獻。公即以金分賜將士，一錢不入己；男女擇取幼者四人，余悉各還其家。

還有另外的記錄，大體一致。日本學者衣川強1988年9月就發表過感嘆，“像這樣來受降，真像是小說里的場面一樣”：

元振至瀘，整開門出迎，元振棄眾而先下馬，與整相見，示以不疑。明日，請入城，元振釋戎服，從數騎，與整聯轡而入，飲燕至醉，整心服焉。獻金六千兩、男女五百人，元振以金分賜將士，而歸還其男女。

神臂城城二劉相見，劉元振渲染出一副感人的場面。他搶先下馬，從隊伍里面一個人上前與劉整握手。文中“握手”一詞與宋代奉行的作揖之類禮儀完全不同，大有今人穿越之感。第二天“釋戎服”脫下戰袍，“與整聯轡”進城喝單碗（瀘州話“單碗”就是酒），首次喝就放心“至醉”。更為重要的是，劉元振不私收劉整所送金銀與奴婢。如此磊落廉潔的蒙古官員與南宋的賈似道、呂文德鮮明立判，之前內心忐忑的劉整立即“心服焉”。

接下來共同對抗俞興圍城中，二劉結成生死與共的戰友情誼。俞興將兵晝夜急攻，“城幾陷者屢矣”時，劉元振部下勸說：劉整不是我們自己人，今與俱死，有什么好處？不若突圍而去。此時，劉元振的耿直和擔當立顯，郎聲而說：“人以誠款歸我，我來應接，是已受其降矣，豈可以小有艱阻，輒為改圖？”

隨即，劉元振毫不拖泥帶水地做了5件事：一精神獎勵。“擅造金銀符二十余，擇有功者與之”；二物質明確。“食將盡，乃殺所乘馬以犒將士”；三措施有力。命令善水者帶上蠟書，泅水出城到成都求援；四自身勇猛。與援兵內外合勢，出城沖鋒；五磊落光明。瀘州解圍，向忽必烈“自陳擅造金銀牌罪”。當然蒙古大可汗豈是雞腸小肚，不僅表揚他善于臨機應變，還賜錦衣一襲、白金五百兩。陪劉整一同入朝覲見時，又獲黃金五十兩及弓矢、鞍轡的獎賞。

劉整一生總體還算幸運為主，雖有起伏，但每遇到第一位新主，都能得到一顆真誠相待的心，孟拱如此，劉元振如此。他作為小校時候的體會，自然沒有大將時候的體會深，當然，從小校成長為大將的過程中，從沒有受過金主、宋主召見。之所以從戰術大將成長為戰略大將，乃忽必烈若干次禮賢下士的“召對”所催生。因此可以認為，劉整金、宋的拼搏，最終為蒙元儲備出一位百年難遇的將才。瀘州，不幸成為損失這位將才的痛心之地。

從宋劉整變臉蒙古劉整后，他能在戰場上以“謝主隆恩”的方式傾情回報，也是其情動于衷的自發表現。人才，你不用他不會生銹，在另外的天地自有锃亮的光澤。

劉整的蒙古主子，確實樂意看到他锃亮的砍刀屠向南宋，忽必烈多次召見，都勉勵他對它的揮舞。從蒙古劉整身上，我們可以一窺這個草原民族強大起來的真諦，他們對位自己賣力的人，始終在認真使用或者說叫使勁利用。以軍隊為例，蒙古乃至1271年改稱“大元”的狂飆之師，在對南宋的戰爭中，軍隊兵員體系分明，既有蒙古軍，也有色目軍，還有漢軍，更有“新附軍”。后二者都有漢人籍屬，只是漢軍是襄陽圍城前投奔蒙古的漢人或者契丹人、女真人武裝集團，新附軍是之后投降元朝的原宋軍部隊。劉整控制的軍事力量屬于漢軍，與叛宋時投效的劉黑馬、劉元振部隊，以及張弘范部隊都屬同類性質。

蒙古軍隊中的漢籍軍隊，戰力不亞于蒙籍和色目籍軍隊，劉軍就是表率。劉整從瀘州撤退后，蒙古沒有把他的軍隊拆解，由他有職有權指揮，在四川地域與南宋對抗了整整5年。他的兒子劉垣、劉埏、劉均、劉垓，皆驍勇有加。其中生于1250年的小兒子劉垓，瀘州出降時年僅11歲，兩年后即以少年兵姿，躍馬橫槍，殊死與宋軍相搏，屢立戰功。還收嘉定、紫云城、敘、瀘等千五百余里，招降嘉定昝萬壽和各少數民族首領，完成四川、貴州歸元的最后一擊。天下一統后，忽必烈以“朕未嘗忘爾父也”為由，還為其加官進爵。

瀘州神臂山下古玄武（趙曉東 攝）

六、神臂城：南宋軍民的忠

劉整變節并非一帆風順，遭到眾多部屬和民眾反對，寄居瀘州城內的南宋潼川府路簡州（簡陽）人、狀元許奕之子許彪祖（又有史料稱作許彪孫）是其中之一。劉整慕其名，使修降表。彪祖朝服以拜天地祖先，率一家由少而長自絞死。筆者在長期的史源探究中，淘得數首有關神臂城抵抗蒙元的古詩，如入元以后，南宋遺民有“科第昔曾夸冠世，衣冠今忍負平生？休教秉筆修降表，乍可捐軀肯獻城”詩，極力稱贊許彪祖一門忠義，不辱狀元家風。

劉整瀘州降蒙之時，有兩支武裝力量不屬于他掌控。一支是黃仲文所率協助劉軍戍守的三千士卒，另一支是奉令來瀘征購軍糧的廉節所率隊伍，他二人拒不降蒙，慘遭殺害。同樣有詩贊曰：“父天母地君知否，婢膝奴顏子勿言。”

劉整所殺之人，估計還有一名乃至多名無名之“吏”。上文有述，俞興“遣吏至瀘州”，對劉整行打算法，“吏”是何人，史無明據。不過劉整反叛，神臂城內俞興派來的“吏”，即使愿意附降，劉整及其“通判”們也絕不答應，因為他們正是痛恨這些人的審查，才走上反宋之路。

瀘南事變，震驚南宋。宋兵在四川制置使俞興的統率下迅速合圍神臂城，但在外來蒙古援軍和城內劉軍的夾擊下，一敗涂地。主帥俞興跳上一只小船，狠命劃向對岸黃氏壩，一氣逃到重慶；王達最為狼狽，只身抓住馬尾泅江得脫。只有從敘州（宜賓）來的張桂，和重慶來的金文德兩支軍隊力戰不退，傳說全體殉難。劉整從城中突擊沖出，“引兵襲都統張桂營，桂及統制金文德戰死”。二人戰死的過程極為悲壯，張桂武器戰沒，“猶握拳而血戰”，赤手空拳對陣叛軍森森然刀劍；金文德“力已窮而斗愈急”，似乎為力竭赴死。至今神臂山下尚有宋軍萬人墳流傳，后人憑吊，留下贊詠：“祭纛有靈嗟二將，死綏無愧慨孤忠。”

張桂轉戰宋蒙四川戰場威風凜凜，多次打敗蒙軍。包圍神臂城時敘州知州，本鎮守敘州一名叫老鼠隘的堡寨（暫不可考），被稱為“老鼠張”，蒙古軍訛為“老水張”，有詩“鼠曾守隘機潛伏”贊嘆過他曾經的颯爽機智。

老鼠張受調圍攻神臂城，劉整尤為忌憚，安排部下城頭高喊：“吾今日放貓捕矣！”張桂毫不在意，指揮人馬沖進城門。可惜一語成讖，老鼠張的上司俞興指揮無能，看到天色將晚鳴金收兵，否則“鼠軍”拔得頭籌，再無劉整囂張襄陽的后事。

劉整投降之際，蒙古正值爭奪汗位最為激烈之時，對南宋以防御為主。蒙軍短暫占領瀘州，對瀘州的控制無能為力，俞興軍潰敗，更為強大的呂文德軍潮水般撲來（呂文煥也在軍中），劉整、劉元振等只得退出神臂城。

順便糾正一則網絡假“宣傳”：劉整降蒙16年后的至元十三年（1277，宋亡后第二年），瀘州最后一次城破時所謂遭元軍屠城之事。先給出一方新發現的蒙古人墓志銘材料：

亡宋降將王世昌據瀘以叛。時不花行院于蜀，表公帥黑衣軍討之。遂乃指麾將士，授以方略，且告之曰：（王）世昌叛賊，干憲逆命，固當即誅，城中居民，復何罪邪？城克之日，殲厥渠魁，脅從罔治。上副圣主吊民伐罪之意，下愜黎元傒蘇望治之心，顧不偉歟。眾曰：善。遂薄城而諭之，賊副將李從感悟，啟東門而降。于是執賊魁世昌而數之，磔尸于市，居民咸賴以安。

文中的“公”為元軍攻城將領之一的耶律禿滿答兒。

墓志銘雖然以元軍的視角記載瀘州失陷，但可彌補神臂城最后一戰的史實：一是瀘州守城副將李從打開東門，做元軍內應才導致城破。二是瀘州守將王世昌非壯烈巷戰犧牲，而是被活捉后，遭耶律禿滿答兒當面數落“罪狀”而被殘酷戮尸，放在城中最熱鬧的街市示眾。三最為重要，神臂城不僅城中居民“咸賴以安”，王世昌手下還一律沒有被清算，更無守城軍民“食盡，人相食”謊言。一句話總結，1277年瀘州治所神臂城被元軍攻破時，沒有發生巷戰與屠城，瀘州民眾得以存續，平穩過渡為元朝百姓。

回頭再說景定三年（1262）正月，瀘南之變正好一年，呂文德高調宣告收復瀘州。為了紀念這一“偉大”功績，宋廷把瀘州改名“江安軍”（有史料稱江安州），意為此方地域完全高枕無憂，可以保一江平安。呂文德自然加官晉爵，更受賈似道倚重，二人在劉整降蒙問題上蛇鼠一窩，毫無愧疚。至于理宗皇帝，昏聵得更加昏聵，竟下詔稱呂文德“今復瀘無，其功尤偉”，直接宣稱：“朕豈有憂此虜哉？”真正相信賈似道編造的蒙古無懼、天下太平的假象，一再在臨安醉生夢死。

劉整從瀘州究竟帶走多少人？瀘州地方史料當然愿意相信《元史》所謂“潼川十五州、戶三十萬”這個數字，但是仔細分析可知，實際上他是突破呂文德重重包圍，只帶出瀘州一城軍民而已。

自然也有佐證的史料支持，那就是劉整只“領麾下親兵數千人，投北獻策”。再有就是其一同出降的手下將領沙全（抄兒赤），史料原文記為：“中統二年，整以瀘州來歸，（沙）全與之同行。宋軍追之，全力戰得脫。”由此情況判定，沙全為劉軍突圍斷后，這個任務需要“力戰”才能甩脫追兵，也從側面證明劉整不可能帶領眾多平民從容離城。

這些被劉整劫持而去的瀘州民眾，被蒙古安排散居今成都、三臺一帶。神臂城最后歸元的百姓，目前尚不知所源。

七、尾聲：熊文燦種菜

瀘州老城里有一條繁華的街道叫蘇公路，它因瀘州知州蘇瓊對抗張獻忠農民軍時，一門八人皆死得名。張獻忠二度起事最終占領四川建立大西國，就是因為瀘州人熊文燦在襄陽招撫失敗所致。

襄陽與瀘州相隔千里，除了劉整使二城緊密關聯，熊文燦這位明末悲劇人物也是其中之一。眾人只知道他招撫“流賊”失敗被崇禎皇帝處死，不知道他還收降鼎鼎大名的鄭成功海盜父親鄭芝龍，預埋一樁“國姓爺”延平郡王驚天動地的抗清義舉。

至于熊文燦庸鄙無能的一面，卻更寡為認知。他一生酷愛種菜，駐節襄陽僅有的一年中，日用數十人灌溉官邸菜園。當年天旱，地方官員寫來報告請求祈雨，他竟然批示：“（我）園蔬茁茂，禾苗何以獨枯？”他自己的蔬菜長得郁郁蔥蔥，根本不相信襄陽民間的禾苗焦苦難耐？貌似聰明的糊涂蛋，不被砍頭誰被砍頭！

從熊文燦上溯宋元之際，賈似道也是一位“假精靈”（四川話：故作聰明的傻瓜）。他以其姊有寵于宋理宗開始發跡，權傾中外后，荒淫奢靡，進用群小，滿朝正人端士，為其破壞殆盡。但也有論者認為，他對軍閥，外戚、宦官以至學校，都按自己的意圖采取了行動，可以說取得了相當大的成功。

不過，他的拙劣表演也是史上之最，不斷用“棄官去”“乞歸養”“稱疾求去”之類，威脅南宋最后一位成年皇帝宋度宗和滿朝文武，掩耳盜鈴恰如熊文燦種菜，焉不知人在做天在看？也如指鹿為馬的趙高、種菜自娛的熊文燦，自己一葉障目，自認聰明罷了。

行將滅亡的政權，一般怪事頻出；操縱怪事的人，都是賈似道之類的糊涂蛋。上行下效，呂氏軍事集團的首腦呂文德同意開榷場如此，呂文煥本人也好不到哪里去。當他聽聞朝中可能派遣賦閑的名將高達入援久困的襄陽，作為守城主帥，不僅不心生興奮，反而“亦不樂”，謊報前線大捷加以阻止。所謂“捷”的真實情況是，他特意安排一隊人馬，抓住幾個蒙元哨騎而已。危如累卵的孤城主帥，還做如此兒戲用以擅權，呂文煥之流之所以能成為南宋最后的大漢奸，自在情理之中。

賈、呂之類就這樣沆瀣一氣，互為依托，置趙宋家國于不顧。賈似道曾留經典名言：“吾用達，如呂氏何？”就是我假如啟用高達，我呂氏那些兄弟伙怎么安排？臨安清醒的朝士不得不嘆：“呂氏安則趙氏危矣。”

反觀勃勃興旺的孛兒只斤家族，整個13世紀狂飆歐亞東西，實證乃黃金所鑄。他們從成吉思到元世祖，都有一種昂揚的沖勁、務實的野心，積聚大批能臣武將，永遠跳躍在創新與沖刺的路上。相形之下，趙家的人，已經無可救藥。

無可救藥的社會，自然會把宋劉整，拱手變身成為蒙古劉整。可以毫不夸張地說，南宋真正的滅亡始于瀘州，成于劉整。僅就襄陽對壘的雙方主將的經歷來看，雖然無一例外都征戰過瀘州，但在襄陽已經大相徑庭。劉整、呂文德、呂文煥與瀘州的關系已有所述，青年阿術到過瀘州知者甚少。他隨乃父兀良合臺從云南大理斡腹南宋，過境瀘南時還被禿剌蠻（都掌蠻，見筆者另文）盜取戰馬1000多匹。大為惱怒之下，親自攀崖上山，剿滅3個山寨才悉數追討回來。

此時二呂與劉整正是戰友，皆從荊湖戰場抽調支援四川，全力防備云南蒙軍的斡腹進攻。呂、劉二氏在播州（遵義）防拓，共同迫使兀良父子不敢再越“蜀背之路”進攻臨安。

假如蒙古劉整還是宋劉整，襄陽之戰還是劉呂聯合，以阿術為代表的蒙元軍隊，要絕對攻占這個水路要沖，可能還會曠日持久。縱觀襄陽戰事各類史料，可以可以明顯看出，名為蒙元主帥的阿術再勇猛，但在襄陽收獲的每一條戰功，背后都躍動著蒙古劉整的身影。

但是，戰略、戰術都聲譽難掩的宋劉整，為什么在宋的空間里被迫揮揮衣袖憤而出降，不僅不思回頭還變本加厲對付老東家？元世祖PK宋理宗，答案自曉。他倆共同之處是，在位時間相當，分別為35年、40年。不同的是，前者不管是方面之將還是位極至尊，絕大多數時間都在咆哮向南；后者可悲的是，坐北朝南的脊背，始終都不知道所承蒙元勁吹的朔風，是不是有嗖嗖的響動。

更為不同的是，忽必烈代表新生；趙昀代表龍鐘。前一位忙碌軍國大事，后一位癡迷在荒淫昏庸。

13世紀中國兩位君主，其實也是在各美其美，各長其長。賈似道只有在南宋末期的土壤里才能茁壯成長；劉整只有在忽必烈的注視下才能跳起摸高。軍事是政治的延續，從蒙元與南宋皇帝簡單的對比，可窺元興宋亡的必然。

從情感角度，定義劉整是南宋貳臣毫無懸念，但普通人對這位貳臣是怎么“煉就”的，卻沒有心思過多探究。我襄陽歸來草就本文，就是想有一個新的思考。總之，歷史是滔滔江水不會回頭，文天祥《瀘州大將》所寫“西南失大將，帶甲滿天地。高人憂禍胎，感嘆復歔欷”，算是對劉整叛宋較早的文學洗地。詩中對宋劉整不是憤恨和譴責，而是對南宋國祚的歔欷與感嘆，眼見蒙古劉整馳騁沖殺，他一臉是無奈，滿心是不甘。

2026年5月15日

來源：巴蜀文史

作者：趙曉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