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愛東｜一螺坐敦敦，二螺走腳皮……——《給阿嬤的情書》中的童謠

一部《給阿嬤的情書》，讓一首幾乎已經淡出中國人生活世界的傳統童謠，重又火了起來。在《給阿嬤的情書中》中，鄭木生正在船上喝著酒，鄰船的孩子唱起了潮汕童謠《螺紋歌》：

一螺坐敦敦，

二螺走腳皮，

三螺有米煮，

四螺無米炊，

五螺五田莊，

六螺掰心腸，

七螺七益益，

八螺做乞食，

九螺九安安，

十螺做大官。

稚聲的童謠，不僅為我們找回了鄉愁的聲音，也預示著主人公的人生宿命。這首曾經流行全國，無人不知的童謠，聽起來卻是如此的遙遠而令人惆悵。

走腳皮的鄭木生

每個人的指紋都是獨一無二的，世界上絕不會有指紋完全相同的兩個人，所以，古人曾經把指紋當“圖章”來使用，現代人則可以將指紋制作成二維碼，什么信息都往里放。但在兒童時期的我們看來，指紋非常簡單，看來看去也就兩種，一種叫螺，一種叫箕。

兩種指紋類型，螺和箕

螺是指螺旋狀的渦紋，箕是指簸箕狀的開口紋。張愛玲在《談看書》中提到：十只手指上，螺越多越好，聚得住錢；對于男人來說，簸箕也好，會賺錢，能夠把錢鏟回家；女人則是螺好，會積錢，手上沒螺，拿東西不牢。

張愛玲的螺紋說過于簡單。我小時候知道的比這復雜，也更有趣一些，我們客家人有一首螺紋歌：“一螺窮，二螺富，三螺牽豬牯，四螺蒸酒賣豆腐，五螺騎馬應圩，六螺打死人，七螺做中人，八螺馱鎖鏈，九螺解下院，十螺十足，層籮列谷，甕子盛足。冇螺穿篤簍（沒有螺就像穿底的竹簍，什么都留不住）。”

現在如果還有螺紋歌的話，估計得換換名堂。比如“牽豬古”這個行當，即便在偏遠的農村也已絕跡多年。我在江西石城長大，在那個邊遠的小縣城，小時候常常踫見那些被稱作“豬牯佬”的光棍漢，穿著一條臟兮兮的大褲衩，趕著一頭步履蹣跚的老公豬，走村串戶去給別人的母豬配種，收取極少的幾毛豬牯錢。現在“抖音”上有時會看到一些搞笑視頻，一個年輕男子坐在一頭大公豬身上，大公豬走得屁股一扭一扭的。這種視頻純屬娛樂，真正的“豬牯佬”是極其愛惜大公豬的，因為那是他的身家性命。大公豬一天交配十數次，身子疲憊不堪，總是一邊走，一邊不停哼哼，別說馱人，馱只雞都費勁。

螺紋歌之所以在現代社會不再流行，是因為螺紋歌所反映的生活內容，已經跟現代社會基本脫節。螺紋歌的時代，就是豬牯佬的時代，一個漸行漸遠的，留在傳說中的時代。

螺紋歌的流布地圖

北京大學歌謠研究會從1918年開始面向全國征集歌謠，然后分批刊印，我印象中沒有發表過這首螺紋歌。而在一些書商出版的童謠集中卻載錄了大量的螺紋歌，如商務印書館《各省童謠集》第一集（1923年）就收錄了三首，分別采自安徽休寧、浙江杭縣、浙江新昌；上海世界書局《繪圖童謠大觀》（1924年）也收錄了三首，分別采自江蘇的吳縣、無錫和江都；1932年的《民間月刊》發表的螺紋歌中，僅浙江富陽一地就有六首。可在1949年至1979年這三十年間，螺紋歌就再沒有被大陸的正式出版物收錄過。我相信在這一時期，大規模的民間文學采風運動肯定采錄到了這首風行全國的著名童謠，但是基本上都沒有公開發表。

1923年《各省童謠集》的編者說：“看螺紋定一生貧富貴賤，各省都有這種事，但所說各不相同，可見這事不足深信。”這話聽起來，好像如果各地所說一致，就可以深信似的。這首曾經被打入“封建迷信”另冊的趣味童謠，正因為異文眾多，不足為信，才會給我們的童年生活帶來許多相互打趣的快樂。

一位媽媽正在教孩子唱“拇指歌”。圖/Isaac Taylor Headland，1900年

我曾陸續搜集了119首大同小異的螺紋歌，卻發現它們只出現在13個省市，并非“各省都有”。以其流行區域統計，得出排序表如下：廣東24首、浙江21首、江蘇14首、福建11首、安徽8首、江西6首、上海6首、湖北5首、湖南3首、臺灣2首、北京1首、海南1首、廣西1首、云南1首，另有不知流行區域者15首。這只是一個不完全的抽樣統計。廣東最多，那只是因為我手頭的廣東文獻最豐富，并不意味著螺紋歌在廣東最盛行。

但這份統計表多少還是能說明一些問題。我們拿出中國地圖看一下，螺紋歌似乎主要流行在東南沿海地區，從海南沿海路向東北方一路向上，廣東、福建、臺灣、浙江、上海、江蘇，一個不落，而內陸卻只有安徽、湖北、湖南、江西等幾個緊靠以上地區的省份。廣西、云南雖各有一首，但變異較大，跟其他地區的螺紋歌有明顯區別。在西北和東北地區，我居然沒能找到一首。不過，后來的事實證明，至少東北的遼寧和吉林還是有部分流傳的，只是他們不說“螺”而說“斗”。但是，這并不影響上面“沿海路傳播”的假設。

北京的童謠是最豐富的，從清末開始，就有許多外國人在北京搜集童謠出版。顧頡剛說，1918年北京大學發動歌謠運動，“征集到的歌謠以北平為最多，單是常維均先生一個人就有了一千多首”，可是，北大《歌謠周刊》并未見到有螺紋歌發表。我所僅見的北京這首，被雪如女士收錄在1930年出版的《北平歌謠續集》，內容還被精減、合并為“一螺窮，二螺富，三螺四螺開當鋪，五螺六螺磨豆腐，七螺八螺自來有，九螺一箕，穩吃穩坐”。標題《一螺窮》也是仿《詩經》取首句為題。

九螺一箕，穩吃穩坐。圖/Michel De Maynard，1906-1911年

老虎不在家，放屁就是他

北京的《一螺窮》雖然簡單，卻大致反映了螺紋歌的主要理路，也即張愛玲說的，螺越多越好。另一首不明地域的螺紋歌，這一思路更加明顯：“一螺窮，二螺富，三螺四螺賣豆腐，五螺六螺開當鋪，七螺八螺有官做，九螺十螺享清福。”生活質量的好壞基本上與手上螺紋的多少成正比。

像我這種一個螺沒有的人，理論上是最窮的，所以我們客家螺紋歌的最末一句是“冇螺穿篤簍”。當然，這只是大致的正相關關系，也不是每首螺紋歌都遵循這種關系。螺紋歌的價值更多體現在它的游戲性，而不是命理的準確度。同在浙江，新昌人說：“十個箕，落得嬉，嬉到杭州上海沒得剩。”基本上也是穿篤簍。杭州人卻說：“十個箕，滿天飛，前堂吃飯后堂嬉。”表面看都是“落得嬉”，可結果卻有質的差別。

各地螺紋歌中最一致的，大約是起首句“一螺窮，二螺富”，全部119首中，占了73首。大凡“一螺窮，二螺富”的地區，基本都是為了在前幾句中押一個“富”字韻。北平的《一螺窮》雖是刪減版，卻最有代表性。明白了這一點，也就明白了為什么有那么多人“開當鋪”“磨豆腐”“賣酒醋”“披麻布”“無著褲”“住大屋”“倒大路”。

上海龍華塔附近手持打狗棒的“丐幫”幫主。幫主身上掛滿口袋，乞丐們所討來的物資都由他統一分配。圖/James Ricalton，1900年

浙江富陽對于一螺和二螺的認識卻是顛倒的，這里流傳著許多《一螺富》的螺紋歌：“一螺富，二螺窮，三螺疊稻蓬，四螺挑糞桶，五螺磨刀槍，六螺殺爹娘，七螺八螺銀子撞腳籮，九螺十螺討飯沒有路，十只箕，前廳吃飯后廳嬉。”由于窮和富的次序顛倒，導致后面螺數的命運也發生了巨大變化，三螺四螺之所以要“疊稻蓬”“挑糞桶”，就是因為要押第二句末尾“窮”的方言韻。富陽還有一首《一螺富》的第二句用了個“破”字收尾，再次導致三螺四螺的命運發生重大轉折：“一螺富，二螺破，三螺掬豬屎，四螺開煙火，五螺磨刀槍，六螺殺爹娘，七螺八螺討飯沒路，九螺踏官船，十螺中狀元。”

老虎在家里，放屁就是你。圖/Isaac Taylor Headland，1900年

多數螺紋歌都會在五螺之后換韻。韻一換，運也轉，比如湖北的“一螺窮，二螺富，三螺四螺住大屋，五螺賣柴，六螺穿鞋，七螺八螺，挑屎過街，九螺單，當天官，十螺全，點狀元，十個簸箕，金銀挑起”。昆明的螺紋歌跟其他地區不大一樣，起首不說窮和富，而是巧與笨：“一螺巧，二螺笨，三螺四螺撿狗糞，五螺六螺甩團棍，七螺逗人蛝，八螺不下田，九螺發大財，十螺中狀元。”但是，即便如此，這首螺紋歌依然在說到五螺的時候轉了韻。

這就有點像客家兒童唱“一二三四五，上山打老虎，老虎不在家，放屁就是他”，為什么放屁的是“他”而不是“你”或者“我”，只是因為“他”與“家”押韻。因此，如果上一句唱成“老虎在家里”，那么對不起，“放屁就是你”。

起首句與《一螺窮》不一致的地區，主要是廣東、福建南部和臺灣。金門的“一螺一嗲嗲，二螺蹌腳蹉”與閩南的“一螺一底底，二螺跑飛飛”，以及潮汕的“一螺一帝帝，二螺走腳皮”估計是同源異文，所謂“一嗲嗲”“一底底”“一帝帝”之類，大概也只是各地搜集者記錄時選用文字的差異，都是為了表達一種舒適的狀態，說明有錢有閑，以便與二螺“蹌腳蹉”“跑飛飛”“走腳皮”的勞碌狀態相區別。

《一螺窮》放在閩南話中，讀起來很不爽口，因此只能重編一套《一螺一嗲嗲》的新螺紋歌，所以說，一螺到底是“窮”還是“嗲嗲”，不是因為東海岸人與南海岸人長得有什么不一樣、命運有什么不一樣，而是因為他們的語言系統不一樣。

四川中江縣的轎夫。轎夫休息的時候，要用一根棍子暫時撐住轎桿，如果將轎子放落地上，起轎時會特別費勁。圖/Rollin Chamberlin，1909年

六螺磨刀槍，十螺中狀元

在浙江，尤其是從杭州到臺州的連接帶上，杭州、諸暨、新昌、天臺、臨海，都流行一種恐怖版的螺紋歌，杭州是“五螺磨刀槍，六螺殺爹娘”，諸暨是“七螺磨刀槍，八螺殺爺娘”，新昌是“七螺磨尖刀，八螺殺爹娘”，天臺是“六螺磨刀槍，七螺殺姨娘”，臨海是“五螺摜刀槍，六螺殺爺娘”。少一螺的，總是執行前一工序，或者叫幫兇；多一螺的，總是執行后一工序，因此成了兇手。聽起來，好像五螺和六螺（或者六螺和七螺，七螺和八螺）天生就會是一對殺人兇手，這兩種人要是聚在一起，父母基本上就沒活路了。

準備試槍的清代男子。圖/Michel De Maynard，約1907年

六螺在所有螺數中是最狠最倒霉的，在杭州和臨海一定是兇手，到了天臺，可以弱化為幫兇，再到諸暨或新昌，窮雖窮，卻可以不必干那殺人的勾當，如果能走遠一點，北上江蘇如皋，好歹可以“去種田”，到了揚州、儀征一帶就能“騎花馬”，如果腳力勤，遠上北京，還能攢錢“開當鋪”。但是不能往西或往南，往湖北只能“穿草鞋”“做強盜”，往湖南則是“打草鞋”“放鴨婆”，到江西也還有可能“打死人”，到了廣東和福建，大多數情況下還是只能“討飯匹”“掰心腸”“做小偷”“跌落水”“給狗拆”。當然，少數南下分子，也可能“做相公”，如果能渡海到臺灣，則有可能“米頭全”或者“有米煮”。

“狀元游街圖”局部，原畫詩曰：“鰲頭獨占意欣然，十里春風試錦韉，一色杏花貼地紅，歸來快馬勢如仙。”杏花是十二月花神之二月花，時值科舉放榜，故稱“及第花”。圖/周祖蔭

十螺在所有螺數中是最好的，俗稱十全十美，這一說法幾乎通行全域，只是說法稍有差異，諸如“十螺全富貴”“十螺去當官”“十螺做相公”“十螺駕鹽船”“十螺足足，買田起屋”“十螺全，生個兒子中狀元”等，福建平和縣甚至說“十螺做皇帝”。只有少數異文會有諸如“九螺十螺討飯沒有路”“十螺守空房”的說法，這兩種說法都出自浙江富陽（葉鏡銘《富陽關于手的俗信》），其他幾則如“十螺做長工”“十螺無瓦片”，也只出現在上海和浙江一帶。或許是因為富裕地區的人民對于“滿招損，謙受益”有更加深刻的理解。

螺紋歌幾乎沒有什么實際的命相作用。在歌謠中，有些螺紋的命運是必須與其他螺紋配合在一起才能生成完整意義的，比如上面提到的“五螺磨刀槍，六螺殺爹娘”，還有浙江松陽的“六螺跌落水，七螺拉不起”，江蘇如皋的“八螺搬磚頭，九螺砌高樓”，好像這兩種螺紋的人不互相搭個手，就會什么也干不成。

多數螺紋歌為了方便兒童理解和記憶，在前一螺和后一螺之間，都會設置明顯的對應或承接關系。比如，“一螺窮，二螺富”是財富的兩極關系；“七螺八螺討牢飯，九螺十螺做大官”是身份的兩極關系；“六螺會種田，七螺販私鹽”是居家務農與外出冒險兩種生存方式；“八螺去偷雞，九螺去偷鵝”是異曲同工；“三螺無米煮，四螺無飯炊”是同義反復；“七螺八螺挨槍打，九螺十螺過刀剮”是相同結局，不同刑具。

據說人種不同，手指的平均螺數也不同。白種人與非洲人箕紋多，澳洲土人螺紋多，黃種人介于兩者之間。假設這種說法是正確的，那么，黃種人應該是以五螺六螺居多了，按杭州和臨海的說法，他們都在“磨刀霍霍向爹娘”，這當然只能拿來當個噱頭，供兒童們互相唱著取笑。

螺紋歌中的人生百態

福建北部的順昌縣，流傳著一首似乎由女性專享的《手螺歌》：“一螺窮，二螺富，三螺忙碌碌，四螺開金鋪，五螺沒兒生，六螺做奶奶，七螺插金釵，八螺要挨打，九螺全，十螺中狀元。”所謂“做奶奶”“插金釵”，性別特征都很明顯，可是，最后一個“中狀元”，卻又不是舊社會的女性能夠享受得到的榮耀。

有些地方的螺紋歌則會將男女的螺紋運勢明確分開，比如唱到“九螺做老爹”的時候，如果針對女性，就得唱成“九螺做奶奶”。

縱觀各地螺紋歌，涉及的職業行當五花八門，計有重工業（砸石條），輕工業（磨豆腐、彈棉花），軍事工程（摜刀槍、磨刀槍、背刀槍、甩團棍），農牧業（會種田、牽豬牯），建筑業（起大厝），服務業（挑糞桶、抬花轎），商業（開當鋪、賣綢緞、賣老婆），交通運輸業（駕鹽船、走腳皮），旅游業（走天下），能源開發（擔柴賣），文教衛生（中狀元、學做賊、撿狗屎），信息產業（做媒婆），文化藝術（吹喇叭），宗教（拜菩薩），行政管理（會做官、坐官船、管天下、做相公、做太公、封太守）等等，三教九流，包羅萬象。

江西九江街頭的百業小攤檔。圖/John Thomson，1872年

在傳統螺紋歌中，窮人的比例非常高，常常會窮到無飯炊、睡大街、做乞丐、倒大路、討飯沒有路。命運不濟的表現是忙碌碌、沒兒生、掬狗屎、掰心腸、要挨打、討牢飯、狗土蟲。富足人家的表現常常是騎白馬、穿綾羅、住大屋、谷滿倉、銀子撞腳籮、買田起屋、前廳吃飯后廳嬉、金子銀子壓秤砣、有錢無人知。平常的生活則是平平過、坐頹頹、走腳皮、蓋草鋪、住瓦屋、操心腸、得高壽之類。另外，打死人、殺爺娘、做強盜、做賊、偷挖壁、過刀剮的現象也非常普遍。

要說螺紋歌真實地反映了現代社會的人生百態，那顯然是撥高了，但若說反映了傳統農業社會對于社會結構與人生百態的粗淺理解，則不會太過。

當然，螺紋歌也缺失了許多很重要的社會內容。比如對于讀書的理解，只指出了“中狀元”一條出路，似乎中不了狀元就只能撿狗屎。至于現代社會的現代行業，就更加得不到體現了。

背著木糞桶在路上拾糞的北方男子，他正在用腳將狗屎撥進鏟子，以免混入沙土。拾糞又稱拾肥，是農村社會的常見事項，許多農民閑暇時間都會上街拾糞。1930年代，北京的職業糞夫曾經多達四五千人。圖/佚名，1930年代

螺紋歌一般只是用極端化的語言來戲說命運，不涉及人品問題，人們就算數到自己“倒大路”，也不會多生氣。但是，南寧歌謠罕見地涉及到了人品問題：“一螺富，二螺貧，三螺為君子，四螺為小人，五螺佮（音gé，結伴合作）大賊，六螺救花軍（乞丐），七螺擔尿桶，八螺騎馬上墳，九螺起屋平天下，十螺坐金墩。”尤其是“四螺為小人”“五螺佮大賊”等，很容易演化成為人身攻擊的惡意標簽，變成破壞歌謠游戲性的“老鼠屎”。這類歌謠比較罕見，我搜集的螺紋歌中僅見一首。

在歌謠中，有些螺紋的命運必須與其他螺紋配合在一起才能生成完整意義的，比如浙江的“五螺磨刀槍，六螺殺爹娘”，松陽的“六螺跌落水，七螺拉不起”，江蘇如皋的“八螺搬磚頭，九螺砌高樓”，好像這兩種螺紋的人不互相搭個手，就什么也干不成。

螺紋歌本是游戲性的，但在清末，還真有人拿它當回事。據胡祖德（1860-1939）《滬諺外編》說：“舊例，招募兵勇，及解配重犯，皆驗十指箕斗。至獄訟供招，則僅以大拇指捺之。今俗以指上螺紋作圓形者為螺，如山脈裝者為畚箕。舊有此歌，謂關于貧富，未必驗也。”這里說“未必”，用詞謹慎，表達的是一種半信半疑的態度。

畫面上是一位即將被官差帶走的馱枷男子，家人正在給男子喂飯，孩子懂事地為父親扛著木枷。故事可能發生在廣東。圖/Thomas Allom，1843年

東北地區的“斗”和“撮”

本文初稿曾在《北京青年報》發表，此后，許多朋友又向我提供了20余首螺紋歌。比如周玉蓉提供了一首湖北歌謠：“一螺窮，二螺富，三螺四螺住瓦屋，五螺六螺挑屎賣，七螺八螺穿草鞋，九螺單，當大官，十螺全，當狀元。”這是非常典型的《一螺窮》，不出意外地在五螺處轉韻，在湖北話中，富與屋同韻，賣與鞋同韻，單與官同韻，全與元同韻，基本保持兩句一韻，朗朗上口。

不過，東北地區的朋友很不同意我對于流傳地區的統計。我的另一位師妹楊秀認為，我之所以沒能注意到東北地區的螺紋歌，是因為東北人不稱“螺”而稱“斗”，南方地區的“一螺窮，二螺富”，到了東北地區，只是變成了“一斗窮，二斗富”而已。

同事程玉梅也給我發來一條短信：“愛東兄，今晨拜讀大作《螺紋歌》，有趣！提供我記得的東北（長春地區）童謠一首：‘一斗窮，二斗富，三斗四斗開當鋪，五斗六斗背花簍，七斗八斗搖街（讀該）走，九斗一簸，到老穩坐。’還有一個說法：‘九斗一簸，到老穩坐，九斗一撮，到老背鍋。’但我不知道簸和撮的區別。東北話里收運垃圾的工具叫撮子，多鐵制，大概類似于你文章中提到的簸箕。”

遼寧大學的洪展姑娘提供了一首類似的東北童謠，很有趣，只是賣豆腐和說媒、做賊的比例有點高：“一斗窮，二斗富，三斗四斗賣豆腐，五斗六斗愛說媒，七斗八斗愛做賊,，九斗坐著吃，十斗全是福。”

另外一位遼寧朋友也在網頁下留言說：“我們小時候常常念：‘一斗窮，二斗富，三斗四斗賣豆腐，五斗六斗開當鋪，七斗八斗封官侯，九斗十斗享清福。’老人們還說，十個斗和十個簸箕的人，都是十全十美大富大貴的組合。”

法國明信片上的中國女子。圖/佚名，約1920年

非常奇怪的是，所有為我提供資料的朋友，全都是女性！這讓我產生一個好奇的問題，螺紋歌的傳播群體，是不是以女性為主？帶著這個疑問，我將手頭所有的資料重翻了一遍，只有31份資料標注了講唱者，其中有23位講唱者可以根據姓名判斷為女性，比如張阿奶、廖應芳、朱芹勤、詹素珍、黃雪蘭，等等。另外，多數回憶性的記錄者在提及螺紋歌具體源頭的時候，都是說到“我奶奶”，一次也沒有出現過“我爺爺”或“我爸爸”這樣的男性傳承人。這雖然不是一個充分的統計數據，但也大致可以認為，螺紋歌的主要傳承人是女性群體。

在網上搜索螺紋歌的時候，我還驚奇地發現一些現代命相師已經將本土螺紋歌與西方占星術進行了某種程度的整合，打著“科學分析”的旗幟，發展出了更加復雜的紋相學。比如有一個著名網絡帖子《十個斗和十個簸箕的男孩女孩你一定要看》，其中有這么一段：“十個斗和十個簸箕的人是完全的互補型性格，一個剛一個柔，一個主動一個被動。互相吸引互相拿對方沒轍。由于這兩種人都是極端性格，所以單獨一個的時候很容易陷入糾結痛苦，但是一旦和另一個極端配合，據相學所言，是可以改變世界的組合。總之十個斗和十個簸箕的人在一起是十全十美，最佳組合，在一起會很幸福。”又說：“十個斗的人和十個簸箕的人是上天注定的姻緣，他們要受好幾世磨難不能相守，才可以換來下一生緣份，而且呀，即使離去也不必再喝孟婆湯，這樣就可以生生世世。”這種精巧構思和精細分析，跟傳統螺紋歌的趣味性和粗線條，已經相去甚遠。

清末上海耀華照相館的擺拍照片“命相攤”，照片對聯中暗藏了“耀華”二字

來源：施愛東（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