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幾十年來，美國和歐洲一直將自己塑造成以民主價值、法治以及共同打擊恐怖主義承諾為紐帶的伙伴。但隨著全球反猶主義抬頭、西方面臨的不穩定性加劇，越來越多美國人開始追問：面對自己的民主盟友時，歐洲是否仍在一以貫之地適用這些原則。
歐盟堅稱，最新一輪制裁方案旨在打擊“極端主義”。但在同一套懲罰框架下，歐盟把以色列公民和組織與哈馬斯人物并列對待，這已經越過了更危險的一條線：以外交之名，制造道德等同。
最近，歐盟外交政策負責人卡婭·卡拉斯宣布了一項她所稱的“打破僵局”協議，稱其與圍繞以巴沖突不斷升級的緊張局勢有關。在布魯塞爾看來，這或許是一種平衡；但在許多美國人和支持以色列的人看來，這更像是道德判斷的崩塌。
無論人們如何看待定居點問題，生活在爭議地區的以色列公民，都完全不能與被國際認定的恐怖分子相提并論。這一區分在歐洲部分地區似乎正在被抹平。更深層的問題，不僅在于制裁本身，還在于它開創的先例。
歐盟實際上是在將個人和組織列入黑名單，而且并沒有經過刑事審判、司法裁決或透明的證據標準。通過行政命令，而不是正當程序，相關人員的資產可能被凍結，金融活動可能受限，聲譽也可能遭受永久性損害。在民主社會中，是否有罪本應由法庭裁定，而不是由政治機構決定。
以色列在1967年奪取的這些地區，其地位數十年來一直是法律學者和外交人士爭論的話題。批評歐盟立場的人認為，在以色列控制之前，猶地亞和撒馬利亞并不是任何國家公認的主權領土，因此從通常法律意義上說，它應被視為爭議領土，而非“被占領”領土。
也有人援引國際聯盟《巴勒斯坦委任統治令》，指出其中承認了約旦河以西的猶太人定居權。即便有人在政治上反對定居點擴張，也仍然可以承認：圍繞這一問題的法律爭議，遠比許多歐洲官員公開承認的要復雜得多。
歐盟把這場爭議當作法律上已經塵埃落定的問題，并據此制裁相關組織。這說明它并不是一個中立的調停者，而是在繞開自己口口聲聲支持的談判，強行施加一種政治結論。但如果把歐盟的做法與其對待巴勒斯坦領導層的方式放在一起看，這種選擇性的憤怒就更難自圓其說。
布魯塞爾一邊宣布對以色列公民實施定向制裁，一邊又繼續與巴勒斯坦權力機構保持大規模資金往來，盡管后者長期因所謂“烈士基金”而受到批評，這一機制也常被稱為“為殺害買單”。
預計到2026年，巴勒斯坦權力機構將在這一項目上支出約3.15億美元。該項目向被監禁的恐怖分子以及在實施襲擊時死亡的襲擊者家屬按月發放津貼。多年來，批評者一直認為，這套制度實際上是在激勵恐怖主義，因為發放金額在一定程度上與襲擊的嚴重程度和刑期長短掛鉤。
對許多支持以色列的人來說，這種矛盾正變得越來越難以忽視。歐盟稱，其制裁針對的是那些“為恐怖主義推波助瀾”的人。但批評者認為，在“烈士基金”依然存在的情況下，歐洲繼續與巴勒斯坦權力機構保持大規模資金往來，實際上是在間接維持一個獎勵暴力、而不是拆解暴力的體系。
如果再看歐盟在公開表述中將誰定義為受害者，這種失衡會更加明顯。歐盟最近宣布了一項600萬歐元的計劃，約合696萬美元，專門用于支持其所稱“定居者暴力”的巴勒斯坦受害者，其中包括提供防護裝備和經濟援助。
但歐洲有沒有為以色列恐怖襲擊受害者設立相應項目？有沒有專門面向那些因自殺式爆炸、槍擊、持刀襲擊、火箭彈襲擊或10月7日暴行而支離破碎的家庭的歐盟基金？
以色列外交部長吉迪恩·薩爾指責歐盟試圖通過財政壓力“規定政治認知”。無論人們是否完全認同這種說法，歐洲當前的做法都正在引發越來越多關于一致性、公平性和可信度的擔憂。
對美國人而言，這一問題的影響遠不止以色列本身。如果民主盟友可以在沒有正當程序的情況下被政治性列入黑名單，而鼓勵恐怖主義的制度卻仍持續獲得國際接觸與資金往來，那么問題就不再只是中東政策，而是整個西方——包括美國——是否還愿意在打擊恐怖主義和捍衛盟友時，一以貫之地堅持自己的民主原則。
歐洲不能一邊選擇性適用法律標準，模糊民主盟友與恐怖組織之間的界線，無視自己口頭上反對的煽動行為；一邊又宣稱自己擁有道德權威。當外交失去一致性，它就不再是正義，而變成了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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