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代的他們：隋朝百姓的生與死

她叫李靜訓。

她的名字沒有留在任何一部史書上，像那個時代的萬千生靈，被塵土掩埋，被歲月遺忘。

直到1957年的那場考古發掘，讓她從幽深的地下世界，重回人間。揭開那鐫刻著“開者即死”銘文的石棺蓋板，人們看到了她，一個臥在珠玉錦繡中的九歲小女孩，她的頭飾，她的衣著，她的東西，那些伴隨著她走向另一個世界的陪葬品，卻蘊含著一個短促又輝煌的王朝的符碼——隋朝，一個終結了南北朝分裂的一統王朝，一個史書中繁盛富庶的王朝，卻在僅僅38年后，便走到了它的盡頭。它終結了分裂，卻在亂世中崩潰，它未能延續自己的輝煌，卻開啟了大唐的光輝篇章。

隋朝是一個承上啟下的過渡段，但這個過渡段本身也寫得足夠精彩，在后世的故事傳說中，隋朝是個英雄輩出的傳奇時代，雄猜而自負的隋煬帝以他的暴戾和狂想創造出了一個精彩的亂世，他竟能聚集起如此多的英雄豪杰來反抗他的統治，每一個英雄豪杰都各具特性，令人難忘。他們的名字也因那個時代而流傳百世。

他叫刀馬。

他出生在現代，但卻與她一樣，都是隋朝人。他不曾存在于那個真實的隋朝，卻于《鏢人》漫畫中在隋朝的亂世里馳騁縱橫——現實投射于歷史，過去也因此重生于現代。考古與漫畫，真實與創造，在歷史與現實的交匯點上重逢，共同造就出她和他的時代。

本文內容出自新京報·書評周刊5月15日專題《她和他的時代》的B08版。

本專題已推送文章：

撰文｜諶旭彬

以隋末風云為時代背景的武俠題材漫畫《鏢人》近年來頗具影響力，漫畫之外已實現動畫化和真人電影改編，且動畫播放量與電影票房均表現不俗。受其影響，許多讀者與觀眾開始重新思考一個老問題：隋朝為什么會速亡？

討論隋朝速亡，隋煬帝時代的御史大夫裴蘊是個繞不開的重要人物。

在《鏢人》漫畫里，裴蘊于第100話出場，對應情節是“大業三年，隋廷多所改革”，即隋煬帝楊廣變更朝廷高層人事，舊權臣落幕、新權臣崛起。御史大夫裴蘊、納言蘇威、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黃門侍郎裴矩與內史侍郎虞世基五人共同參掌朝政，成為大業時代官場最炙手可熱的存在，時人稱之為“五貴”。“五貴”之說見于《隋書·蘇威傳》，漫畫中這段演繹大體符合史實。

尚且存在的緩沖區

之所以說裴蘊與隋朝速亡關系密切，是因為他在大業五年（609）給隋煬帝出了叫作“貌閱”的興隋之策。《隋書·裴蘊傳》如此記載此事：

“時猶承高祖和平之后，禁網疏闊，戶口多漏。或年及成丁，猶詐為小，未至于老，已免租賦。蘊歷為刺史，素知其情，因是條奏，皆令貌閱。”

所謂“貌閱”，顧名思義就是核查百姓相貌，以文字形式對百姓相貌實施描述并登記在冊。貌閱的目的是征稅。中國古代政權攤派給百姓的稅負主要分為兩類。一類叫田畝稅或者資產稅，攤派依據是百姓名下擁有多少畝耕地、多少座店鋪。西漢“文景之治”時期的三十稅一，指的就是田畝稅。另一類叫人頭稅，攤派依據是百姓家中人口，包括男丁幾人，女丁幾人，兒童幾人，老者幾人等。口錢、算錢、丁稅、戶役等名目，都屬于人頭稅。宋代以前，人頭稅是中國古代政權廣義財政收入（包括錢糧征收與勞役征發）最主要的組成部分。漢代時，人頭稅能占到政府廣義財政收入的九成以上；隋唐時代有所下降，占比也仍高達七成以上。裴蘊建策隋煬帝核查百姓相貌，便是為了挖出避稅人群，擴張隋帝國財政收入中最重要的人頭稅稅基。

按《隋書·裴蘊傳》的說法，大隋百姓之所以要買通官吏在年齡上弄虛作假，明明已經成年卻登記為未成年人，明明沒到免賦役年齡卻登記為老人，是因為隋文帝楊堅統治時期管控松弛，給了百姓遞送賄賂逃避賦役的機會。這說法乍聽之下似乎沒問題，畢竟在中國傳統歷史敘述中，楊堅是個愛民如子的好皇帝，他曾于開皇三年（583）變更賦役制度，將徭役從每年一個月減為二十天，將戶稅從每年一匹布（四丈）減為兩丈，大大減輕了百姓負擔。

遺憾的是，楊堅愛民如子只是刻意營造的假象。開皇三年的賦役制度變革也未真正減輕百姓負擔。這次賦役制度變革的目的，本就不是減輕百姓負擔，而是為了擴張朝廷稅基。對此，《通典》有很直白的敘述：

“定其（賦役）名，輕其數，使人知為浮客被強家收大半之賦，為編氓奉公上蒙輕減之征。”

改革重點動了人頭稅（徭役和戶稅），是因為人頭稅乃是百姓最沉重的負擔。朝廷降低人頭稅負擔，那些原本躲藏在豪族名下的百姓就會重新算賬，看到底是給豪族做浮客劃算，還是給朝廷做編戶齊民劃算。只要朝廷的稅負低于豪族的索取，百姓就會離開豪族回歸朝廷的戶籍簿冊，人頭稅稅基也會變得更大。

“諦聽”（圖中人物）領悟大道在于天下眾生之中的道理。　圖片來自《鏢人》

然而，僅僅過去兩年，到了隋文帝開皇五年（以《資治通鑒》提供的時間脈絡為準），那些離開豪族投入朝廷懷抱的百姓便集體生出了悔意。該年，隋文帝出臺了兩項新政策，一項叫“大索”，另一項叫“析籍”。“大索”的意思是搜挖民間隱匿人口，將逃離戶籍所在地外出流浪的“浮客”挖出來，重新變成朝廷稅基，并清理年齡弄虛作假之人。“析籍”的意思是勒令百姓分家，史載“又開相糾之科，大功已下，兼令析籍，各為戶頭，以防容隱”。簡言之就是祖孫三代可以合住為一戶，但只限嫡長子孫，成年了的堂兄弟、堂姊妹必須分戶。落實大索與析籍時，都啟用了發動百姓掀起舉報運動的手段。凡舉報成功者，可從被舉報者遭罰沒的財物中獲得一部分作為獎勵。據《隋書·食貨志》提供的數據，運動發起當年朝廷便增丁44.3萬，增口164.15萬。增戶數未見史料記載，但有許多百姓因害怕被左鄰右舍舉報，不得不從大家庭拆分成小家庭，是毫無疑問的。

根據開皇十二年（592）官方披露，“京輔及三河”地區的百姓，因為朝廷分配土地不足，普遍處于“衣食不給”的狀態。隋文帝派使者前往全國各地調查，發現生活在“狹鄉”（人多地少的行政區域）的百姓普遍面臨耕地不足問題。無法獲得足額耕地，便意味著無力足額繳納人頭稅和田畝稅。問題是，隋朝實施均田制，土地國有，官府按人頭授田，不允許人口自由流動，也不允許土地自由買賣，人力資源與耕地資源無法通過市場獲得合理配置。而隋朝政府又沒有能力通過行政手段去解決這個問題。結果則是那些只獲授1/7標準耕地額度的“狹鄉”百姓，要足額向朝廷繳納人頭稅。這些百姓除了拋棄田宅逃亡去做“浮客”，或者賄賂官吏虛構年齡逃避賦稅，還能怎么辦呢？

就《大隋律》而言，這些都是非法行為。然而正是這些非法行為，充當著隋帝國嚴酷統治的緩沖區，顫顫巍巍維系著許多隋朝百姓的性命，也顫顫巍巍維系著隋帝國的性命。遺憾的是，在大業五年，因為裴蘊建策“貌閱”，這道緩沖區被摧毀了。

“貌閱”與隋亡的教訓

裴蘊建議隋煬帝采取兩條措施。一是在統治集團層面實施一例否決制和連坐制，貌閱完成后，若被相關檢查人員發現存在漏網之魚，只要存在一例虛構年齡逃避賦稅的情況，該地“官司”便要丟掉官職，該地的鄉正和里長都要被流放至偏遠地區；二是在被統治集團層面發起大舉報運動，“若糾得一丁者，令被糾之家代輸賦役”，舉報成功一例，以后便由被舉報者去承擔舉報者的賦稅勞役。

為了自己的政治生命，為了不被流放，哪怕有跡象顯示舉報者是在誣告，官府也會選擇采納，畢竟錯判不會被追究，有漏網之魚后果卻極其嚴重。于是，僅大業五年，大隋的戶口簿冊上便增丁24.3萬，增口64.15萬。楊廣見到這份數據后相當興奮，當著文武百官盛贊裴蘊：

“前代無好人，致此罔冒。今進民戶口皆從實者，全由裴蘊一人用心。古語云，得賢而治，驗之信矣。”

楊廣的興奮有其“特殊理由”。

這位正值壯年的皇帝自命雄才，曾公開放言：“天下皆謂朕承藉緒余而有四海，設今朕與士大夫高選，亦當為天子矣。”這種自信驅動著他自即位之日起便大動作不斷，隋帝國的壯丁們因之苦不堪言。大業元年（605）修筑東都洛陽，每月用工兩百萬；大業三年（607）修長城，發丁百余萬；大業元年至大業六年（610）修大運河，開鑿通濟渠役使男丁百余萬，開鑿邗溝役使男丁十余萬，開鑿永濟渠征發丁壯五百余萬。楊廣還開馳道巡行全國，沿途修筑了許多豪華行宮——臨淮有都梁宮，太原有晉陽宮，汾州有汾陽宮，常州有毗陵宮，涿郡有臨朔宮，北平有臨榆宮，渭南有崇業宮，鄠縣有太平宮與甘泉宮……大業三年，楊廣在啟民可汗營帳見到出使匈奴的高句麗使者，命令使者帶話給高句麗國王，命其速速入朝歸降。對方沒反應，于是隋帝國于大業八年啟動了規模空前的東征。

據胡如雷先生統計，楊廣自即位之日起，到大業八年（612）第一次東征高句麗，短短八年間共發起22項大型工程，動用人力3012萬人次，平均每年征發壯丁超過400萬。而隋帝國人口峰值不過4600萬。這意味著超過半數，甚至超過三分之二的成年男丁遭到了征發，后來甚至惡化到了需要征發婦女充當壯丁的程度。如此濫用民力，給百姓造成的負擔、對農耕經濟造成的損失可想而知。要命的是，楊廣性格中還有非常明顯的看待事情太易、凡事皆求速成的特征，如營建東都洛陽只用了十個月（朱棣修北京城用了14年），修筑2700多公里大運河只用了6年（元朝重修京杭運河1700多公里耗時10年）。于是洛陽城里“僵仆而斃者，十四五焉”，長城腳下“死者十五六”，大運河沿線“死尸滿野”……

楊廣并不知道，當他大肆表彰裴蘊時，自己的生命與大隋的國祚皆已只剩下不足十年。多年之后的貞觀二年（628），唐太宗李世民與黃門侍郎王珪議論前朝亡國之因，給出了這樣一番耐人尋味的總結：

“隋開皇十四年大旱，人多饑乏。是時倉庫盈溢，竟不許賑給，乃令百姓逐糧。隋文不憐百姓而惜倉庫，比至末年，計天下儲積，得供五六十年。煬帝恃此富饒，所以奢華無道，遂至亡滅。煬帝失國，亦由其父。凡理國者，務積于人，不在盈其倉庫。”

李世民闡述的這番歷史教訓，有兩點尤為精辟。

一是將隋朝亡國的責任上溯至隋文帝，楊廣的施政風格本就是在效仿其父楊堅。細細比照，其實不難發現楊廣的施政風格本就是在效仿其父楊堅。楊堅擅長表演，楊廣也是。他愛寫詩，常在詩里說做皇帝必須讓百姓過上好日子，正所謂“樹茲萬世策，安此億兆生”（《飲馬長城窟行》）；也愛一面行暴政一面大說漂亮話，下旨營建洛陽城時，便反復在詔書里強調要以民生為重，不能鋪張浪費，“民惟國本，本固邦寧。百姓足，孰與不足！今所營構，務從節儉。”結果卻是連行道樹也要纏上精美的繒帛。

楊廣好殺，群臣多心懷恐如履薄冰，其父楊堅也差不多，很喜歡在朝堂上公開虐殺不順眼之人，殺完人后覺得不體面，又常“怒群僚之不諫者”，將怒氣撒在戰戰兢兢不敢開口勸諫的群臣身上。楊廣熱愛群眾舉報運動，也是跨灶之能。其父楊堅曾因京城之中存在盜賊，便下詔鼓勵民眾舉報，承諾將盜賊家產賞賜給舉報者。于是人性之惡被激發，許多人特意在路上丟東西，等著他人撿走便去舉報，以侵吞其家產。一時間京城大亂，人人皆成盜賊。父子二人如此相似，正是楊堅廢黜楊勇、改立楊廣為太子的一項重要原因。楊堅謚號“文”而楊廣謚號“煬”，不過是后者適逢其會做了亡國之君，若就施政方向而言，二者并無區別，只有程度差異。簡言之，楊廣根本就是楊堅政治生命的忠誠延續，大隋亡于楊廣亦亡于楊堅。

第二點精辟之處，是李世民將楊堅留下的充實國庫與楊廣的種種無道行徑視為因果。楊堅大索，楊廣貌閱，都是在擴張稅基，使大隋擁有更多可動用的物力與人力。充裕的物力和人力，又反過來刺激了擁有無限皇權的帝王去干各種大事。然后，大隋便在層出不窮的大事中驟然坍塌。

李世民那句“凡理國者，務積于人，不在盈其倉庫”，國家真正的稅基不是挖出多少應該承擔賦役的人口，而是有多少人口過上了衣食無憂的好生活，實在是至理名言。可惜的是，明白道理是一回事，能否踐行道理又是另一回事。經歷了“十年生聚，十年教訓”的休養生息，晚年的李世民終究還是如隋煬帝一般，再次將社會逼至了“福手福足”（自殘手腳以躲避勞役征發）的境地。

本文為獨家原創文章。作者：諶旭彬；編輯：走走；校對：翟永軍。未經新京報書面授權不得轉載，歡迎轉發至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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