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越南姑娘，還會在嗎

去附近的便利店買東西，收銀臺前站著一位越南姑娘，日語說得馬馬虎虎，不過找零、道謝，一氣呵成，做得很認真。出門時我注意到，隔壁的建筑工地上，安全帽下露出的幾張臉，也不像是日本人。

這樣的場景，在今天的日本已經習以為常。便利店、養老院、物流倉庫、建筑工地——幾乎每一個人手短缺的角落，都有外國勞動者在默默支撐。

因為日本正在老齡化，正在少子化，正在以肉眼可見的速度到處缺人。

既然日本到處缺人，為何不引入外國人移民？日本政府的回答幾乎一成不變：“我們不采取移民政策。”

這句話，從安倍政權說到岸田政權，如今依然掛在高市內閣的嘴邊。一邊喊著“要成為與外國人共生的國家”，一邊又斬釘截鐵地否認移民政策——這兩句話，出自同一位總理，有時甚至出自同一天的國會答辯。

這究竟是怎樣一種邏輯？

2024年5月，日本國會正在審議修訂《出入國管理及難民認定法》。這次修法的核心，是廢除飽受批評的“技能實習制度”，建立新的“育成就勞”在留資格體系。

當天，岸田首相先是在國會答辯中表示，日本“必須成為外國人愿意選擇的國家”。幾個小時后，面對另一位議員的質詢，他又明確說：“政府沒有采取移民政策的想法。”

兩句話，前后矛盾，卻同樣出自一位首相之口。

這種矛盾，并非岸田一人的特例。早在2018年，安倍政權引入“特定技能”在留資格時，安倍晉三就在眾議院大會上說得清清楚楚——這次修法“不是引入移民政策”，因為所謂移民政策，是“不設期限地按照一定規模接收外國人及其家屬，以此維持國家運轉的政策”，而日本不打算這樣做。

這段表述，后來像一塊模板，被此后的歷屆政權原封不動地復制、粘貼。

要理解日本政府的這種態度，必須先理解“移民”這個詞在日本社會的特殊分量。

在不少日本人的潛意識里，移民與治安惡化、文化沖突、社會秩序被破壞緊緊綁定在一起。這種印象，部分來自媒體對歐洲移民危機的報道，部分來自國內個別外國人犯罪案件被過度渲染，更多的則是一種模糊的、難以言說的排外情緒。

日本政府清楚地知道，一旦公開使用“移民政策”這個詞，反對的聲音會鋪天蓋地而來。于是，一個奇特的話語結構便形成了：明明在大量引進外國勞動者，卻堅決不承認這是“移民”。明明知道社會已經離不開這批人，卻在政策層面拒絕給他們一個正當的名分。

關西國際大學客員教授毛受敏浩在其新著中直言：政府的這種態度，是雙重意義上的錯誤。其一，日本確實需要能夠穩定定居的外國人，相關接納政策不可或缺；其二，政府公開說“不采取移民政策”，實際上是在暗示移民是不受歡迎的存在——這恰恰助長了社會對移民的負面想象，把外國人都當成了想占日本便宜的“入侵者”。

真正意義上的移民政策，是其他發達國家普遍實行的那種：根據職業技能和語言能力篩選外國人，給予入境許可，入境后提供語言培訓、生活支援，幫助他們融入社會。這才是移民政策的主要內容。日本政府諱莫如深的，恰恰是這些本應認真討論的事情。

毛受敏浩建議，政府應當成立由學者和專家組成的專門委員會，重新定義日本語境下的“移民”概念，并向國民坦誠說明：外國人的增加，并不會壓縮日本人的生存空間。相反，沒有這批人，許多公共服務和民間產業將難以為繼，最終動搖整個社會的正常運轉。

那位便利店里的越南姑娘，或許她還只是一位剛到日本留學不久的臨時工，她對未來有什么打算？大學畢業后能否找到工作？將來能不能像日本人那樣安心結婚生孩子，在這個島國安寧定居？

日本社會需要她，這一點毫無疑問——至少可以干便利店或餐飲店的工作。但日本的外國人政策給她的未來定義，依然模糊而搖擺。她可能很期望長期生活在這一座四季分明、風光秀麗的島國，卻始終處于一種政策意義上的“非移民”狀態，整天為自己在日本的身份提心吊膽，擔心下一次的簽證能否更新、可以更新到幾年？將來能否拿到永住資格（綠卡）。若干年后，她還會在日本嗎？

“既要……不要……”

日本的這種思維錯位，不只是語言問題，也不只是政府面子問題，它折射出一個社會在面對自身結構性變化時的遲疑與回避。但是，外國人等不起，也傷不起，因為許多人一腳跨出國門走進日本這一國家，事實上已經難以回去——回去后反而成了沒有根基的浮萍。所以，如何讓外國人在日本這個國家安心工作與生活，與這個社會和國民實現“共生”，日本政府需要一個清晰而長期穩定的移民政策，讓國民真誠認識到自己的生活需要外國人的幫助，自己國家的建設需要外國人的智慧，幫助外國人盡快融入日本社會，讓他們成為和諧相處的伙伴。

國民意識的改變，比政府政策的調整，更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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