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傳播】《四川簡史》——古巴蜀時期（二）

編者按：

巴蜀大地，歷史悠久，文脈綿長。從《蜀王本紀》到《華陽國志》，從《蜀梼杌》到《蜀鑒》，歷代史家對巴蜀歷史的記載與研究從未間斷。為承繼前賢研究、力求創新探索，四川省地方志工作辦公室歷時多年，編著而成《四川簡史》，與常見的通史不同，本書將敘述重心放在歷代四川在經濟、社會和文化方面的突出成就與特點，它采用專題研究的方式，打破時代的限制，將一個歷史事件或一項主要成就的來龍去脈完整呈現，幫助讀者快速把握重點與特點。

本書的時間跨度從遠古一直延伸至2022年，地域范圍則明確界定為今日四川（1997年重慶直轄后的新四川）。在敘述1911年辛亥革命以前的歷史時，則沿用傳統四川的地理范圍。資料來源既有正史、方志、考古文物，也有近人研究成果和最新的政府工作報告，內容扎實可靠。

今日起，我們將在公眾號上陸續發布本書的精彩章節，帶您穿越時空，系統了解四川這片土地的經濟奇跡、文化高峰與社會變遷。歡迎您持續關注，并留言分享您心中的巴蜀印象。

《四川簡史》

四川古巴蜀時期（二）

考古發現中的古巴蜀歷史社會

（上）

成都平原的寶墩古城文化

古蜀先民創造了豐富的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20 世紀 20 年代以來， 已有不少新石器時代的遺跡遺址被發現，其中， 以寶墩文化、三星堆文化、十二橋文化為代表，基本建立起了古蜀各階段連續的“考古學文化發展序列”與系統，為我們窺探古蜀的社會、歷史風貌與文化根系提供了頗有價值的線索。

1995 年以來， 四川省考古工作者在新津寶墩、溫江魚鳧城、 郫縣古城、都江堰芒城、崇州雙河等遺址調查發掘，在成都平原首次發現了相當于中原龍山時代、距今四五千年的古城址群。據碳 14 測定，距今約 4500 年至 3800 年。寶墩文化遺址達 66 萬平方米，在現有發現的方形城垣外，又發現面積超過 200萬平方米的圓角長方形城址。寶墩遺址是“迄今所知西南地區發現年代最早、規模最大、分布最密集的史前城址群”, 是古巴蜀從古文化進化到古城時代的典型代表。寶墩遺址有城墻、房址、灰坑、墓葬和卵石堆積， 出現了大小不等的聚落，采取夯土筑城墻，且普遍是雙層城墻，可謂成都平原最早的田園城市的雛形。寶墩遺址已發掘了磨制精美的石斧、石錛和大量的“灰陶系”器具，這些器物比三星堆和金沙遺址的年代還要早，是成都平原古蜀文明的最早源頭之一。寶墩文化是中國新石器時代晚期的一個重要文化類型，表明巴蜀文化區是中國長江上游古代文明起源的中心，是多元一體的中華古文明中一個重要的源頭。

新津寶墩遺址展館（圖源：天府農博園）

三星堆遺址與古蜀杜宇方國文明

廣漢三星堆文化遺址最早發現于 20 世紀二三十年代，歷經 20世紀 60年代、80 年代至 2021 年的考古發掘，人們對以“三星堆文化”為代表的古蜀文明有了更直接的認知與更深入的理解。三星堆遺址距今 4500 年至 2875 年，前后跨度約 2000 年， 大致相當于新石器時代晚期到西周初年。三星堆文化上承新石器晚期的寶墩文化，下續尚未“周處”的十二橋文化，連續而系統地再現了古蜀文明發生、發展和繁榮的歷史風貌，成為公元前 15 世紀前后世界青銅文明的典型代表，在巴蜀文明史、中華文明史乃至世界文明發展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

三星堆遺址發現了一處大約相當于魚鳧王國時代的古城遺址。該古城面積多達 3500 平方米，為寶墩文化時期的新津寶墩遺址、溫江魚鳧城遺址、成都市郫都區古城遺址等史前古城遺址的 5～30 倍。古城東、西、南、北四面建有夯土城墻。據測量，城墻墻基寬約 40 米，頂部寬 20 米，城墻橫斷面呈梯形結構，東西長 1600 米至 2100 米，南北寬 1400 米，足見古城規模之大。古城宮殿區居于整個城市的中軸線上，南面是居民生活區，西面是手工業作坊區，東面為墓葬區，西南面為祭祀區，宮殿區、生活區、生產區、墓葬區和祭祀區五大農耕城市要素布局合理。古城的房屋為地面建筑，主要由溝槽式基址、木骨泥墻、榫卯結構等三個部分組成。房頂有方形、長方形、圓形三種形式，其中以方形為主。房屋面積一般 10 余平方米，最大面積達 200 平方米，頗具巴蜀地方特色。“三星堆古城遺址的分區，具有商代蜀地‘國都’的基本雛形，它們與出土的精美大型青銅雕像以及金、玉、銅、陶器一起，證明了這是一個高度發達的古代文明中心。三星堆古城遺址表明，此時的巴蜀城市已經從古城階段發展到了古國階段，成為探索巴蜀古史進程和中國古代文明起源、形成和發展的重要對象。”

1.青銅器、金器

三星堆 1 號坑出土人頭像、人面具等青銅器 179 件，2 號坑出土立人像、神樹等青銅器 730 件, 主要以人像造型、動植物造型和人鳥組合造型為代表。尤其是三星堆 1、2 號祭祀坑出土的構型奇特、制作精美的大量青銅器，成為當時成都平原已經進入青銅文明時代的重要標志。2021 年，3 號至 8 號坑發掘出更加令人震驚的青銅文明成果。經過碳 14 測定，其年代距今 3200 年左右。出土文物主要有青銅人像、金箔、玉器、象牙和絲綢灰燼，都與 1、2 號坑出土器物有一定聯系。

屬于人像造型的器物中，主要以大立人像、頭雕像、人面具為代表。造型最大的當數青銅大立人像。該銅像出土于 2 號坑中層，站立在高臺底座之上。立人像高 1.22 米，連通臺座通高達 2.61 米，全重約 180 千克。立人身軀挺拔，神情肅穆，頭戴筒形高冠，身穿龍形錦繡服飾，手握何物至今不詳，裸露十趾站立。他或是一代古蜀王的雕像，或是某個神明的象征，至今沒有定論。不過可以肯定的是，無論是構型、鑄造還是雕刻，它都是中原商周出土器物中前所未有的青銅精品。

三星堆博物館內的青銅大面具（張迪 攝）

造型最為奇特的，當數青銅縱目面具。 眼珠呈圓柱狀，眼珠外凸 16.5 厘米， 眼球直徑 13.5 厘米；雙耳尖長，向上尖斜伸出，長達 70 厘米；鼻高而寬，鼻溝呈勾云紋狀，口長微閉， 面部呈現一種神秘的表情。縱目面具凸出眼睛， 似乎受到蠶叢“縱目”傳說的影響， 而夸張的縱目與獨特的鼻子及耳朵組合在一起，從一定程度突出了古蜀王蠶叢超越人性與自然的某種獨特神性，表現了古蜀人對祖先崇拜的獨特方式。

3號祭祀坑中出土青銅人像和青銅面具 16 件。其中，青銅頂尊跪坐人像雙手呈合握形狀，頭頂有龍形裝飾的大口尊，與 2 號祭祀坑青銅半身雙足踏二飛鳥像已經合一，證明是同一尊青銅像，非常奇特，形象令人震驚。據推測，上半部分的尊屬于中原禮器，源于中原殷墟；下半部分的銅人可能是三星堆本土制造的。古蜀人采取分段鑄造的方式，將不同產地的兩件青銅物件焊接在一起，構鑄了一件包含巴蜀本土文化內涵和中原禮樂文明的新物件 ，表現了三星堆文明在吸收中原文明基礎上的再創造，展示了古蜀青銅文明心向中原，并主動吸收、借鑒中原青銅文明的歷史特點。

4 號坑中， 出土 3 件青銅扭頭跪坐人像。人像通高約 30 厘米，重約 3.7 千克，雙膝跪坐，身體略為前傾，雙手半合十，頭扭向右側，頭頂盤發一周并從左側“沖天而上”，整個造型奇特，表情嚴峻，其制作更多具有抽象化、藝術化和符號化特征。

8 號坑出土有青銅神壇、青銅神獸。青銅神壇高約 85 厘米，寬約 50 厘米，底部是高約 30 厘米的臺階。臺階共分為三層，最上層臺階四個角各有一跪姿青銅小人像，出土青銅面具的眼睫有彩繪痕跡，造型頗為奇特。

青銅頂尊反轉曲身舉鷹人像。該人像由 2 號、3 號、8 號坑斷裂的青銅殘件組合而成。人像頭頂著殷墟中原禮器青銅尊，表示對中原禮樂文明的崇敬。雙手撐立在三丘形青銅平臺座上，象征著蜀人祭祀臺是昆侖三丘。反轉曲身，表示人欲上舉飛翔， 而雙足舉著巨型雙飛鷹的形象，是蜀人羽化成仙的象征。這個奇特形象是蜀人高超的青銅器范鑄技藝塑造的，代表著古蜀人在以中原為核心的中華古禮樂文明的直接影響和輻射下，既崇敬禮樂，又表現著古蜀人羽化飛仙，企圖深入星空，探索宇宙奧秘的浪漫夢想和理想精神。古蜀人以自己獨特的文化想象力對中華民族文明創造力做出了巴蜀獨特的貢獻。

三星堆青銅面具、人像均采用銅、錫二元或銅、錫、鉛三元合金技術鑄造，巧妙利用新進的鑄焊、銅液鉚焊、鑄鉚、分段鉚接等多種工藝制作而成。無論是制作的技術還是工藝，均在同時期處于領先地位，是從中原殷墟學來的本土澆模鑄技術，絕不是西來的。青銅人物造像奇特的造型、精巧的結構， 以及高超的焊接技藝與雕塑水平，表明在魚鳧杜宇時期 ，古蜀人的思想、文化、技術與藝術已經發展到很高的水平。

動植物造型中主要以龍、蛇、虎、雞、杜鵑鳥、羊、魚、樹為代表。三星堆遺址共出土了 6 棵青銅神樹。其中 ，有一棵青銅神樹通高近 4 米，樹根底側有一懸龍，被視為青銅時代最高大的單體青銅器之一。神樹共有 3 層樹枝，每層共 3 根枝條，在每根枝條下垂處有一果實，上立一只小鳥，枝條末端各有一花朵。這棵青銅樹被視為具有“建木”“天梯”“扶桑”“若木”等原始宗教文化的豐富內涵，成為展示古蜀人以“萬物有靈”為核心的原始宗教面貌的重要實物載體。

三星堆 1 號坑出土金杖、金虎等金器 4 件，2 號坑出土金面罩、金掛飾器61 件，在 5 號坑中， 出土了以金鳳凰為代表的一批精美黃金制品。總計有金杖、金面罩、金箔虎形飾、金鳳凰、金箔魚形飾、金箔璋形飾、金箔帶飾、金塊等多種類型。它們是殷商文化遺址考古中類型最豐富的黃金器形。這些黃金器形中， 以金杖和金面具最著名。金杖全長 142 厘米，直徑 2.3 厘米，用捶揲好的純金箔包卷在一根木桿上制作而成，凈重約 500 克，木桿已碳化， 只剩完整的金皮。金皮上刻有四組用箭相連的魚、鳥紋和兩個戴冠的人頭像。有學者認為，它可能代表著古蜀國的“魚鳧王”或是“群巫之長”與“國王”雙重身份的標志物。在 3 號坑中， 出土了一種顯得格外厚重且與眾不同的半張黃金面具。這半張黃金面具寬約 23 厘米，高約 28 厘米，估計整張重量超過 500 克。可以說，這張面具不僅是同時期最大的黃金面具，還是國內發現的同時期最重的金器。特別需要說明的是，在 3 號坑中，還出土了一件已知體積最大的青銅面具。該面具寬 131 厘米，高 71 厘米，深 66 厘米，重約 65.5 千克。該青銅面具寬頤廣額，面部棱角分明，眉部、眼睛、嘴唇線條清晰流暢，均凸出面部。這件青銅大面具在 2021 年“春晚”亮相， 向世界展現其風姿。在其他祭祀坑中，還出土與真人大小相仿的青銅人頭像 57 件。頭像面部貼有用薄金片模壓、剪貼的面罩。金面罩在世界考古史上堪稱罕有，在中國則是首次發現，可見這些金包銅青銅像在殷商考古史上的重要地位。頭像的頸部均呈倒三角形，目的在于方便這些頭像裝置在木質或泥質的身軀之上。這些人像并非寫實作品，而是具有半人半神靈性、能通神通天的“巫師”。三星堆青銅人像以群體而非個體的方式出現，說明古蜀王國已擁有龐大而有序的“巫祭集團”，他們是古蜀國王加強統治的重要力量。

2. 玉器、陶器

三星堆出土了大量的玉器，數量雖比石器和陶器略少，但顯然比青銅器多， 主要有圭、璋、琮、璧、瑗、戈、刀、矛、鑿、斧、管、環等數十種， 大體可分為禮器、儀仗、工具、裝飾品和其他五類。常見的玉器顏色有白色、灰褐色、黃色、綠色、黑色等，多數不透明，質地偏軟。古蜀人一般把玉器視作溝通天地、連接人神的“法器 ”，往往以人耳、人眼的形式出現。2021 年 3 月 23 日，5 號坑出土一枚玉質相當好的橢圓形玉器，該玉器全身透白， 玉體光滑，制作精美，像是睜著的眼睛，被稱作“玉眼睛”。三星堆中的玉器多數是用于宗教祭祀的禮器或具有禮儀用途的玉制兵器，是傳統“以玉載禮”和“以玉載神”思想的巴蜀化具體表達。三星堆 2 號祭祀坑出土的一件玉璋， 以精確熟練的線條繪刻了一幅完整而典型的三星堆“祭祀圖”。

神樹紋玉琮（圖源：三星堆博物館）

玉璋共刻有四組祭祀圖像，每組從中間用一道云紋條帶將畫面分為“天上”和“地上”兩大部分。 “天上”有兩座并列的“神山”，站著衣著、手勢、神態相同的三個人；“地上”也有兩座并列的“神山”，跪著與天上衣著、手勢、神態相同的三個人。從上下人像的手勢與眼神可以看出，他們正在進行某種溝通與交流。“祭祀圖”表現了古蜀王國人與神之間、人與天地之間互通互感的一般模式，是三星堆出土玉器中的精品， 為我們了解古蜀王國的政權與信仰提供了線索。玉器中最奇特的是十節青玉琮，它屬于龍山時代的物件， 為透閃石軟玉，質地溫潤，半透明。在玉琮上射刻有神人紋。神人身材豐腴，頭戴冠飾，雙腿張開站立，雙臂向前平舉，長袖飄飄，兩臂各陰刻一上卷的羽毛形裝飾物，這是代表古蜀人“羽化飛仙”想象力的重要實物證據。該玉琮具有良渚文化的特征， 玉質也與金沙其他玉琮不同。它在成都平原的發現，表明當時巴蜀與長江下游存在一定的文化交流，對探討良渚文化與成都平原古蜀文化的交流互鑒關系具有重要價值。

成都金沙遺址博物館館藏十節玉琮，與浙江良渚文化晚期玉琮相似（記者 董潔 攝）

三星堆還出土了不少石器，主要有斧、鑿、鏃、芳綸、石璧等。有些石器 質地精良， 實際上等同于粗玉。三星堆燕家院子器物坑共出土了 20 多件“石璧”，它們都由粗砂石制成，但大小、厚薄各異。其中 ，最具特色的是一塊大“石璧”，直徑達 70 厘米，孔徑 18 厘米，厚 7 厘米，重達 63 千克。這塊“石璧”顯然不能作為佩戴裝飾物，很可能是作為“大石崇拜”原初信仰的一件祭祀禮器。

三星堆出土的陶器以夾砂陶為主，顏色主要是褐色和灰色，也有少量的橙黃色和紅褐色，屬于距今 4000年的“灰陶系列”。器形以小平底器為代表， 如鳥頭形勺把、瘦袋足陶鬶、三足炊器、平底罐、高柄豆、喇叭形高領罐等。鳥頭形勺把的柄端形如鳥頭， 喙長而帶鉤，這種鳥頭圖形還廣泛見于巴蜀的戈、矛、劍之上，它們其實是被藝術化了的魚鳧形象（魚鳧王時代的圖騰）。這種魚鳧形制的器物還在巴地被大量發現，表明魚鳧王國與同時代的巴地有比較多的經濟與文化方面的聯系。袋足陶鬶是一種普通的飲酒器，它的出現說明古蜀已經開始釀酒，而釀酒業的存在是建立在農業生產發達基礎之上的，表明距今 4000 年的魚鳧時代，蜀地已經從漁獵時代進入了農耕時代，而且稻作等糧食產量已有相當的盈余。

三星堆博物館展陳的陶三足炊器（三星堆博物館 供圖）

三星堆遺址內先后出土陶器、石器、青銅器、金器、玉器、象牙、絲綢等各類文物 10 萬余件。在 3 號、7 號、8 號祭祀坑中， 出土 450 余根保存完好、擺放比較規整的象牙。如此數量的象牙，在中國考古發掘中尚屬首次發現，表明古蜀人把象牙當作重要的祭祀用品。在 3 號、4 號、6 號、8 號祭祀坑中，還發現了絲綢殘留蛋白灰燼，現已查明是平紋斜編組織結構的絲織品，這是古蜀文明作為中華絲綢文明搖籃和繁盛發展的文明傳承的明證。

大量形制精美、用途多樣的青銅器、金器、玉器、象牙器及絲綢品的出現，特別是三星堆一期、二期發達的青銅冶煉鑄造技藝和對黃金、玉石的獨特加工工藝，表明手工業已經從農業中分離出來，意味著三星堆手工業的興起。三星堆古城宏大的建置與規模、合理有序的布局及將王權、信仰與世俗生活統合在一起的功能，標志著距今 3500 年的成都平原已進入了早期文明社會，實現了從古城階段向古國階段的成功轉型，形成了古蜀王都的特有風光與氣勢。

金沙遺址

三星堆文化衰落之后，在成都平原繼而興起的是成都主城區范圍內的十二橋文化。其代表性遺存一是十二橋遺址，發現了殷商末年至西周初年的干欄式木結構建筑；二是金沙遺址。

成都市十二橋干欄式建筑多選擇在河道濱水低洼處或沖積平原沼澤地建造，建筑方式以未加工的圓木或加工過的方木為樁柱，墻體以竹竿、樹枝編織，里外抹泥土。屋頂基本為兩面坡式，多用樹枝、竹竿編夾樹皮遮蓋或搭蓋茅草。連接方式有篾片捆綁，也有穿榫連接。居住面一般高于地面，多為栽樁架板，也有立柱式地面建筑。成都市十二橋遺址除存若干小型房屋遺址外，還發現了縱橫相交的大型木構件，有長達 10 米的地梁，地梁兩端有穿榫接鉚用的大型方洞或圓洞，柱洞縱橫對應整齊，推測上部已形成較為規矩的梁架。就規制而言， 比河姆渡干欄式長屋遺存更大 ；就結構而言，較中原地區同時期的大型建筑所用的縱向梁架先進。總體而言，成都市十二橋干欄式遺存既有南方干欄式建筑的共同特點，又有巴蜀地區的獨有特色。位于成都市西郊的金沙遺址，分布于古磨底河兩岸 4 平方千米范圍內， 是一處大型古蜀文化祭祀中心遺址。遺址主要分為宮殿區、普通居住區和墓葬區， 出土金器、玉器、 青銅 器、陶器、 石器、 象牙器等文物上萬件。金器主要器型有金面具、金玉冠帶、太陽神鳥金箔飾、蛙形金飾、金喇叭等；玉器器型主要有玉琮、玉璧、玉璋、玉圭、玉鉞、玉戈、玉鑿、玉鐲、玉環、玉牌等，用途涉及禮器、兵器、工具、裝飾等方面，青銅器則有銅立人像、眼形青銅器以及銅龍首、牛首形飾、銅鳥形、銅瑗、銅璧等，多數為小器型，大器型多為殘件。此外，還出土有少數容器的殘片，如圈足、扉棱、提梁等；石形器則有石跪坐人像、石虎、石蛇、石龜、石斧等。此外，還出土了數量較大的野豬、麋鹿等動物牙齒、骨角和數百根象牙。太陽神鳥金箔是金沙遺址眾多出土器型中最嘆為觀止的器物，制作時間大約在殷商末期至西周初期，外徑 12.5 厘米， 內徑 5.29 厘米，重 20 克。整個器型呈圓形，器身很薄，厚度僅 0.02 厘米。圖案采取鏤空手法， 內層為一圈，均勻分布著 12 條旋轉的鋸齒狀光芒；外層圖案圍繞內層四周， 由 4 只形狀相同的、沿逆時針方向飛行的形似烏鴉的“太陽神鳥”組成。每只鳥三足，鳥與鳥之間首足相連，朝同一方向飛行，與內層鋸齒狀光芒方向相反，反映了古蜀人的太陽崇拜，也是華夏文明有關“日中有三足烏”神話傳說的最早實物證明。

太陽神鳥金箔（圖源：川觀新聞）

金沙遺址是繼三星堆之后最為重大的考古發現之一，對研究古蜀文明和成都城市的發展都具有重要的價值與意義。金沙遺址與三星堆兩處遺址在文化內涵上有一定的一致性和連續性，是古蜀文化重要的歷史源頭和實物見證。

（未完待續）

來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辦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