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眼峰堪畫，插天閣欲扶——甘肅石窟行記之永靖炳靈寺

出蘭州驅(qū)車沿著黃河西行，過臨夏永靖縣城，開始穿越小積石山腹地。車窗外，左邊劉家峽水庫碧水如鏡，云山疊嶂，山水一色。右方天遠處雪山皚皚，一查手機上的地圖，是位于青海海東海拔4000多米的阿伊塞邁圣山，雪山的再遠方，已是青海西寧了。剎那間，一股思接千里的共情，油然而生。

“深山藏古寺”。不知不覺間，汽車從小積石山盤旋下行。突然間，遠處黃河峽谷峭壁上炳靈寺石窟著名的唐代彌勒大佛閃入眼簾，邊上的洞窟，舊稱“唐述窟”。羌語“唐述”，意為“神鬼”，這片被稱作“唐述谷”“唐述水”的黃河故地，自古以來充滿神秘色彩。“炳靈”，藏語“十萬佛洲”的意思，是吐蕃曾經(jīng)控制此地留下的痕跡。大禹治水“導河積石”的傳說，也發(fā)生在這里。

炳靈寺唐代彌勒大佛，高子華攝

一

一出車門，矗立在炳靈寺石窟大寺溝口的“姊妹峰”，兩根石柱沖天而立，如同兩位亭亭玉立的少女，在熱情迎接遠道而來的客人。碧綠清澈的河水，映襯著兩岸如刀削斧劈般聳立的紅崖丹壁，氣勢雄渾又不失秀美，正如北魏酈道元在《水經(jīng)注》中的描繪：“山甚靈秀，山峰之上立石數(shù)百丈，亭亭桀豎，競勢爭高，遠望??，若攢圖之托霄上。”這般靜穆、宏大、蒼涼而又充滿生命力的意境，正是北宋著名畫家范寬筆下《溪山行旅圖》巍峨、厚重、莊嚴的山水氣象。

山水氣象，高子華攝

誰能想像得到，在蒼茫茫的隴西大山之中，居然藏著如此人間勝景！美得讓人不能相信這是真實的，美得讓人無法邁開腳步。難怪有人風塵仆仆趕到這里，看完這般美景，不看石窟就心滿意足回程了。“乘興而來，興盡而歸”，講述的是東晉名士王子猷雪夜訪友的故事，不意在黃河故道炳靈寺前，演繹了新的版本。

沿著北岸河邊棧道前行，一邊是不時出現(xiàn)的崖龕佛像，一邊是“如在畫中行”的丹霞地貌。我不禁想起了炳靈寺石窟的發(fā)現(xiàn)者馮國瑞先生。說到中國石窟，世人皆知敦煌有位常書鴻，還有梁思成與林徽因發(fā)現(xiàn)了云岡石窟的建筑學價值，卻少有人知馮國瑞。馮國瑞不僅發(fā)現(xiàn)了炳靈寺石窟，民國時期已經(jīng)沉寂百年的麥積山石窟，也是因為其考察后撰寫的《麥積山石窟志》，重回世人視野。如果沒有馮國瑞，隴上大地這兩顆璀璨的石窟明珠，或許還要在歷史的塵埃中埋沒很久。

民國初期清華國學研究院王國維、梁啟超、陳寅恪、趙元任“四大導師”學貫中西、蜚聲海內(nèi)外。梁啟超先生慧眼識珠，發(fā)現(xiàn)了來自甘肅天水的馮國瑞，贊譽其為“西州髦俊”，并選中其為助手，欲留其在京城。但馮國瑞懷抱報效桑梓的理想，最終回到了蘭州。1951年秋，馮國瑞在臨夏參加土改時，憑借對《水經(jīng)注》等古籍的精深了解和當?shù)貍髡f，最終在黃河古道大寺溝峭壁上，發(fā)現(xiàn)了炳靈寺這座當年已鮮為人知的石窟。

馮國瑞先生和工作隊一行，騎馬從永靖縣城沿著南岸崖谷西行到了寺溝峽。河道峽窄崖陡水急，乘坐羊皮筏過河時，由兩位經(jīng)驗豐富的水手劃槳，對岸一人拉纖航行，稍有不慎便有生命危險。馮國瑞回憶，剛坐上羊皮筏時，他緊張得閉眼不敢四顧。

馮國瑞先生的《炳靈寺石窟勘察記》發(fā)表后，這座鑲嵌在黃河深處的藝術(shù)寶藏終為世人知曉。滿懷著建設新中國的熱情，馮國瑞還在勘察報告中建議，在這段河道修建水庫。如今高峽早已出平湖，我們眼前這片如畫河面，就是三次上過郵票的劉家峽水庫。

二

炳靈寺唐代彌勒大佛邊上的“唐述窟”，是被稱作炳靈寺石窟靈魂的第169窟，被譽為中國石窟考古的“標尺”、“百科全書”。洞窟距地面40多米，通向石窟的懸梯曲折陡峭，僅容一人攀登。我和同行朋友放下身上所有的大包小包，小心翼翼地向上攀爬。登上石窟，一抬頭滿眼佛像，可謂一眼千年。

懸梯凌空飛越，翁欽欽攝

第169窟地處黃河深處高崖之上，沉沒數(shù)百年之久，直到新中國成立以后，才被考古發(fā)現(xiàn)，震撼世間。這一藝術(shù)寶藏就像一個凝固了千年的時光膠囊，集石雕、壁畫和泥塑藝術(shù)大成，西秦的剽悍雄健，北魏的秀骨清像，唐代的豐腴典雅，不勝枚舉。這些層層疊壓的藝術(shù)遺存，為研究我國早期石窟考古、佛教美術(shù)、佛教思想乃至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提供了無與倫比的珍貴信息。

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韋正教授，是著名的石窟考古學學者，有幸邀請到作為石窟考察學術(shù)顧問。他說自己來炳靈寺石窟考察有十數(shù)次之多，第一次到炳靈寺就待在第169窟，細細觀摩了五個多小時，在炳靈寺文保所吃了碗涼皮回蘭州，路上來回五個多小時。

待我們一一登上石窟，韋正教授用手中電筒光線，將大家的視線引向窟內(nèi)北壁的墨書題記。這就是著名的西秦“建弘題記”，上面清晰地寫著：“建弘元年（420）歲在玄枵三月廿四日造。”建弘，是西秦君主乞伏熾磐的年號，熾磐對佛教尊崇有加，公元412年遷都枹罕(今甘肅臨夏)后，大舉鑿窟造佛，“神儀重暉”。

“建弘題記”是我國石窟寺中發(fā)現(xiàn)的最早紀年題記，為研究早期石窟造像與壁畫，提供了無可替代的斷代標尺，在石窟考古學上具有里程碑的意義。

“建弘題記”同一崖面下方，便是著名的“西方三圣”造像、“釋迦多寶佛并坐說法圖”和“維摩詰經(jīng)變圖”。當這些在畫冊視頻曾經(jīng)看到的藝術(shù)瑰寶，一下子同時出現(xiàn)在眼前，那種人在現(xiàn)場的震撼，難以用語言表達。

第6號龕“西方三圣”造像，主尊為彩塑一佛二菩薩，是我國現(xiàn)存有明確紀年、最早的“西方三圣”泥塑造像。墨書傍題“無量壽佛”、“觀世音菩薩”和“得大勢志菩薩”。

無量壽佛磨光高肉髻，額廣而圓，眉細眼大，外著半披肩袈裟，神情莊嚴，作禪定印。觀世音菩薩和大勢至菩薩脅侍左右，體態(tài)肅穆。造像既有來自西域的犍陀羅、秣菟羅藝術(shù)風格，又融入了中原的審美與技法。

第11號龕內(nèi)，保存著目前我國最早的一幅“維摩詰經(jīng)變圖”，墨書“維摩詰之像”。半臥帷帳內(nèi)的維摩詰菩薩像，束發(fā)袒胸，頂部繪圓形華蓋，傍立一侍者。維摩詰強烈的西域畫像風格，與北魏晚期受南朝“秀骨清像”“褒衣博帶”畫風影響，身著漢服的士大夫形象迥然不同。

在我們聆聽講解時，一只白鴿靜靜佇立在石窟洞口南崖最高處的佛像龕前，不時張開翅膀，無聲掠過我們的頭頂，又盤旋飛回佛龕，平添了些許活潑生動。

三

炳靈寺第16窟，有兩塊標牌：一塊樹在北岸原址之上，上面寫著：“此處以下15米為原第16窟臥佛院”；一塊立于南岸新建的臥佛院，文中說明：“造像原位于窟龕群中部下方15米處的臥佛院中”。標牌背后的佛祖涅槃像搬遷往事，發(fā)生在上世紀六十年代劉家峽水庫建設期間。

第16窟原來所在的“臥佛院”，位于大寺溝溝底。1967年，隨著水庫建設推進，面臨水位上升被淹沒的風險。搬遷前夕，考古專家小心翼翼地剝?nèi)シ鹣癖砻婺嗥ぃl(fā)現(xiàn)這尊原以為是明代佛像的表層下，竟然還有一層唐代的重塑層。繼續(xù)剝離唐代重塑層，一尊具有濃郁北魏風格的佛祖涅槃像赫然重現(xiàn)人間。

經(jīng)過考證，這尊長達8.64米的佛祖涅槃造像，被確認是北魏晚期作品，是中國現(xiàn)存時代最早、保存最完整的室內(nèi)大型泥塑涅槃像。這一發(fā)現(xiàn)震驚學界。這尊無比珍貴的北魏臥佛像被保護下來，如今安放在南岸新建的臥佛院。

陽春四月，黃河邊的風帶著春意。在紅墻青瓦的臥佛院里，桃花灼灼，將靜謐的寺院映襯得格外莊嚴。釋迦牟尼佛右脅而臥，雙目微閉，嘴角含笑，形象地傳達了涅槃后不住不滅的永恒境界。

臥佛院一角，高子華攝

這尊佛祖涅槃造像在佛教傳播史上，具有重要的象征意義。這要從北涼時期著名高僧曇無讖說起。這位來自中天竺的譯經(jīng)大師，當年攜帶寫在樺樹皮上的《涅槃經(jīng)》，來到北方的佛教中心北涼，歷時多年完成翻譯。

《大般涅槃經(jīng)》宣揚“眾生皆有佛性”，生死不再是令人絕望的輪回苦海，而是佛性顯現(xiàn)的過程，生命的本質(zhì)是生生不息、圓滿具足的。這影響了中國人對生死觀的理解，為佛涅槃像在中土的誕生和流行，奠定了堅實的信仰基礎。炳靈寺第16窟的這尊涅槃像，正是這一思想在藝術(shù)創(chuàng)作上的完美體現(xiàn)。

這尊造像還有一個有趣的細節(jié)：佛陀足穿木屐，這在石窟造像中非常罕見。魏晉南北朝時期，流行穿木屐。“詩仙”李白詩文中就有“腳著謝公屐”的描述。北魏工匠將佛祖塑造成穿著木屐，這不僅是現(xiàn)實生活的反映，更是表明佛教已經(jīng)深深融入中國文化，用中國人熟悉的方式來表達。

我們一行走出“臥佛院”，沿著河邊棧道往前行走，抬頭不經(jīng)意發(fā)現(xiàn)，正所謂移步換景，炳靈寺著名的“姊妹峰”，不知不覺間變成了三峰擁立，中峰如美女秀立，兩邊山峰恰似護衛(wèi)的赳赳猛士。再往前行，眼前山勢又變化為四峰相疊，錯落有致。

“我看到了我看到的。”(What I see，whatIsee.)1921年5月的一個清晨，奧地利小說家約瑟夫·羅特漫步柏林時寫下了這句話。

“我看到了我看不到的。”（What I see, what I don't see.）后來作家阿迪那·霍夫曼特在《直到我們建成了耶路撒冷》一書中，引申了這句話，意味更是深長。

這兩句話后來常常被并列引用，形成一組富有哲理的比照。此時此刻，當我行走在黃河故道邊的炳靈寺，腦海里忽然冒出了這兩句話。在這黃河深處的寶藏之地，我想，是不是還有許多神奇景象，是我們看見了卻沒有看到的？??

注：本文題目“過眼峰堪畫，插天閣欲扶”，出自明代文人王荷澤《游靈巖寺記》。

（感謝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著名石窟考古學學者韋正先生對于本文寫作給予的熱情指導；感謝同行團友西廂主提供的文字記錄材料。）

來源：高子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