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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細亞大觀》是由亞細亞寫真大觀社(大連)編輯的一部記錄亞洲(主要為中國)文化的照片集,涵蓋風景、宗教、民俗、人物等多方面。照片旁邊附有日文介紹,攝影者、拍攝地、時間等。共16輯,含照片約1891枚。
“九一八”前后,為大量獲取中國情報,日本在我國成立了不少如“亞細亞寫真大觀社”或“大東亞寫真社”這樣的情報機構,派出大量情報人員以攝影的方式對中國全境進行全方位的掃描:城鎮、鄉村、車站、碼頭、名勝古跡、商業街、重要廠礦等,其拍攝范圍之廣、內容之豐富,前所未聞。這些情報機構的總部通常設在“偽滿”,同時在內地其他重要城市設有分部。情報人員日常“工作任務”就是將其拍攝的照片發表在“亞細亞寫真大觀社”下屬的雜志《亞細亞寫真大觀》上,每張照片上都配有一張印有日文說明的標簽,上有題名、拍攝地點、情況簡介等。
本期所發為云岡石窟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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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龍浮雕
在中央第八窟內,有許多白色的各式浮雕。特別是在后室東部的上拱券穹窿部位,有環繞蓮花紋的四身飛天,下拱券部位則有兩條相互纏繞的龍體浮雕。這對雙龍與中國各地廟宇中所見的龍圖相比,手法原始、簡練質樸,具有高尚典雅的六朝式氣魄,深受美術家的贊賞。雙龍浮雕上方,有手持樂器之小天女像。而其更上段,則排列著許多小佛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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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佛古寺
位于大同府城西三十華里、武州塞靈巖處,此地有無數石窟佛龕,通稱“云岡石窟”。石窟前有一寺院,稱為“石佛古寺”,石窟與古寺合在一起,則俗稱“大同石佛寺”。石窟石佛始于魏文帝即位之年(公元452年)左右開工,持續開鑿七八十年而成。此系沙門曇曜創立,并由后人續建。古寺最初稱為“石窟寺”,曾有多座建筑相連,如今僅存一寺,且為清代重修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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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部第一窟
東部第一窟的佛像配置幾乎與釋尊窟相同。東壁下部有釋尊傳故事的浮雕,其上方有四條并列之龍。龕中容納著約四尺高的塑像,龕間以“佛塔圖”作為裝飾。佛塔原本當然是五重,但因下部破損,如今僅存三重。塔頂有三個類似槍頭的裝飾物。塔圖左右刻有小佛像,其上方有幕形紋樣,更上段則排列著約三尺高的坐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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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部大佛主尊
與石佛古寺東鄰的所謂東部第三窟,以其外觀之壯大與內部規模之大,位居云岡石窟之首。安放在直立崖壁內部洞窟中的大佛主尊,是石窟遺跡中的杰作。作為云岡之晚期作品,其雕像具有重大意義。與其他佛像趣味相異,其表現之細膩,以及中國化氣息之濃厚,由此推測暗示了隋唐藝術之開端。佛像高約三十尺,左右側立著高約十七八尺的優秀脅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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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部的佛塔
東部第一窟內有一座高三間弱的佛塔,此窟之所以被稱為“東塔洞”或“佛塔洞”,即是因為此塔,此窟歷來也被稱為“石鼓洞”。塔的正面分為上下兩段,均為容納一尊坐佛的佛龕,但損毀嚴重。上段之后世修補之物已損,下段的像則保持原石雕刻狀態而損壞。上段的坐佛有兩位帶著隨風飄動帶狀布片的女性脅侍。下段馬蹄形的龕檐上部,則刻有無數的小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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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窟全景
從石佛古寺向西延伸的山腹崖壁上,在僅三町余的范圍內,分布著十一座大石窟。即沙畹氏所謂的“位于西部的石窟群”,各窟內均擁有巨大之主尊。這些佛龕構成了靈巖造像的最主要部分,亦不難推測其為最初開鑿部分。其它容納一尊或兩尊一二尺高坐像的小窟幾乎無數,至于掌大乃至一尺見方的雕像,則在崖面上如蜂巢般隨處可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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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露天大佛
西窟跌座之露天大佛,屬于云岡石佛開鑿的初期作品。無疑是為《魏書》卷一百十四《釋老志》所載的“曇曜奏請皇帝,于京城西開鑿山體石壁,開辟五所石窟,鐫刻建造佛像各一尊,高者七十尺,次者六十尺,雕飾奇偉,冠于一世”中的五尊佛像之一。此佛像唇厚、鼻高、目長且睜得很開,眼球大,下顎豐滿,耳朵甚大。整體容貌明朗開闊,兼具端正莊重之貌。背后洞壁上雕刻的草紋樣之小石佛浮雕亦十分典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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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露天佛
西窟的露天大佛,原本位于洞窟之中,但因上部與左壁崩塌,致使右脅侍遭受風雨侵蝕而消失,僅左脅侍殘留。在已消失的右脅侍痕跡附近的里壁西側,有一處前壁已失的小窟。此即所謂沙畹氏之第二十窟。這是一個比較小的洞窟,分上下兩層,各有稍大之佛龕。上部刻有一身,下部刻有一對倚坐的菩薩像,容貌均甚為優秀。其余部分則以眾多的小佛龕作為裝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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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端第五窟
自西窟露天佛向西經過十窟,有土墻阻斷了通行。大多考察者會自此返回,但若越過土墻再向西行,則佛窟延續。此處通常被稱為西端窟。照片所示為西端窟從東邊數第五窟,即西端塔柱窟往東第三窟。此窟位于地面約一間之上,高約二間半,內有長臉倚坐菩薩。此外,東西兩壁及菩薩像上段,鐫刻著無數千佛式的小像,其中損毀者甚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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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窟蓮花天井
西部第二十窟以西,除擁有塔柱形制的大洞窟外,均為小洞窟。沙畹氏對其附以A至H的編號,但當然還有更多數量的洞窟。照片所示為西部第二十窟西鄰的第一洞天井上之雙重蓮花紋樣。天井分為六格,中央為該花紋,周圍飾有飛天的浮雕,飛天僅為極其簡略的輪廓線條。洞窟已遭破壞,東壁無存,西壁有兩尊破損的佛像。
這組云岡石窟的攝影師為島崎役治,他也是《亞細亞大觀》的主要攝影師。他為此行還特意寫了一篇攝影行記。特附于此。
云岡攝影行
島崎役治
云岡佛跡,作為千古之偉大藝術,不僅是中國之榮耀,亦是代表東洋的藝術作品,堪稱冠絕世界。
此次能將云岡佛雕分與諸位會員賢達,我深感榮幸。唯因停留時日短少,僅能傳達其一部分,實覺萬分遺憾。
云岡位于山西省大同站西方約三十華里之村落,在名為石佛古寺的寺廟附近一帶山岡崖壁上,開鑿有數十石窟,內刻無數巨細石佛。此等石佛,皆于窟內四壁天井等天然巖石上雕刻而成,無不精妙巧致,呈現了稀世偉觀。尤以其中最為巨大者,乃七十余尺之坐像,佛像刻于四層樓殿堂背后、鑿開天然石斷崖所造之龕洞內部。此外,二十尺內外之佛像亦有數尊。
此等雕刻手法,深受六朝時代盛為傳入之印度西域式樣的影響,與河南府城外龍門石佛共稱為中國古代美術鑒賞上之極具代表性作品。據傳鐫刻年代起自北魏盛世,歷時百十余年方告完成,實為距今一千五百年以前之杰作。
恰在我抵達大同東華棧時,北京攝影師巖田秀則氏已在云岡停留了十二日進行拍攝并制作了拓本。據巖田氏此次新發現,及十三年銘文所見,有辭句云因比丘尼僧罹患重病,五十四名信眾為祈其痊愈而雕刻了此佛像云云。聽聞此新發現,或將推翻以往關于雕刻年代之學說,然此等唯有待學者研究矣。
茲為欲往云岡旅行之人,特記載行程以供各位參考。首先于北京正陽門車站乘早晨六時四十分發車之環城鐵路客車(三等車費金十五角),繞行北京城墻,眺望城外風光,自南面一半起,經東、西、北面,約三十分鐘后抵達西陽門車站。于此購買前往大同之車票。若事先委托北京日本觀光局,亦可于前一日購票。繼而于七時四十分換乘京綏鐵路列車,乘此車可于晚間九時抵達大同。此鐵路客車,即便是一等車廂,也不如滿鐵三等整潔,然附有餐車,尚稱便利。三等與二等相差無幾,甚或三等更佳。故此旅程擇三等或一等皆為得策。火車票價如下:
一等 17.10圓(往返25.65圓)、二等 11.40圓(往返17.10圓)、三等 5.70圓(往返8.55圓)
抵達大同站后,該處有名為東華棧的日本人之客棧(旅館)。夜間則懸掛有“東華棧”之燈籠,晝間則立白布旗,同樣標識著“東華棧”,并有接客者迎候。由其引導,當夜先投宿此店為佳。此客棧為細長之中式建筑,屋頂低矮,四圍合抱。日本人的住宿處位于西側略高處,為暖炕式,上鋪毛毯狀織物,地面以黑磚鋪就。僅置桌椅二三、茶具及洗臉盆等物。天寒時則可為您生暖炕,伙計們輪流進出,多方照應并講述著諸般奉承話。當然,切勿忘記給予酒錢(小費)以作為酬謝。這里的宿費一宿二食為大洋壹圓,酒錢為大洋十仙或二十仙即足。
此處需注意者,前往大同必備護照。無護照則會生出種種麻煩。抵達客棧,最先即被要求出示此護照及名片。交與客棧伙計后,由其呈報給官署。
是夜,須囑托伙計代為預雇好轎、驢、馬等,以備清晨早早出發。轎子一日為大洋一元五十仙,另需壹圓酒錢。早晨七時左右城門方開,故出發約在七時半左右。大同城門數量多,需穿行四座拱門,而街道古舊不潔,城門入口處立有雕刻了山西督辦格言之石碑。穿過東西城門,即至廣闊田地,轎車行經之路的路況惡劣,行之須有頻受風沙洗禮之覺悟。途中遇到了背負大塊煤炭之驢馬群,大同附近煤礦層甚多,據稱當地居民挖掘此煤并運至大同市場販賣。此間居民大抵上顯得質樸而親切。
離開大同市約十華里,始入山路。兩側山巒皆為無木禿山,道路自此愈發難行。道旁雙峰唯見巖崖,轎行其上,顛簸甚劇,不若下轎步行。再向前行,則有河川、寺廟、村落,山間隱約可見農夫耕作身影。又見著紅衣之年輕婦人騎驢,鞍下兩側所垂籠中載著孩童而行等,頗可窺見有趣之異國風俗。
攜小型相機之諸君,各種拍攝之余情,亦當別具意趣乎。
沿此溪谷前行,可達山間稍開闊處。自此遙見云岡之山,橫亙于河源之長斷崖上,開有無數洞穴,青色屋頂之高聳寺院巍然并立。此刻,長久憧憬之佛窟實際呈現于眼前,讓我心潮澎湃難已。自此約三十分鐘,終達云岡石佛古寺。先是住僧出迎問候,引入室內奉茶等,極為歡迎,其后由小僧引導參觀佛窟。若計劃當日返回,則當于該日下午三時或四時出發返回大同,便可乘當日末班車離大同歸北京。
我借住此寺一室,宿兩晚。寺僧頗為關照,親切備辦飲食,打掃房間,甚為周到。晝間拍攝外部露天佛像,夜間則著手窟內之拍攝。先燃蠟燭三支許,縛于長竹竿頂端作為目標,對好焦距,然后以閃光器點燃鎂粉。窟內空氣破響,異樣之聲令人驚駭。然漸次習慣,遂獨自持續于室內拍攝。直至深夜,方返己室休息。大同之夜,寂靜如太古一般。
時有微風誘動寺檐所懸小吊鐘,叮鐺作響,劃破夜之靜寂傳入耳中。
棲居如此異國寺廟,度此超脫塵世之生活,偶爾亦覺人生趣味盎然。第二晚,寺僧來訪,談至夜間十二時過后。我曾問及寺僧:如此出色之佛跡,任其埋沒于牛馬糞穢,或容居民居于窟內,委于荒廢,為何不稍謀保存之法?寺僧答曰:若我等過于喧嚷,反招村民反感,則無法居留此寺。地方巡警只要給錢,便諾允窟內居住。且地方風俗甚為紊亂,實屬沒法子(無可奈何)。
如此,則此偉大藝術亦將漸為世所凌夷,終至形影日漸淡薄乎?聞佛窟下方已有煤層貫通,幾已成售約之局。若他日著手采掘煤層,則洞窟亦將遭破壞矣。黃金之力,足可擊破千古藝術。面對這樣尊貴的史跡,吾日本為中國,亦為東洋,是否應在史學上為其謀劃一個保存之策?而此等方法,豈非反可成為日中親善意義深遠之一條導火索乎?凝望漸行漸遠之歷史遺跡,吾獨陷沉思。
(大正十四年(1925年)十月二十九日記于云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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