鏡頭深入生活 學生扎根人民

來源：人民日報海外版

圖①：系列紀錄片《我在故宮修文物》海報

圖②：紀錄電影《大學》海報

圖③：2025年夏天，清影師生在云南省大理市海東鎮老太溝村調研。

圖④：《我在故宮修文物》中的文物修復師王津

影片截圖

圖⑤：2024年夏天，清影的同學們動身前往四川省江安縣。

圖⑥：紀錄電影《風起前的蒲公英》劇照

圖⑦：紀錄電影《煙火人間》海報

本文照片均為受訪者提供

潘旭濤制圖

3月28日晚，北京和美影藝中心。100多位觀眾觀看了10年前上映的《我在故宮修文物》和去年上映的《百年守護》。映后交流環節，在故宮鐘表修復室待了半個世紀的王津師傅，被問到因為修文物走紅10年來的生活變化。

“2016年年底我去加拿大旅游，在大街上被年輕人認出來了。后來去瑞士爬雪山，老遠跑來一個小伙子問：‘您是那個演員嗎？’”他感慨：“這片子的影響力真的很大。”

這部在年輕人中間風靡一時的紀錄片，來自清華大學清影工作室（簡稱“清影”）。2006年，清影由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影視傳播研究中心一群師生和校友自發組建，名字靈感來自蘇軾的那句“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間”。

如今，整整20年過去，一屆又一屆的學生投身清影，拍出了300多部紀錄片、7部院線電影，斬獲國內外專業獎項50余項，成為全國高校中唯一憑自主創作影片兩次入圍中國電影金雞獎最佳紀錄片提名的創作主體。

不過，最讓清影的老師們驕傲的，是走出了一條獨特的培養路徑——既“能讓學生睡在老百姓炕頭上”，又有一部部作品記錄時代、影響時代。

“學生們融入煙火人間，讓平凡人成為鏡頭里的主角。”清影創始人、清華大學教授尹鴻說。

坐上開往邊疆的長途汽車

先做“參與者”，再做“拍攝者”

清影的起點，是2006年一部叫《大肆》的畢業紀錄片。2002級本科班的36名學生畢業，在時任班主任雷建軍建議下，花一年時間記錄了他們大學最后一年的生活。影片在多個電視臺播出，獲四川電視節金熊貓獎新人獎。

不過，清影的根基在更早時已經打下。1998年，尹鴻被清華大學作為“百人計劃”學者引進，著手創建影視傳播學科。2001年，影視傳播研究中心成立，用引進經費買來第一套專業攝像機，拍攝了紀念清華建校90周年的“水木清華”系列短片——題材包括清華校門的變遷、食堂里自學英語的師傅、過百歲生日的院士……

尹鴻后來回憶，這些看似不起眼的選題，從一開始就奠定了清影“關注社會生活變遷、關注大背景下普通人”的創作傳統。

2011年起，清影工作坊正式啟動。一到暑假，影視傳播研究中心教授雷建軍、張小琴以及副教授梁君健等人，帶著學生奔赴田野，少則3周，多則5周，沿著中國邊境線和腹地鄉村一路走、一路拍，先后走過黑龍江寶泉嶺、新疆石河子、四川甘孜、福建長汀等15個地方，從未間斷。

學生跟拍攝對象同吃同住同勞動，幫村民干活、陪老人聊天，先做“參與者”，再做“拍攝者”。

每期工作坊都有大約5周時間。第一周通常只是慢慢熟絡，真正的創作高峰要到第三周才會出現。

令參與過工作坊的學生印象最深、收獲最大的，往往是和拍攝對象建立關系的過程以及基于這種關系所獲得的對人生和社會更深入的理解。有學生將這種理解總結為一種新的“觀察世界的方式”，一套“帶上清影烙印的方式”。

如今已經導演過多部紀錄片的柯永權，回憶十幾年前在清影工作坊拍《水城子》的經歷：住下來后，每天跟漁民們一起吃魚、打魚、修水壩，睡一樣的熱炕，看一樣的日出，最終拍出了樸實動人的佳作。

與工作坊并行的，是“作品代論文”的制度創新。2009年，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通過改革方案，允許以紀錄片作品替代學位論文。2010年，焦瑞青憑借紀錄片《扇鼓·樂》拿到傳播學碩士學位——她在河北省贊皇縣拍下了一群農民“略帶艱澀的生活和簡簡單單的快樂”。2020年，清影的實踐教學成果獲清華大學教學成果一等獎。

更重要的，是學生們通過這種方式實現了自我成長。“清影拍片子只是副產品，真正的產品是人的成長。”雷建軍說。工作坊啟動15年來，學生們拍出了100多部紀錄短片，獲得了20多個國內外獎項與提名。

從珠峰北坡到故宮深處

紀錄片改變了他們的人生

太行山深處的扇鼓藝人、珠穆朗瑪峰北坡的登山少年、黃河邊的皮影戲傳承人、農民工子弟學校的孩子……清影的鏡頭，始終對準大時代里的普通人。

2015年，清影制作的《喜馬拉雅天梯》成為世界唯一完整記錄珠峰北坡登頂的紀錄電影，鏡頭對準的是西藏登山學校的年輕人。這部拍攝了2年的紀錄電影在走進院線后大受歡迎，票房最終突破了1000萬元，被人民日報一篇文章評價為“指向人性與心靈，投射社會和時代”。

2016年，《我在故宮修文物》3集紀錄片在央視播出，紀錄電影走入院線，成為風靡一時的紀錄片。不過，這部作品成為大眾熱議的話題，最早發生在B站。

雷建軍回憶：“我當時都不知道B站是什么……點開一看，根本就看不見片子，全是彈幕。”年輕觀眾們用彈幕和評論，把這部紀錄片一次次推上了熱搜。在此之前，文物修復是一個鮮為人知、長期被低估的職業，修復師們在宮墻之內默默工作了大半輩子。這部片子讓觀眾看到，修復一座鐘表、補全一幅古畫，不只是手工勞作，更是跨越時間的對話。

王津的記憶對比更鮮活。當年為了招修復師，他們一度要去高校發傳單招生，但人家一打聽工資就不來了。紀錄片播出后，報名者最多時超過1萬人。如今，已有多所大學正式設立了“文物修復師”專業。

更深遠的影響是，這部片子直接助推了延續至今的文博熱——從博物館文創的爆發式增長，到年輕一代對傳統文化的親近，《我在故宮修文物》都是一個繞不開的話題。

清影開始拍攝非遺時，這個概念才出現不久，近20年過去了，非遺已經成了“顯學”。清影在7個省份設立了田野工作地，拍攝與研究對象包括皮影戲、扇鼓、宣紙等。

影像還改變了拍攝對象的命運。比如，梁君健在陜西省華縣拍攝的皮影藝人，后來獲評非遺代表性傳承人，紀錄片在其中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大河唱》里的民間藝人魏宗福，因為拍攝被更多人看到，成了快手上的“幸福鄉村”代言人；故宮里的文物修復師有不少成了網紅……

2024年上映的眾創紀錄電影《煙火人間》，將509位普通視頻博主用手機拍攝的短視頻素材，重新剪輯后搬上了大銀幕。導演賈樟柯評價此片“非常具有當代性的實驗意義”，北京大學教授戴錦華說“勞動者的勞動被我們看到，這條就戳住了”。截至今年初，已有35篇國內外學術論文對這部影片展開研究。

在紀錄片界，清影第一次用4K超高清相機記錄珠峰攀登全程，第一次嘗試將數百條普通短視頻變成大電影，第一次用4個人串起清華110年校史……尹鴻說，很多人都沒想到，這些作品是幾位中青年教師帶著一群學生做的。

“在清影這個‘鐵打的營盤’，一代代學生就是‘流水的兵’，最終他們收獲了自己的成長。”尹鴻說。

300場放映，47位導演

“以影像溫暖世界”

2009年，清影師生在清華大學南門的一家酒店三層，擺上幾把從批發市場買來的折疊椅，開始了每周一場的紀錄片放映。

起初，放映的口號是“以影像關懷世界”，后來大家覺得“關懷”有些居高臨下，改成了“以影像溫暖世界”。17年來，場地幾經遷移，累計放映超過300場，觀眾超過2萬人次。

作為研究機構，清影對影像的研究工作始終在進行。在對中國紀錄片長期的關注中，清影出版了《清影紀錄中國》三冊導演訪談錄，將47位導演的深度訪談配合作品評論結集成書，成為國內迄今規模最大的紀錄片導演口述檔案。此外，《紀錄片：影像意義系統》《表意實踐與文化認同》《表征的秩序》等著作，構建起一套紀實影像的理論體系。

近5年，清影獲得國家社科重大項目1項、北京市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獎一等獎1項，承擔國家社科、教育部等縱向課題10余項。

許多學生從清影起步，走上了職業紀錄片人的道路：《我在故宮修文物》的導演葉君、《大河唱》《河湟三章》《百年守護》的導演柯永權、《煙火人間》等多部作品的制片人王靜、《真實生長》的導演張琳、《風起前的蒲公英》導演唐韜、《大學》《飛魚秀》導演孫虹……

清影有一套獨特的“反哺”機制，在梁君健的一門課上，畢業生會輪番回到課堂，在“紀錄片研究與創作”課上各講各的專業——楊植淳講攝影，唐韜講剪輯，王靜講制片……他們進入行業后，將更新的經驗帶回課堂。

學生在這里接受的教育，催促他們思考教育本身的意義。2021年的《大學》將清華大學搬上院線，以四組人物呈現當代高等教育的面貌。從剛入學的本科生到即將榮休的老院士，影片從頭到尾都在回答一個問題：大學在一個人的生命里留下了什么？

拍攝者和被拍攝者之間的關系，往往延續很久。梁君健當年拍攝的陜北人，遇到家里的難事，常常是第一時間找他問問；畢業多年的學生仍會回到田野看望拍攝對象；有的學生年年在朋友圈里幫拍攝對象賣農產品。

紀錄片，成了聯系人和人的一道橋梁。

從“被看見”到“被理解”

呈現積極而豐富的中國形象

2025年，紀錄長片《敦煌172》以近3小時的篇幅記錄莫高窟第172窟整窟復原工程，先后在德國洪堡大學、英國牛津大學、韓國國立中央博物館、美國紐約大學、日本專修大學和法國盧浮宮放映。在盧浮宮，200余名來自世界各地的藝術家、教育家和文化機構代表觀看了完整放映。

這是講好中國故事的鮮活現場。海外觀眾看完后，討論往往十分熱烈，話題從審美升級到對中國文化遺產保護制度的理解——在這些紀錄片里，中國文化不只“被看見”，更“被理解”。

清影培養的青年學者王靜，如今在香港大學執教，她參與執導的紀錄電影《大學》被譯制為6種語言在海外發行。牛津大學榮譽教授、英國社會科學院院士羅伯特·沃克爾評價她的作品：“以國際觀眾能夠理解的電影語言，呈現了一個立體的、真實的中國……她是一座至關重要的橋梁，消弭誤解，展現一個積極而豐富的中國形象。”

英國曼徹斯特大學格林納達視覺人類學中心前主任保羅·亨利教授則評價，清影所做的工作是利用紀錄片對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當代社會功能進行了“開拓性的理論研究與現實探索”。

在博士培養層面，一個學術矩陣正在形成：圍繞影視人類學、紀錄片等方向，李瑩用媒介史視角重寫紀錄電影史；王一惠研究延安的區域紀錄電影史；王婧雯完成了國內第一部完整梳理非遺影像的博士論文；劉逍然正在做家庭影像的研究……

“我們的研究合起來，不斷完善著中國紀錄片研究最基礎的部分。”梁君健說，“紀錄片就是國家檔案——今天拍下的每一幀影像，都是留給后人的歷史底稿。”

2021年，影視傳播研究中心經清華大學批準升格為校級研究中心。尹鴻提煉出12個字——“人文影傳、學術影像、同人精神”。他進一步解釋：關注文化、關懷社會、關心人性，是立場；沒有調查就沒有好作品，沒有研究就不會有好觀點，是方法；不來自權威和強制，而來自教學相長、求同存異，是生態。

20年間，清影始終在做同一件事，把學生送到田野里去，把鏡頭對準大時代中的普通人。今年夏天，又一屆工作坊即將啟程，新一批學生將坐上開往邊疆的長途列車。（本報記者 葉 子）

鏈接???

清影代表性作品

《大肆》（2006年）：清華大學2002級本科班36人集體創作的畢業紀錄片，獲四川電視節金熊貓獎新人獎，被視為清影的“起點之作”。

《喜馬拉雅天梯》（2015年）：世界唯一完整記錄珠峰北坡登頂的紀錄電影，提名中國電影金雞獎最佳紀錄片，獲大學生電影節最佳紀錄片獎。

《我在故宮修文物》（2016年）：現象級紀錄片，助推文博熱潮，讓文物修復師成為年輕人喜愛的就業選擇。

《大學》（2021年）：獻禮清華大學建校110周年，提名中國電影金雞獎最佳紀錄片，譯制6種語言在海外發行。

《煙火人間》（2024年）：與509位短視頻用戶共創的紀錄電影，引發35篇學術論文研究，導演賈樟柯評價其“非常具有當代性的實驗意義”。

《敦煌172》（2025年）：記錄莫高窟第172窟整窟復原工程，在盧浮宮、牛津大學、紐約大學等7國7城放映，擴大中國文保經驗的國際傳播。

《風起前的蒲公英》（2025年）：關注北京城中村流動兒童成長，獲FIRST青年電影展觀眾選擇榮譽，被國家影像典藏工程收藏。

《人民日報海外版》（2026年05月07日第0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