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文|悲喜交加的陳思誠式拼接

電影《10間敢死隊》的英文片名為《Being Towards Death》，直譯過來就是“向死而生”。

這是一個沉重的題材，但在陳思誠的筆觸和鏡頭里，《10間敢死隊》一點都不沉重，影片中有自嘲的“陳思誠式拼接”，有新老“喜劇人”帶來的幽默，有意料中的煽情，《10間敢死隊》中仍然透著陳思誠的小聰明，但整體上是一部誠意之作。

文|倪自放

悲劇與喜劇的雜糅

陳思誠電影最為人熟知的“本事”，在于其對觀眾心理與痛點的精準把握，這種把握之前多通過對類型電影公式的套用，比如“唐探”系列，比如《消失的她》，都是通過對戲劇沖突的拆解，最后通過矛盾沖突的解決帶來所謂的“爽感”。

但《10間敢死隊》非常不同，影片沒有類型電影常有的非常突出的戲劇沖突。在《10間敢死隊》中，醫院走廊盡頭的10號房是一個特別的存在，別看這里住著的都是重癥病人，但卻每天歡聲笑語熱鬧非凡。而故事就從章小兵（蔣龍飾）跳樓未遂的那天開始講起。當一個一心求死的人，遇上一群拼命想活的人，他在這份滾燙的生命力里豁然省悟——勇敢活！放肆笑！應該說，影片講述了近年來電影創作中并不新鮮的題材，那就是有關生死，有關重癥的小人物對生命意義的追尋。

在對一個陳舊題材的把握上，《10間敢死隊》呈現的方式非常有特點，那就是用喜劇的外殼包裹了這個略顯沉重甚至有點悲劇意味的故事。這其實是一個非常有難度的表現方式，過于悲劇就顯得沉重了，過于喜劇又顯得輕佻，悲喜交加的適度表達，才能讓人共情。

悲劇性元素甚至是荒誕的設置，是《10間敢死隊》的故事基底，即一群重癥患者匯聚在一個病房內，這樣的悲劇性因素，通過角色的介紹就體現出來了，比如倪大紅飾演的胰腺炎患者上一秒還在表演審訊別人，下一秒就疼得在床上起不來；比如丁嘉麗飾演的孟梅臨退休前在醫院開電梯，憧憬著退休之后去迪拜旅游，但退休前一天的體檢檢查出癌癥；比如小小冰患病花費巨大，但她的父母已經失蹤了一周了；比如趙博文是他們縣第一個重點大學的大學生，他有著美好的前程，不過目前他患了重病住進了10號病房。這些人物設置，都是影片中典型的悲劇情景和情感設置。亞里士多德最早關于悲劇的定義說，“悲劇可以喚起人們悲憫和畏懼之情，并使這類情感得以凈化，獲得無害的快感。”而從心理層次說，悲劇美滿足的是人們仰視心理的需求，在藝術中，仰視與地位、財富、學識無關，而在于美好遭遇破壞。

從制作比例看，《10間敢死隊》中喜劇所占的比例不低于悲劇性元素。比如新一代喜劇人蔣龍的領銜主演，比如老戲骨蔡明、倪大紅等人扮演重要角色。在具體的情節上，蔣龍的不少遭遇被以戲謔的形式表達出來，比如蔡明飾演的馬姐因為“在四環內有三個門臉四套房”被稱為“四三八”。很顯然，這些笑料不夠高級，但這是抵達喜劇的最常用途徑。亞里士多德在《詩學》中談到喜劇的特征，他認為，喜劇模仿的是比一般人較差的人物，所謂“較差”，并非指一般意義上的“壞”，而是指丑的一種形式，即可笑性（或滑稽），可笑的東西是一種對旁人無傷、不致引起痛感的丑陋。從深層心理說，喜劇美對應著人們的俯視心理需要。在喜劇中，主要人物大多被故意塑造得低于觀眾，讓觀眾迅速發現他們的滑稽、荒誕以及自以為是等負面的評價。

在《10間敢死隊》的情節設計里，上述悲劇和喜劇共存，最后帶來了觀眾的認可，也即心理的舒適。為什么？余秋雨在《觀眾心理學》中指出，悲劇美容易產生審美疲勞，喜劇則會產生同情，喜劇美和悲劇美自誕生開始，就會漸次淡化，“療救這些弊病的方案，就是兩者的結合。”“仰視和俯視本是心理平衡的良機，為了平衡早就互通互濟。當悲劇和喜劇合成一體，這種互通互濟就會變成一種公開的結構，讓人震撼。”所以說，《10間敢死隊》悲喜交加帶來的震撼，并不是單純的悲劇或者喜劇所能完成的，而是兩者的融合。從這個角度看，《10間敢死隊》中喜劇環節帶來的滑稽，讓人笑后落淚，悲劇環節帶來的崇高感，則滿足了人內心的仰視需要，兩者的結合，才是心理的極度舒適，也即共情。

陳思誠式拼接的自嘲

在《10間敢死隊》中有這樣一個情節，為了給小小冰治病籌錢，10號病房的賈島導演帶領大家為小小冰拍攝了一個短片，獲得網友的認可籌得不少款項。在解讀這個短片時，賈島導演說，這個短片使用了非常多高級的電影拍攝技巧，包括希區柯克式變焦、王家衛式抽幀、庫布里克式凝視，以及陳思誠式拼貼。賈島導演在影片中動不動就要引用世界影史知名大導演的話語表達自己的觀點，比如北野武、庫布里克，這次他將陳思誠式拼接與庫布里克的拍攝技巧并列在一起，算是一次自嘲。

影片中，這樣的自嘲多次出現。影片中的小姑娘小小冰一直說演員張藝興是自己的哥哥，在隨后橫店的一場戲中，著名導演賈樟柯扮演導演賈樟柯，得知小小冰的偶像是張藝興，前一秒拍攝電影時還在講“拒絕煽情”的賈樟柯，后一秒就打電話給張藝興，非常煽情地流著淚說一個影迷非常喜歡你，你一定要來一趟。

從影片的結構看，陳思誠自嘲的陳思誠式拼接，在影片中確實是存在的。影片的故事架構，就是蔣龍扮演的章小兵以護工的身份，鏈接起10號病房的所有患者，而每個患者都有自己的故事，本質上說，影片就是10號病房不同患者故事的拼接。在形式上，《10間敢死隊》的場景轉換有著非常明顯的拼接式的外殼，類似于小品式結構，一般認為，這種表達形式并不適合電影，或者不夠“高級”。拼接或小品由于篇幅的局限，起承轉合必須盡快完成，《10間敢死隊》索性就把這種簡單的拼接作為“明牌”使用，利用拼接或者是小品的這種特點，進行了迅速的情節轉換。通過自嘲“陳思誠式拼接”，陳思誠在《10間敢死隊》中表明自己不講復雜的故事，坦然地講10號病房的一群小人物對生命意義的追尋。

當然，《10間敢死隊》中最大的自嘲，來自于對電影行業本身的自嘲，這個情節甚至成為了影片中的重頭戲之一。影片中的賈島是個文藝片導演，張開閉口就是庫布里克、北野武，可并沒有投資人愿意投資他的作品。影片中，賈島去參加同學聚會，同學中很多人成為了業內的佼佼者，還有同學成了某平臺負責投資電影的負責人Porter。但就是在這樣一群業內人士的聚會上，他們擺明了說自己不談藝術，不談創作，Porter甚至說賈島的劇本沒有通過，因為市場不需要這樣的劇本。包貝爾飾演的賈島的另外一位同學，甚至抱怨說，“電影難看能怨我嗎？其實我是電影學院畢業的，我拍得挺好的，他們現在都看豎屏了，在手機上看我電影能好看嗎。”這一段自嘲直指電影業界某些人不談創作，加上扮演賈島同學的多是現實中的知名導演和部分電影投資公司的老總，諷刺意味十足。

“戲中戲”的力量

當然，悲劇與喜劇的雜糅是影片情節上的碎片，陳思誠式拼接是影片結構上的碎片，作為一部以重癥患者對生命意義追尋為主要線索的影片，《10間敢死隊》最終的完成，需要那些治愈的元素來填充，在影片中，這些略帶煽情的部分以戲中戲的形式呈現。

第一個戲中戲是趙博文的出走。趙博文是縣里第一個考進重點大學的大學生，在畢業后有機會去大廠工作的時候，他得了重癥住進了10號病房。在他即將進行手術的時候，他的父親希望他推遲手術參加某大廠的第三次線上面試。這場面試以戲中戲的形式呈現，病友們用手機為趙博文錄制面試場景，最后播出來的場景是趙博文離開醫院去遠游的畫面。趙博文在手機畫面中說，他沒有按照父親的意思參加大廠的面試，他要遵從自己的意愿走自己的路。

第二個戲中戲來自10號病房的病友們一起去橫店。倪大紅飾演的老劉畢生的愿望是能夠“打鬼子”，在章小兵的安排下，大家一起去了橫店，在著名導演管虎執導的一場戲中，老劉實現了“打鬼子”。

最后的一場重頭戲中戲來自賈島拍攝的紀錄片首映現場。身患重病的賈島導演總是拍不出自己的電影，章小兵建議賈島將10號病房的故事拍成紀錄片。《10間敢死隊》最后，賈島的紀錄片終于拍成并首映。作為一部現實題材的影片，《10間敢死隊》雖然悲喜交加，但并沒有回避生死，在影院公映的紀錄片其實是賈島的遺作。在賈島的這部紀錄片中，賈島的講述有煽情，但整體上算是深情的陳述，這樣的陳述哀而不傷，為治愈系的《10間敢死隊》做了一個完整的結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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