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放話伊朗，要么投降要么毀滅，戰爭傷口只能靠導彈治

阿爾伯特·愛因斯坦與心理學家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曾圍繞“人為什么會走向戰爭、是否有可能阻止戰爭”展開著名的思想與學術爭論，距今已經過去很久。但兩人最終都沒有找到阻止戰爭的辦法。

在這場著名論辯之前，人類歷史上早已戰事頻仍。這也促使思想者從學術層面追問戰爭的成因，以及如何找到從根本上阻止戰爭爆發的辦法。在他們之后，戰爭依舊延續至今。人們仍在研究、追索這些戰爭背后的深層原因，以及誰該為戰爭的爆發承擔直接或間接責任。

與其回望那些已經隨時間流逝而結束的戰爭，不如嘗試回答當代戰爭的問題。它們或許是一條延續不斷的鏈條，與記憶中那些被歷史記錄下來的戰爭彼此相連。尤其是其中的行動者始終是“人”——這個有思考能力、不同于其他生物的存在。

如果順著人的行為及其控制能源來源的戰略去看，就會發現，他為了獲得優渥生活，哪怕以犧牲與自己共同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其他人為代價，也會不斷炮制觀念。這些觀念隨著時間推移，逐漸變成戰略、系統化的計劃和操作機制，進而強化控制與支配的邏輯。

于是，“達摩克利斯之劍”這一概念便會自動浮現。這是一個古老的希臘隱喻，象征懸于權力者或富有者頭頂、隨時可能降臨的持續危險，盡管他們表面上仍享受著安逸與繁華。

美國總統唐納德·特朗普，某種程度上正是連接過去與當下的一個例子。曾被稱為美國國務院前“戰略大腦”的理查德·哈斯認為，特朗普正在無意識地沖向戰爭。他還強調，美國戰略已經出現一些傷口，華盛頓必須設法讓這些傷口愈合，否則就可能進一步惡化。

特朗普顯然意識到周邊環境正在變化，因此把目光投向龐大的軍事力量。而時間并不站在他這一邊。他在白宮辦公桌上擺放戰機模型，并特意指向這些武器在戰爭中能夠產生決定性作用，這并非無緣無故。

美國——以色列一方與伊朗一方之間的戰爭，是對美國戰略的一次重大考驗，美國戰略正處在受檢驗的關口。尤其是戰爭尚未結束，所有情景都還擺在桌面上。

正因如此，人們也就能理解美國力量眼下所處的危機：這場戰爭并未按照它原先的盤算推進，這讓美國在“確認勝利”這件事上陷入尷尬處境。特朗普還不斷向聽眾和交談對象拋出一連串說法，炫耀戰爭是否會繼續，以及既定紅線絕不會被放棄。

特朗普把對伊朗的戰爭與俄烏戰爭相提并論。他擔心這場戰爭持續更久，而俄烏戰爭已經進入第四個年頭。這種比較所呈現出的圖景是，對德黑蘭的戰爭也可能持續同樣長的時間，甚至更久。特別是他面對的是一個“神權體制”，這個體制甚至在真正投入戰斗之前，就已經預先把勝利歸于自己。

而制裁與封鎖政策，觸及這類執政群體的程度有限，真正承受痛感的，更多是夾在兩團火之間的伊朗民眾。

美國總統一再試圖淡化伊朗的軍事能力。他還夸耀自己“消滅了伊朗領導層”，隨即又對“如今竟沒有一個現成的領導層可以與之對話”表示驚訝。

他還提到伊朗內部的混亂與失序：一部分人支持與他談判，另一部分人則反對這樣做。由此，特朗普正在尋找一個新的伊朗“買辦階層”與之對話，并試圖以“委內瑞拉模式”來終結圍繞國家與人民由誰統治的爭論。

特朗普還對歷屆美國政府為何能容忍這個體制長達47年表示不解。他把全部責任歸咎于前總統巴拉克·奧巴馬，以及當時擔任其副手、后來被罷免的喬·拜登，認為正是他們在2015年簽署了一項他口中“最糟糕的協議”。

至于白宮是否會把戰爭結束一事通報國會，在這里不過是細節。因為共和黨已經完全掌控局面，而特朗普也清楚該如何用一系列減稅和其他措施去撩動美國街頭的情緒。

德黑蘭方面同樣十分清楚，特朗普是在周旋和欺騙。他就像一個精明商人，沒有絕對、確定的利潤，就不會進入任何交易。他會為談判留出空間，但眼睛盯著的卻是對方的投降與屈服。

也正因為伊朗已經兩次嘗到背叛的滋味，所以據可靠的軍事報告和美國情報報告顯示，它正在為一場決定性戰斗做準備。按照特朗普的說法，伊朗給這個“偉大國家”的戰略造成的傷口，只能靠炮彈、導彈、驅逐艦、摧毀基礎設施以及控制霍爾木茲海峽來醫治。而從德國撤出5000名士兵，也絕非偶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