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藝術研究 · 全文推送】趙書峰 | 音樂地理學的研究范式演進及其與民族音樂學的關系

音樂地理學的研究范式演進及其與民族音樂學的關系

趙書峰

摘要：音樂地理學研究經歷了從聚焦“音樂—地理”關系的實證主義研究，到強調“人”為主體性與能動性的“音樂—人—地理（地形地貌、氣候等）”三者的互動思維，再發展為聚焦空間意義建構的“音樂—人—地理（地形地貌、氣候）—地理文化空間（意義批判與反思）”的互動與整體性探究。這充分體現出“環境決定論”、“文化生態學”（人文地理學）、后現代地理學（新文化地理學）等相關理論給音樂地理學研究觀念帶來的深刻影響。換言之，當下的音樂地理學研究范式已經從關注音樂與地理環境的勾連關系問題，過渡到從“人”的因素來聚焦地理文化空間（線性音樂文化空間）的意義構建與音樂風格形成、發展的立體多維關系的探究，即它在繼承以往傳統研究范式的同時，已經將研究目光投向關注地理文化空間中政治、社會、經濟、宗教等諸多權力關系對音樂風格與象征功能意義的變遷帶來的顯性與隱性影響。音樂地理學是對民族音樂學研究范式的豐富與補充，而民族音樂學的后現代思維拓展了音樂地理學的研究范式與研究理念。

關鍵詞：音樂地理學；民族音樂學；環境決定論；后現代地理學；線性音樂文化空間

作者簡介：趙書峰，周口師范學院特聘教授，湖南師范大學博士研究生導師，中國南方傳統音樂文化研究中心首席專家。

基金項目：本文為2024年度湖南省社科基金“學術精品”培育項目“湘、資、沅、澧流域多民族樂舞的歷史生成與互動交融研究”（項目批準號：24ZDAJ019）的階段性研究成果。

《民族藝術研究》雜志2026年第2期“音樂學”欄目刊出 2026年4月28日出刊

音樂地理學是民族音樂學學科的一個研究領域，它是借助人文地理學、歷史地理學、后現代地理學等諸多地理學研究理論，聚焦音樂風格、象征意義構建與地理文化空間（地形地貌、意義構建）之間的互動關系問題的探究。早期音樂地理學研究主要關注音樂形成與地理環境的關系問題，尤其地理空間環境（地形地貌、氣候等）特征對于區域內音樂風格的形成起到至關重要的決定作用，即“環境決定論”思維下的音樂構成與地理空間的互動關系問題討論。其中人文地理學（human geography)是音樂地理學理論的研究基點。因為“人文地理學是研究地球表面人類活動或人與地理環境相互關系所形成的現象分布和變化規律的科學。其基礎理論是人地關系”，所以受到人文地理學研究的影響，音樂地理學首要關注的是地理文化環境如何影響地方音樂的生成與風格構建。所謂地理文化環境主要包括地形地貌、氣候以及地方人的生活方式等綜合因素，這些都會直接或間接影響音樂風格的形成與發展。俗話說“一方水土養一方人”，即不同地方的人，由于環境、生存方式、地理氣候、方言等因素的差異，會導致其思想觀念、文化性格等有很大區別。

中國的音樂地理學研究主要開始于20世紀80年代，其中楊匡民、江明惇、苗晶、喬建中、楊長雄等學者以民歌色彩區研究為切入點，他們代表成果的問世，真正拉開了中國的音樂地理學研究序幕。中國藝術研究院音樂研究所苗晶、喬建中兩位學者結合多年田野工作，率先比較全面地論述了漢族民歌音樂風格生成背景與地理文化環境之間的互動關系問題，可謂是我國音樂地理學研究的重要開拓者。然而，上述研究并不完全囿于音樂生成的“環境決定論”的影響，而是基于“人—音—地”勾連關系思維基礎上，全面深入地分析地形地貌、氣候、地方語言、移民等因素給漢族民歌的形態構建帶來的重要影響。隨著地理學研究對于“人”因素的關注，音樂地理學研究開始聚焦“音樂”“地理”“人”三者的互動關系問題，即音樂風格的形成不但取決于特定的地理空間環境（地形地貌、氣候），而且更多與人（文化）的交往有直接關系。因為音樂在特定地理文化空間傳播中起決定作用的是與“人”有關的活動，即特定地理文化區域內族群景觀建構直接影響音樂的風格構成與文化變遷。

一、“環境決定論”視域中的“音—地”關系問題

“環境決定論”這一研究范式主要起源于19世紀下半葉，主要倡導者是民族學與人類學傳播學派代表人物、德國地理學家弗里德里希·拉采爾（Friedrich Ratzel）。早期的音樂地理學研究側重于音樂風格的起源、傳播以及地理環境對民間音樂的影響。因此，聚焦音樂風格構成與地理環境之間的互動關系問題研究是音樂地理學研究關注的首個階段，即“環境決定論”視域下的“音—地”關系問題探究。

（一）音樂與地理（地形地貌）的關聯

音樂地理學研究率先關注到音樂的種類、風格形成與地理文化環境的關聯問題。不同的地形地貌、氣候條件等因素是傳統音樂發生學的重要動力源泉，尤其強調文化風格與地理文化環境相適應問題的研究。音樂形成與地理文化空間內的地形地貌、氣候、環境、農業生產等諸因素密切關聯。其一，地形地貌對于音樂傳播的影響。比如，長江流域傳統音樂的豐富性與多樣性特征，與其流域內發達便利的水上交通條件分不開。黃河流域戲曲音樂在中原地區的廣泛傳播，不但催生了諸多以地域性劃分的豫劇聲腔流派（豫東調、豫西調、沙河調），還營造了大量的戲曲受眾群體。其原因既是中原發達的陸路交通條件為戲曲音樂班社的跨區域流動帶來便利，同時該地區廣闊平坦的地形特點給戲臺的大面積搭建提供了方便，這些都為中原豫劇班社的跨地域流動與演出提供了諸多有利因素。然而，也正是平原地貌擁有文化傳播的便利，才逐漸加速了某些傳統音樂種類逐漸走向消失的境況。從流域文化研究看，由于造船技術與發達的水域條件，客觀上促進了音樂的跨國境、跨族群、跨地域、跨文化間的互動與交融。比如，瀾湄流域沿線國家宗教文化（南傳上座部佛教）的相似性、節慶音樂活動類似性等特點，與“瀾湄”流域發達的水運系統為文化傳播帶來諸多便利條件關系密切，即中國、老撾、泰國、緬甸、柬埔寨的傣、泰、佬等族群共同慶祝的“宋干節”（中國傣族稱為“潑水節”），不但受到流域沿線國家相同的宗教文化的影響，而且發達的湄公河流域文化廊道也給節慶活動的跨國境、跨區域、跨族群傳播營造了極其便利的交通條件。瀾湄流域傳統音樂風格的相似性與其相同流域內地理文化空間構建的趨同性關系密切。同時由流域構建的文化廊道是音樂傳播的重要通道，人員、物質、文化沿著流域傳播與其沿線內族群、社會、語言等之間的互動過程，促進了音樂之間的涵化作用，為音樂變遷與地方文化認同提供了前提。比如花鼓戲在淮河流域、長江流域的跨區域分布格局與中國南方發達的流域文化形成的便利文化通道有直接關系，花鼓戲形成的區域與跨區域音樂表演風格的多樣性與差異性也是由于其傳播過程中音樂的在地化現象導致的。

早期音樂地理學研究主要受“環境決定論”的影響。“環境決定論”主要強調地形、氣候、資源等自然地理條件對音樂形態與風格的塑造產生的直接與重要影響。文化人類學傳播學派德國地理學者F.拉采爾是“環境決定論”的倡導者，在他的《人類地理學》一書中，把人說成是環境的產物，認為人和生物一樣，他的活動、發展和分布受環境的嚴格限制，環境“以盲目的殘酷性統治著人類的命運”。受此理論的影響，音樂地理學研究強調音樂文化風格形成受制于地理環境因素中的地形地貌、氣候等綜合因素的深刻作用，即音樂風格的形成與所處的自然地理環境、人文地理環境有直接關系。中國傳統音樂種類與風格的多樣性構成不但是由于廣闊復雜的地理環境的影響，而且南北氣候特征的巨大差異性也是其特點形成的主要原因之一。比如山脈、高原、江河湖海等構成的自然地理文化空間對音樂風格的形成與傳播帶來重要影響，它既有利于音樂的跨族群、跨區域傳播，同時又由于古代造船、造橋、隧道開挖等技術的嚴重落后，反而因為其嚴重的地理阻礙為傳統音樂的傳承和風格多樣化的構建帶來了先決條件。所以，“路”地理文化空間不僅影響了區域內傳統樂舞文化的本體與風格的形成與建構，而且獨特的地理文化空間環境還賦予其特有的人文象征意義，即自然與人文地理文化空間的形態特點，影響和制約著傳統樂舞的結構、風格與文化意義的生成條件。

（二）音樂與氣候的關系

“環境決定論”視域中的“音—地”關系就是聚焦氣候環境與傳統音樂種類豐富性與多樣性的關聯問題。比如氣候溫暖與土壤肥沃的優勢會催生諸多與農事有關的節慶和音樂舞蹈活動。中國南方到東南亞國家傳統樂舞種類繁多與風格的多樣性特征大多與其氣候溫潤、土地肥沃等地理氣候條件有直接關系。正如澳大利亞籍東南亞歷史研究學者安東尼·瑞德（Anthony Reid）認為：“這里氣候溫和，基本食物如魚米和水果都比世界其他大多數地區來得容易，得天獨厚的自然條件使得東南亞人無須為生存而沒完沒了地拼命勞作。他們比同時代其他國家的人有更多的時間投入我們今天稱之為休閑的活動。的確，在歐洲人看來，他們所遇到的東南亞人都有大量的閑暇時光在晚上互對歌謠、擺設筵席、玩玩游戲、娛樂消遣。”美國地理學者E.亨廷頓（Ellsworth Huntinton,1876—1947）在其《氣候與文明》一書中，特別強調氣候對人類文明的決定性作用。泰國東北部伊桑地區諸多豐富的大型節慶樂舞活動，不但與這里濃厚的南傳上座部佛教文化有關，更多原因是這里氣候溫暖、土地肥沃、農事活動豐富等諸多因素催生了諸如“火箭節”“宋干節”“大象節”“蠟燭節”（烏汶府），以及泰國南部尖竹汶府的“榴蓮節”等大型節慶音樂活動。還如，泰國東北部與老撾交界處是比較典型的農業生產區域，這里有比較豐富的農業與植物資源，為伊桑樂器的制作提供了豐富的自然資源，這里的代表性樂器諸如Khaen（排笙）、Saw類（拉弦樂器）Ponglang（類似于木琴）等傳統樂器多用竹子、椰殼等本地材料制作而成，鮮明表達了音樂與自然地理環境之間的密切關系。澳大利亞學者安東尼·瑞德在其《東南亞的貿易時代：1450—1680年——季風吹拂下的土地》中認為：“如果說擁有銅質樂器和高級氣派的管弦樂隊是東南亞富人的特權，那么大部分簡易樂器(鼓、長笛、雙簧管和弦樂器）則是人人使用。生活簡陋的村民們用竹子、椰子殼、貝葉做成廉價的樂器，即使舂米的節奏也被用來為歌唱伴奏。”中國南方省份的采茶戲、長江流域薅草鑼鼓的生成也多與其地域內的農業與農事特征有關。因此，中國傳統音樂類型與風格的多樣性與豐富性特征與其所處的復雜地理文化環境有直接關系。換言之，地理文化空間中的地理文化形態，民俗、方言、歷史、地形地貌的差異性特征導致了中國傳統音樂的多樣性特點。

音樂地理學研究主要受到文化人類學傳播學派與比較音樂學的影響，聚焦音樂形態（音階、調式、旋律等）與地形地貌、氣候等地理環境之間的關系考察，即“音樂—地理”（地形地貌、氣候）的關系問題探究。早期音樂地理學研究尤其注意到地形地貌、氣候等狀況對音樂風格形成引起的至關重要作用。當然現在看來，這一傳播學派的理論思維還略顯局限性，特別是受到“環境決定論”的影響，傳統音樂地理學研究通常將音樂的形態特征形成置于固定不變的自然地理文化環境中進行互動思考，主要關注音樂與地理環境中地形地貌、氣候等諸多因素之間展開的實證主義研究，忽略了地理文化空間的動態性與歷時性意義構建（如政治、社會、經濟變遷等）給區域內音樂風格變遷帶來的直接或間接影響。因為“自然、景觀、地方、空間等地理學要素也并非‘文化’被動的表達或容器，而是建構意義與價值系統的關鍵維度”，所以，早期音樂地理學研究忽略了地理文化空間（如線性音樂文化空間）意義構建與音樂風格的關聯思考。換句話說，我們只關注諸如地形地貌、氣候狀況等地理環境對音樂種類與風格形成帶來的作用，忽略了地理文化空間動態性建構對于音樂風格變遷的底層邏輯思考，即學者的研究可能忽略了地理文化空間建構中的“族群景觀”“科技景觀”“金融景觀”“媒體景觀”“意識形態景觀”五種文化景觀對區域地方音樂風格形成、發展與變遷帶來的間接影響。

二、“音樂—人（族群）—地理（地形地貌、氣候）”的關系問題

20世紀中葉，隨著民族音樂學研究的進一步拓展，音樂地理學開始從“環境決定論”的研究理念逐漸走向人文地理學、歷史地理學等諸理論視域下的重視“音樂”“人”“地理”之間互動關系的思考。作為音樂地理學研究的第二個階段，它突出了“人”作為地理文化空間建構中的主體性與能動性要素，尤其與地域音樂文化建構有關的“人”的主動性對于音樂“地方性“形成起到了關鍵作用。民族音樂學家約翰·布萊金（John Blacking）在研究非洲文達人音樂時認為：“音樂永遠不可能在其自身中成長，所有的音樂都是整個民族的音樂，也就是說，如果離開了人類之間的交往，音樂就無法被傳播，也沒有任何意義。”因此，音樂地理學研究不但要聚焦于“音樂—地理”之間的勾連關系思考，而且要將地方的“人”作為文化主體性置于“音樂—地理”關系中來審視，即“音—人—地”的關系思維，此時的“人”主要是指特定地理文化空間中的族群景觀構成，或者地域內族群構成。比如，外來移民與地方本土人之間的交往交流交融對音樂風格的“地方性”產生了影響。此時的“地”主要是指地理學層面的概念，包括地形地貌、氣候等維度。音樂地理學研究從強調“音—地”關系研究，到強調地域內“人”為主體性的“音—地”關系思維，就是從“環境決定論”走向人文地理學（文化生態學）思維的一個重要轉向。早期音樂地理學研究多是將形態結構與地理環境之間的因果關系脫離地理文化歷史語境之外進行思考，部分研究成果基本是結合音樂舞蹈集成材料與地理形態進行的關聯分析。因此，音樂地理學與人文地理學研究的結合，就是突出了特定地域內族群與其文化歷史構成對音樂風格帶來的重要影響，尤其是移民文化導致的語言、音樂之間的互動與交融，形成了地域音樂的涵化現象。因為研究音樂的結構與風格特征離不開對“人”的因素的綜合考察，作為音樂的建構者、音樂象征與意義的編織與闡釋者的主體——人（如“非遺”傳承人等）在音樂藝術形態與風格特征的形成方面起到了決定性作用。音樂地理學研究對“人”因素的關注，可以有效避免音樂地理學研究中實證主義（或本質主義）思維，有助于將“音—地”關系思維置于“人”編織的文化網絡中展開互動研究。地域內的音樂風格雖然與地理環境有重要聯系，但是“人”在創造音樂、發明文化方面所具有的強大能動作用是我們不能忽視的。正如美國人類學家克利福德·吉爾茲(Clifford Geertz)認為，文化就是這樣一張由人自己所編織的意義之網，因此對文化的分析不是一種尋求規律的實驗科學，而是一種探求意義的解釋科學。同時人員的往來、物資的交流、文化的傳播等都是靠“人”來完成的，這種“人”的互動交往過程中產生了諸多新的音樂類型。同時通過地方文化中的“人”建構的音樂來塑造地方性文化認同，這種音樂作為地方文化符號的建構，充分表征了其族群文化身份與地域歸屬感。因此，將地域內“人”的主體性、能動性置于音樂風格生成與地理文化環境的互動關系中思考，是音樂地理學研究范式的第二個階段。由此看出，音樂地理學關注特定地域內族群文化構成中“人”的因素，補充了基于“環境決定論”視域中“音樂—地理”關聯問題研究的缺憾，強調了地理音樂文化空間構建不但受制于獨特的地形地貌、氣候等因素，而且其地域文化中“人”在建構地域音樂風格與象征意義方面所起到的重要作用。

從中國音樂地理學的研究歷史軌跡來看，喬建中先生20世紀80年代初就開始關注中國傳統音樂的空間分布現象，他在基于自己以往研究思維基礎上，以漢族民歌區域劃分為研究載體，開始深入系統關注“音—地—人”的關系問題，為中國音樂地理學研究建立了初步的理論框架。總之，音樂地理學發展的第二個階段更加強調地理文化空間歷史建構中族群因素（“人”）對于地方傳統音樂文化形成帶來的直接影響，即傳統音樂“地方感”的形成不但受到自然地理形態（地形地貌、氣候等）影響，而且與移民文化、地方習俗等與“人”（“族群文化景觀”）等因素有重要聯系。同時聚焦于特定地理文化空間中的族群構成對傳統音樂風格的影響，是對地理學研究中關于“環境決定論”思維的一個豐富有效的補充，也凸顯音樂地理學研究中重視特定地理音樂文化空間建構中的“人”的主體性、能動性的作用。正是地理文化空間中族群文化景觀的多樣性構成（如移民文化的復雜性），才形塑了傳統音樂文化風格的差異性特征。因此，民歌色彩區的形成不但是由特定的地理空間環境決定的，而且更多地與“人”關聯的語言、民俗、歷史等人文因素關系密切。

三、“音樂—人—地（地形地貌、氣候）—地理空間（意義變遷）”關系問題

20世紀80年代，美國地理學家愛德華·蘇賈（Edward Soja）是后現代地理學的代表人物之一。音樂地理學研究的第三個階段是音樂地理學研究范式的后現代轉向。音樂地理學受到后現代地理學（新文化地理學）思潮的影響，視地理空間不再是固定不變的地理學意義的地形地貌、氣候等概念，而是將其視為一個歷時性與共時性動態的權力空間、意義空間、政治空間等。強調地理文化空間構成不僅是自然地理形態的物理空間載體，還是政治、歷史、社會、文化、宗教、族群、權力和意義的產物。同時受列斐伏爾“空間生產理論”的影響，后現代音樂地理學突破了對地理文化空間的靜態認知思維，揭示了地理文化空間塑造與權力之間的互動關系導致的空間意義變遷、空間表征的重構現象。

地理文化空間的歷時性變遷對音樂風格、文化功能意義的改變作用至關重要。因為我們只關注靜態的自然地理文化空間問題的討論，未將其看成一種文本構建，便缺少對作為文化地理學視域下的空間構建與其空間中各種傳統文化事項生成之間的勾連關系問題的思考。比如，當代兩位著名后現代音樂地理學研究者約翰·康奈爾（John Connell ）和克里斯·吉布森（Chris Gibson）合著的《聲音的軌跡：流行音樂、身份與空間》（Sound Tracks: Popular Music, Identity and Place )，這是現代音樂地理學的集大成之作。作者不僅分析了音樂與身份認同的關系，還深入探討了全球化背景下音樂產業的地理空間演變。該著作標志著音樂研究從傳統的“形態描述”轉向了“空間生產”與“全球化認同”的深度探討。比如，地域內社會、政治、文化制度的變遷對音樂的“地方感”建構、音樂的保護與傳承工作影響很大。音樂風格形成既與特定的地形地貌、氣候等因素相關，也與其族群景觀構成的“人”編織的文化密不可分。這種由“人”自我編織的意義之網也導致了地理文化空間意義的變遷。“地理—地理文化空間”是基于地理學緯度中的概念的擴展，“地理”主要是指地理學形態的概念（如自然地理形態），地理文化空間主要包括“人”建構的地域文化網絡，含地域歷史、地方語言、地方民俗、地方政治、地方宗教文化等內容。所以地理文化空間不是固定的，而是長期的、地域性歷史建構的過程。由此看出，音樂地理學研究的后現代主義轉向的問題模型：“音樂（形態與意義）—人（族群景觀）—地理（地形地貌、氣候）—地理文化空間（意義變遷）”的互動關系。這種問題模型突出強調了地理文化空間意義作用如何構建音樂形態與文化象征等關系問題。比如,美國音樂地理學奠基人喬治·O.卡尼（George O. Carney）在其撰寫的《人民與地方之聲：美國民間與流行音樂地理學》（The Sounds of People and Places: A Geography of American Folk and Popular Music）中，探討了美國民謠和流行音樂的地理分布，研究了音樂如何作為“地方感”的表達方式。提出音樂地理學研究的五個維度（起源、擴散、分布、區域化、景觀）。當下音樂地理學倡導的跨學科整體性研究思維，會全面地探究“音樂—人—地理—地理空間”之間的多維互動關系問題。聚焦于地理文化的社會空間、經濟空間、政治空間、宗教空間、技術空間、意識形態空間等因素的考察，突出音樂地理文化空間多重意義建構的研究。尤其將地理文化空間視為一種權力空間、意義空間、空間表征、知識空間來審視，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環境決定論”帶來的本質主義、實證主義研究缺憾。在立足于“音—地”關系研究基礎上，重視“人”的因素導致的地理文化空間的意義變遷，即由權力空間導致的地理文化空間的意義與空間表征的重構。換言之，特定地理文化區域音樂風格生成與變遷，不但取決于特定的地理環境因素的制約，而且其空間意義的重構也是影響音樂風格變遷的一種非常重要的深層文化因素。因為“文化決定論”建構了“音—地”之間密切的互動關系，而地理文化空間的意義變遷則導致了音樂結構、文化表征與功能的重構現象，構成了音樂的“再語境化”與“地方性”生產的前提。后現代地理學研究主要強調特定的地理文化空間構建作用于音樂風格與意義。尤其強調音樂文化地理空間的社會學、政治學思維，突出其空間的歷時性與共時性構建所賦予區域內音樂風格與意義問題的思考。正如邁克·克朗（Mike Crang）認為，文化地理學“不僅研究文化在不同地域空間的分布情況，同時也研究文化是如何賦予空間以意義的”。

隨著新文化地理學、后現代地理學理論的介入，音樂地理學研究不再一味地追求地理形態與音樂形成的勾連思考，而轉向聚焦于地理文化空間的歷時性構建與音樂風格變遷之間關系問題的探究，即地理文化空間的社會性、政治性變遷與地域性音樂認同或“地方感”形成問題的考察。音樂地理學研究的后現代轉向就是繼承“地理環境決定論”與“音—地—人”基礎上視“地理空間”為“意義空間的集合體”來看待，這是對音樂地理學研究觀念的突破與拓展。因為地理環境特點并不是音樂風格形成的唯一決定因素，地理文化空間的社會、政治性變遷通常會對音樂風格與文化功能重建起到關鍵作用，所以“在對待時間、過去和歷史方面，傳統文化地理學更強調文化的歷史性漫長演化，而新文化地理學則強調文化的空間性作用所導致的快速變化”。因此,音樂形態風格的形成不但受到自然地理形態的深刻影響，而且受到地理文化空間構建的社會學、政治學、移民、經濟學、宗教學等諸多因素的限制。因為“文化地理學研究人類生活的多樣性和差異性，研究人們如何闡釋和利用地理空間，即研究與地理環境有關的人文活動，研究這些空間和地點是怎樣保留了產生于斯的文化”，所以音樂地理學研究的后現代轉向就是要突出地理文化空間意義、觀念變遷導致的音樂形態與表征的重構研究。總之，音樂地理學從聚焦于音樂風格形成與自然地理環境的關系，到關注人文地理學或文化生態學強調的地理環境中社會、歷史、民俗、宗教、經濟、方言等諸多人文社會因素對音樂的影響，再發展為關注音樂的形成、發展與地理文化空間意義（表征）、觀念變遷的關系探究，即地理文化空間觀念、意義的政治學、社會學等內部因素的重構與音樂種類形成、風格生成與音樂象征意義變遷之間的關系問題探究。尤其從20世紀90年代起，研究重點從“音樂在哪里”轉向“音樂如何構建地方感”以及其中蘊含的社會權力關系。比如，新加坡著名音樂地理學家江莉莉（Lily Kong）著有《地理分析中的流行音樂》（Popular music in geographical analyses）。該書批判了早期研究過于機械的地理空間描述，主張引入“文化政治”分析視角。作者指出音樂并非只是地理景觀的反映，而是積極參與了社會關系的生產、認同的構建以及對公共空間的爭奪。她提出地理學者應主要關注音樂背后的族群、階級和性別政治。因此，關注音樂與地理空間意義、表征、觀念互動關系問題，是音樂地理學研究從“環境決定論”到“文化生態學”（人文地理學）思維，再到空間研究的后現代轉型，即“音樂—地理”的關系、“音樂—人—地理（地形地貌）”的關系、“音樂—人—地理—空間（意義變遷）”關系問題的探究。從上述三重關系看出，音樂地理學研究從早期突出音樂風格的實證主義研究，到具有文化生態學思維的“文化整體觀”考察，再到地理空間意義的跨學科研究范式的后現代轉型，每一個階段都是音樂地理學研究觀念、研究范式對前一個階段的豐富與拓展。

總之，音樂地理學研究多關注音樂風格的顯性因素構成，后現代地理學在基于跨學科研究基礎上，重點強調地理空間的意義構建與音樂的身份認同、地域認同（“地方感”）、音樂變遷、象征意義生成等諸多因素之間的隱性互動關系問題。換言之，我們應該關注空間的歷史文化構建與音樂“地方感”的形成，即地理文化空間的歷史構建（方言、民俗、儀式、宗教、社會等）與音樂傳播中的在地實踐（“地方感”）。因為“一個地方所擁有的歷史往往與實踐分不開，正是實踐中形成的歷史、文化、語言促成了地方的意義與差異；而地方又反過來對實踐施加影響，強化其個性特色、權利關系和社會秩序”。比如傳統音樂名稱界定大多受到地理行政區劃的影響，忽略了音樂文化圈維度中音樂共性特征的考量，由此導致相同音樂種類在不同行政地理區域內保護與傳承現狀出現較大差異。以湖北老越調與河南越調為例，兩者同屬于地方戲曲音樂，由于處于不同的行政地理區劃導致的保護、傳承與受眾情況各有不同。河南越調不管是民間劇團還是國有劇團，由于具有大量的受眾群體，因此發展與傳承情況較好，加之地方劇團被劃歸省屬院團之后，極大提升了越調的傳播與影響力。尤其在豫劇、京劇影響下，河南越調在唱腔、樂隊、舞臺化妝等方面的“經典化”建構更為明顯，進一步拓展了受眾群體。相比而言，湖北老越調音樂保存得較為傳統，但是發展與受眾范圍則不容樂觀。由此看出，同一個音樂品種由于行政地理空間的人為切割，無形中改變了其傳承、發展的命運，出現較大的差異性。同時也說明地域文化空間的政治性意義變遷對傳統音樂的保護與傳承帶來的潛在影響，且看出“環境決定論”思維給音樂地理學研究帶來的某些局限性。

四、音樂地理學與民族音樂學的關系問題

首先，音樂地理學與民族音樂學的關系在概念上既有區別又有聯系。音樂地理學主要聚焦音樂風格生成與地理環境（自然與人文地理）的相互作用問題。它是強調音樂風格、表演形式等的空間分布及其成因的一門具有民族音樂學特性的研究領域。民族音樂學則是考察音樂生成與其特定政治、歷史、社會、地理等諸多文化語境中的互動關系問題，是一門音樂學研究的下屬分支學科。從兩者的研究范式來說，都是強調音樂形成與文化語境的勾連關系思考。音樂地理學則更加聚焦音樂與地理環境的相互作用問題的探究，民族音樂學更加突出研究的跨學科語境，主要強調音樂作為一種文化或者“文化中的音樂”來考察。作為民族音樂學關注的一個研究領域，音樂地理學研究范式更加聚焦，主要是基于“音—地”關系展開不同階段的拓展性研究。相比而言，民族音樂學研究范式更具有綜合性、開放性與包容性，音樂與地理環境的關系思維只是其關注的一個側面。因此，音樂地理學是民族音樂學跨學科研究中需借鑒的、必不可少的研究范式之一。從研究領域、研究對象、研究理念與學科范式來看，聚焦音樂與地理文化空間的互動問題是民族音樂學（音樂人類學）研究的一個主要領域，尤其在文化生態學影響下突出“音—地—人”三者關系問題的討論。音樂地理學從研究理念來看，與民族音樂學部分研究視角、研究觀念等有諸多不謀而合之處，即兩者之間具有很強的親緣關系。尤其它是民族音樂學學科發展中受到人文地理學、歷史地理學、后現代地理學等理論影響下的一個研究領域。從學科發展史來看，民族音樂學早期研究（比較音樂學）也關注到音樂與地理的關系問題，比如東歐學派巴托克結合語言學理論對東歐諸民族音樂（如匈牙利民歌）的地域性特征進行了深入研究。“特別是對東歐諸民族和地區的民間音樂進行了認真的比較，力圖描繪出東歐和中歐民間音樂的各個層次的平面圖，既注意到他們的共性，也指出因種族和地區造成的各種差異。”可以看出，比較音樂學時期東歐學派已經關注到民歌風格與地域性語言之間的關系問題。早期中國音樂地理學研究群體也主要關注民歌風格與地理環境的互動關系，這些學者多是由從事傳統音樂研究背景的學者（如苗晶、喬建中、楊長雄等學者）構成，其研究成果主要關注音樂形態（音階、調式）與地理文化環境之間的關系問題。結合比較音樂學與中國早期音樂地理學研究特點可以看出，兩者的共同之處是：都主要關注民歌形態與地域性環境之間的互動關系，都力圖強調音樂與地理環境的互動性研究。

其次，音樂地理學主要突出音樂形態（音階、調式）形成與地理環境的關系的研究。目前來看，音樂地理學多傾向于中國傳統音樂學的研究，主要是音樂形態結構（音階、調式、旋律與方言字調）生成與地理文化環境關系的問題追問。其研究理念多是從靜態空間分布出發揭示音樂與環境的關聯問題，民族音樂學則從活態的田野現場出發（表演民族志）聚焦音樂結構、風格生成與其表演語境的互動關系。民族音樂學研究同時借鑒了音樂地理學研究的思維，關注音樂形態生成的深層原因，其不但聚焦于音樂學、民族學、人類學、歷史學等理論，而且從地理環境的形態特征出發分析音樂風格形成的背后原因。民族音樂學對音樂民族志書寫的“時空感”（時間感、空間感或者方位感）的詳細描述，也是音樂地理學關注的焦點之一。伍國棟先生認為：“由于民族音樂學描述和研究的音樂對象（特別是其中的民間音樂類型），在留存和分布上總是依賴人類社會群體生活而表現為一定的自然空間區域范圍，而且這些音樂事象又無時無刻不受賴以生存空間范圍的自然環境與人文環境的影響和制約，所以民族音樂學勢必會與地理學及其有關分支學科，在基礎理論和方法論上發生相關的必然聯系。”因此，民族音樂學田野工作或者音樂民族志書寫過程中繪制的“田野地圖”，其中蘊含的田野點的“空間感”離不開地理學的基本常識。因為“‘田野地圖’呈現出民族音樂學田野工作的兩個‘在場’：即田野在場與空間在場。前者主要是指民族音樂學研究者實際的田野過程與經歷，即跑了多少田野點，都去了哪里，即田野行程軌跡；后者主要是指田野點所包含的時間感與空間感（地理與社會文化空間）”，所以民族音樂學在案頭工作、田野現場與音樂民族志書寫等方面更是離不開地理學概念的思維。田野在場的概念不但是研究者實地進行考察的“在場”，更是其民族志書寫的地理空間方位的“在場”。音樂地理學思維對于深入思考民族音樂學田野考察點“時空感”與音樂的互動關系問題提供了諸多重要的學術靈感。

最后，音樂地理學與民族音樂學研究側重點略有細微區別。音樂地理學主要關注“音樂與環境”的“表層關系”“深層關系”“儲存關系”問題的討論。民族音樂學則更多地結合跨學科理論針對文化語境中的音樂風格與其象征意義生成展開的“多模態”互動研究。音樂地理學是民族音樂學整個綜合性多維度研究中比較重要的一部分。當下，中國民族音樂學研究者特別關注到“線性音樂文化空間”建構與意義變遷關系問題，專注于地理文化空間的政治性、社會性變遷對地域內音樂種類與風格的影響。尤其是學界受到民族學（“路”學）、人類學（流域人類學）等研究學者觀念的深刻影響，開始關注以“流域”“走廊”“通道”等為代表的“線性音樂文化空間研究”，其中楊紅、趙書峰、張應華、胡曉東等學者，針對“音樂—‘路’”關系問題展開系統思考。上述學者的研究范式、研究理念多是聚焦于民族音樂學與文化人類學等理論思維。他們不僅僅關注音樂與地理環境的勾連關系，還重點突出“路”作為一種文化廊道來立體綜合研究。這些成果彰顯音樂地理學研究中的跨學科意義與后現代思維，即：將“音樂—地理”關系問題置于“線性文化空間”建構語境中來思考。他們既關注地理自然環境對音樂風格的直接影響，又關注“文化整體觀”視域中地理文化空間意義與表征變遷導致的音樂形態與象征功能意義的改變。美國人文地理學研究者段義孚認為：“空間的意義經常與地方的意義交融在一起。空間比地方更為抽象。最初無差異的空間會變成我們逐漸熟識且賦予其價值的地方。”近年來，中國民族音樂學界關于“線性音樂文化空間研究”更是受到音樂地理學后現代思維的深刻影響，即強調線性文化廊道對音樂的跨地域、跨族群、跨文化傳播的重要性。中國民族音樂學界聚焦的音樂與“路”互動關系研究，就是基于音樂地理學研究思維（音樂—人—地），重點突出跨學科視野下音樂的生成與地理空間意義多維構建之間的互動關系問題研究。同時民族音樂學關于“音樂與地理”關聯問題的討論，不囿于后現代地理學視域下聚焦地理文化空間的多維度意義構建問題，而是將這種空間意義塑造置于跨學科研究背景中立體多維的進行審視與觀照。總之，音樂地理學是對民族音樂學研究范式的豐富與補充，而民族音樂學的后現代思維拓展了音樂地理學的研究范式與研究理念。

五、音樂地理學與民族音樂學研究范式的拓展

首先，后現代音樂地理學理論不但拓展了民族音樂學的研究視野，而且豐富了民族音樂學關于音樂與地理關系研究的理論。民族音樂學關于音樂與地理之間的關系研究多受到“環境決定論”的影響，通常只關注靜態的地理文化環境與音樂風格色彩區形成問題的思考，尤其忽略了后現代地理學（新文化地理學）關于地理文化空間的歷史性與共時性構建與音樂風格、變遷、意義生產之間的勾連關系問題的深度探究。正如筆者認為：“線性音樂文化空間研究要從跨學科視野（后現代地理學、新文化地理學、語言音樂學等）關注傳統音樂生成構建與‘路’文化空間構建之間的勾連關系，聚焦于傳統音樂的生成、變遷與流域、古道、走廊等之間的互動關系，從其歷時性構建維度審視特定歷史語境中朝代、國家、社會、經濟、政治、宗教、軍事等之間的互文關系。”可以看出，傳統的音樂地理學研究多受制于環境決定論的影響，而后現代地理學研究理念側重從動態的視角審視音樂風格、意義構成與地理文化空間再生產之間的互文關系。或者說，音樂地理學主要聚焦于空間中的音樂的研究，側重于研究音樂現象的地理分布、空間擴散、環境影響以及地方感（地方性）的構建。受后現代地理學影響下的民族音樂學研究不再只關注靜態的族群音樂的田野考察，而是聚焦音樂在特定“文化線路”（如茶馬古道、萬里茶道等）上的動態性、流變性、整體性研究。

其次，音樂地理學研究給民族音樂學關注的流域、走廊、通道等諸多“文化線路”（如“絲綢之路”等）音樂的考察提供了一個全新的研究維度，即音樂地理學研究將上述空間視為一個流動性、整體性、系統性的線性音樂文化景觀。傳統音樂文化在這種“文化線路”中經過跨國境、跨文化、跨族群、跨區域的傳播過程中，不但有代際之間的縱向傳承（濡化），而且在不同族群音樂文化間的互動交流過程中出現了在地化現象（涵化）。這不但呈現了傳統文化在線性文化空間傳播中的代際傳承，而且在多民族音樂文化互動中實現了交往交流交融。正如《國際古跡遺址理事會文化路線憲章》認為：“‘文化路線’將地理環境和各種不同的文化遺產連接起來，形成一個統一的整體。文化路線及其沿途環境與不同的景觀（包括自然景觀和人文景觀）息息相關，這些景觀只是路線的組成部分之一，并且根據其途經的不同區域和地區，各自具有獨有的特征和個性。不同的景觀共同塑造了文化路線各個路段的特色，豐富了其整體內涵。”

再次，從歷史民族音樂學到后現代地理學研究，就是從聚焦音樂的歷時性探究到空間意義再生產研究的理論范式拓展。歷史民族音樂學往往側重于音樂的歷史演變和文化傳承研究，而后現代音樂地理學則強調地理空間屬性與敘事問題的討論。因此，研究者不僅要關注音樂“是什么”“如何演變”，而且要聚焦在流動的線性音樂文化景觀中音樂變遷與空間生產之間的互動關系。要尤其關注族群傳統音樂文化在遺產廊道傳播過程中如何建構而成一種高度雜糅性、混合性的音樂“第三文化空間”。比如，南方海上絲綢之路與湄公河三角洲便利發達的水上交通條件，形成了華人傳統音樂在越南南部的傳承與在地化藝術實踐，由此產生了胡志明市最具代表性與影響力的“才子音樂”。它融合了廣東嶺南音樂、越南中部順化的宮廷音樂（雅樂）與南方民間音樂，其伴奏樂器主要有月琴、三弦、二胡、琵琶、凹指吉他等。，并于2013年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人類口頭與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

最后，音樂地理學十分關注音聲景觀（Soundscape）的研究。它通常將音樂視為城市、鄉村中一種特殊的具有文化性、物理性與藝術性的聽覺聲音景觀。這種研究視域促使民族音樂學者在音樂民族志調查中不但要記錄音樂形態結構，還要關注聲音景觀構造如何形塑音樂的地域身份（地方感）和空間（地理空間、意義空間）感。換言之，音樂地理學研究不但可以有效觀照傳統音樂在特定的地理文化空間傳播過程中諸如移民音樂、流散音樂在不同的地理環境下的形態變遷與身份認同的重構問題，也有助于深入分析地理文化空間權力、話語構建與音樂意義生產之間的緊密關系問題。

結 語

中國音樂地理學研究從重點關注“音樂—地理”的互動關系，到強調以“人”為主體性、能動性情境中的“音樂—地理—人”的三維互動思維，再到后現代主義視野下的“音樂—人—地理—地理空間（意義變遷）”的立體多維研究，即音樂地理學研究還是要基于“環境決定論”“文化生態學”或者“文化整體觀”思維下聚焦“音樂—人—地理（地形地貌等）—空間意義”的多重互動關系研究。這不但是研究思維、研究觀念的變遷和研究范式的調整，也是聚焦于“人”導致的“空間意義變遷”對音樂風格構成與文化象征意義重構帶來的深層影響。換言之，音樂地理學研究的后現代轉向，強調地理文化空間的社會性、政治性建構給地方區域傳統音樂文化的風格、身份與認同、功能意義變遷帶來的重要作用，即關注地理文化空間的政治學、社會學、經濟學、宗教學等方面的研究，聚焦于多種權力關系互動作用下的地理文化空間重構與音樂形態、象征意義變遷之間的關系與作用問題的討論。當下以“流域”“走廊”“通道”為代表的“線性音樂文化空間研究”是中國民族音樂學界的熱點話題。這些研究多是基于“音樂—‘路’”顯性與隱性互動因素，結合實地的田野工作展開系統研究，它既是對中國音樂地理學研究對象、研究范圍的擴展，又是對其研究理念、研究范式的有益補充。音樂地理學研究不但豐富了民族音樂學研究視域，而且有助于深入多角度審視與觀照音樂結構、風格與象征意義生成問題。尤其音樂地理學研究的“空間轉向”，既有助于我們靜態地關注特定地理文化空間中音樂的風格與意義構成，又可以從另一個角度聚焦地理文化空間意義構建的動態性與其音樂風格、意義變遷之間的勾連關系問題。

(責任編輯 何婷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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