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反精神病學……為什么大家都在“搶”弗洛伊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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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洛伊德，1856年生于摩拉維亞，精神分析之父，二十世紀思想版圖上繞不開的那個人。他的學說改變了人理解自己的方式：無意識、壓抑、俄狄浦斯情結、釋夢——這些概念早已溢出診室，滲透進文學、藝術、社會學乃至日常語言。他活著的時候，被保守勢力斥為“泛性論者”，被正統醫學界排擠，死后又被奉為思想大師。但無論毀譽，很少有人能真的對他視而不見。

弗洛伊德在診療椅旁

不過，弗洛伊德的命運不只是被崇拜或否定。更耐人尋味的是，他被“借用”了。

過去一百年里，從法蘭克福學派到拉康，從《反俄狄浦斯》到后俄狄浦斯女性主義，反精神病學運動拿他當武器又拿他當靶子，不同陣營的人不斷“搶”他、改他、罵他、利用他。為什么一個講性和無意識的維也納醫生，變成了誰都繞不過去的人？

下文節選自文景“弗洛伊德作品集”的首卷《多拉：關于一個癔癥案例分析的片段》。多拉是弗洛伊德最著名的女病人之一，留下了精神分析史上最富爭議的案例。而這篇總序則把鏡頭拉到更遠處，看弗洛伊德的思想如何在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反精神病學等不同陣營里被爭奪、被改造、被反復質問。

《多拉：關于一個癔癥案例分析的片段》

[奧]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著

孫飛宇 譯

今天是弗洛伊德誕辰170周年，讓我們重讀弗洛伊德，重新認識這個影響人類思想史的大家。

從弗洛伊德 - 馬克思主義到弗洛伊德 - 女性主義

節選自文景“弗洛伊德作品集”首卷

《多拉：關于一個癔癥案例分析的片段》總序

美國學界在二戰之后才開始重讀弗洛伊德。在當時，這一重讀的意義并不僅限于拓展社會學的領域，還在于拓寬美國自身偏狹的自我認同。就前者而言，帕森斯那涂爾干式的文化理論必然會排除弗洛伊德式驅力主義，以便將精神分析帶入社會互動的自由主義意志論范式。盡管在心理—歷史層面上，弗洛伊德有關宗教作為強迫性神經癥的概念，與帕森斯有關宗教自由發展的概念以及資本主義在現代個體主義中進展的概念格格不入，但是帕森斯也因其自身的分析需要而受到了弗洛伊德影響。比如，他會運用弗洛伊德式的心理構成來面對社會—心理以及心理—文化系統。

就后者而言，這一重讀與當時美國的命運問題息息相關。美國曾經挽救民主于法西斯主義，并使得資本主義發展繁榮起來。不過，作為馬歇爾計劃的回報，美國同時也引進了許多歐洲學者，從火箭技術科學家到批判性的馬克思主義者以及弗洛伊德主義者等等，林林總總，應有盡有。具有諷刺意義的是，在其中，法蘭克福學派在將弗洛伊德重新引入美國的同時，也引入了一種形式復雜的社會科學與文化分析式的馬克思主義，并促成了自20世紀60年代以來在盎格魯-美利堅盛行的學界傳統。

當然，馬克思與弗洛伊德的結合并非易事。它需要同時對精神分析和馬克思主義進行同等的深度反思。在這一反思中產生的“弗洛伊德-馬克思主義”將一名桀驁不馴的孩童引入了理論的殿堂。它的核心是要將政治革命縮略為性革命的誘惑。這就要求有另外兩種嘗試：將經濟視為歷史性匱乏的源泉，以及將家庭視為與之相應的性抑制之源泉。如此，便可用精神分析來反詰馬克思了：將性從（布爾喬亞）家庭中解放出來，就會帶來由充足經濟所認可的快樂。

但是這并沒有讓弗洛伊德與馬克思走得更近。在將二者結合在一起的努力中，我們回到了文明的問題，或者說人性本質的問題：人性是植根于生物性的，抑或其生物性是可以修改的？人性是反社會的，即人在社會中是不快樂的，還是社會化的人性及其升華證明了人性不過是第二本性？以上也正是馬爾庫塞、布朗以及菲利普·瑞夫等人在其一系列工作中所處理的問題。

轉向弗洛伊德，同時也意味著背棄了“粗俗的黑格爾主義”及“粗俗的馬克思主義”對于經濟、社會及人性之間文明化關聯的討論。在這一點上，弗洛姆對弗洛伊德后期作品（1920年以后）的研究可以視為起點。

在法國，馬克思主義者們曾經將精神分析視為布爾喬亞式的主體性意識形態。但是在薩特對于精神分析的存在主義批判之后，他們也轉向了精神分析。不過，考慮到英國的萊因和庫珀對存在主義的解讀，薩特也可以算作由福柯接手的反精神病學運動的源頭之一。精神分析為反精神病學運動提供了論點，但是隨即又作為家庭化秩序以及資本主義抑制的既定意識形態而與之發生沖突。在這一方面的重要著作，當屬德勒茲與加塔利的《反俄狄浦斯》。

《反俄狄浦斯》

弗洛伊德的傳統所發展出來的另外一條線索在于對女性主義的影響。在歐陸哲學傳統中，對于女性的研究曾一直都是盲點，即使馬克思主義的傳統也不例外。重新思考婦女之性，重新思考其繁殖生產的社會—心理成本，以及重新定義異性之間的關系，所有這些都使得重返弗洛伊德成為必然。在女性研究的傳統中，有關婦女他者性（otherness）的第二性思想及將婦女限定為維多利亞式癔癥的女性奧秘性等，都可以在猶太式的家長制以及精神與社會閹割之中找到歷史淵源。

如今，女性主義學者群體已經蔚為大觀。這一研究傳統一直都鼓勵婦女從其自身的權利/書寫角度來重構女性、家庭以及孩童看護的父權制理念。要對這一群體做出總結，就不得不忽略早期盎格魯-美利堅女性主義與以拉康精神分析、解構主義及符號學為理論來源的法蘭西女性主義之間的細微差別。

女性主義與拉康之間的復雜關系甚難得到理解，它堪稱婦女運動之謎。拉康重讀弗洛伊德并以之重返哲學、精神分析、反精神病學、婦女研究等等。拉康的起點是要修正弗洛伊德式的心理主義，這正如阿爾都塞（Louis Althusser）將馬克思主義與精神分析連接在一起的努力。

隨后，拉康對社會學的貢獻在于拒棄了在個人行為與社會機構之間尋求決定主義的嘗試。社會從未超越個體。它存在于日常語言之中。主體與客體、男性主義與女性主義也因此而得到調和。社會并沒有因為法律的負擔而丟失自然的性質。在俄狄浦斯式的家庭中，親屬與父權制的概念被召喚而來，以將前俄狄浦斯式的嬰孩從與母性交融無間的虛擬秩序轉變成社會差異的符號性結構。對拉康來說，個體主義乃是源于（母性）鏡子之中的一個幻覺，所以才構成了無休止追問著的主體。這是束縛與誘惑之主體的，是病人與學生的，是消費者與政治主體的慣技。簡言之，對基于文化批評主義的精神分析來說，這是它那不計其數的客體，也即資本身體的慣技。

《盲人俄狄浦斯將他的孩子托付給諸神》，貝尼涅·加涅羅創作于1784年，收藏于瑞典斯德哥爾摩藝術博物館

后俄狄浦斯女性主義放棄了前俄狄浦斯的母體，而它的婦女之性的反父權制政治也在同等程度上忽視了由無意識為認同設下的前俄狄浦斯的限定。女性主義法學家們在母親身份以及母性在公共生活中的問題上爭執不休。兼顧工作與育兒，生育控制尤其是墮胎，以及女性身份政治指導下的平權運動——這些挑戰也促使法學女性主義者進行了大量理論研究，甚至催生出某種母性法學。

女性在其拓展的社會經濟與政治生活中對于精神分析的借用，首先體現在婦女們拓寬了“純粹知識”與“政治知識”之間的區別。此外，她們還擴展了主宰現代性的男性敘述，關注到了敘述的女性方面，并開啟了一種自由的、生成—女性（gynesis）的女性社會敘述。

需要指出的是，對男性/女性二分法的解構已經在同等程度上被男性和女性理論家們所運用。在美國，斯托勒、莫尼和埃爾哈特等人關于生物與文化因素對性別差異方面的影響的工作，可以視為開山之作。總而言之，一俟社會建構主義的大門打開，大量關于性別及種族的研究便隨之而來。不過在這里重要的是要記住：比起在學術界之外的女性來說，學術女性重新書寫和重新閱讀“婦女”的工作要容易得多。

多拉

關于一個癔癥案例分析的片段

[奧]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著

孫飛宇 譯

?夢的解析于真實病例中的首度錘煉，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生涯的真正開端

?權威新譯詳解，以多語種參比揭精神分析真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