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佩琦：尚鉞坎坷知多少

先師尚鉞是五四時期著名的青年文學家，也是黨的老革命戰士，后來，又以史學聞名于世。在他有生的最后幾年中，我有幸作為學生和助手聆聽他的教誨。尚鉞師逝世時，我擬了這樣一副挽聯，以寄托哀思：

一生坎坷緣強項，堅持馬列，鳴雷萬里，沖天正氣；

四壁蕭然為愛書，追溯狐遷，盤石千古，立地文章。

其實，我也想用它概括先師不平凡的一生。但先師的道德文章，煜煜生輝，我的拙筆豈能及其一二，尚鉞師一生給人印象最深的是他為追求真理而歷不盡的艱難坎坷，和他一往直前、百折不撓的錚錚鐵骨。謹就所聞，略予述之。

一

尚鉞1902年3月23日生于河南羅山的一個世家大族，早失怙恃，由祖母撫養成長。尚鉞說自己小時候并不是那種老實、死板的孩子，在私塾里讀四書五經老是感到枯燥無味，所以常常調皮，不好好背書，也就因此而常常受到責罰，不是挨打就是罰跪。

1917年，尚鉞15歲，由伯父尚蘅甫送到開封考入省立第二中學讀書。這時，新思潮猶如沖破寒冬的春水在大江南北蕩漾，尤其激動著青年學子們不平靜的心。五四運動爆發，在全國掀起了愛國主義的狂潮，尚鉞很快便投入到這一運動中。他參加組織河南省國貨維持會，宣傳抵制日貨，作為二中學生代表出席了省學生代表大會，被推舉為學聯的理事，參加編輯《學聯半月刊》,成了河南省學生運動中的一個活躍分子。

1921年，尚鉞考上北京大學預科，不久進入本科英國文學系學習。他隨魯迅學習《中國小說史略》等課程，并在魯迅指導下開始了文學創作，他們辦了《莽原》周刊，還辦了《狂飚》、《每日評論》、《弦上》等刊物。除了作詩、寫小說以外，他們還寫文章揭露社會黑暗，宣傳新文化、新思想。后來，尚鉞把這時期寫的小說收入了《斧背》、《病》兩個集子。魯迅在《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二集·序》中曾這樣評論尚鉞的小說：“尚鉞的創作也是意在譏刺，而且暴露、搏擊的，小說集《斧背》之名，便是自提的綱要。他創作的態度，比(黃)朋其嚴肅，取材也較為廣泛，時時描寫著風氣未開之處——河南信陽的人民。”

這時，馬克思主義已經開始在中國傳播。李大釗發表了.《庶民的勝利》、《布爾塞維主義的勝利》、《我的馬克思主義觀》等論文。當時他是北京大學圖書館館長，又給學生們講哲學課，他的思想在青年中影響甚大。尚鉞逐漸傾向革命。他常和一些同學利用假期回鄉到農民中進行進步宣傳。他們還在家鄉組織了青年學社，辦識字夜校，辦墻報，深入到農民組織“紅槍會”中去宣傳革命主張。1926年，國民革命軍勝利北上，他們曾組織農民自衛軍，準備迎接北伐。

北伐戰爭的重大勝利，使北洋軍閥統治下的北京受到極大震動，進步人士紛紛南下投奔革命。尚鉞也想投身革命，可是不知道該怎樣走。作為學生，他到蘇聯駐華商務處去請教李大釗。李大釗告訴他，北京已經無書可讀，勉勵他南下參加革命。

1927年春，尚鉞滿懷熱情來到上海。他目睹了蔣介石制造的“四一二”大屠殺，憤然溯江西上武漢，參加了國民革命軍總政治部的工作，不料，汪精衛也背叛了革命。在全國一片白色恐怖中，尚鉞在河南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秋收起義開始后，黨派他到信陽，任豫南特委宣傳鼓動部部長，并擔任工農革命軍第六大隊第四支隊(一說為第四大隊第六支隊)的黨代表。這年年底，尚鉞回羅山組織暴動。羅山縣特別支部決定首先除掉反動豪紳王少琴，以利發動群眾，確定正月十五日夜動手，派劉后生(公開身份為偽縣政府秘書)跟蹤監視，尚鉞用短槍射擊。因為劉的變節，計劃暴露。十四日夜，尚鉞被國民黨雜牌軍第十二軍第一混成旅趙青山部逮捕。特別支部的胡日新等計劃劫獄營救，被尚鉞拒絕。國民黨省黨部得知尚鉞被抓的消息后，給羅山縣黨部發來“就地槍決”的電令。偏巧，電報局長張紹珍是尚鉞父親的朋友。他暫時扣住電報，把消息告訴了尚蘅甫。尚蘅甫是開封市醫院的院長，又是羅山紅十字會會長。他花了兩千多元宴請趙青山等人，以營救尚鉞。酒席間，尚鉞被帶來，趙青山將他當眾訓斥了一番，說年紀輕輕搞什么共產黨。尚鉞一口咬定沒有參加共產黨。酒席一散，尚蘅甫就將尚鉞帶走了。他交給尚鉞20塊銀元，囑咐他務必馬上離開羅山，電報已經拖了一天一夜，不能再拖了。當夜，尚鉞到一個遠房妹妹家暫避。第二天，天一亮，尚鉞挑著水桶，妹妹拿著筐子，裝著到城外河邊洗衣裳，將尚鉞送出了城。

二

尚鉞經武漢到了上海，在泰東圖書局支了稿費來到杭州。4月29日，尚鉞正在廣化寺與《小說月報》的作者廖女士一起吃飯，國民黨軍警突然出現在尚鉞面前，將他逮捕了。

尚鉞被關在杭州國民黨公安局的拘留所。剛入獄時，一位先來的難友判斷他是政治犯，對他說：“我有幾句話請你記住，是招還是不招?要招就招到底，招到底也不一定能活命。你不招就要硬到底，硬到底也不一定不能活命!”又說，“你的時間不多了，你必須趕緊準備口供。口供盡量想得圓滿些，自始至終不能改。”

沒想到，第二天尚鉞被帶到一間客廳，已經擺好了一桌菜，說是局長要“請客”。他們企圖收買尚鉞，說什么“你年輕，前途遠大”等等。尚鉞只是一再聲稱：“我是寫小說的，別的什么也不懂。”一個人問道：“誰都知道，現在有兩個黨，一個國民黨，一個共產黨，你認為哪個黨好呢?”尚鉞回答：“對共產黨我不了解，對國民黨我倒有點意見。為什么呢!我只不過寫了幾篇小說，也沒得罪什么人，你們憑什么剝奪我的自由，突然把我抓起來呢?這還有點民主、自由的意味嗎?你們說共產黨是‘匪’,可他們沒有抓我，沒有不讓我寫小說呀!你們叫我根據什么辨別是非呢?”舉座一時無言以對。

飯后，尚鉞又被關入了囚籠。但他發現國民黨并不了解他的確切身份，因而增加了斗爭的信心。

“請客”的第三天，敵人把他押到偵緝隊，用鐵鏈將他鎖在一個套間的床腿上，連上廁所也要請求批準。敵人企圖用嚴刑逼尚鉞供出實情，20多天里三次對尚鉞施加老虎凳的酷刑，每次尚鉞都被搞得死去活來。在審訊中，敵人提出了十分可笑的問題“你是不是共產黨的殺人部長?在信陽和一個姓蘇的專搞殺人勾當?”尚鉞心里清楚，這是指1927年冬，他在信陽工農革命軍第六大隊第四支隊任黨代表時，地方蘇維埃政權處決過兩個罪大惡極的土豪劣紳，黨代表要在布告上簽名。“姓蘇的”肯定是對“蘇維埃”的誤解。審訊中，敵人還透露出是尚鉞家鄉人告的密。尚鉞斷定自己在寫家信時暴露了在杭州的地址，想謀奪尚鉞財產的家鄉遠親便和敵人串通干出了這種勾當。聽到這些，尚鉞心里就更有數了。他回答說：“我不認識姓蘇的，更不是什么殺人部長。你們看我像殺人部長嗎?哪個黨有殺人部長這種官?你們受了壞人的騙。要是甘心做殘害青年的劊子手，你們就槍斃我好了!”

敵人見酷刑不能使尚鉞屈服，也無可奈何。一個多月后，尚鉞被關進了杭州陸軍監獄。

尚鉞被關在甲監二籠。他站在囚室環視四壁。先進來的人問他叫什么名字，他輕聲回答：“尚鉞。”由于他的北方口音，大家聽不清楚，又問。尚鉞便高聲喊道：“尚鉞!高尚的尚，斧鉞的鉞!”他看出大家還是不大明白，有點著急。忽然，他發現墻上恰巧糊著上海泰東圖書局的圖書廣告。他指著一行廣告說：“你們看，這兒印著‘《爺背》(小說集),尚鉞著’,我就是這個尚鉞!”大家都過去看。有人叫了起來：“原來是尚鉞，一個文學家!”

這是一個政治犯集中的牢房，尚鉞經常給難友介紹外邊文學界的情況。有一次他講到文言與白話之爭。有人說文言文要詳細講解才能明白，白話文不要講解就能懂。尚鉞不以為然，他從馬克思《 <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中選了一句話：“人們在自己生活的社會生產中發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們的意志為轉移的關系，即同他們的物質生產力的一定發展階段相適合的生產關系。”他問：“這是白話文吧，你們說，不講解能懂嗎?”接著，他便大講特講這段話。< pan>

難友們都知道尚鉞入獄后的表現，對他很敬重。因為他坐過三次老虎凳仍不屈服，都親切地稱他為“三老虎”。獄中斗爭很激烈，有人叛變，有人犧牲。可笑的是，曾審訊過尚鉞的一個小老頭，因犯了貪污罪也被關進了乙監。

尚鉞本來就有病，經過獄中的折磨，病越來越重了，最后被送到監獄瞭望塔底層的停尸房。這是專門關押病重或瀕臨死亡的犯人的地方。一天，外役送飯來，碗底有一張條子：“要求監外治療。”顯然，這是黨在營救他。第二天，醫官來看病，尚鉞提出監外治療的請求。過幾天，典獄長宜布準予監外治療，時間是一個月。

來接尚鉞出獄的是一位不認識的人，他自己介紹是杭州一個書店的經理，名叫黃道源。原來，是由上海泰東圖書局經理趙南公出面，花了錢，和黃道源用連環保營救尚鉞出獄的。后來，為了此事，黃道源入獄半年之久。

三

尚鉞逃出虎口，踏上北去的征途。

他經過北平，輾轉來到哈爾濱，這時是1929年春天。他住在道外的一家小旅館里。經過介紹，楚圖南到旅館去看他。那是一間僅有一條土炕的破爛小屋。楚圖南來時，尚鉞正躺著，一面啃著冷饅頭一面看報。他向楚圖南講了從杭州到東北的經歷。他關心時局，希望馬上為黨工作。

通過組織，楚圖南重新幫尚鉞安排了住處。尚鉞化名謝仲武，被介紹到吉林毓文中學教書。毓文中學有進步的傳統，許多學生從這里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尚鉞到毓文中學后，很快就和周圍的人熟悉起來。他們在教書之外，組織了讀書會，辦了《燦星》等刊物。尚鉞還在一些報紙的副刊上寫文章，宣傳十月革命的意義、影響，宣傳中國人民反帝、反封建特別是反對東北封建軍閥的斗爭。這些工作，在當時的東北起到過一定的作用。當時在東北從事青運、學運的同志，以及后來參加東北抗日聯軍的同志，很多人都認識尚鉞。

尚鉞將帶在身邊的英文版《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編譯為教材，在講座上講授，受到同學們的歡迎。當時，尚鉞的學生中有不少朝鮮青年。他們有切身的亡國之痛，因而聽起來更覺親切。為了朝鮮同學的權益，尚鉞還組織過幾次學生斗爭。朝鮮學生中有名叫金鐵柱、金成柱的兩兄弟，這金成柱就是金日成同志。尚鉞不僅在政治上、學習上，而且在生活上給了金日成兄弟很多照顧，后來，金日成在回憶錄中辟有專門章節回憶他們的這一段師生之情，他曾對訪問朝鮮的尚鉞的子女說：“你父親對我的恩情，永世難忘。”他們還稱尚鉞是自己的馬克思主義啟蒙老師。

由于尚鉞的活動觸怒了反動派，他不得不離開毓文中學。他轉到齊齊哈爾昂昂溪第五中學任教后，又與鄒大鵬共同組織了反帝同盟會，宣傳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在學校里，開展革命思想宣傳，培養進步骨干，進行政治斗爭。這些活動不容于當局。尚鉞被學校解聘，國民黨哈爾濱特區長官公署也下了通緝令，將尚鉞驅逐出境。

1930年，尚鉞到上海，在全國總工會任宣傳干事，不久，又調到中央機關報《紅旗日報》擔任采訪部主任。他常常冒著風險四處奔走采訪。1931年1月的一天，尚鉞應邀到遠東飯店參加會議，但會議已被敵人偵破，何孟雄等30多人被抓走。尚鉞因事先準備了一封假裝到遠東飯店找人謀事的信，才應付了敵人的盤查，幸免于難。

第二年，黨中央委派尚鉞到滿洲，任省委秘書長。他在這里化名聶樹先。這年6月，中央在上海召開了北方會議。會議精神還未傳到滿洲省委以前，省委擬寫“八一宣言”,決定搞飛行集會、示威游行等表達政治主張。尚鉞不同意這種做法。他認為，在日本已經占領東北的情況下，應首先武裝人民，進行抗日斗爭。省委不接受尚鉞的意見，認為他反對省委的決定，要他做出檢查。尚鉞堅持自己觀點，直到被錯誤地開除黨籍。

身處逆境的尚鉞絲毫沒有動搖對黨的信念。他找到在共產國際做情報工作的王一飛，想向共產國際申訴。王一飛的公開身份是伊蘭縣油坊大老板，尚鉞就在那兒當廚師作為掩護。后來，尚鉞到了蘇聯遠東，在蘇聯紅七軍政治部第四科做科員。但他向共產國際申訴的事最終沒有結果。

四

由于各地的黨組織遭到嚴重破壞，他先后到哈爾濱、上海、北平尋找黨的組織。1935年，北平黨組織遭到破壞，他與組織聯系中斷。第二年，他到寧夏中衛縣第二中學任教導主任。盡管是孤身一人，但他仍用共產黨員的名義暗中從事革命工作，他甚至發展了幾名青年黨員，并把他們送往了延安。后來黨組織承認了他們的黨籍。

抗日戰爭爆發后，國共第二次合作，周恩來擔任了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副主任，尚鉞參加了郭沫若領導的政治部第三廳的工作，擔任中校科長圖書資料室主任，后隨廳遷往重慶。皖南事變后，尚鉞被疏散到昆明，經楚圖南介紹到云南大學任教。這時尚鉞已經在從事歷史研究了。他不顧環境險惡，組織了地下讀書會，利用各種可能的條件幫助青年，宣傳黨的主張，引導他們走向革命。讀書會或白天在郊外蓮花池附近的墳堆，或夜晚在翠湖的僻靜處聚會。尚鉞常常是身穿長衫手持竹杖從容地來到青年們中間進行指導。

1943年秋，黨派華崗到云南做統戰工作。他與尚鉞、楚圖南一起組成三人小組，在昆明地區開展進步文化活動、青年運動、學生運動。他們的工作對昆明地區進步運動的發展起了重要作用。

1945年秋，華崗應南方局周恩來的電召，準備赴重慶擔任國共談判我方代表團的顧問。華崗所擔負的省委統戰工作由尚鉞接管。當時，國民黨在昆明掀起了一陣陣惡浪，形勢越來越緊，反動派要對進步力量下毒手。有一天夜里，突然有消息說敵人要把云南省主席龍云用飛機押到重慶。那一夜槍聲不斷，直到天明。大街上到處都戒了嚴。特務、便衣滿街，抓人，搜查，殺氣騰騰。這時，華崗家也與外界隔絕了。華崗正在緊張地處理文件、宣傳品時，尚鉞突然來到他家。他是經過化裝，冒著風險來的。他要華崗馬上離開昆明，否則很難逃出虎口。

第二天，他又給華崗送來去重慶的汽車票，并對華崗說：“我要留幾天再走，我這兒有許多社會關系，可能安全離開。”

尚鉞并沒有馬上離開云南。他在國民黨迫害進步人士的惡浪中堅持斗爭。這年年底，國民黨反動派制造了震驚全國的“一二·一”慘案。第二年7月11日，國民黨特務又殺害了李公樸。尚鉞同聞一多、楚圖南等一起趕到醫院，又派人到國民黨省黨部、省政府強烈抗議國民黨特務的法西斯暴行，申明要民主、要和平、反對內戰、反對法西斯暴行的政治主張。想不到，敵人在當月15日又殺害了聞一多。尚鉞趕到被特務包圍的云南大學，直奔云大醫院。當時還沒有人出面為被害人辦理手續。尚鉞當即表示一切由他完全負責，辦了手續，把聞一多的遺體安放好，請醫生搶救受傷的聞立鶴。悲痛欲絕的聞夫人，突然心臟病復發，尚鉞他們又幫助辦理了聞夫人的住院手續。天黑之后，有人混進醫院來，打聽尚鉞的身份，尚鉞覺察到這人可能是特務，沒有理他。許多學生把尚鉞圍在中間，走出了云大后門。

五

1946年8月尚鉞在黨的關懷下離開云南，后經上海走海路到達山東解放區。從此，他先后在山東大學、華北大學任教。1948年9月，作為蔣管區代表出席了在河北石門召開的華北地區人民代表大會。1950年10月，中國人民大學成立，從這以后，除“文化大革命”中人大一度被撤銷外，他一直沒離開人大。

1947年到1957年這十年時間是尚鉞生活安定，得以潛心于學術研究和教學工作的少有的一段好日子。他的大部分研究成果都出在這個時期。

尚鉞十分勤奮，常常一天工作十四五個小時。他從不閑聊，也很少看電影、戲劇。他和大家談的不是學術便是工作。他把緊張的工作和對真理的探索當做最大的快樂。他常說：

“治學要勤奮，勤奮可以增長一個人的才能。”在新中國成立后短短幾年中，他不僅寫出了近二百萬字的講義，主編了影響甚廣的《中國歷史綱要》,而且發表了幾十萬字的論文、專著,先后培養了四批80余名研究生。他很關心師生的學習和工作，常常在深夜到各處走走，如果看到大家在工作、讀書，他便非常高興。如果發現有人在閑聊，他雖不出言責備，但威嚴的目光卻蘊涵著嚴厲的督促。他對學生要求甚嚴，甚至在乒乓球臺前奪過學生的球拍，告訴他們，學歷史要能坐冷板凳。但他對青年人又充滿了熱情，哪怕學生有一點成績，他也加以充分肯定。他手把手地教學生識別史料，幫他們改文章。他說：“當年魯迅先生認真地、一字一句地給我改文章，使我一生受益匪淺。我要學習魯迅先生那樣愛護和幫助青年一代。”學生有了困難或生了病，都能得到尚鉞的關心、照顧。

尚鉞在學生面前也決不擺權威學者的架子。解放初，有剛剛來到人大的研究生按一般習慣稱他尚先生。尚鉞嚴肅地說：“你就不能叫同志嗎?”對于自己的學術觀點，他要求學生不要盲從。他強調同學們要坐下來認真看書，通過自己的研究求得真理。

1957年起，尚鉞因為他獨特的史學觀點開始受到批判。批判在1959年達到高潮。他被作為史學界的代表人物成了全國重點批判的對象。與他同時受到批判的是經濟學界的馬寅初、孫冶方，文學界的巴人。尚鉞接連撰文在報上呼吁發揚學術民主，堅持黨的百家爭鳴的方針，但這雖正確卻脆弱的聲音，被鋪天蓋地的批判聲浪淹沒了。尚鉞被說成是“徹底、全部、干凈地推翻了馬克思主義關于中國歷史的基本論點”,因而被戴上了“修正主義”、“反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托派觀點”等帽子。

巨大的政治壓力摧不垮尚鉞的意志。他認為正確的東西，決不更改。在批判大會上，尚鉞常常是雙目微閉，似睡非睡，似聽非聽。他既不承認錯誤，也不反唇相譏。有好心人建議他表個態，承認一下錯誤，這樣處境可能會好些。和他持相同史學觀點的同志，有人企圖用承認錯誤來緩和批判，尚鉞批評說：“如果你發現了錯誤，認識了錯誤，就要勇敢地承認錯誤并改正它。如果認為自己的觀點是對的，是符合馬克思主義的，那么就不要屈服于壓力而輕易改變自己的觀點。要堅持真理，實事求是。”“要記住高爾基的活：不要做灰色的人。”有一次尚鉞真的走上臺了。會場上的人都在注視著他。好心人希望他不要硬碰硬；“革命派”希望看到他的投降。他說：“我感謝大家對我的幫助，我也來放一炮!”接著，他大喊三聲：“咚，咚，咚!”便走下臺來。全場為之愕然。后來，尚鉞連發表文章的權利也被剝奪了，組織處理是“下放勞動，全家遷居到農村”——后來沒有執行。但他沒有停止自己的研究。到1962年他的問題被甄別時，他拿出了一部近20萬字的《中國原始社會史問題探索》。

“文化大革命”中，尚鉞當然也是在劫難逃。他被當做資產階級反動權威關進了“牛棚”。不少同志感到前途茫茫，心情沮喪。尚鉞卻很樂觀。尚鉞和其他一些“牛鬼蛇神”常常從城里被送到西郊去校園接受批判。有一次批判會之后，他們坐在學校灰樓前的大松樹下等車回城。幾頂紙糊的高帽子就放在他們身邊。這時，一個小朋友過來天真地問尚鉞：“爺爺，爺爺，你戴這個干嗎呀?”尚鉞坦然地說：“這是人民對我的教育!”說罷一笑。他常勸慰“牛棚”中的難友說：“不用害怕，風暴終究要過去的。要堅定地相信勝利屬于人民。”

在“四人幫”最猖獗的時期，尚鉞竟敢對同志們說：“這個女人(指江青)是靠不住的!”這話也竟然沒有人去揭發。這不僅說明尚鉞作為久經考驗的共產黨員的敏銳洞察力，也可以看出人心之所在，黨心之所在。

由于連綿不斷的政治運動的沖擊，尚鉞的身心受到極大的摧殘。從20世紀60年代起，他就長期患病。在和疾病斗爭中，尚鉞也表現了高度的頑強性。他患了白癜風，臉上和頸上的皮膚白一塊粉一塊，而且逐漸擴大。一次，李新見到他開玩笑地說：“你又面貌一新啦!”尚鉞也幽默地回答：“面貌是容易改的，但秉性難移呀!”

尚鉞是秉性難移的。“四人幫”粉碎后，他又抖擻那老共產黨員的筋骨踏上了新的征程，尚鉞是于1982年在中國人民大學歷史系主任任上逝世的。生前最后幾年，他曾有過一系列工作的設想，以年近八旬之身說：“我自認為還有精力補上那因十年人禍所失去的時間。”然而，畢竟力不從心了。

尚鉞失去的何止是十年時間!他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出生入死，付出了巨大的犧牲。然而最慘痛的犧牲卻不是在敵人的牢房中，而是來自革命隊伍內部的蠢蟲。不是嗎?在革命時期，他曾被錯誤路線排擠出黨，新中國成立后，他又被錯誤路線中止了學術研究。他的發妻陳幼清是和尚鉞一同參加革命的老同志。1928年豫南地區的起義失敗后，她帶著三個幼子隨軍行動，以后又上了大別山革命根據地，曾任鄂豫皖蘇區的縣婦女聯合會主任。后來張國燾搞肅反擴大化，竟將陳幼清錯誤地殺害了。這是他第一次喪失妻子。“文化大革命”開始不久，他的妻子和二兒子又一次被迫害致死!

尚鉞是摧不垮的，因為他有共產主義的信念。他在臨終前不久寫的一篇論文中以史學家的身份寫道：

我們應該理直氣壯地說，歷史研究必須用馬克思主義作指導。

學術上不應該有權力標準，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

一個優秀的歷史學家，應該能識別歷史發展的方向。他所爭的不是“一時之是非”,而是“萬世之是非”,所追求的不是一時的榮顯，而是客觀真理。

尚鉞在風雨坎坷和不懈的追求中走完了他的一生。他留給我們的是從荊棘中踏出的道路和高尚的馬克思主義史學家的風范。

來源：《尚鉞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