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規升級，擊碎紅利：中國企業出海，何處安身，何以定居

2026年新年伊始，深圳南山區的寫字樓里，精密零部件制造商梁明站在落地窗前，腳下是這座創新科技城市晝夜不息的車流。他的辦公桌上，兩份報告形成了刺眼的對比：一份是之前重金購買的來自國際咨詢機構的《全球投資熱土指南》，將墨西哥蒙特雷、越南北寧描繪成“供應鏈重構時代的成本洼地”，字里行間都是“制度紅利”“效率提升”的誘惑；另一份則是公司海外團隊發回的《海外運營季度簡報》，滿是令人揪心的匯報——墨西哥2026年啟動的全面海關改革迫使公司緊急按照新規升級庫存系統，越南突如其來的消防安全檢查讓生產線停產整頓了半個月，合規改造的預算費用幾乎吞噬了季度利潤。

“我們選擇海外制造基地時，看到世界銀行營商環境年度報告越南的排名在上漲，為什么我們的日子反而更難了？墨西哥的排名下跌了，我們跟著一眾同行過去，以為可以有些灰度空間，反而因為合規改革付出了更大的成本。為什么？” 梁明的困惑，道出了當下中國中小制造企業出海的一個普遍焦慮。（注：上述為模擬案例，僅供陳述問題，非實名實景。）在中國制造企業選擇出海目的地作為制造基地時，或是聽企業同行推薦，簡單評估下，去實地看下，就做了決定；比較謹慎的企業，會用權威機構的營商環境報告來做量化評估，但是似乎無法和自己企業的實際境遇呼應。出海容易登陸難，盲目跟風不奏效。但是看世界銀行的報告又與現實感知不符。該怎么辦？

過去20年，世界銀行《營商環境報告》（Doing Business）構建的評價體系，無疑是這個類別報告里最具權威性的年度報告。這份報告每年對全球各個國家與地區的營商環境總分排名，讓企業形成了一種表面認知：制度越完善、排名越靠前，生意就越好做。但出海的現實卻給出了與報告并不一致的答案：那些看似“優等生”的出海基地，正在用更高的合規門檻、更嚴的監管標準，對中國企業進行一場殘酷的篩選。

筆者在香港理工大學工商管理學院進行博士課題研究時，對全球55個國家、55個制造業細分行業的追蹤研究，試圖揭開這個悖論的真相：總體營商環境的改善，并非普惠所有企業，從營商環境的子項目來深度分析總出口額變化、出口企業數量變化與存活質量，會發現：營商環境的具體子指標，其實是一個個精準篩選的“過濾器”，它在成就頭部企業的同時，也在加速淘汰那些在特定市場依賴“非正規紅利”生存與發展的中小企業。在中國企業三大熱門出海地墨西哥、越南、歐洲市場的合規風暴不斷升級的背景下，理解這一篩選機制，是中國中小企業出海存活與發展的關鍵。

相信數據是一種思維模式，挑戰數據是一種能力，解讀數據則是一種藝術。（Believing data is a mindset, challenging data is a capability, and interpreting data is an art.）數據不說謊，但是數據會出錯。數據只是謎面，不是謎底。

本文將基于筆者博士論文課題量化研究的結論，從營商環境改善給不同企業造成的不同影響說起，以“合同密集度”作為企業類型篩選的一個維度，看哪些企業能真正獲得營商環境改善的制度紅利；再具體分析墨西哥、越南、歐洲這三個中國企業熱門出海基地的具體情況，并結合世界銀行最新的B-READY項目（Business Ready，即營商環境成熟度，以下簡稱B-READY），為中國企業經營者提供一份出海破局的戰術參考。

被排名遮蔽的真相：

營商環境改善的“馬太效應”

在傳統的全球化敘事里，營商環境被看作一種“公共產品”——政府簡化審批、加強法治，就像給所有企業澆上“甘露”，理應催生所有企業集體增長。但實證數據卻揭示了并非完全如此的現實：制度對企業的影響，更像是一場“馬太效應”的助推器——強者愈強，弱者愈弱。

筆者的研究發現了一個看似矛盾的規律：當一個國家主動推進營商環境市場化、規范化改革時，該國制造業總出口值會大幅增長，單個企業的平均出口規模也會迅速擴大，但出口企業的總數不僅沒有增加，反而在許多情況下出現明顯下滑。

以墨西哥為例，2018-2025年持續推進稅務數字化、貿易便利化改革，帶來制造業出口額增長53.2%，但依賴灰色渠道的小型制造出口企業（11～50人規模）數量減少了7.4%。越南的情況更為典型，隨著2020-2024年依托《企業法》修訂案（2021年1月1日生效，核心優化合規披露要求）、海關單一窗口系統（VNACCS/VCIS）升級等改革強化制度建設，據越南海關局的初步統計顯示，截至2025年11月15日，其電子產業出口總額近1430億美元。其中，計算機、電子產品及零件出口額同比增長48.3%；手機及零部件出口額同比增長5%。而根據越南財政部統計局發布的越南企業登記情況，2025年前11月，越南有期限暫停營業企業數，年增14.4%。其中，待完成倒閉手續企業數，年增11.7%；完成倒閉手續企業數，年增60.1%，平均每月有18 700家企業退出市場，體現了其一系列改革的篩選效應。

這背后，是營商環境改善觸發的“生存游戲”：更高的合規門檻和資本門檻，在獎勵高效能、大規模、合規化企業的同時，將大量依賴所謂“非正規紅利”的中小企業無情清退。這場游戲的核心，是“非正規紅利”的終結與效率門檻的躍升。

“非正規紅利”的消失：

中小企業的護城河崩塌

在之前營商環境較差的發展中國家，許多來自不同國家包括中國的中小企業之所以能立足，甚至在跨國巨頭環繞的市場可以長期存活，靠的不是規模或技術，而是一套“灰色生存法則”——也就是我們所說的“非正規紅利”。

這些紅利藏在監管的縫隙里：通關時，通過低報貨值、模糊產品歸類降低關稅；用工上，以非正式協議延長工時、規避社保繳納；稅務上，靠現金交易、不規范票據減少稅負。媒體報道的一家中國小家電企業的海外負責人坦言：“在海外，在不規范的年代，我們通過當地代理的灰色渠道通關，關稅成本能降低30%，因此能抵消我們在規模上的劣勢。”

類似的手段雖不光彩，但在監管能力薄弱的環境中，構成了不少中小企業出海的“生存護城河”。然而，當一個國家決心提升營商環境排名時，第一步就是堵上這些縫隙，推進監管透明化、數字化。墨西哥稅務局（SAT）引入AI審計系統，能自動比對進出口數據與發票信息，瞬間識別出“低報貨值”“模擬運營”等異常行為；越南海關的“單一窗口”系統，讓每一筆貨物的流向都有據可查。

對合規的大型企業來說，這是福音——它們本就有完善的ERP系統，監管透明化降低了被索賄的風險，提高了行政效率。但對依賴“非正規紅利”的中小企業而言，這無異于滅頂之災。監管的嚴密化直接剝奪了它們賴以生存的“潛規則”基礎，將其強行拉到與跨國巨頭同一條“合規起跑線”上。而這條起跑線上的競爭規則，不再是“誰更靈活”，而是“誰能承擔得起高昂的合規固定成本”。

結果是，市場的“總蛋糕”（總出口額）變大了，但分蛋糕的人（企業數量）變少了。那些無法快速實現規模化、合規化轉型的中小企業，不僅沒能享受到制度改善的便利，反而因為跨不過更高的“生存門檻”，要么被大企業并購，要么直接被擠出市場。

營商環境子指標的“分層打擊”：

并非所有進步都對你利好

在世界銀行《營商環境報告》（Doing Business）這個宏觀的營商環境排名背后，是多個子指標的綜合評分。不同子指標的改善，對不同規模企業的影響天差地別——有些是普惠型紅利，有些卻是針對性門檻。以下詳解三個子指標及其影響（見圖“世界銀行《營商環境報告》三個子指標對不同企業的影響”。詳見延伸閱讀）。

跨境貿易便利化：普惠全部企業的“全民福利”

在所有子指標中，“跨境貿易”的便利化，是一個能讓大中小微企業都受益的正面變量。簡化清關程序、推行無紙化通關、升級港口基礎設施（如單一窗口系統），直接降低了每一筆訂單的邊際交易成本。無論是發一個集裝箱的小微企業，還是包船運輸的巨頭，都能從中節省時間和費用。

以越南為例，根據越南海關總署與美國國際開發署（USAID）的聯合評估報告，自“國家單一窗口”（NSW）系統深入推廣以來，合規出口商的平均過境時間縮短了50%以上，其中“綠色通道”貨物的清關指令已縮短至僅需1～3秒。從微觀財務視角看，越南每票進出口貿易的合規辦理成本顯著下降：進口流程成本從659美元降至313美元，出口則從420美元降至338美元。據越南海關估算，這一數字化轉型累計為進出口企業節省了超過45.5億美元的行政費用與時間延遲成本。這也解釋了為什么許多初次出海的中小企業，會優先選擇在“跨境貿易”指標上得分高或者近年來有明顯提升的國家落腳——這是最穩妥、最能直接享受到的制度紅利。

納稅環境優化：大企業進入能力舒適區

納稅環境的改善，比如稅率優化、繳稅流程電子化、退稅周期縮短，看似是好事，但實際上呈現出明顯的“富人俱樂部”特征。高效的退稅系統對現金流敏感的制造業至關重要，但要獲得這份“福利”，企業必須具備極高的合規信用，還要投入巨資建立符合政府要求的財務對接系統。

墨西哥的增值稅（VAT）認證就是典型例子。要享受免稅進口原材料的政策，企業必須證明自己的財務系統能實時與政府服務器對接，這需要一套完善的ERP系統和專業的財務團隊。對已經上市的大型企業來說，這只是常規操作；但對中型或更小的制造企業而言，光是這套系統的投入就可能讓他們望而卻步。

據墨西哥稅務局（SAT）公開數據，當前墨西哥數字經濟稅收缺口占潛在稅基的25%～30%，核心癥結在于中小企業合規率不足、跨境交易資金流向難以追蹤。截至2025年12月，墨西哥企業數量較2024年減少了超過2.5萬家，同比下降2.4%，為1997年以來最大的降幅。墨西哥社會保險局（IMSS）統計，近兩年間停業的公司以中小企業為主，其中56%是2～5名員工數的小微企業，16%則是6～50名員工數的小企業。

哪怕是大企業，也會在這種稅務改革的過程中遇到麻煩。2025年12月，三星電子墨西哥分公司陷入與SAT涉及67.14億比索（約3.8億美元）的增值稅糾紛。SAT 指控其濫用 IMMEX 計劃下的“虛擬出口”政策避稅，三星已在上訴中敗訴。

投資者保護強化：中小企業的“合規枷鎖”

在筆者的研究中，這是非常反直覺的發現：加強對少數投資者的保護，雖然能凈化資本市場，卻與制造業中小企業的存活數量呈顯著負相關。為了提升營商環境排名，許多發展中國家會照搬英美法系的投資者保護條款，比如嚴苛的信息披露要求、關聯交易審批程序、獨立董事強制比例等。對在越南、印尼設立子公司的中國家族企業來說，這意味著巨大的治理負擔。這些“超前與國際接軌”的治理要求，沒有給中小企業帶來實質上的收益，反而限制了它們的經營靈活性。當企業的核心精力必須從業務開拓中分出一大部分應對合規要求時，自然無力與那些擁有專業法務團隊、能熟練運用當地法律工具的大型企業競爭。

上述可見，對于權威營商環境評估指標，要從表面指標看清其深刻影響。對中小企業來說，一個國家在“保護少數投資者”這類指標上的強力推進，在微觀層面并非你的利好信號，而是一個預警——那里的合規成本正在飆升，中小企業可能正在進入一個為大型企業量身打造的“高尚社區”，企業需要計算是否承擔得起那里的“物業費”。

合同密集度：制度紅利的篩選器

為什么同樣的營商環境改善，有些行業如魚得水，有些行業卻舉步維艱？答案藏在一個經濟學概念里——合同密集度（Contract Intensity）。它決定了一個行業對制度的依賴程度，也決定了企業能否從營商環境改善中獲益。

合同密集度：行業的“制度依賴基因”

哈佛大學經濟學家內森·納恩（Nathan Nunn） 定義的“合同密集度”，是指一個行業的生命線在于其對契約和法律執行的依賴程度。簡單來說，如果一項業務高度依賴嚴謹的合同和高效的司法保護，那么目的國的制度就不是背景板，而是生產力本身。對企業而言，就是“你的生意離了靠譜的合同和高效的司法保護，還能不能做？”。

低合同密集型行業，比如面粉加工、家禽飼養、基礎紡織業，其上游原材料是標準化商品——小麥、飼料、棉紗，在公開市場上隨時能買到。如果供應商違約，買家能輕易找到替代品；反之亦然。這類行業對法院效率、《合同法》完善程度的依賴很低，靠簡單的信用證或現金結算就能運轉，核心競爭力就是成本。

高合同密集型行業則完全不同，比如汽車制造、精密電子、航空航天。這些行業需要成百上千個高度定制化的零部件——特定車型的模具、專用芯片、精密傳感器。這些零部件一旦生產出來，只能賣給特定買家，否則幾乎一文不值。這就產生了“固定成本”風險：如果沒有強有力的法律保護，供應商不敢投入巨資研發定制化產品，買家也不敢深度依賴單一供應商。

對中國企業來說，這意味著：你所屬行業的“合同密集度”，直接決定了你該選擇什么樣的出海基地。

制度改善的“差異化紅利”：誰從容，誰離場

基于合同密集度的視角，我們能清晰地看到營商環境改善的“篩選邏輯”：它在為高合同密集型行業“筑巢引鳳”的同時，也在為低合同密集型行業“清場送客”。

高合同密集型行業：制度是“生命線”

開篇模擬案例企業所在的精密零部件行業，屬于典型的高合同密集型行業。對這類企業來說，目的地國家的司法質量、合同執行效率，就是企業的“命門”。

在制度落后的國家，這類企業只能采取低效的生存模式：要么垂直整合，自己生產所有零件，放棄專業化分工的效率；要么只和有深厚私人關系的供應商合作，限制了技術迭代和規模擴張。筆者在企業經營中也有同樣的經歷，海外客戶在產品中指定了經過嚴格測試的某品牌干電池，卻在“草臺班子”的運營中被換成了一家本土品牌干電池，引發客戶投訴。

而在制度改善的國家，情況完全不同。一旦司法體系能高效、公正地執行合同，企業就敢于將高價值訂單外包給陌生但技術更優的供應商，構建復雜的全球供應鏈。筆者的研究證實，營商環境改善對出口的提振效應，高度依賴于行業的合同密集度。對于精密電子、復雜機械等高度依賴法律契約的行業，營商環境優化帶來的出口增量，遠超低契約依賴型行業。

這也正是篩選企業最劇烈的領域。隨著制度完善，擁有強大法務團隊、能熟練運用當地法律工具的大型跨國企業，會迅速利用“契約紅利”建立排他性供應鏈網絡，將無法適應復雜合同管理的中小企業擠出高價值鏈條。筆者職業早期曾在IBM中國采購中心工作，連電腦說明手冊的印刷都由百年企業美國當納利集團（RR Donnelley）承接。這就是為什么越南推進制度建設后，三星、LG等電子巨頭持續加碼投資，而許多中小電子制造企業卻選擇撤離——它們接不住制度紅利，反而被更高的合規要求壓垮。

低合同密集型行業：制度是“成本負擔”

對服裝、鞋帽、簡單組裝等低合同密集型行業來說，營商環境改善帶來的往往不是紅利，而是純粹的成本增加。

這類行業的核心競爭力是成本控制，不需要復雜的司法系統維持交易。但營商環境改善，往往伴隨著勞工保護增強、環境標準提高、稅收征管嚴厲化——這些都是直接推高成本的因素。越南就是典型例子：為了提升營商環境排名，越南加強了員工保護，嚴格執行加班費標準，還提高了環保排污標準。對紡織服裝企業來說，這意味著人力成本上升了15%～20%，環保設備投入增加了數十萬元，原本微薄的利潤空間被徹底擠壓。據越南平陽省工業區管委會不完全統計，2025 年上半年，登記注銷或暫停運營的中資制造企業數量同比增長 42%，集中在紡織服裝、玩具加工、低端電子組裝等勞動密集型領域。

數據顯示，2020-2024年越南推進《企業法》修訂、單一窗口系統升級等制度建設期間，紡織服裝行業的大量企業開始向孟加拉國、埃塞俄比亞等制度相對落后但成本更低的“邊疆經濟體”轉移。在拓展出口市場的同時，包括外資企業在內的眾多越南紡織服裝企業正在加快海外投資。目前，已有近30家越南企業在印度尼西亞、緬甸、孟加拉國、埃及、南亞、非洲和拉丁美洲開展業務。這也解釋了一個現象：為什么同樣扎根越南，三星、富士康能盈利豐厚，而許多中國紡織企業卻舉步維艱——越南的制度升級，本就不是為低端制造業準備的。

以“合同密集度”的維度，企業可以反觀自身、清晰看到：出海選址不能“一刀切”。身處高合同密集型行業（汽車、電子、高端裝備）的企業，必須選擇制度完善或快速法治化的國家，哪怕成本高，完善的司法保護能避免供應鏈斷裂，這是值得支付的“制度保險費”；身處低合同密集型行業（服裝、簡單組裝）的企業，則要警惕營商環境快速升級的國家，要么向成本更低的“邊疆市場”轉移，要么留在國內通過自動化對沖成本，切忌在“高標準”國家做“低附加值”生意。

合規風暴=企業篩選器

結合上述營商環境改善帶來的“馬太效應”，以及企業所在行業的“合同密集度”，我們來看看墨西哥、越南、歐洲這三大中國企業出海的熱門目的地，正在上演的“篩選實戰”。這里的合規風暴，不是數據與排名，而是每天都在發生的查封、罰款和供應鏈斷裂。

墨西哥。作為“近岸外包”的最大受益者，墨西哥在2023年超越中國成為美國最大貿易伙伴，對涌入的中國企業來說，這里的營商環境正在發生變化。墨西哥在吸引外資的政策中，IMMEX計劃（前身為Maquiladora）是核心，只要成品最終出口，臨時進口原材料可享受免稅。而要享受這一政策，必須獲得“VAT認證”。在過去，這項認證流程寬松，許多中國企業把認證當作走個過場。但2024年起，墨西哥稅務局（SAT）將認證從“形式審查”升級為“實質合規審查”。在此過程中，SAT大量利用AI與數字技術，強制要求IMMEX計劃參與企業建立符合Annex 24標準的自動化庫存控制系統。更嚴苛的是，該系統需向SAT開放實時、在線訪問權限，監管機構可全程追溯每一批貨物的流轉軌跡。這對習慣了用Excel表格甚至手工賬本管理庫存的中國中小企業來說是必須承受之重，否則就會出局。

越南。這個因為地理接近、人力廉價與監管寬松而成為“中國+1”完美選擇的出海目的地，在2023年經歷了一系列工業區火災和環保事故后，越南政府正在以驚人的速度提升監管力度，讓許多中小企業無所適從。與此同時，越南勞動、殘疾人事務和社會事務部（MOLISA）也強化了《勞動法》法案中的最低工資與加班工資規定，同時擴大了社保覆蓋的范圍，直接推高了企業的人力成本與違規成本。

歐洲。2024年，亞洲國家和地區在匈牙利投資額達到82億歐元，占總投資額的80%。其中，中國以52億歐元的投資額位居第一大外資來源國，約占總投資額的51%。2025 年這一趨勢持續，中國蟬聯最大外資來源國，投資集中在新能源電池、汽車制造、高端裝備等領域。對試圖通過匈牙利、波蘭建廠，以獲得“歐洲原產的關稅收益”“靠近歐洲市場”“投資政策優惠”這三大優勢而進入歐洲市場的中國企業（尤其是新能源電池企業）來說，面臨的挑戰不是顯性的關稅壁壘，而是歐洲強監管的合規要求。最為典型的是以電池工廠為代表的中國企業，在進入歐洲建廠時，就遇到了包括本地居民和當地議員在內的各種抗議與抵制，通過各種整改與新增投資，最終得以正常運營。

這三大中國企業出海熱門市場的合規風暴，本質是“篩選器”的具象化。墨西哥的數字化監管、越南的消防與勞動合規、歐洲的供應鏈盡職調查，都是在通過提高合規門檻，篩選出符合“高質量發展”要求的企業。

這無疑對中國出海企業提出了更高難度的要求。在不斷升級的合規風暴中出海的中國企業，不能再抱著“鉆空子”“找洼地”的心態，必須以長期主義正視合規成本，將其納入核心預算。筆者在給出海企業的輔導中就提出，不要再以成吉思汗式的心態出海，而要融入當地，做社區的好公民。

應對合規升級的四個核心動作

在“好環境=高門檻”的新時代，那種“哪里成本低就去哪里”的“游牧式”出海策略已經失效。企業必須轉變為“定居者”。中國企業必須放棄“去海外接著卷”或者“大軍所至片甲不留”的成吉思汗式心態，而要做社區的好公民。基于前文分析，筆者為中國出海企業提煉出一套戰術手冊，幫助企業從“被篩選者”進化為“規則適應者”。

預算先行：設立15%～20%的“合規準備金”

在制度轉型期國家，合規成本的增長是指數級的。許多中國企業出海失敗，就是因為沿用了國內的成本測算模型，忽視了合規成本。筆者的研究顯示，在墨西哥、越南等國家，中小企業的合規成本占營收的比例，比國內高出3～5倍。

因此，企業在做可行性分析時，必須進行“預算革命”——在運營支出（OPEX）預算中，強制性增加15%～20%的“合規準備金”。這筆錢不是用來支付罰款的，而是用于以下“預防性基建”。

法律合規：開工前聘請當地優秀律所，對勞動合同、公司章程、稅務規劃進行本地化審查，避免因“水土不服”引發糾紛。

系統升級：購買或開發符合當地要求的ERP系統、庫存管理系統，確保能對接政府的數字化監管平臺。比如針對墨西哥的Annex 24標準，提前升級系統，避免臨時整改的慌亂和高額成本。

基建投入：建廠時直接按照當地最高的消防、環保標準施工，哪怕當時當地并未嚴格執行。越南的許多企業就是因為初期圖省錢，沒有按高標準建設，后來面臨追溯性執法時，整改成本遠超初期投入。

核心動作：成立專門的合規部門，由具備當地法律、稅務、環保知識的專業人員負責，將合規管理融入生產、運營的每一個環節，而不是當成“事后補救”的部門。

并購整合：購買“現成的制度通行證”

對于進入德國、匈牙利等高壁壘市場的成熟企業，從零建廠（綠地投資）的制度摩擦成本太高，且時間不可控。此時，“合規性并購”成為一個考慮項——收購當地擁有良好合規記錄、完整運營牌照、與政府和工會關系融洽的企業，相當于購買了一張“現成的制度通行證”。早有中國企業如此出海的成功案例。

濰柴動力收購德國凱傲：尊重本土規則的“雙贏”

2012年，濰柴動力面臨從中國制造向全球運營的轉型，沒有選擇在德國平地建廠，而是收購了深陷債務危機的凱傲集團及旗下林德液壓公司（全球領先的叉車制造商）。濰柴的成功，關鍵在于“尊重本土規則”。

保留原有管理團隊：濰柴沒有用中國團隊去“清洗”德國團隊，而是保留了凱傲的核心管理層，充分信任他們對當地市場、法律、工會的了解。

尊重“共同決定制”：德國獨特的“共同決定制”要求監事會中必須有員工代表，濰柴不僅沒有抵制，反而積極配合，通過員工代表傾聽員工訴求，避免了勞

資沖突。

制度反向輸出：濰柴利用凱傲現有的合規體系應對歐洲的勞工法、反壟斷審查，同時將中國的資本、市場資源注入凱傲，幫助其拓展中國市場。最終，凱傲扭虧為盈，濰柴也成功切入全球高端供應鏈。

在與濰柴聯姻之前，德國凱傲這個全球第二大叉車巨頭負債率居高不下，陷入虧損。依托濰柴動力的產業鏈資源，德國凱傲的經營業績水漲船高，10年間營業收入實現了翻番增長，且收入與凈利潤均創下歷史最好成績。

均勝電子收購普瑞：拿到進入高端供應鏈的“信任門票”

2011年，總部位于寧波的均勝電子收購德國普瑞（Preh GmbH）。普瑞是寶馬、大眾的一級供應商，擁有符合德國工業標準的合規體系和客戶信任。均勝通過收購普瑞，不僅規避了“外來者劣勢”，還獲得了諸多好處。

直接進入核心供應鏈：普瑞的客戶資源直接成為均勝的客戶，省去了漫長的供應商認證過程。

合規能力平移：普瑞的質量控制體系、環保標準、員工管理經驗，被平移到均勝的其他工廠，幫助均勝整體提升合規水平。

品牌背書：借助普瑞的德國品牌形象，均勝在全球市場的認可度大幅提升。

核心動作：并購時，將“合規資產”作為核心評估指標，而不僅僅是技術、市場份額。并購后，避免“大換血”，尊重本土管理團隊和治理結構，通過整合實現“1+1>2”。

選址重構：按“合同密集度”匹配目的地

企業出海選址，需要放棄“唯排名論”，而要根據最新的營商環境評估體系，不僅看總排名，也看子指標，同時根據自身行業的合同密集度，精準匹配目的地國家的制度環境。

高合同密集型行業：鎖定“制度高地”

汽車、電子、高端裝備等高合同密集型行業，需鎖定制度完善或快速法治化的區域（如墨西哥北部工業州、越南胡志明市高科技園區），這些區域的優勢并非排名背書，而是通過USMCA協定、自貿園區政策形成了穩定的規則體系。盡管合規成本較高，但完善的司法保護能有效降低“敲竹杠”風險，保障供應鏈穩定。

以新能源汽車零部件企業為例，選擇歐洲、墨西哥等制度完善的國家，雖然面臨碳足跡、供應鏈盡職調查等要求，但能進入特斯拉、寶馬等終端車企的供應鏈，獲得高附加值訂單，長期收益遠大于短期合規成本。

低合同密集型行業：擁抱“邊疆市場”或“本土自動化”

服裝、簡單組裝等低合同密集型行業，應警惕營商環境排名飆升的國家。如果越南、墨西哥的合規成本已經吞噬利潤，應考慮向更“邊疆”的市場轉移，如孟加拉國、埃塞俄比亞、中亞國家——這些國家制度相對落后，但成本更低，適合低附加值、成本敏感型產業。

或者，留在國內通過極致的自動化對沖成本，投入資金進行自動化改造，將用工成本進行大幅節省，雖然國內環保標準也在提高，但通過規模化生產消化了成本，反而比出海的同行更具競爭力。

核心動作：建立“行業-制度”匹配評估模型，從合同密集度、合規成本、市場準入、供應鏈穩定性四個維度打分，選擇綜合得分最高的目的地，而不是單純看營商環境總排名。

融資對沖：構建“母子聯動”的資金池

“保護少數投資者”指標的提升，會暫時收緊當地信貸——東道國銀行對新設外資企業的盡職調查極其煩瑣，貸款額度有限，利率也較高。中小企業在出海初期，應避免過度依賴本地融資，構建“母子聯動”的融資結構。

具體做法建議利用香港作為資金調配中心，通過內保外貸、跨境資金池等工具，用母公司的信用為海外子公司輸血。比如，母公司在國內獲得較低利率的貸款，通過跨境資金池調撥給海外子公司，滿足其初期的合規投入、基建投入需求。

這種模式的優勢在于，一是繞過了東道國銀行的煩瑣流程，提高融資效率；二是利用母公司的信用評級，獲得更低的融資成本；三是在海外子公司面臨合規陣痛期時，提供穩定的現金流支持，避免因資金鏈斷裂而倒閉。

核心動作：提前與銀行溝通跨境融資方案，建立全球化的資金管理體系，確保海外子公司的現金流能應對突發的合規成本增加。

結語：從“游牧”到“定居”，

出海的本質是能力升級

之前，對很多中國企業而言，出海是“游牧者”的游戲——資本像水一樣流動，哪里成本低就流向哪里，一旦環境變差就拔營遷徙。但隨著世界銀行B-READY標準的普及和各國監管能力的數字化升級，“低成本、低合規”的洼地已經被填平。營商環境的改善，本質上是一場全球范圍內的商業倫理的“文藝復興運動”——它歡迎高素質、高資本、守規則的“定居者”，并毫不留情地驅逐那些付不起“合規租金”的低端玩家。

對中國企業來說，出海不再是逃避國內內卷的“避難所”，而是一場更高維度的能力大考。這場考試的核心，不是誰能找到更低的成本，而是誰能更快適應規則、穿透制度、構建合規能力。那些能看懂“篩選器”邏輯，提前布局合規體系，將制度適應能力轉化為核心競爭力的企業，才能在全球大洗牌中存活下來，從“被篩選者”進化為“規則定義者”。

筆者旁聽過一些輔導出海企業的課程，注意到很多出海輔導并沒有幫助中國企業真正提升產品在海外的競爭力，而是讓企業突擊應試去美化電商平臺上寶貝詳情的展示（優化Listing），其本質是不創造增量價值繼續卷下去。聽這類課程的幾乎都是本身就深陷內卷的中小企業。掙扎在內卷中的企業，在學習更卷的方法，優秀企業則在學習擺脫內卷的方法。原因可能是更卷的方法更容易學習而且“見效更快”，擺脫內卷的方法都太難學習，“不容易看到效果”。

筆者在多種場合輔導與演講時，堅決反對“跨境電商”這種常見的突擊應試的策略，而是提倡腳踏實地學習出海的商業倫理，學習做世界級的企業，學習世界級產品企業的經營模式，學習融入本地，為本地服務，用優質的產品、文明的操守，做本地社區的好公民。

在新的全球商業生態中，活下來的不是最強壯的，也不是最聰明的，而是最能適應規則變化的。中國企業出海，正從“逐利而行”的游牧時代，邁入“扎根生長”的定居時代。這既是挑戰，也是機遇——只有那些真正具備全球化運營能力、合規能力、可持續發展能力的企業，才能在全球市場的舞臺上站穩腳跟，成為真正的世界級企業。

從Doing Business到B-READY：游戲規則變了

世界銀行于2021年將《營商環境報告》（Doing Business）項目終止準備結構性升級，后于2024年正式推出全新評估體系——《營商環境成熟度》（Business Ready，簡稱B-READY項目）作為替代方案。這并非簡單的名稱更換，而是全球商業價值觀與評估邏輯的根本性變革，標志著出海游戲規則的重構。

核心邏輯轉型：從“去監管”到“高質量監管”

Doing Business的核心哲學是“去監管”和“速度”：開辦企業需要幾天？納稅需要幾個小時？解雇員工有多容易？在這種邏輯下，監管越少越好，稅率越低越好，甚至有些國家與地區的政府為了排名進行“逐底競爭”——犧牲員工保護、環保標準來吸引投資。而B-READY的核心哲學是“監管質量”和“公共服務效能”，它采用了一個平衡的三角模型：

監管框架，評估企業在進入、運營和退出市場時必須關注的規則和法規。

公共服務，評估政府提供的支持監管合規的服務，包括支持營商活動的制度和基礎設施。

運營效率，衡量企業與法規和公共服務互動的便利性和有效性。

該項目根據3個支柱、10個專題和30個支柱專題組合給每個經濟體打分。簡單來說，Doing Business問的是“流程快不快”，而B-READY問的是“規則好不好、服務到不到位、實際用著順不順”。這種轉型背后，是全球經濟發展理念的變化：單純的“低成本”已不再是核心競爭力，“可持續”“合規”“高質量”成為新的關鍵詞。世界銀行希望通過B-READY，引導各國政府建立更完善、更可持續的營商環境，而不是為了排名而犧牲長期利益。

B-READY的“新門檻”：數字化、環保、員工成必答題

B-READY引入了許多舊指標忽略的維度，這些新維度恰恰是前面提到的“篩選器”的核心組成部分，也給中國企業出海提出了新的要求。

數字化應用：“非正規操作”無處遁形

B-READY極度重視政府服務的數字化與互操作性，這也為墨西哥稅務局推行Annex 24全數字化監管提供了評價依據——在B-READY體系中，能實現企業數據實時監管與互享的政府服務被認定為高效。對企業而言，這意味著“灰色操作”的空間被徹底壓縮，任何不合規行為都將被精準捕捉。過去，許多企業靠“人情關系”“線下溝通”解決行政問題，但在數字化監管下，所有流程都有跡可循，“走后門”的空間被徹底壓縮。企業要想在B-READY高分國家立足，必須具備強大的數字化能力——從庫存管理到財務申報，從海關申報到稅務對接，都需要一套完善的數字化系統。這對數字化程度較低的中小企業來說，是一道硬門檻。

環境可持續性：成本必須承擔的“社會責任”

舊的Doing Business幾乎不考慮環保，而B-READY將環境法規融入核心評分。一個國家要想提高B-READY排名，就必須出臺更嚴格的環保標準。這對宏觀環境是好事，但對習慣了低環保成本的制造企業來說，就是直接的成本沖擊。歐洲的碳足跡要求、越南的排污標準、匈牙利的溶劑排放限制，都是這一趨勢的體現。企業不能再把環保當成“可選項”，而必須當成“必答題”——不僅要投入資金購買環保設備，還要建立完善的環保數據收集、報告體系。這不僅是合規要

求，也是進入全球高端供應鏈的“入場券”。

員工保護：從“成本項”到“價值項”

Doing Business將員工視為“市場僵化、增加企業成本、降低營商效率”， 因價值觀爭議過大，世界銀行在2013 年正式將該指標從總排名計算中剔除，僅作為附錄參考，直至該項目終止，也未再將員工權益納入核心評分體系。而B-READY重新引入員工主題，評估社會保護和工作質量。這為越南等國加強勞動執法、提高工資標準提供了國際背書。對企業來說，員工管理不能再是“壓榨成本”，而要轉向“提升價值”。這意味著要嚴格執行勞動法規，保障員工權益，提供合理的薪酬和發展空間。雖然這會推高短期成本，但從長期來看，能降低罷工風險，提高員工忠誠度和生產效率。更重要的是，這是進入歐美市場的必要條件——沒有完善的員工保護，就無法通過供應鏈盡職調查。

核心洞察：世界銀行B-READY營商環境成熟度的推出，標志著全球營商環境評估進入“高質量發展”時代。中國企業出海必須更新“導航地圖”——不能再執著于已失效的Doing Business排名，也不能迷信“注冊快、稅率低”的表面優勢，而應聚焦“規則清晰、服務完善、符合長期發展”的市場。未來的競爭力，不在于誰能找到更低的成本洼地，而在于誰能更快適應高標準監管環境。

潘農菲｜文 程明霞｜編輯

潘農菲是管理學博士，大疆創新前副總裁。

聯系方式

投稿、廣告、內容和商務合作

newmedia@hbrchina.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