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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11秒,這個世界上就有一名孕婦或一名新生兒死亡。Cicely Fadel博士對這些數字并不陌生。在波士頓兒童醫院的新生兒重癥監護室,她曾無數次親手為極低體重的早產兒插管、給藥,也曾看到太多父母滿懷希望來到醫院,最后卻只能帶著空座椅回家。
在哈佛醫學院攻讀MD-PhD期間,Fadel博士研究的方向是早產兒腸道環境與營養不良,并在研究過程中得到了蓋茨基金會的資助。借由這個項目,她得以深入中低收入國家,第一次親眼看到那里連最基本的醫療需求都得不到滿足的現實——新生兒因缺乏基礎呼吸支持而掙扎,營養不良和饑餓成為疾病的直接誘因。這種“從實驗室到現場”的視角轉換,讓她意識到:如果一項技術只能在頂級醫院發揮作用,它對全球新生兒死亡率的改善作用很小。
此后她從實驗室走向臨床,再走向全球健康領域,成為蓋茨基金會高級項目官,試圖從系統層面尋找答案:問題的核心不在于技術是否存在,而在于技術從高收入國家向中低收入國家轉移的過程中,設計邏輯、成本結構和醫療體系的適配性被嚴重低估。以肺表面活性物質為例——這項治療新生兒呼吸窘迫綜合征的“金標準”療法在高收入國家已成熟應用數十年,但在非洲許多地區,動物源性表面活性劑的費用可能超過一個家庭半年的收入,而配套的插管操作所需的訓練有素的醫生和麻醉支持,在當地幾乎是奢侈品。
近日,動脈網對蓋茨基金會孕產婦、新生兒及兒童營養和健康部門高級項目官Fadel博士進行了一次深度專訪。在這場對話中,我們沒有止步于“每11秒一個死亡”的悲憫敘事,而是試圖拆解一個更底層的問題:當一項救命技術已經在高收入國家成熟應用了數十年,為什么它仍然無法抵達最需要它的人手中?低成本肺表面活性物質與喉罩的推進,究竟揭示了怎樣的一種創新方法論?更重要的是,在女性健康投資1:3的經濟回報公式背后,健康公平究竟是一種代價,還是一種更高維度的策略?
視頻呈現了喉罩在坦桑尼亞一家醫院開展臨床試驗的真實場景
來源:蓋茨基金會
01
從臨床到全球健康:系統思維如何改寫新生兒健康敘事
Fadel博士的職業生涯起點是典型的學術醫學路徑——在哈佛醫學院獲得MD-PhD雙學位,一邊做分子生物學的基礎研究,一邊在新生兒重癥監護室做臨床工作。借助蓋茨基金會支持,她第一次有機會進入中低收入國家,親眼看到了那里連最基本醫療需求都得不到滿足的現實。
“我看到了營養不良、饑餓直接引發疾病,看到了新生兒因為缺乏基礎呼吸支持而掙扎。”Fadel博士說。三年前她第一次訪問肯尼亞的一家醫院時,看到早產兒因缺乏CPAP(持續氣道正壓通氣)裝置而呼吸困難——“嬰兒們正艱難呼吸:鼻翼擴張,調動額外肌肉輔助呼吸,卻缺乏有效的支持措施。這種情況就像我們爬樓梯后的呼吸狀態。”
這種經歷讓她意識到,自己在波士頓兒童醫院習以為常的救治條件,在全球絕大多數地方是奢侈品:波士頓可以救治22周出生的、體重不足500克的早產兒,而在非洲許多低資源地區,28周以下、不足1000g的嬰兒往往連進入重癥救治體系的機會都沒有。
這種反差促使她思考一個更根本的問題:如果一項技術只能在頂級醫院發揮作用,它對全球新生兒死亡率的改善作用十分有限。全球幾乎所有的孕產婦和新生兒死亡都集中在中低收入國家,而絕大多數死因都是可預防的——早產、出生窒息、感染。Fadel博士意識到,問題的關鍵不在于發明更多的“突破性技術”,而在于如何讓那些已經被證明有效的技術,以更低成本、更低操作門檻的方式,抵達最需要它們的地方。
“造成現在這種情況不是某一個因素造成的,一定是多種因素之間相互影響。”Fadel博士分析道。她將瓶頸歸結為三個相互嵌套的層面:
其一,初級衛生保健體系的不完善。很多中低收入國家的基層醫療機構連穩定的電力供應都沒有,更不用說復雜的醫療設備;
其二,技術本身的設計缺陷。絕大多數醫療設備從一開始就是為高收入國家的醫院場景設計的,從未考慮過在資源匱乏環境下的可用性;
其三,人才培訓的斷層。一項技術即使免費提供,如果操作需要經過數年專業訓練才能掌握,它在基層也幾乎沒有推廣的可能。
正是在這樣的系統思維下,Fadel博士所在的蓋茨基金會婦幼健康團隊做出了一個關鍵的戰略決策:從“預防性干預”入手,盡可能早地介入母嬰健康周期,而不是等到問題發生后再去救治。這意味著他們將投資重點放在了孕期營養、早產預防、新生兒即時護理等上游環節。
她以孕期貧血為例說明這一邏輯:“在中低收入國家,孕婦貧血率極高。如果能通過補充鐵劑改善母親的鐵儲備,不僅能降低產后出血的風險,還能直接影響到胎兒的神經系統發育。一個更健康的母親帶來更健康的孩子,后者長大后更有可能成為生產力的貢獻者,而不是醫療系統的負擔。”
三年后,當Fadel博士再次回到肯尼亞那家醫院時,她看到了變化。CPAP設備已經到位,一項由基金會支持的臨床研究正在開展——測試通過喉罩(LMA,一種比氣管插管更簡單、創傷更小的氣道管理工具)給予肺表面活性物質的效果。“我們支持的研究通過更易輸送的氣道裝置為早產兒提供表面活性劑,其療效差異簡直天差地別。所有患兒均呼吸良好,有的患兒在及時使用CPAP后甚至不再需要表面活性劑。我們目睹了該技術帶來的顯著進步,這令人驚嘆。”
這個直觀的變化讓她更加確信:系統層面的改變雖然緩慢,但一旦形成,其影響力將遠超任何一個醫生個人所能達到的極限。
02
從20美金到2美金的成本博弈:喉罩革命背后的“逆向創新”方法論
在采訪中,Fadel博士也向動脈網展示了喉罩:硅膠材質的小型裝置,形狀類似微型勺子,使用時只需將其放入嬰兒舌底至喉部基底,即可建立給藥通道,將肺表面活性物質直接遞送至肺部。與傳統的氣管插管相比,這個操作不需要金屬喉鏡撬開嬰兒口腔,不需要尋找聲門,更不需要給嬰兒注射鎮靜藥物。
“單純從設備本身的價格來看,喉罩大約20美金,而一根氣管插管只要2美金左右。”Fadel博士坦誠地給出了這個數字對比。
但她隨即補充道:“接下來,我們計劃在中國支持相關研究,希望把一次性喉罩的成本再降低50%。同時,成本不能只看設備本身。氣管插管需要訓練有素的醫生操作,需要麻醉支持,需要額外的監護設備,還需要更長的住院時間,同時,金屬器件輔助的氣管插管還難以避免咽喉機械損傷。把這些‘系統成本’算進去之后,喉罩的綜合成本反而更低。”
更重要的是,在坦桑尼亞、肯尼亞等地的初步臨床實踐中,研究者原本希望搜集關于第一代喉罩的反饋以供研發人員改進產品,沒想到當地醫生反饋非常積極,他們更傾向于使用喉罩,甚至有人問研究者:“我們能不能直接改用喉罩,不用繼續做對比試驗了?”
這個看似微小的技術改進,實際上揭示了一種與主流醫療創新路徑完全相反的“逆向創新”方法論。Fadel博士將其概括為:“設計之初就要考慮約束條件,而不是先在高資源環境下設計一個解決方案,再試圖向下兼容。”
傳統的新生兒呼吸支持技術——從呼吸機到肺表面活性物質——幾乎都是在頂級醫學中心的場景下開發的,默認的操作環境是有24小時值班的麻醉師、有新生兒重癥監護病房、有完備的急救設備。但中低收入國家的基層醫院連這些配置的十分之一都沒有。
“我們真正要做的,不是把高收入國家的解決方案‘降級’后強行推廣到低收入國家,而是直接從低收入國家的約束條件出發,重新設計整個解決方案。”Fadel博士說。
在肺表面活性物質這個案例中,這意味著兩條技術路線并行:一是開發化學合成的表面活性物質,替代目前主流的動物源性產品(從小牛或小豬肺中提取),從而將原料成本降低一個數量級;二是簡化給藥方式,用喉罩替代氣管插管,從而降低對操作者技能的要求。
目前,這項研究正在肯尼亞、埃塞俄比亞和尼日利亞三個國家同時推進,預計一年內將積累約800個病例。
Fadel博士認為存在若干有利于推動規模化實施的關鍵舉措,其中一項是指南修訂。當指南發生變更時,其他醫院通常會快速跟進。同時,研究方案已與各醫院專業實施者達成共識,待其具備實施能力后,可逐步推廣至合作醫院網絡——例如通過“導師制”指導。
所謂“導師制”推廣模式,即通過建立三級醫院指導二級醫院的網絡,有經驗的新生兒科醫生幫助基層醫院建立能力。“這不僅是技術下沉,也是責任下沉——當下級醫院能力提升后,上級醫院的壓力也能得到緩解。”Fadel博士說。
Fadel博士強調,這種系統性改變雖然緩慢,但一旦形成,其影響力將遠超任何一個醫生個人所能達到的極限。
03
1:3的經濟回報公式背后:健康公平不是成本,而是策略
在蓋茨基金會內部,有一個被反復引用的數據:每投入1美元用于女性健康,可以產生3美元的經濟增長回報。這個由麥肯錫等機構測算出的數據,成為說服各國政府及伙伴投資女性健康的有力工具之一。但在采訪中,Fadel博士強調,這個經濟回報公式可能低估了投資女性健康的真實價值。
Fadel博士認為3:1的投資回報率確實存在,但實際數據可能低估了這類投資的關鍵作用。
“更健康的母親帶來更健康的孩子,這本身就是一個正向循環。一個健康的孩子長大后更有可能上學、工作、創造價值,從而打破代際貧困。這些長期的社會收益,很難用一個簡單的美元數字來衡量。”
在計算投資回報時,蓋茨基金會采用DALY(傷殘調整生命年)指標,試圖量化疾病給個體和社會帶來的綜合損失。不過,該模型目前尚不完善——比如產后出血導致的長期貧血,可能讓一個母親在數月內無法參與家庭勞動或社會工作,這些“隱性生產力損失”往往沒有被計入。例如,通過監測孕期母體營養狀況及其對嬰兒神經發育結局的影響來評估投資回報。在貧血高發地區,補充母體鐵儲備可顯著改善新生兒神經發育結局,同時降低產后出血風險、提升嬰兒健康水平。
但更值得探討的問題是:當一項健康干預的經濟回報不明顯時,我們是否還有理由去投資它?
Fadel博士的回答很明確:“公平不是取舍,而是策略。”她認為投資女性健康不僅能提升整體生產力,更能有效緩解代際貧困問題。“公平性并非權衡取舍,而是實現這些收益的具體策略——這正是投資母嬰事業的重要意義所在。”
她認為,長期以來女性健康問題被系統性低估、低投資,本身就是一種市場失靈。如果只盯著短期經濟回報,很多關鍵干預——比如青少年女性的營養補充、農村地區的產前篩查——都不會有企業愿意投資。這時候,慈善資本的作用就體現出來了:它承擔私營部門不愿意承擔的早期風險,為那些“被遺忘的疾病”和“被忽視的人群”提供啟動資金。
Fadel博士以肺表面活性物質項目為例:“十年前,幾乎沒有任何一家大型藥企愿意投資開發合成表面活性劑,因為她們認為這個市場太小——全球早產兒數量雖然大,但大部分集中在低收入國家,這些國家付不起高價。”
但蓋茨基金會看到的是:如果能把成本降下來,這個市場的潛力是巨大的。“我們給企業提供技術和資金支持,幫助他們開發低成本產品,同時也幫他們看到新興市場的真實需求。”
這種“催化式慈善”的模式,正是蓋茨基金會在資助創新研發時的重要考量,主要從三個層面出發:
第一層是技術本身的革新。不是通過大規模采購把10塊錢的產品價格打到1塊錢,而是通過全新的技術路徑,讓產品的生產成本本身就只有1毛錢,賣1塊錢仍有利潤。
第二層是激活市場需求。很多企業之所以不愿意投資婦幼健康產品,是因為看不到市場在哪里。蓋茨基金會幫助他們看到,不僅是中國的每年10萬早產兒,還有非洲和南亞每年570萬早產兒需要用肺表面活性劑來救命,即便排除在家生產不具備用藥條件的家庭,仍然有每年440萬需要表面活性劑的嬰兒,這個市場足以支撐一條產品線。
第三層是從真實使用場景倒推研發。“在一個護士要照顧40個嬰兒的非洲基層醫院,CPAP設備的脫落警報可能毫無意義。這時候你要解決的問題不是‘如何讓警報更靈敏’,而是‘如何讓設備不脫落’。”
Fadel博士看到的邏輯是:當你真正為最難觸及的人設計解決方案時,所有人都會受益。健康公平不是終點,而是通向更高效、更可持續健康體系的必經之路。
Fadel博士的這次中國之行,正是這一創新方法論在地化的體現。她帶著全球視野和真實需求信息,來到中國尋找有技術能力和意愿的合作伙伴。她表示,這次來中國,看到化學合成肺表面活性劑產品的研發取得了重要突破,并且有希望在擴大產能和降低成本上帶來指數級的改變。在嬰兒適用的超小尺寸喉罩上,Fadel博士表示也見到了中國伙伴在了解真實需求后的研發熱情。同時在她看來,中國在中西部地區推廣新生兒急救網絡和分級轉診體系的經驗——從省級醫院到縣級醫院的“導師制”培訓模式——也對非洲有直接的借鑒意義。
反過來,非洲極端資源約束環境下催生的創新,也為中國基層醫療提供了一條可資借鑒的路徑:真正的創新,始于對“誰最需要、誰最難觸及”的誠實回答。每11秒,一個生命本可以避免離去——縮短這11秒的距離,不需要奇跡,只需要我們愿意為最難抵達的人設計最簡單的工具。
*封面圖片來源:123r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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