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琦：美國科技右翼政治影響力上升——原因及展望 | 全球改革觀察

編者按· 2026.04.13

隨著人工智能等前沿技術在軍事與國家安全領域的應用不斷深化，一批來自硅谷的科技企業與技術精英開始更為頻繁地出現在美國政策討論與戰略實踐之中。從國防承包到科技政策制定，從產業競爭到科技外交，這一群體的角色正在發生變化，其影響力亦呈現上升趨勢。那么，科技右翼的崛起究竟是曇花一現還是時代的必然？

以往對于科技右翼的關注常常停留在政策與技術層面，本文提出，這一潮流背后的思想轉向也許更應值得重視。作為保守主義思潮的一部分，以彼得·蒂爾為代表的科技右翼所反思的核心議題實際上是美國自由主義所依賴的條件，而這正與美國精英對自由主義國際秩序以及美國國內治理模式的反思合流并軌。科技右翼不僅助推了這兩方面的反思，并且為特朗普政府主導的改革提供“彈藥”。

思想是時代的產物。科技右翼的崛起遠非偶然。其與美國既有政治經濟結構之間的深層關聯，及其對美國未來走向與國際格局的潛在影響，值得長期關注。

2026年以來，美國頻繁將以AI為代表的前沿科技運用于打擊對手的軍事行動。從年初強虜委內瑞拉總統馬杜羅到近日對伊朗的戰爭中，都能明顯地看到帕蘭提爾（Palantir）、人工智慧（Anthropic）、安杜里爾（Anduril）、太空探索（SpaceX）等科技公司的影子。此外，自特朗普第二任期以來，硅谷科技精英如邁克爾·J.克拉齊奧斯（Michael J. Kratsios）[1]、大衛·O·薩克斯（David O. Sacks）[2]、斯里拉姆·克里希南（Sriram Krishnan）[3]、馬克·安德里森（Marc Andreessen）[4]、雅各布·赫爾伯格（Jacob Helberg）[5]等先后進入特朗普核心班底，成為關鍵科技和外交政策的起草者。這一切都揭示了一個事實，即硅谷科技右翼的軍事與政治影響力正在快速上升。

長期以來，我們對于科技右翼崛起這一事實的重視不夠，很多觀點膚淺地將其視作為了自身商業利益，鼓吹技術加速主義、去監管、技術精英威權治理的資本家。我們認為，應當對科技右翼對于美國制度的批判性反思加強重視。科技右翼“以實力捍衛國本”的主張正與美國精英層向外反思自由主義國際秩序、向內反思自由民主的思潮合流并軌，對美國乃至全球秩序產生深遠影響。

美國科技右翼的思想脈絡

普遍觀點往往將科技右翼視為“加速主義”的鼓吹者，認為他們的核心主張是通過技術發展解決美國當下一系列社會問題。這種說法忽略了科技右翼對美國制度全方位批判與反思的一面，而正是后者構成了其影響力的基礎。以彼得·蒂爾為代表的科技右翼所反思的核心議題實際上是美國自由主義所依賴的條件。他們認為，美國自由主義的實現依賴于國家的絕對實力，以及基于絕對實力優勢之上的對敵對國家的威懾。當下對于自由和民主膚淺化、形式化的理解和追求正在損害美國的國家能力，并最終導致個人自由和權利失去保障。

（一）悲觀的人性論

要理解以彼得·蒂爾為代表的科技右翼觀點，首先需要回到他們對人性問題的認識上。彼得·蒂爾對人性的看法總體上是悲觀的，這一點與大多數保守主義思想家類似。蒂爾高度推崇法國哲學家勒內·基拉爾的“模仿”和“替罪羊”理論。后者認為，人們在自己的內心深處總是受相互模仿的欲望驅動。這種“模仿欲望”是普遍的，導致嫉妒，進而引發暴力。歷史上，各種社會曾使用替罪羊的方式，即將暴力沖動轉向社區中某位無辜的成員，以疏導和控制這些情緒，為避免戰爭和大規模殺戮提供了一個發泄口。耶穌就是歷史上最重要的“替罪羊”之一。正因人性具有如此的特征，彼得·蒂爾主張對政治秩序建立的基礎這一問題進行更為深刻的反思。

（二）世俗主義政治

解決方案的不穩固性

彼得·蒂爾認為，以啟蒙主義運動所開啟的世俗化政治實踐實際上是對政治的回避，而政治是無法回避的。以建立社會契約為代表的世俗主義政治解決方案是一個“核心謊言”，忽略了根植于人性中的暴力因素，具有高度的不穩固性。

彼得·蒂爾的觀點可以從反思現代性的思想家如卡爾·施密特、列奧·施特勞斯的理論中找到基礎，后者長期以來是美國右派的思想來源。施特勞斯認為，即使在美國這個歷史上最自由的政權，政治上仍然存在不正確的禁忌。在何為善與正義這個問題上，答案時常是晦暗不明的。因此，永遠不能指望有一個一勞永逸的政治解決方案（這里暗含的是對自由民主這種世俗政治解決方案的否定）。而施密特認為，永遠不會有一個在政治上團結全人類的方案，宗教會成為終極的認同來源。

列奧·施特勞斯（Leo Strauss，/stra?s/ STROWSS， 1899年9月20日—1973年10月18日），德裔美國政治哲學家，其思想被認為是美國保守主義的重要來源（圖源：網絡）

彼得·蒂爾高度認同這些保守主義哲學家對于政治秩序基礎的反思。他認為，美國《獨立宣言》中對于“生命權、自由權和追求幸福的權利”的呼吁與前現代的舊傳統形成了對比。這種做法有一個深刻缺陷，即回避了人性、美德、正義等本質問題，而是代之以社會契約這種世俗化的處理方式。然而，由于人性本身的特征，在這樣社會里，“剩下的既不是政治也不是國家，而是文化、文明、經濟、道德、法律、藝術、娛樂等等”。并且，“糟糕的是，暴力并不會消失，而是會以另一種方式在娛樂化的現實世界中歸來”。

蒂爾認為，世俗主義政治秩序帶來了兩大后果并最終威脅自由。其一是廣泛的經濟停滯。蒂爾認為，從上世紀80年代后，美國就迷失在“不確定的樂觀情緒”當中，即盲目地相信未來會變得更好，但失去雄心壯志和行動力，無視繁榮表象之下技術發展停滯的現實。早在斯坦福校園時期，蒂爾就曾著書批判文化多元主義，認為那將人們的注意力吸引到無足輕重的領域中去。其二是國家安全受到廣泛威脅。在2007年所發表的名為《施特勞斯式的時刻》的文章中，蒂爾提出世俗主義政治正在威脅國家安全。他寫道，“當那一方（注：蒂爾原文中指代伊斯蘭世界）保持戰斗姿態；而這一方每個人都像霍布斯一樣把現世的生活看得比死亡更重要，每個人都會逃避戰斗和對抗，從敵人面前逃跑。我們最終會失敗——不管一開始在數量和技術上的優勢有多大。”蒂爾認為，為了自身的安全，美國人需要重新反思政治上的世俗主義。“9·11事件”發生后，蒂爾感到對抗“世俗主義政治”的任務愈加迫切。不久后，蒂爾創立了服務于國防軍工的科技企業帕蘭提爾（Palantir）。

位于Palo Alto 火車站對面的帕蘭蒂爾公司

（圖源：作者攝））

（三）保障美國自由的解決方案

以彼得·蒂爾為代表的科技右翼的終極目標是尋找保障美國自由的解決方案。很多人對于蒂爾一方面自詡為自由意志主義者，另一方面又深度涉入國防軍工行業表示費解。但是，如果放在保障美國所代表的自由這一目標下來看，這兩者或許并不矛盾。因為為了捍衛美國所代表的“上帝”，對于敵對國家或組織（即“敵基督”的化身）所采取的任何軍事手段無疑是正義的。

在具體政策路線方面，科技右翼具有如下主張：

一是經濟上的極端自由市場資本主義。蒂爾認為，在自然資源有限的情況下，“創造增量”對于解決人類困境至為關鍵，科技創新是僅有的創造增量的方式。他認為，創造新空間（網絡空間、外太空、海上定居）是擺脫一切形式“政治災難”的終極解決之道。他主張政府應當去除一切形式的監管，為“從0到1”的創新留足空間。科技右翼很少討論科技發展的社會后果，而是強調打破僵局、創造變化本身的重要性。

二是政治上的國家主義。科技右翼并不排斥國家，而是認為強大的國家將是公民自由的最好保證。在《科技共和國》中，帕蘭提爾CEO亞歷山大·卡普認為，絕對的技術優勢能夠轉化為足夠的威懾能力，從而帶來和平。他寫道，“為了讓美國及其盟友保持其全球優勢——并維護我們認為理所當然的自由——軟件行業必須重新致力于解決我們最緊迫的挑戰，包括人工智能的新軍備競賽。”

三是文化上的反多元、反平等主義。盡管科技右翼內部對于是否回到基督教所代表的傳統家庭文化存在分歧，但他們基本上都對文化多元主義持批判態度。彼得·蒂爾曾在支持特朗普競選的共和黨集會上公開自己的同性戀身份。他表示自己此舉是要說明他并不主張為同性戀群體賦予特殊的權利。科技右翼也反對平等主義。他們認為不平等不是問題，而是進步的必要條件。弱勢群體不應當尋求制度“保護”，而是通過市場和技術來實現改善。

2016年7月21日，2016年共和黨全國代表大會在克利夫蘭舉行的最后一天，彼得·蒂爾在Quicken Loans球館發表講話（圖源：時代周刊）

從邊緣到政治舞臺中央

科技右翼起初只活躍于硅谷科技和創投圈。甚至，在很長一段時間，他們都是硅谷的“異類”，不為自由主義同僚所容。盡管人們認可彼得·蒂爾等人在商業上的成功，但從未對他們的政治影響有過太多想象。從2008年總統大選開始，彼得·蒂爾先后支持過羅恩·保羅、特德·克魯茲這些極端右翼共和黨政客，但并沒有產生多大影響。2016年總統大選中，彼得·蒂爾公開支持特朗普，并隨著特朗普的勝選和組閣，硅谷科技右翼逐漸從幕后走向前臺。因此，不可否認，與特朗普的成功結盟是科技右翼政治影響力上升的關鍵因素。然而，除此之外，應當注意到科技右翼所代表的保守主義之所以在特朗普第二任期產生如此大的政治影響，跟其與當下美國精英兩方面的反思合流并軌有關。科技右翼不僅助推了這兩方面的反思，并且為特朗普主導的改革提供了“彈藥”。

（一）與對自由主義

國際秩序的反思合流

早在1833年，托克維爾就曾指出，美國政治制度的設計無法保證制定出好的對外政策。美國憲法的初衷是為了防止權力的過度集中進而形成獨裁政治格局，但它同時也使美國缺乏一個管理美國對外關系的統一權威。這具體表現在：第一，國會在對外政策領域的權力全面擴張，制約總統行為；第二，行政部門內部的分裂和連續性缺乏，以及行政部門與獨立部門的分歧與斗爭極大地妨礙了美國制定有效的對外政策；第三，分立政府陷入政黨政治。

然而，二戰后美國憑借在經濟和軍事實力上的絕對優勢，支撐其建立了獨特的自由主義國際秩序。從表面上看，自由主義國際秩序表現為集體安全、自由貿易和民主價值為核心原則，但實際上高度依賴于美國對國際公共品的提供。在這背后是在蘇聯威懾下遠東、歐洲的權力平衡。美國將其付出的經濟代價看作是暫時的，其終極目的是推動構建大西洋聯合體，以及超越這一目的、塑造一個立足于自由貿易和非歧視性原則的全球多邊體系。蘇聯解體后，美國最大的安全威脅消失，在冷戰時期形成的維持國際秩序的結構卻仍然在很大程度上被延續下來。它給美國國內經濟結構、產業結構、社會結構帶來的沖擊逐漸顯露出來。在這樣的背景下，以羅伯特·萊特希澤（Robert Lighthizer）、彼得·納瓦羅（Peter Navarro）、史蒂夫·班農（Steve Bannon）為代表的貿易保護主義、批判全球化的聲音日益受到關注。科技右翼雖沒有在全球化問題上持激進反對立場，但總體上認為全球化使得美國喪失創新動力。在《從0到1》這本書中，彼得·蒂爾認為“全球化（Globalization）本質上是把一些在某處發展得很好的東西帶到世界各地，它本質上是靠“復制”驅動的“從1到n”橫向發展。這種發展模式使美國陶醉于“低質量”的增長，抑制了“從0到1”創新的出現。

（二）與“要民主還是

要國本”的反思合流

從長期的歷史過程來看，民主只是一個小概率事件。西歐的民主和憲政始于英國，其背景是在極為特別的條件下英國社會力量對王權構成制約，民主本質上是新興資產階級為了爭取政治權利的制度安排。此時的民主是資產階級參政議政的排他性民主。此后，隨著西歐國家社會權利覺醒和社會運動的發展，才帶來民主范圍的擴大。在美國建國之后的很長一段時間，民主亦未被作為值得推崇的一種價值和制度安排。

自由民主作為一種意識形態被推廣與傳播亦與美國二戰后綜合實力的大幅領先有著直接關系。二戰之后，美國在歐洲實行馬歇爾計劃、在亞洲積極扶持日本韓國，同時將民主作為一種“軟實力”輸出。事實上，不論是當時的歐洲還是日本，都稱不上是民主的范本，但由于美國讓渡的利益，這些國家也開始奉美國“軟實力”為圭臬。民主由此成為一種話語和意識形態，越來越少的人關心真實世界中的民主運作過程。

從2010年前后的“茶黨運動”，到2016年大選、再到2021年“國會山事件”，美國社會分裂不斷升級。美國社會在種族、移民與性別議題日益對立，并逐步外溢為制度層面的沖突。在這樣的背景下，精英層對美國深層文化與認同建構的思考趨向主流。這無疑與科技右翼反思文化多元主義、批判世俗主義政治解決方案具有內在一致性。

2021年“國會山事件”期間，催淚瓦斯在國會大廈外投放，支持特朗普的示威者沖進位于國會山的美國國會大廈（圖源：維基百科）

科技右翼不僅推動了這兩方面的反思，更成為美國當下改革強有力的“彈藥”。一方面，科技右翼推動先進科技賦能于國防軍工，提升美國打擊敵對國家的作戰能力。另一方面，科技右翼主導科技政策制定，制定大量對業界友好的政策來促進創新、鞏固科技霸權。在科技外交方面，科技右翼政策以美國科技能力為籌碼，吸引或脅迫盟友在美投資，幫助美國實現“再平衡”。在這些方面，科技右翼的商業利益與特朗普政府的政治利益實現了完美融合，聯手推動針對美國既有利益結構的變革。如果說特朗普發起的是“美國保衛戰”，那么科技右翼則成為特朗普推行其政策的有力“抓手”。

啟示

科技右翼政治影響力的上升將對美國及國際秩序產生深遠影響。并且，由于科技右翼與美國政界精英的共識，其影響恐怕并不會因特朗普任期的結束而終止。

在政治實踐中，科技右翼的思想表現出三個明顯特征：

一是構建“他者”。美國的核心認同往往在構建“他者”的過程中體現。政體的不同往往被放大為“原罪”，并且將差異上升到善、惡區分的程度。這可以理解成是美國別有用心的一種敘事，其深層次目的是重新建構美國的身份認同。值得注意的是，對于這種新認同合法性的論證不再是基于自由民主的話語，而是重新找回了宗教性。

二是政體決定論。高度強調制度或政治體制的決定性作用。例如，認為“非民主政體”自我糾錯能力的缺失會導致一系列負面經濟社會后果，以及對外侵略和戰爭等行為。這種看法將政體看作一個“種子”，決定著經濟社會、對外政策的方方面面。這種簡單化的二元對立思維方式在傳播上非常有效，因為大眾天生不喜歡復雜。相比之下，任何對多元主義的辯護都被理解為對邪惡的辯護。諷刺的是，有關最優政體的標準則由美國定義和壟斷。

三是正義戰爭論。為了捍衛美國所代表的“上帝”，對于敵對國家（即“敵基督”的化身）所采取的任何攻擊或軍事手段都將是正義的。用彼得·蒂爾的話說，“一個國家在緊急狀態下做什么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對手在做什么。”

從要求去除一切政府監管、去除一切“政治正確”、對敵對國家發起“正義戰爭”的政治綱領來看，科技右翼本質上是一支激進的政治力量。歷史上，從來不缺少激進的改革聲音。特別是發展高度失衡的社會常常成為激進思想的溫床。科技右翼的改革能否成功，取決于這些措施能否撼動美國的既得利益格局、實現美國經濟的“再平衡”，以及保護美國社會。本質上是科技右翼所提供的解決方案能否應對內在于資本主義制度的經濟周期問題。

對于中國來說，科技右翼政治影響力的上升意味著我們面對的將是更具競爭性的美國和崩塌的國際秩序。在未來很長一段時期，美國針對中國的打壓和圍堵可能不再受任何道德和法治約束。在此背景下，中國一方面需要反思我方AI發展過度生活化和娛樂化的問題，探索前沿科技賦能軍事實力的可行路徑。另一方面，應認清自身從全球化中受益的基本事實，從事實上的G2格局出發，盡可能拉住美國，創造兩個大國合作承擔國際責任的局面。同時，我方需要有效管控國內民粹主義情緒，不與美國陷入意識形態敘事“向下競爭”的陷阱。

[1] 邁克爾·克拉齊奧斯：現任總統科技事務助理、白宮科技政策辦公室主任。他是專注于科技行業的風險投資家，曾經投資過Facebook、Uber、SpaceX、Palantir等。在加入特朗普政府之前，克拉齊奧斯是蒂爾資本的負責人，并曾擔任企業家和風險投資家彼得·蒂爾的幕僚長。

[2] 大衛·薩克斯：現任白宮人工智能和加密貨幣特別顧問。早期曾在PayPal擔任首席運營官，被認為是“PayPal 黑幫”中的一員，與彼得·蒂爾私交甚好。薩克斯在大學時就曾與彼得·蒂爾合著《多元神話：斯坦福大學的多元文化主義與不寬容政治》（The Diversity Myth: Multiculturalism and the Politics of Intolerance at Stanford）一書，批判高等教育中的“政治正確”。他也因此被看作是硅谷科技右翼的思想靈魂人物之一。

[3] 斯里拉姆·克里希南：現任白宮人工智能高級政策顧問。他是一名風險投資家，曾擔任安德森·霍洛維茨（Andreessen Horowitz, a16z）的普通合伙人，與安德里森、馬斯克都有較為親密的聯系。

[4] 馬克·安德里森（Marc Andreessen）：現任總統科技顧問，風險投資公司安德里森·霍羅威茨（Andreessen Horowitz，a16z）創始人之一。

[5] 雅各布·赫爾伯格：現任國務院經濟增長、能源與環境事務副國務卿。他曾擔任國防科技公司帕蘭提爾（Palantir）首席執行官高級顧問。在組織動員層面，他參與推動連接國會山和硅谷的“山谷論壇（Hill and Valley Forum）”等跨界平臺。

本文作者

王琦：香港中文大學（深圳）前海國際事務研究院副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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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對 | 羅行健

排版 | 詹蘊第

初審 | 王希圣

終審 | 馮簫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