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長期生活在“美國保護傘”帶來的安穩之中。但早在2022年2月,烏克蘭遭到入侵時,這種幻覺其實就已經破滅。德國總理奧拉夫·朔爾茨在俄烏戰爭幾天后提出“時代轉折”,當時承諾德國將發生變化,包括重新武裝、增加軍費開支,并重新界定德國的戰略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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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這場轉型至今仍未完成,盡管總理弗里德里希·默茨最近又提出,要把德國聯邦國防軍打造成“歐洲最強大的常規軍隊”。德國軍隊至今仍存在結構性短板,社會輿論對于國家究竟應承擔怎樣的軍事角色,也依然意見分裂。更重要的是,盡管跨大西洋關系屢有波動,且唐納德·特朗普早在2020年就曾威脅要大幅削減美國在德軍事存在,德國社會仍普遍把這種關系視為不可動搖。
如今,美國決定撤出駐扎在德國的5000名美軍,恰恰擊中了這一最后的禁忌。這不僅是跨大西洋緊張關系的新一幕,更像是一面毫不留情的鏡子,暴露出德國自身的脆弱性。自冷戰結束以來,美國在德國的軍事存在,既是德國安全的戰略保障,也是其心理安全感的重要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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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特朗普選擇在德國東部幾場關鍵地方選舉前數周作出這一決定,無論是否出于主觀意圖,都已介入一段本就高度緊張的德國國內政治進程。對德國人來說,這一決定再次提醒他們:美國的安全保障不再是自動兌現的承諾,它可能變成一筆交易,受制于眼前的政治利益或雙邊力量對比。對柏林而言,這種沖擊尤為強烈,因為設在德國境內的美軍基地,不只是軍事設施,幾十年來,它們也象征著聯邦德國對西方世界的錨定。
這種象征意義在德國東部各州尤其強烈。未來幾周,這些地區將舉行多場地方選舉。多年來,德國極右翼政黨德國選擇黨一直在當地發展壯大,其基礎是經濟與身份認同上的雙重怨氣,同時夾雜著對德國依賴華盛頓的批評不斷上升。
因此,特朗普的宣布很可能會進一步強化德國東部部分選民的一種看法:傳統政黨把賭注押在一個已經變得不穩定的美國同盟之上,并讓德國卷入對烏克蘭的支持,而相關后果主要卻要由德國人自己承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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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德國選擇黨也處在一種矛盾的位置上。一方面,盡管美國打擊伊朗之后引發了批評,這個政黨依然毫不掩飾自己對特朗普及“讓美國再次偉大”運動的欣賞,雙方在國際關系上共享一種民族主義、反自由主義的視角。另一方面,美軍撤離又恰恰強化了德國選擇黨多年來持續塑造的主權主義敘事:德國之所以脆弱,是因為它受制于外部大國的決定。
這種表面上的矛盾,對德國極右翼而言并不是政治障礙,反而構成了它的力量所在。德國選擇黨既可以譴責美國的“拋棄”,也可以批評德國歷屆政府,聲稱正是這些政府讓國家陷入了戰略依賴。它還可以把這一決定包裝成一個證據,證明德國必須走向自主;但它所設想的這種自主,更多不是放在歐洲框架內,而是建立在民族國家邏輯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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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德國的戰略辯論已經進入一個新階段。幾十年來,核心問題一直是:德國是否應該承擔更多軍事責任。如今,問題變得更為根本:德國是否準備好由自己來保障自身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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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追問顯然遠遠超出德國國內層面,它直接關系到歐洲的未來。跨大西洋關系的弱化,正在機械性地加快外界對建設一個更可信的歐洲防務體系的要求。而沒有德國,歐洲在戰略層面就不可能實現任何躍升。
在這樣的背景下,盡管法德之間存在摩擦,法德關系仍重新獲得了新的戰略中心地位。多年來,巴黎一直主張歐洲在防務問題上擁有更大的主權,而柏林則始終更看重跨大西洋框架的優先性。美國撤軍可能會拉近兩座首都的認知,但這并非出于自發趨同,而是在同一種戰略約束下被迫靠近。
這種轉向之所以格外艱難,還在于德國的歷史記憶仍深刻影響著一切關于軍事力量的思考。1945年之后,聯邦德國就是建立在一種克制承諾之上的。如今,歐洲戰火重現,美國又充滿不確定性,這迫使德國重新界定這種承諾,同時又不能放棄其民主根基。
特朗普的這一宣布,實際上加速了一場更深層的變化:德國正在意識到,自己的安全已不能再被視為一種從外部輸入、理所當然存在的東西。而恰恰在這種認知開始形成之際,民粹主義和民族主義力量似乎最有能力利用由此產生的恐懼與不確定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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