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本文作者張永華律師，法學博士，北京市盈科律師事務所高級合伙人，北京刑事律師，專業刑事辯護律師，金融案件辯護律師，合同詐騙案件刑事律師、經濟案件刑事律師。專注于詐騙罪辯護律師和經濟犯罪辯護、民營企業家辯護律師。與辯護律師團隊辦理了多起重大合同詐騙罪、虛擬數字貨幣犯罪、金融經濟犯罪系列案件)
目錄
一、入庫案例“陳某紅案”的啟示
二、“社會性”認定基礎：對象的可控性與范圍的延展性
三、刑事律師的核心辯護策略
四、結語
正文
在非法集資案件的認定中，一個關鍵而常被爭議的問題是：“不特定社會對象”究竟如何界定？尤其是，當資金吸收的對象從“親友”擴散到“親友的親友”，是否仍屬于“特定范圍”？
這不僅關系到罪與非罪的界限，也體現了刑法在金融安全與經濟自由之間的微妙平衡。本文結合最新案例與司法實踐，厘清這一關鍵問題，并為刑事辯護提供務實策略。
一、入庫案例“陳某紅案”的啟示
人民法院案例庫的 “陳某紅非法吸收存款案”，是一個出罪案例。該案事實：2014年開始，被告人陳某紅以高額利息為誘餌，采取“口口相傳”的方式，向尹某榮、申某忠、張某、周某彤、翁某健等12名不特定對象吸收存款，經統計其吸收存款約370萬元。至案發前，尚有約170萬元本金未歸還（非法經營事實、合同詐騙事實略）。
廣東省廣州市黃埔區人民法院于2020年12月4日以（2019）粵0112刑初861號刑事判決，認定被告人陳某紅犯非法經營罪和合同詐騙罪，不構成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
裁判理由中，法院認為本案12名參與人均系“有特定的社會關系基礎，范圍固定、封閉，不具有開放性，并非隨機選擇或者隨時可能變化的不特定對象”。
由此可見，非法吸收公眾存款案件中，吸收資金的范圍以及對象是否具有開放性，是認定“社會性”的重要因素。
二、“社會性”認定基礎：對象的可控性與范圍的延展性
那么，什么是非法集資案件的“社會性”？
這個問題，司法實踐中已經形成了一定的規則。
比如，關于單位內部人員的認定，是“真內部”還是“假內部”？必須是為解決本單位生產經營資金需求，向與本單位存在真實、持續勞動關系的職工募集資金。如果僅為非法集資而成立空殼公司，或臨時招聘員工并以其名義集資，則屬于典型的“包裝”，應認定為向社會不特定對象集資。
再比如， 關于親友的認定，司法實踐普遍認為，這里的“親友”應指基于血緣、姻親、世交等形成的，具有長期、穩定、親密關系的核心社交圈。不能將“朋友”無限制地擴大為“熟人”或“網友”。關鍵在于關系的親屬遠近，是常年交往的摯友，還是通過業務結識、僅有數面之緣的“朋友”？
在一些案件中，僅“有特定的社會關系基礎”還不夠，還需要解決“對象的可控性與范圍的延展性”問題。這是從司法判例中總結出的觀點。
《人民法院報》刊登一個案例（《人民法院報》，2024年4月18日第6版。作者：楊帆，吉林省長春市中級人民法院）：乙在銀行任職綜合部門行政文員期間，編造其能辦理銀行內部“過橋貸款業務”的事實，以高額利息為誘餌，騙取甲在其處投資。甲為賺取高額利息，在不清楚何為“過橋貸款業務”的情況下，采取“口口相傳”的方式向親友宣傳其有能力將錢款通過銀行工作人員做內部“過橋貸款業務”賺取利息。
甲鼓勵其親友將投資機會向親友的“親友”宣傳并支付介紹費，甲的親友在賺取利息后轉介紹自己的其他親友在甲處投資。甲在收取錢款后以本人名義向投資人出具借條，再將錢款投資到乙處。乙以3分月利支付給甲利息，甲再以1.5-2.2分不等的月利支付給其他各投資人。后乙因資金鏈斷裂未能按期支付利息給甲，甲無力繼續支付投資人利息及返還本金，致使投資人產生經濟損失。
該案中就存在一個爭議：甲的行為是否符合《解釋》所規定的“公開性”和“社會性”，即甲以“口口相傳”的方式對其吸收資金的信息進行宣傳是否屬“向社會公開宣傳”，甲親友的“親友”能否認定為“社會不特定對象”。實踐中存在兩種觀點：第一種觀點認為，甲通過“口口相傳”的方式向親友宣傳投資機會、約定利息、簽訂欠條，既未通過網絡、媒體、推介會、傳單、手機信息等途徑向社會公開宣傳，又將宣傳對象限定在親友范圍，并非隨機選擇或者隨時可能變化的不特定對象，故不符合《解釋》所規定的“公開性”和“社會性”，甲不構成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
第二種觀點認為，甲通過“口口相傳”的方式向親友宣傳，并且鼓勵親友幫助其宣傳投資機會，甲積極追求吸收資金的信息向社會擴散的后果，其行為符合《解釋》所規定的“公開性”。此外，甲親友的“親友”不應再認定為甲的親友，其行為符合《解釋》所規定的“社會性”。故甲構成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
關于本節探討的非法集資的“社會性”問題，這個案子的重要爭議就是 “對象的可控性與范圍的延展性”。
最后，本案中親友的“親友”并不被認定為“特定對象”。因此，本案入罪。
相反，在另外一個非法吸收公眾存款案件“蕪湖盛×桂非吸案”（2019）皖0223刑初68號中，法院認為，集資借款的對象特定、范圍有限，雖有少量工友親屬借款，但是基于對工友的信任，不屬于面向社會公眾，其行為沒有達到破壞國家金融秩序的程度。最終判決無罪。
該案集資對象同樣涉及到親友的“親友”。本案跟上述案件不同，法院對親友的“親友”認定為“特定對象”。本案作為刑事律師成功辯護的案例，要詳細分析具體案情。這個案子跟上述案子具體有什么差異。差異就在于前面說的，要結合宣傳方式、對象的可控性與范圍的延展性、社會危害性等多重因素的綜合實質判斷。
三、刑事律師的核心辯護策略
對于辯護人而言，挑戰“不特定對象”的認定是核心辯護策略之一。非法集資案件的“社會性”跟其它“三性”其實是相聯系的，并非割裂。因此需要整體上作論證。參閱張永華律師：《破局“非法吸收公眾存款”案：律師如何切斷“公開性”與“社會性”的定罪鏈條？》
主要路徑包括：
第一，律師需要緊扣“四性”要件，論證融資行為缺乏“公開性”，強調信息傳遞的私密性與封閉性。如果案件本身具有公開性，卻論證無社會性，是很難具有說服力的?！吧鐣浴蓖栏接凇肮_性”，律師在辯護時不宜孤立地否定“社會性”，而應將兩者結合，重點攻擊“公開性”的證據鏈。
第二，夯實“特定關系”。詳細舉證出資人與當事人之間存在緊密的血緣、地緣、職業聯系，構建一個清晰、有限的范圍邊界。
第三，區分民事借貸與刑事犯罪。前述入庫案例“陳某紅非法吸收存款案”中，法院在裁判理由中認為，本案“表現出較為典型的民間借貸舉債的特點，無論從形式上、還是實質上都應屬于民事法律所調整的范圍，而不應由刑法予以調整?！?/p>
主張涉案行為屬于合法的民間借貸糾紛，不具備擾亂金融秩序的社會危害性。這一點，實際上是否定“非法性”。
四、結語：在邊界處辯護，在細節中取勝
非法集資案件的認定，尤其在“特定對象”與“不特定對象”之間，往往只是一線之隔。律師的成功辯護，離不開對案件細節的深入挖掘、對司法規則的靈活運用，以及對“公開性”“社會性”邏輯鏈的精準切斷。
本文為刑事辯護律師實務經驗總結，僅代表個人觀點。歡迎指正交流。（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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