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審判參考：“部分篡改型”行為不構成虛假訴訟罪

（原文參考《刑事審判參考》指導案例第1375號胡群光妨害作證、王榮炎幫助偽造證據案）

裁判要點：將“部分篡改型”行為排除在虛假訴訟之外符合刑法增設虛假訴訟罪的立法原意，也具有司法實踐上的合理性。

第一，從對刑法條文進行文義解釋的角度分析。根據《刑法》第三百零七條之一第一款的規定，以捏造的事實提起民事訴訟，妨害司法秩序或者嚴重侵害他人合法權益的，構成虛假訴訟罪。在（刑法》規定的虛假訴訟罪的罪狀中，“提起民事訴訟”的文義相對明確，解釋的重點在于如何確定“捏造”一詞的內涵和外延。根據一般理解，“捏造”一般是指完全沒有依據、無中生有，僅靠自己的憑空想象臆造根本不存在的事物，與“杜撰”“虛構”等基本屬于同義詞。《刑法》第二百四十三條關于誣告陷害罪的規定、第二百六十條關于誹謗罪的規定等多個條文均使用了“捏造”一詞。一般認為，上述條文中的“捏造”，均是指對相關事實無中生有的行為。從保持刑法用語含義的一致性考慮，虛假訴訟罪中的“捏造”，原則上也應限定為無中生有、憑空虛構民事法律關系的行為。

第二，從探究立法原意的角度分析。根據立法資料，《刑法》增設虛假訴訟罪的目的，主要是依法懲治不具有合法訴權的行為人故意捏造事實，制造自己具有訴權的假象，意圖騙取人民法院裁判文書、達到非法目的的行為。對于虛假訴訟中的“訴訟”一詞來講，行為人行使訴權、提交訴狀為“訴”。實行立案登記制改革之后，“訟”是“訴”的必然邏輯結果。因此，對于虛假訴訟罪而言，刑法評價的重點是其中“訴”的虛假性，刑罰打擊的對象是行為人行使虛假訴權的行為。如果民事法律關系客觀存在，則行為人依法享有訴權，其對部分證據材料弄虛作假，對債權債務的具體數額、履行期限等進行部分篡改，不屬于虛假訴訟罪的處罰對象。

第三，《刑法修正案（九）》的立法審議過程亦反映出虛假訴訟罪僅包含“無中生有型”行為。《刑法修正案（九）（草案一次審議稿）》對虛假訴訟罪罪狀的規定為，為謀取不正當利益，以捏造的事實為案由，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訴訟，騙取人民法院裁判文書的，構成虛假訴訟罪。明確虛假訴訟罪中捏造的事實是屬于案由范圍內的事實。根據《民事案件案由規定》的相關規定，民事案件的案由反映案件涉及的民事法律關系的性質，是對訴訟爭議所包含的法律關系進行的概括，表述方式原則上為“法律關系的性質”加“糾紛”組成。因此，虛假訴訟行為人捏造的事實，同時包括民事法律關系和民事糾紛兩個方面。如果民事法律關系客觀存在，則行為人并無捏造事實的余地，不成立虛假訴訟罪。

第四，將“部分篡改型”行為排除在虛假訴訟罪之外，符合民事訴訟的客觀規律。現階段，民事訴訟案件數量巨大，且具體情況比較復雜，部分原告采取虛假陳述、偽造證據等手段故意提高訴訟標的額，實際上是出于更好地維護自身合法利益等訴訟策略方面的考慮。如果對這種情況不加區別地認定為虛假訴訟罪，可能會侵害部分民事當事人享有的合法訴權，導致刑罰打擊面過大。

第五，將“部分篡改型”行為認定為虛假訴訟罪，難以確定明確的定罪標準。與“無中生有型”行為中罪與非罪存在質的區別不同，在“部分篡改型”行為中，不同行為造成的社會危害性主要體現為標的額大小之間量的差別，如何確定罪與非罪的區分標準，存在很大的困難。類似本案情況下，如果認定被告人胡群光、王榮炎將債權債務數額由127萬元虛增至350萬元的行為構成虛假訴訟罪，那么將債權債務數額虛增至200萬元或者150萬元，是否可以認定為虛假訴訟罪？虛增債權債務數額的行為達到什么程度才能認定為虛假訴訟罪？在理論和實踐中均難以作出明確判斷，無法為人民群眾提供明確的行為預期。

綜上，將“部分篡改型”行為排除在虛假訴訟罪之外，既符合刑法增設虛假訴訟罪的立法原意，也具有司法實踐上的合理性。一審、二審法院認定被告人胡群光、王榮炎的行為不構成虛假訴訟罪，適用法律正確。二被告人分別作為民事訴訟的被告和原告，相互惡意串通，在提起民事訴訟之前和民事訴訟過程中，共同實施偽造證據、虛假陳述等弄虛作假行為，騙取人民法院裁判文書，行為可能構成妨害作證罪或者幫助偽造證據罪。

——載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審判第一、二、三、四、五庭主辦：《刑事審判參考》（總第124集），法律出版社2020年版，第84-8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