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前教皇預言了刷手機上癮：技術恐懼的輪回

1957年，一位教皇坐在梵蒂岡的書房里，對著剛剛普及的電影、收音機和電視機寫下了一段警告。他形容這些"幾乎人人觸手可及的新財產和新工具"擁有"極其強大的影響力"——既能"以光明淹沒人心，提升其高貴，以美裝飾之"，也能"以腐敗玷污之，使其淪為失控激情的奴隸"。

將近70年后，另一位教皇在2026年5月發布的首封通諭中，將人工智能比作圣經中的巴別塔，呼吁世人"放棄建造又一座巴別塔"。兩位教皇，兩種技術，一份驚人相似的憂慮。

這不是宗教對技術的簡單排斥。細讀兩份文獻，你會發現一個被忽視的線索：天主教會或許是最早系統思考"技術如何改變人類心智"的機構之一。而1957年那封被遺忘的通諭，幾乎預言了我們今天所說的"數字成癮"和"注意力經濟"。

1957年的"屏幕時間"警告

教皇庇護十二世在1957年的教廷文件中，用了一段冗長但精準的拉丁式長句，描述了當時的新媒體：

"正如我們時代在電影、廣播和電視技術知識方面取得的奇妙進步可以帶來極大益處，它們也可能帶來極大危險。因為這些幾乎人人觸手可及的新財產和新工具，向人的心靈引入了極其強大的影響力——既能以光明淹沒人心，提升其高貴，以美裝飾之；也能以暗淡玷污其光輝，以腐敗玷污其榮譽，使其淪為失控激情的奴隸——全看這些表演中呈現給感官的主題是值得贊揚還是應受譴責。"

這段話的結構值得玩味。庇護十二世沒有否定技術本身，而是強調其"雙刃劍"特性。他擔心的不是設備，而是"呈現給感官的主題"對心靈的塑造作用。換句話說，他恐懼的是內容——或者說，是技術如何被用來操縱內容消費。

更驚人的是下一段。庇護十二世繼續寫道，如果圖像、聲音和觀念的廣泛傳播"不以耶穌的教導為某種束縛"，就可能成為"無數罪惡的源泉"。他使用的詞匯是"奴役"（enslaved）：不僅物質力量，連"心智"也會被"不幸地奴役"，而人類的發明因此"被剝奪了那些優勢——按照上帝天意的安排，這些本應是它們的首要目的"。

這里的關鍵詞是"無節制的激情"（uncontrolled passions）和"奴役"。庇護十二世描述的，本質上是一種未經調節的刺激-反應循環：技術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感官輸入，如果缺乏道德框架的約束，人類會淪為這些輸入的俘虜。

用今天的語言說，這就是算法推薦系統的工作原理。平臺通過優化"參與度"來最大化廣告收益，而人類大腦對新奇、憤怒和恐懼的本能反應，恰好是最容易被量化的參與指標。庇護十二世不可能知道多巴胺回路或A/B測試，但他直覺地把握了技術中介的體驗如何繞過理性 deliberation，直接作用于更原始的心理機制。

從"數字衛生"到"解除武裝"

庇護十二世的通諭中還有一個容易被忽略的段落。他警告說，如果這種對新媒體的"無節制接觸"不被"某種更深的道德"所約束，就可能"滋生新的成癮"。原文的拉丁文術語需要放在歷史語境中理解，但現代譯本的表述幾乎可以直接套用在2020年代的"數字福祉"討論上。

2026年，教皇利奧十四世選擇了不同的隱喻，但指向了同一處焦慮。他將人工智能比作巴別塔——那個圣經中人類試圖建造直通天堂的高塔，最終因語言混亂而失敗的故事。巴別塔的寓意從來不是技術本身有罪，而是人類試圖用技術"使自己成為上帝"的傲慢。

利奧十四世的用詞經過仔細斟酌。"解除武裝"（disarm）這個詞在軍事語境中常見，但他在通諭中重新定義了它："解除武裝并不意味著拒絕技術，而是防止它支配人類。它意味著將技術從支配中解放出來，使其服務于人的全面發展。"

這與庇護十二世的"束縛"（tether）形成有趣的呼應。兩位教皇都拒絕簡單的技術決定論——既不是烏托邦式的技術崇拜，也不是盧德式的技術恐懼。他們試圖劃定的是一條中間道路：技術可以被使用，但不能被允許重新定義"人是什么"。

利奧十四世的擔憂更具體地指向了人工智能的特定風險。他寫道，AI有"剝奪人類人性"的潛力——這一表述在原文中是"stripping humans of their humanity"。這不是指物理意義上的消滅，而是一種存在論層面的威脅：當決策被外包給算法，當關系被中介于界面，當創造力被生成式模型所模擬，人類可能逐漸喪失那些定義其獨特性的能力。

通諭作為一種技術評論文體

要理解這兩份文獻的連續性，需要了解"通諭"（encyclical）這一文體的特殊性。教皇通諭是寫給全球天主教會的主教、神父和平信徒的正式教導文件，通常針對當時的重大道德或社會問題。從19世紀末開始，隨著工業革命的展開，教皇們越來越多地將通諭用于回應技術和社會變革。

1891年，利奧十三世的《新事》（Rerum Novarum）通諭首次系統討論了工業資本主義和勞工權利。1931年，庇護十一世的《四十周年》（Quadragesimo Anno）反思了經濟大蕭條。1963年，若望二十三世的《和平于世》（Pacem in Terris）涉及核戰爭威脅。這些文件構成了一個獨特的知識傳統：以神學語言介入公共政策辯論，同時保持相當的抽象性，使其能夠跨越具體的技術細節而觸及更持久的倫理問題。

庇護十二世1957年的通諭《 Miranda Prorsus 》（意為"奇妙的進步"）在這一譜系中占據特殊位置。它是第一份專門針對大眾傳媒的教皇文件，發布時正值電視在美國和歐洲家庭快速普及的節點。庇護十二世本人是技術的早期采用者——他是第一位在電視上露面的教皇，也是第一位使用無線電廣播的教皇——這使他關于"新媒體"的評論具有某種內部人視角。

利奧十四世2026年的首封通諭《 Dilexit Nos 》（"他愛我們"）表面上以基督圣心為主題，但用了相當篇幅討論人工智能。這種安排本身就有深意：將AI議題嵌入神學框架，而非將其作為獨立的技術政策問題處理。利奧十四世寫道，"這不僅是對未來的選擇，也是對現在的選擇，因為人工智能和其他新興技術已經成為我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這種"已經在這里"的緊迫感，與庇護十二世對電視"幾乎人人觸手可及"的觀察如出一轍。兩位教皇都拒絕將技術風險推遲到某個科幻式的未來，而是堅持認為變革已經在發生，在日常的、平凡的使用模式中。

技術恐懼的歷史循環

將這兩份通諭并置，會引發一個不舒服的問題：為什么技術批評似乎永遠在重復同樣的主題？

1957年，電影、廣播和電視被擔憂會腐蝕道德、分散注意力、破壞家庭團聚。2026年，同樣的擔憂被轉移到智能手機和AI上。這種重復可以被解讀為保守主義的滯后——宗教機構總是對變革感到不安。但也可以被解讀為某種結構性現象的反復出現：每當技術大幅擴展人類的信息處理能力，就會觸發關于"注意力經濟"和"認知自主"的焦慮。

歷史提供了一些參照。印刷術在15世紀的傳播引發了關于"信息過載"的早期討論——當時的人抱怨書籍太多，讀者無法辨別質量。19世紀鐵路和電報的普及，催生了關于"現代生活加速"和"神經耗竭"的醫學話語。20世紀初的電影院，被同時贊頌為民主化的娛樂和譴責為道德墮落的溫床。

庇護十二世1957年的通諭可以放在這一脈絡中閱讀。他擔心的不是技術本身，而是技術所 enable 的新型社會關系：被動的、原子化的、商業驅動的注意力消費。他使用的"奴役"一詞，在基督教傳統中有特定含義——不是外在的強迫，而是內在的依附，是意志被低于其真正目的的對象所捕獲。

利奧十四世的巴別塔隱喻同樣根植于這一傳統。巴別塔故事的核心教訓不是建筑技術的邪惡，而是人類試圖用技術實現自我神化的企圖。在AI語境中，這一隱喻指向的是特定風險：當機器被賦予決策權威，當人類逐漸依賴算法來定義什么是真實的、什么是重要的，我們可能在無意識中接受一種貶低人類能動性的世界觀。

"解除武裝"的具體含義

利奧十四世的通諭中，最常被引用的段落是關于"解除武裝"的呼吁。但這句話的完整語境很少被討論。他寫道："我請求所有人放棄建造又一座巴別塔，攜手共建共同利益，使人類永不失去其美，世界再次認識到人心是上帝渴望居住的地方。"

這里的"共同利益"（common good）是一個關鍵術語。在天主教社會思想中，共同利益不是個人利益的簡單加總，而是"使人們能夠更容易地達到完善的社會生活條件"。技術，在利奧十四世的框架中，應該被評判的標準是它促進還是阻礙了這種共同利益。

他繼續解釋"解除武裝"的含義："解除武裝并不意味著拒絕技術，而是防止它支配人類。它意味著將技術從支配中解放出來，使其服務于人的全面發展。"這里的"全面發展"（integral human development）是教皇方濟各常用的概念，指的是經濟、社會、精神維度的整體成長，而非單一指標的增長。

這種語言與當前AI治理的主流話語形成對比。政策討論通常聚焦于具體風險：偏見、隱私、就業影響、安全對齊。利奧十四世的通諭將這些議題納入一個更廣泛的質疑：技術發展的整體方向是否服務于人的尊嚴？這個問題難以量化，但正是它的不可量化性，使其在技術樂觀主義主導的時代具有某種糾正作用。

從預言到實踐的距離

歷史對庇護十二世的1957年通諭并不特別仁慈。他的警告沒有阻止電視成為全球文化的主導力量，也沒有阻止后來被稱為"電視一代"的成長。如果他的預言有任何準確性，它也很快被日常生活的慣性所吸收——人們確實花費大量時間觀看屏幕，但社會并沒有因此崩潰。

這種"失敗的預言"可以被不同地解讀。一種讀法是：技術恐懼總是被證明是過度的，人類適應新事物的能力被系統性低估。另一種讀法是：預言的自我實現性質——正是因為有人發出警告，才促使社會建立某種調節機制（內容分級、公共廣播服務、教育干預），從而避免了最壞的情景。

利奧十四世的2026年通諭面臨類似的評估問題。它的影響將取決于誰閱讀它、如何解讀它、以及它能否轉化為具體的制度實踐。天主教會本身在AI領域的行動——梵蒂岡近年來參與了多項關于AI倫理的國際倡議——表明這種轉化正在嘗試中。

但更深層的問題或許是：通諭作為一種文體，是否適合回應技術變革的速度？教皇文件以年為單位生產，而技術迭代以月為單位進行。庇護十二世在1957年寫作時，電視還是一種相對穩定的媒介形式；利奧十四世在2026年發布通諭時，生成式AI的能力邊界還在快速移動。

這種時間尺度的錯位，可能是宗教技術批評的根本困境。它所能提供的，或許不是具體的政策建議，而是一種持久的提問方式：技術為誰服務？什么被衡量，什么被忽視？人類的哪些能力在被增強，哪些在被削弱？

未完成的對話

回到1957年和2026年的兩份文獻，最引人注目的或許是它們共享的一個沉默。兩位教皇都詳細描述了技術可能帶來的危害，但對于"應該怎么做"，他們的建議都停留在相當抽象的層面。

庇護十二世呼吁將新媒體"束縛于耶穌的教導"，但沒有說明這具體意味著什么——教會應該審查內容嗎？信徒應該限制觀看時間嗎？媒體生產者應該遵循什么準則？利奧十四世呼吁"攜手共建共同利益"，但同樣沒有指定制度形式。

這種抽象性可能是通諭文體的特征，也可能是面對快速變化時的審慎。但它也留下了一個開放的空間，讓不同的行動者可以填入自己的理解。在1957年，這導致了各國天主教會不同的媒體教育項目；在2026年，它可能支持從AI倫理準則到數字禁食運動的各種倡議。

最終，這兩份通諭的價值或許不在于它們提供了答案，而在于它們堅持提問的頑固性。在一個技術解決方案被過度承諾的時代，有人持續追問"這是好的生活嗎"本身就有意義。庇護十二世和利奧十四世相隔近70年，但他們在同一盞燈下寫作——那盞燈照亮的是技術與人性之間永恒的緊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