別再神化丘吉爾了！英國亂局里，他更像戰時神話，不是治國藥方

2026年2月，一座被紅漆覆蓋的丘吉爾雕像正在進行清理。對許多英國人來說，這位曾在1940年至1945年、1951年至1955年擔任首相的政治人物，仍是難以超越的典范。

英國需要一個新的溫斯頓·丘吉爾嗎？自脫歐這一極具“丘吉爾式”色彩的事件以來，英國一直承受著長期的政治不穩定。短短幾年間，已有五位首相先后執政。面對這樣的局面，一些學者已開始質疑這個國家是否仍具備穩定治理的能力。

丘吉爾長期以來備受崇敬，但近些年也不斷遭到重新審視。圍繞歐洲問題的爭議，又一次把他的歷史形象推到聚光燈下，尤其是在充滿敵意的脫歐辯論中，英國社會的撕裂進一步加深：如果是他，會投贊成票還是反對票？他漫長的政治生涯中，曾推動建立一個統一的歐洲，但并不包括英國；對英國而言，他更傾向于維持與美國的特殊關系。也正因如此，無論支持歐盟還是反對歐盟的人，都能把丘吉爾塑造成自己的旗幟人物。

1945年，英國選民已經把這一點表達得很清楚。他們沒有繼續選擇丘吉爾，而是把首相職位交給了他的工黨對手克萊門特·艾德禮。后者個人魅力遠不如丘吉爾，卻是更出色的行政管理者，也更懂得妥協。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丘吉爾向英國人講述的，是一個勝利、永恒、對自身力量和全球影響力充滿信心的英國故事。后來，脫歐的推動者——從鮑里斯·約翰遜到奈杰爾·法拉奇——也都借用了這種敘事。

但這種輝煌愿景，必須始終有一個敵人可供對抗。1945年競選期間，他甚至把可能上臺的工黨政府類比為蓋世太保，這種可疑的比附顯然與英國民眾渴望和平的情緒并不相符。即便不談“丘吉爾式敘事”與戰后局勢——以及與當下局勢——之間的明顯錯位，未來的英國領導人或許仍可從他的修辭中吸取一些東西。

其中最重要的一點，或許就是“團結”和“共同命運”的觀念：在逆境面前，整個民族凝聚成一個整體。對于一個從上到下都被分裂侵蝕的國家來說，這一點格外重要。

這場爭論也打碎了原有的政治體系。如今，或明或暗帶有民粹主義色彩的政黨，正在與傳統大黨展開競爭。過去幾年，英國政壇經歷了深刻重組，已經從兩黨格局走向多黨競爭。

在這樣的不確定氛圍中，工黨如今的處境頗具諷刺意味。2024年大選時，工黨打出“變革”的口號，并把斯塔默塑造成能夠保障制度穩定的領導人；不過，工黨的勝利很大程度上也得益于選民對保守黨的普遍厭棄。然而到了今天，工黨卻在某種程度上陷入了與保守黨相似的局面：黨內分裂，黨首權威受到質疑，尤其是在2026年5月地方選舉慘敗之后，這種局面更加明顯。

斯塔默在2024年曾取得大勝，掌握壓倒性多數，但他并沒有比前任保守黨首相們做得更好。用一種頗具“丘吉爾式”意味的說法，本·沃西和馬克·本尼斯特指出：“斯塔默之所以陷入困境，是因為他讓太多人失望，卻又沒能說服足夠多的人。”

更糟的是，他始終沒能建立起個人好感度。他的政策反復已經超過十二次，包括學生貸款償還、數字身份證的設立，以及部分針對殘障人士和老年人的補助政策等。再加上他在重大決策上顯得遲疑，始終無法為國家提出清晰方向，這些因素使他如今成為最不受歡迎的首相之一。與之相對，丘吉爾則仍是英國人最喜愛的政治人物。

按照工黨內部的嚴格規則，若要挑戰現任黨首的權威，候選人必須先獲得至少20%工黨議員支持，也就是81名議員。隨后，登記在冊的支持者將通過偏好投票選出黨首，而現任領導人事實上自動在候選之列。

據威斯敏斯特方面的一些消息人士說，摩根·麥克斯威尼一直把斯塔默看作一個“人力資源主管”，絕不是有魅力的領袖，更像是一個“稻草人”。在這種設想中，斯塔默的作用是替工黨擋住前黨魁杰里米·科爾賓所代表的極左翼，而黨的鑰匙最終應交到斯特里廷手中。

只是后來事情并未按這個劇本發展。斯特里廷和當年的托尼·布萊爾一樣，站在工黨右派位置。最近，他公開批評斯塔默缺乏愿景，并明確主張英國重新加入歐盟，以突破現任首相那種溫吞而謹慎的“重置”路線。

在一個至今尚未愈合脫歐創傷的國家里，這無疑是個大膽主張。它至少有一個作用，就是把“是否重新加入歐盟”這個始終回避不了、卻又沒人愿意正面觸碰的問題，重新擺到了臺前。這也迫使其他有意競逐工黨領導權的人，必須在這個重大議題上作出明確表態。

不過，斯特里廷在黨內并沒有獲得強有力支持。而且，他還可能受到曼德爾森事件余波的拖累，因為外界認為他與彼得·曼德爾森關系密切。后者曾是工黨的標志性人物，最近聲名掃地，并因長期與杰弗里·愛潑斯坦保持關系的消息曝光而變得幾乎無人愿意接近。相比之下，大曼徹斯特市長安迪·伯納姆在公眾中更受歡迎，也因此從工黨左翼方向對斯塔默構成了真正威脅。

伯納姆希望把自己的“曼徹斯特主義”經驗推廣到全國。其公開目標，是終結瑪格麗特·撒切爾建立的新自由主義秩序——而這一秩序此后從未真正被撼動，哪怕是后來的工黨首相托尼·布萊爾和戈登·布朗也沒有改變這一點。在他執政的城市里，伯納姆已經通過收回公交線路運營控制權，強化了公共部門的力量。

如果他成為首相，他將主張更多國有化，大規模投資社會住房，強化權力下放——也就是增強威爾士、蘇格蘭和北愛爾蘭地方議會的政治權力——同時增加借貸。其中，增加借貸這一點已經引發市場擔憂。

不過，真正棘手的，恐怕仍是歐洲問題。伯納姆堅定支持歐洲，但出于務實考慮，他對重新加入歐盟的熱情不如斯特里廷高。而且，他目前還不能直接挑戰斯塔默，因為他并不是議會議員。因此，他首先必須贏下一場補選。大曼徹斯特梅克菲爾德選區的議員已經同意辭職，以觸發這場選舉，預計投票時間很可能是6月18日。問題在于，65%的工黨支持者支持歐盟，但梅克菲爾德有65%的選民在2016年投票支持脫歐。如何在這兩者之間找到平衡，將是一道極難處理的政治考題。

這場補選對伯納姆至關重要，對工黨乃至整個英國也同樣重要。若在競選中對歐盟表達積極態度，就可能給奈杰爾·法拉奇領導的英國改革黨提供攻擊空間。這個政黨從根本上反對歐盟，而且在英格蘭北部極受歡迎。

伯納姆屆時尤其要面對英國改革黨候選人羅伯特·肯揚。肯揚的職業是管道工。奈杰爾·法拉奇則再次用“丘吉爾式”語言，把這場對決形容為一場“以小搏大”的“戴維對歌利亞”之戰。如果伯納姆落敗，那么受到沖擊的就不只是他個人，也可能是整個工黨的未來。因為那將意味著，工黨甚至無法說服選民在它與英國改革黨之間作出有利于自己的選擇。

另外還有兩位人選也并非沒有機會。其一是前住房大臣、工黨二號人物安吉拉·雷納。她立場偏中左，在基層中頗受歡迎，但因未繳納房產稅問題被迫辭職。對任何候選人來說，這樣的負面事件都會損害形象；而對一位主管住房事務的國務大臣來說，尤為如此。

最后一位潛在競爭者，是前黨魁埃德·米利班德。他在黨內屬于左翼，至今仍保持相對不錯的人氣。不過，這位現任能源大臣的形象，早在2015年大選失利時就已受到長期損害。當時他領導工黨，卻未能入主唐寧街10號，最終被戴維·卡梅倫領導的保守黨大幅擊敗。因此，如果伯納姆未能在即將到來的梅克菲爾德補選中勝出，米利班德更像是工黨左翼的一個后備選擇。

當然，也不能忽視斯塔默本人。他仍得到一部分工黨議員支持，這些人主張維持穩定，不愿看到工黨重演保守黨那種被內斗撕裂的局面——盡管從現實看，這場“內戰”其實已經開始。

與其要丘吉爾，不如要勞合·喬治？顯然，英國并不需要一個新的丘吉爾。如果一定要從英國歷史中尋找一位“戰時首相”作為參照，那么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的首相戴維·勞合·喬治，或許反而更合適。

與丘吉爾相比，他更有長期視野，也更希望建設一個配得上一戰犧牲的國家。也正是在一定程度上，憑借這種面向未來的積極圖景——而不是丘吉爾那種更具戰斗性的想象——勞合·喬治得以在戰后繼續掌權。

不過，無論最終接替斯塔默的人是誰，還是斯塔默本人如果繼續留任，他都需要借鑒丘吉爾在國家黑暗時刻向英國人講述故事的能力，提出一種關于希望與和解的愿景——同時，也要為“英國身份”給出一種新的理解。祝你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