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吉談今年的金棕櫚電影《峽灣》

作者：Scott Roxborough

Rory O'Connor

譯者：覃天

校對：易二三

來源：The Hollywood Reporter

The Film Stage

（2026年5月22日）

憑借《四月三周兩天》（2007）——一部以共產主義時代羅馬尼亞為背景、關于墮胎的影片——摘得金棕櫚獎近二十年之后，克里斯蒂安·蒙吉帶著另一部頗具挑戰性，也極可能引發激烈分歧的影片重返戛納。這部作品探討的，是進步價值觀與保守價值觀之間的沖突，以及生活在一個自由社會中究竟意味著什么。

《四月三周兩天》

在《峽灣》中，一個羅馬尼亞福音派家庭移居挪威。這個家庭由父親米哈伊（塞巴斯蒂安·斯坦飾）和母親莉斯貝特（雷娜特·賴因斯夫飾）組成，卻很快遭遇當地福利機構的介入；后者認為他們傳統的育兒方式——包括偶爾的體罰——構成虐待兒童。隨之而來的法律審判，不僅關乎他們被指控的罪行，也同樣成為一場圍繞其信仰展開的審判。

《峽灣》

《峽灣》是蒙吉首次在羅馬尼亞之外拍攝的電影，也是他第一部至少部分以英語拍攝的作品；但影片依然呼應著那些定義其創作的主題：全球化、文化沖突，以及貧與富、東方與西方、傳統與進步之間的裂隙。

問：這部電影的故事靈感來自哪里？有沒有一個最初的觸發事件？

克里斯蒂安·蒙吉：當然有。事實上，我一開始是從媒體上的幾篇報道入手的，其中有一篇與影片中呈現的情況非常接近；隨后我開始注意到，這類事件似乎存在某種模式。大約十年前，有一起波蘭家庭與丹麥當局之間的沖突，后來又有一起印度家庭與瑞典當局之間的沖突，再后來，是這起羅馬尼亞家庭與挪威當局之間的案件。

一點一點地，我看到了保守價值與進步價值之間的這種沖突模式。而這種沖突在北歐國家發生時顯得尤其明顯，因為它們是歐洲最進步的地區。

我詳細追蹤了那起羅馬尼亞案件。最后，我聯系上了相關家庭，并與他們交談。我去了挪威，與檢察官、法官、媒體交流。最終，我決定把這個故事虛構化，而不是做一次事件重演。所以，影片并不是事情真實發生的樣子，但它與我調查到的情況相距并不遙遠。

問：是什么吸引您去處理這種進步社會與保守家庭之間的特定沖突？

克里斯蒂安·蒙吉：嗯，我認為這是我如今在我們周圍的社會中看到的主要沖突，從美國、法國、意大利，一直到從挪威往下延伸到羅馬尼亞，都是如此。我覺得我們生活在一個高度兩極化的社會里，存在著這樣兩類人：他們都相信自己是對的，相信自己掌握著唯一的真理。而這已經導致了一種社會暴力，使我們無法繼續在同一個社會中共同生活。我們被分裂成一個個群體，這些群體變得如此激進極端，以至于我們再也找不到任何共同的立足點。

每當選舉結果令我們大跌眼鏡時，我們都會一再地看到這一點，原因就在于我們從未跟這些人交談過，也從未問過他們對于我們身處其中的這個社會究竟是怎么想的。

我認為，重要的是要借助電影，去談一談我們對自身社會正走向何方的種種憂慮。在我的影片里，這始終是我最看重的主題——去理解當下這個時代的癥結所在。

我認為，我們必須直接面對這場并沒有明確解決方案的沖突，必須去尋找某些答案，因為如果不這樣，我們最終就只會把那些跟我們想法不同的人統統消滅掉。

問：這是您第一次在羅馬尼亞之外拍攝電影。與羅馬尼亞相比，您覺得挪威社會以及挪威官僚體系有何不同？后者也是影片情節的核心。

克里斯蒂安·蒙吉：首先，對我來說，有一點必須強調，這部電影并不是關于羅馬尼亞與挪威之間的沖突。它遠不止于此。它關乎的是社會不同層級之間的沖突：一邊是能夠獲得特權、教育和財富的人群，這些資源使他們更有能力共情；另一邊則是機會更少、因而持有這些保守觀念的人群。

當然，挪威確實是一個與羅馬尼亞非常不同的社會。你到了那里就會發現，他們看待世界的方式很不一樣。我們剛到的時候，會鎖門，也會隨身帶著錢包；他們一直問我們為什么，說：「我們這里不這樣。」我們就說：「可是周圍可能會有壞人啊，有小偷。」他們說：「不會，沒有。」于是我們開玩笑說：「嗯，我們可是帶了一大支羅馬尼亞劇組過來，所以別那么肯定。」

在挪威工作的一個巨大差異在于，他們每天只工作八個小時，連劇組也不例外！這對我們來說簡直太震撼了。我是說，想想電影剛來到美國的時候，那些因為需要陽光，所以得沒日沒夜地干，在加州拍攝的電影人吧。但一點一點地，我們設法克服了這些差異，把注意力放在了我們彼此共通的地方。我們最后融成了一支齊心協力、共同打磨同一部電影的劇組。

有一件趣事很能說明這兩個社會之間的差異。我們找到了一處很可愛的取景地，有兩棟相鄰的房子（用來分別充當那個保守家庭和他們那些思想進步的鄰居的住所），我們輕輕松松就說服了其中一家讓我們在那兒拍攝，可另一位房主卻怎么也聯系不上。我們一直催我們的挪威合作伙伴去聯系這些人、給這位先生打電話，他們卻總是告訴我們：「這個嘛，我們給他留了張便條了。」我們就說：「你們干嘛不直接去敲門跟他聊聊呢？」他們說：「我們這兒不興這么辦事。」

最后，就在開拍前兩周，他們總算找著他了。他們告訴我們：「他看上去像是個不太好打交道的人。他都有差不多十年沒跟他的鄰居說過話了。」實際上，他是個非常和善的人，非常通情達理，讓我們去拍攝。原來他十年沒跟鄰居說過話，是因為他從來不想去打擾對方。只是誰都沒有先開口去搭這個話茬罷了。后來，我們在那兒拍完之后，這兩家人成了很要好的朋友。他們需要一個來自外部、抱持著另一套價值觀的人過來，向他們點明：原來他們彼此之間有那么多的共通之處。只不過，在他們的文化里，對隱私的那份尊重，未免有點太過頭了。

問：如今的時代是一個社交媒體盛行的時代，而社交媒體在本片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您對于自由人文主義和對話是否仍然可能，抱有多大的希望？

克里斯蒂安·蒙吉：我不是那種會說「嘿，別擔心」的樂觀主義者。我不認為事情會自然而然地朝著正確的方向發展。我們必須付出一些努力，才能讓它們始終保持在正確的方向上。

要是你看看今天所發生的一切，會發現人們已經有點厭倦民主了，因為民主并不是什么自然而然的東西——它需要努力。同理心也需要努力。我們生來、在孩童時代并不具備同理心。我們其實非常自私。同理心需要教育和培養。

如果我們希望世界朝正確的方向前進，就必須做出慷慨的努力，和更貧困的地區和社會分享我們的財富。我們不能只是向那些連干凈飲用水都沒有的人倡導社會自由主義議題。我們需要更深地介入其中。我們必須明白，擁有更多資源的人也會獲得更多共情能力。我們不能只是投票支持包容與共情，我們還必須實踐它們。這需要努力。

僅僅相信我們的價值觀是好的，這還不夠。我們必須讓人們相信它們確實是好的，而不是只是把這些價值觀強加給他們。因為如果我們這樣做，他們每四年投票時就會讓我們大吃一驚：他們會在社交媒體上被民粹主義政黨那些完全不關心倫理的非理性論調所誘惑。

問：在自由民主制度中，面對那些從根本上拒絕民主價值的人，您如何平衡寬容？

克里斯蒂安·蒙吉：這就是我為什么讓這個故事發生在挪威，而不是白俄羅斯。在白俄羅斯，沒有辯論的空間。而我來自羅馬尼亞，那兒對于你是否有權質疑社會強加給你的所謂真理，也不存在什么討論。

但我希望，在一個民主社會中，仍然有空間去談論你所持有的價值觀，以及傳播這些價值觀的最恰當方式。我非常尊重挪威，也非常尊重北歐國家。那是一個非常文明的社會。他們需要變得不那么僵化，要試著理解并不是每個人都足夠幸運能達到這樣的共情水平。

你需要稍微多一點耐心，也需要找到參與對話的方式。只是說「相信我，這對你有好處」，并沒有幫助。你仍然需要說服人們，需要投入教育，而不是把你的一套價值觀強加給他們，哪怕你確信那是為了他們好。

我認為，《峽灣》在很大程度上關乎原教旨主義。如果你擁有一種原教旨主義的思維方式，那么右翼原教旨主義和左翼原教旨主義之間其實并沒有那么大的區別。我認為，我們應該在某個中間地帶相遇，并且首先接受這樣一個事實：有些人不會擁有與我們相同的觀點和價值觀。

問：在挪威而不是自己國家發出這樣的批評，您會有顧慮嗎？

克里斯蒂安·蒙吉：我覺得他們夠聰明，能接受批評，而保守的社會就沒這個智慧去接受批評。我很高興看到，他們的反應是承認自己也許還有需要改進的地方——這正是我對這樣一個文明社會所期待的。

真正的危險，反而是當你想把這種微妙的平衡帶進一個保守社會的時候。因為在那里，一切都更簡單：你沒有質疑的權利。

我希望這部電影能夠攪動一些東西，引發爭議。影片只是個引子，用來開啟一場我認為我們在社會中有必要進行的對話。我希望許多人能夠從這部電影出發，繼續滋養這場對話，也回應這樣一種需要：嘗試公開談論那些長期以來未曾被公開討論的事情。

我認為電影在其中也有自己的角色。過去10到15年里，電影變得過于政治化，總是在確認所謂「正確的價值觀」。我們需要用另一類電影來平衡這一點——它們允許我們表達對于當下價值觀的疑問。這也是民主與自由的一部分，而我們同樣需要讓它繼續存活下去。

問：塞巴斯蒂安·斯坦是怎么參與到這部電影里來的？

克里斯蒂安·蒙吉：我和塞巴斯蒂安是大約十年前認識的。他在紐約看完《畢業會考》的一場放映后來找我。我覺得那是個很有趣的時刻，因為他母親開了400公里的車，把他從紐約州北部送過來，好讓我們見上一面。

《畢業會考》

而且他會說羅馬尼亞語——他就是在羅馬尼亞出生的——我們交流起來非常順暢，于是我們約定，將來某天要找一個能合作的項目，但得是一個既適合我這類電影、又適合他那類電影的項目。

為了這部片子，我跟他說：「我相信你能演好這個戲份很重的角色，我在你別的電影里看到過你的這種特質，但你長得太像好萊塢明星了。可這個人物并不是（斯坦在漫威宇宙里的角色）巴奇。」

我們需要某種外形上的改變，把他變成這個在一個讓他毫無權利可言的社會中長大的卑微小人物。我說：「要不我們把你剃成光頭怎么樣？」他拿不定主意。于是我們在挪威的Instagram上發了條廣告：「尋找愿意被剃光頭來當替身演員的塞巴斯蒂安·斯坦粉絲。」我們還真找著一個，把他剃了光頭、做了試鏡，斯坦很喜歡那個造型出來的效果。

光頭幫了他很大的忙，因為他是個體驗派演員。他需要貼近角色，而這種卑微感、這種不以自己外貌為傲的心態，讓他離米哈伊這個人物更近了。

還有一點也幫了大忙，那就是他2024年和雷娜特在《不同的男人》中有過合作。我們準備的時間非常少。他們一到片場，我們就得馬上開拍。他們之前就挺熟，這一點幫了大忙。他們之間早就有了默契。

問：您是否擔心這部電影會被那些自稱受害者的右翼團體所利用？

克里斯蒂安·蒙吉：絕對會擔心。我想這種情況是會發生的，但我認為這是一個值得去冒的風險——為的是捍衛我們至今仍然擁有的、去質疑自己所信奉的價值觀的這份權利，同時也為的是談一談「操縱」這件事。

我此前拍的所有電影，都曾被人出于這樣或那樣的目的而加以歪曲利用。《四月三周兩天》既被看作一部捍衛墮胎權的電影，也被看作一部反對墮胎權的電影；而《山之外》則既被視為對宗教的猛烈批判，又被當作一部弘揚東正教的影片。

《山之外》

所以我已經習慣了。我認為，當我們看待這些議題時，需要動用自己的批判性過濾機制。表達對自由主義社會的疑問，絲毫不意味著我是保守社會的捍衛者。它意味著，我更信任進步社會，因為它擁有承認自我批判的能力。

問：您的電影創作方式往往意味著長鏡頭、大量有臺詞的角色、重疊對白等等。它們如何影響了您的敘事？

克里斯蒂安·蒙吉：去寫下、標明一大堆關于即將發生什么的細枝末節，是沒有意義的，因為你知道事情不會照那樣發展。我所擁有的，只是整個情境的調度。之所以這樣做，是因為作為一種方法，它是在尊重現實主義的完整性。真實時間里沒有剪切，所以我們試圖連續地調度每一個時刻，并努力找到一個可以記錄它的位置。

這對演員來說并不容易。說它容易，是因為他們可以在不被打斷的情況下發展出某種情緒；但與此同時，你可以想象，它對精確度的要求完全不同。任何人都可以說一句臺詞，如果你通過剪切和剪輯，總能把它處理成某種東西；但一旦你面對的是一場兩分鐘、三分鐘、四五分鐘，甚至十分鐘、十五分鐘的戲，里面有兩個人、七個人、九個人同時說話，那就完全不同了。

并非人人都適應這種方式，所以選角就非常重要。我們得事先確認他們是否理解這種風格將會是什么樣的。他們需要接受一些訓練。但到最后，他們就開始喜歡上這種方式了，因為它給了他們一種自由，讓他們能夠越來越專注于把情緒表達出來。

問：《四月三周兩天》榮獲金棕櫚獎至今已近二十年，但許多國家在墮胎議題上似乎正在開倒車，尤其是美國。您是否認為這部電影是在表達選擇權的重要性？

克里斯蒂安·蒙吉：首先，這件事很奇怪，幾年前開始，有人問我是否愿意授權，讓這部電影用于美國的教育放映。我從未想過這種事情會發生。除此之外，我認為，拍攝能夠反映某個時刻社會政治處境的電影，總是有意義的。

話雖如此，我并不喜歡自己的電影被看作朝向某個方向的激進宣言。從我的角度來看，《四月三周兩天》是一部呈現那個體制復雜性的電影。在那個體制中，人們必須在自由、責任、母職之間作出選擇——而這樣的語境，在今天的世界里已經很難重新對應起來。

《四月三周兩天》

所以我認為，今天想要處理這一議題的人，需要去追問：在當下的世界里，這一選擇的復雜性究竟是什么？而且我覺得我們也不應忘記主流電影與獨立電影之間的區別——至少是我們在世界這一地區所創作的這種獨立電影——在于我們并不是先提出某種解決方案，或某個我們想要強力支持的觀點。我們只是講述故事，呈現復雜的處境，讓人們必須運用自己的批判精神作出選擇。我覺得這才是電影應該做的事。

問：您的上一部影片《核磁共振》探討了幾個極其復雜的議題，尤其是全球化，以及歐洲、歐盟等所面臨的挑戰。您未來會繼續探索這些問題嗎？就我目前對《峽灣》的了解來看，它聽起來確實像是在延續這一方向。

克里斯蒂安·蒙吉：某種程度上，是的，我會繼續這樣做。2024年，我編劇的電影《非法交易》在華沙電影節首映。它是一系列作品的一部分，關注歐洲東部與歐洲西部之間的碰撞，并繼續談論這種差異：如果你愿意這么說的話，也就是對歐洲模式的理想化想象，與現實之間的差距——現實并不總是符合這種夢想。

《非法交易》

歐洲是一片非常復雜的大陸，有著漫長的歷史，也有許多問題。因此，我認為這是一個非常復雜，也值得我繼續探究的主題。尤其在當下這個全球語境中，我們必須為移民問題尋找答案；而這一問題頻繁浮現，特別是對于我們這一地區那些大量產生移民的國家而言，更是如此。

而讓我覺得耐人尋味的是，比方說，當我們身為西歐的移民時，與當我們接納來自東歐和欠發達國家的移民時，我們的感受是何等不同。我很難過地說：從自己曾經不被善待的經歷中，當我們需要去對待另一些人的時候，我們并沒有學到多少東西。所以，或許多一點同理心，會有助于理解這種處境——人就是人，而每當你套用這種關于族裔的刻板印象時，你就開始丟失掉眼前這個跟你交談的人身上那份「個體性」了。

問：您曾說《核磁共振》是一部關于民主終結的電影。自那部電影拍攝以來，我們見證了兩場戰爭、特朗普重新當選總統，以及許多右翼組織的崛起。您現在如何看待民主？

《核磁共振》

克里斯蒂安·蒙吉：我們過去總是說，民主是所有糟糕制度中沒那么差勁的那個。是的，過去確實如此。這并不是說我們已經找到了更好的東西，但與此同時，它也意味著：在這個充斥著假新聞與后真相的世界里，除非我們在詢問人們意見之前，先大力投入教育，否則民主進程所得出的結果，可能并不會是你所期待的那個結果。

我們曾經說，民主進程就是由人民作出決定的過程。但有時候，這些人并沒有時間去真正、準確地了解那些他們正在發表意見的問題。

在《核磁共振》中，我試圖呈現的是，這種情況可能導向非常奇怪的民主決定，而這些決定仍然可能具有仇外色彩。因此，我們確實有必要在那些能夠影響局勢的渠道中，向決策者施加一些壓力，確保我們從長遠角度賦予教育以及批判精神的重要性能夠不斷增加。否則這個世界前進的方向，就不會是你所希望的那個方向。正如你所說：每個人都感覺到，世界的狀態有些不穩定，或者說它并沒有朝正確的方向前進。所以，我們確實需要努力，去強化這樣一種觀念：培養批判精神，尤其是在年輕人身上。

《核磁共振》

問：您的影片有時讓人感覺您像是在把自己內心最深的恐懼擺到觀眾面前。您會擔心未來批判性思維缺失的教育問題嗎？

克里斯蒂安·蒙吉：我沒法談論未來，我所能談的，只是我接下來要做的那幾件事。《峽灣》講的就是當今社會中這種巨大的兩極分化。如果你看看許多國家正在發生的事情，就會發現保守派與進步派之間的這種分歧已經變得如此之大，以至于人們當真開始彼此仇恨起來，巴不得對方那一派徹底消失，毫無中間地帶。這對我們今天所生活的這個社會而言是個問題。問題不僅僅在于我們有這些戰爭和沖突；更在于每個國家內部都正進行著這樣一場極端觀點之間的戰爭。而且我覺得，每個人都在朝著自己的那個方向，或多或少地走向極端。

我們必須對此采取行動，因為「共同生活」這一概念，本來就建立在某些共同價值之上；而如今我們意識到，在許多社會里，真正為大家所共享的價值已經所剩無幾。所以我認為，這是我所懷有的恐懼之一：事情可能會走向錯誤的結局，而在這種兩極分化徹底完成之前，我們必須做點什么。

如果你問我，這也與教育有關。因為一旦你有了孩子，你的恐懼就會和教育聯系在一起：我不知道我的孩子將在一個怎樣的世界里長大，也不知道我們能做些什么，才不至于把收拾爛攤子的責任甩給他們。我們需要把這個世界以它當初交到我們手上時同樣的狀態，再交付給他們。老實說，當這個世界來到我們手中時，它比今天要更加和平，也更加理性。

問：《峽灣》聚焦的是兩個家庭之間的故事，并且圍繞撫養孩子方面的文化差異展開。教育這個議題會是影片的核心嗎？

克里斯蒂安·蒙吉：故事并不是發生在學校里，但沒錯，學校這類機構始終是社會中最重要的機構。既然我一直惦記著我們正在把什么傳遞給下一代這件事，片中確實有孩子，但它探討的與其說是學校告訴我們的東西，不如說是學校告訴我們的東西與人們眼中真實人生的樣子之間的那種落差。因為這兩者根本就不是一回事。你教育孩子的內容取決于你自己受過怎樣的教育。你必須明白，他們生活的世界跟你曾經生活的世界已經不一樣了，所以作為父母，你必須去適應。對父母而言，這意味著要在你試圖傳承下去的價值觀、與你需要給予孩子的自由之間，找到恰當的平衡——希望他們能比我們當年更睿智、更富有同理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