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營利組織欺詐:在一系列高調起訴之際,一位會計學者解釋背后究竟發生了什么?近來,非營利組織欺詐頻頻成為新聞焦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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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明尼蘇達州,聯邦調查人員起訴了一起被指為2020年代規模最大的欺詐案之一。案件涉及數家非營利組織和多名個人,他們被控從一項由聯邦資助的兒童營養項目中竊取約2.5億美元。
調查啟動3年后,被告于2025年被判有罪。法院認定,他們通過虛報餐食數量、提交虛假報銷申請轉移資金,隨后又把所得款項花在豪宅和汽車上。聯邦層面對明尼蘇達州其他服務兒童的非營利組織涉嫌欺詐的調查仍在進行。
2026年4月,特朗普政府時期的司法部以欺詐罪名起訴民權類非營利組織“南方貧困法律中心”,該中心否認相關指控。這起起訴引發外界擔憂:聯邦政府可能會更深地介入對非營利組織的監管,尤其是那些采取了政府可能認為不可接受行動的組織。
司法部表示,2025年依據《虛假申報法》達成的和解與判決金額超過68億美元,創下歷史最高紀錄。《虛假申報法》制定于1863年,允許政府追究故意提交“虛假申報”的個人或組織責任。所謂“虛假申報”,是指通過政府撥款,或以合同服務報銷名義,提出毫無依據的納稅人資金申請。
美國國稅局將非營利組織欺詐定義為對組織資產的濫用,其中包括侵占和盜竊。
美國財政部長斯科特·貝森特在為特朗普政府整頓非營利組織辯護時說:“公共資金和免稅地位要求公共問責。”他還表示,此舉的目標是結束“借助復雜的非營利組織安排掩蓋欺詐、濫用和極端主義活動的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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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一名研究非營利組織欺詐的會計學教授,我認為,對“南方貧困法律中心”的起訴以及類似行動,反映出政府正在更積極地監督非營利組織,并加強對慈善活動的執法。
培訓不足,是一個更基礎的問題。盡管貝森特作出了上述表態,但目前并沒有清晰的數據說明,非營利組織欺詐究竟有多普遍,也無法明確判斷它與企業欺詐或政府機構雇員實施的欺詐相比,發生率如何。
注冊舞弊審查師協會在2024年的一份報告中估計,企業和非營利組織每年大約有5%的收入因欺詐而流失。
該報告發現,一起被報告的非營利組織欺詐事件,典型損失約為76000美元。這一數字略高于所有欺詐案件平均損失145000美元的一半。后者還包括發生在私營企業和政府機構中的欺詐事件。
注冊舞弊審查師協會還發現,與其他領域的同行相比,非營利組織更少接受識別欺詐風險跡象的培訓。這會讓其員工和管理者在發現和應對欺詐方面,準備程度低于私營企業和政府機構。
只有52%的非營利組織員工表示接受過任何關于欺詐認知和風險的培訓,而上市公司員工這一比例為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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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善組織必須具備政府認可的宗旨,例如教育、宗教、科學或幫助有需要的人。成立之后,它們會向美國國稅局申請免稅資格。
除教會外,美國所有慈善組織都必須每年向國稅局提交990表格,以維持其免稅地位。填寫這類表格時,它們的一項責任,是報告自上次提交表格以來發現的任何“重大資產轉移”,這是國稅局使用的表述。所謂資產轉移,是指非營利組織的資金被拿走,導致其可用于實現使命的資金減少。
聯邦調查局對非營利組織欺詐的定義更寬,外部欺詐也包括在內。該機構也會起訴被控實施這類行為的人。
最常見的外部非營利組織欺詐,是有人設立或運營虛假慈善機構。這些組織對外募集捐款,但實際上要么完全是騙局,要么幾乎不把時間和資金用于真實的慈善活動。例如,一家名為“弗吉尼亞希望援助”的慈善機構在2023年籌得超過900萬美元,名義上用于向無家可歸的退伍軍人提供服務。
但這些資金最終成了該機構主席兼唯一董事會成員詹姆斯·阿雷哈特的個人賬戶。2025年,他被判處21個月監禁,并被責令償還騙取的資金。阿雷哈特因欺詐被定罪后,“弗吉尼亞希望援助”隨即關閉。
唐納德·J·特朗普基金會也是在欺詐調查后被關閉的另一家慈善機構。2019年,在紐約州當局認定其將慈善捐款非法用于政治目的后,該基金會停止運作。
城市研究所和哥倫比亞大學法學院于2016年發布的、也是最近一次針對州級監管者的綜合調查顯示,在美國56個州和地區中,有48個地區合計只有約355人負責監督慈善組織。多數州級辦公室的全職工作人員不到10人。
調查還顯示,大約每3個州中就有1個州,甚至沒有一名全職員工專門負責確保非營利組織資金得到妥善管理,并監督本州非營利組織負責人履行財務和倫理責任。
一些州在防范和懲治非營利組織欺詐方面更為積極。比如,紐約州總檢察長辦公室每年都會發布一份分析數百個非營利組織籌款活動的報告。
這份報告名為《慈善中的分分錢》,主要分析職業籌款活動,計算慈善機構在向受雇的專業籌款人員支付費用之后,實際能收到多少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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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邦政府同樣參與監管。美國國稅局通過要求慈善機構提交990表格,在一定程度上對非營利組織實施監督。在某些情況下,它也會對非營利組織進行審計。
2024年,在全美估計190萬個免稅組織中,國稅局審計了約660家提交990表格的非營利組織。對于嚴重違規行為,國稅局還可以處以處罰,或撤銷慈善機構的免稅資格,例如連續3年未提交990表格、從事明顯帶有政治色彩的游說活動,或未將資金用于支持公共利益。
如果執法部門遇到大規模涉嫌聯邦欺詐案件,或者案件可能已對多個州的人造成傷害,聯邦政府就可能介入。在這種情況下,司法部可能展開調查并提起訴訟。
從歷史上看,聯邦層面對涉嫌非營利組織欺詐的調查一直較為少見,因此,對“南方貧困法律中心”的起訴屬于一個不同尋常的例外。
在這起案件中,聯邦調查局和美國國稅局主導了對該慈善組織的調查,并將案件移交司法部起訴。另行方面,阿拉巴馬州總檢察長隨后還就其可能違反州慈善法,對“南方貧困法律中心”啟動了民事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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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贈者的謹慎,有時也會帶來反效果。為了幫助捐贈者更明智地捐款,一些機構會對非營利組織進行評級,包括“慈善觀察”“坎迪德”和“慈善導航”。
這些機構中,很多都會把慈善組織用于管理費用的資金占比,作為評估其質量的一項指標。所謂管理費用,包括籌款、會計、廣告、媒體聯絡等支出,這些支出都是慈善機構開展工作、提升捐贈者所說“影響力”所必需的。部分員工的薪資和福利也可能被計入其中,具體取決于其崗位職責。要求壓低管理費用的壓力,可能導致美國慈善組織不把欺詐預防和識別放在優先位置。
非營利組織也可能不愿報告涉嫌欺詐或盜竊的情況,因為它們擔心這會損害自己在捐贈者中的聲譽,進而影響未來籌資。
一支研究團隊發現,慈善機構報告非營利組織欺詐案件后,捐款會下降;如果新聞媒體對這些事件進行報道,降幅還會更大。
這項發表于2023年的研究還發現,如果遭遇欺詐的非營利組織展現出透明度、追回被盜資金,并采取措施防止未來再次發生不當行為,捐贈者削減資助的可能性就會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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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注冊舞弊審查師協會也強調,無論在哪種情境下,欺詐發生后都應重視信息披露和糾正措施。
該協會還建議,企業和非營利組織應建立支出分析程序,并設立舉報熱線。對非營利組織來說,加強欺詐監測很可能是有益的,但它們也必須在此與將資金用于支持慈善使命之間進行權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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