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
刑法、刑事訴訟法的修改都是大事。刑法，是一個條文，創造或者消滅一個行業。比如：醉駕入刑后，催生了代駕行業。刑訴法，是一個條文構建一個制度。比如：非法證據排除制度，禁止刑訊逼供制度，等等。
根據立法計劃，刑事訴訟法即將迎來1997年以來的第三次修改。修改的方向是什么？是立足理論，搭建制度模型；還是著眼實際，解決實踐難題？這是一個涉及根本的大問題。
我全程參與了2012年和2018年兩次刑訴法修改，對立法的原則、方向、程序，甚至醞釀和研究的細枝末節，都是很清楚的。現在由于工作變動，又更近距離的接觸到了實踐真相。所以，很想就刑訴法修改的方向談些自己的看法。
“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史為鑒，可以知興替。”談刑訴法修改的方向，得先看看此前修改的利弊得失。
先舉一個小的例子：2012年刑訴法增加規定了“證人保護制度”。就是：在黑社會等一些特殊犯罪中，證人作證，人身可能面臨危險的，可以向辦案機關申請人身保護。辦案機關對這種證人，也該予以保護。
刑訴法增加了上述規定，但沒有明確落實的程序，也就是：由誰提供保護？是公安機關的民警，還是法院的法警？
這是一個涉及公檢法三個部門職權的問題，需由各部門協商形成一致意見后確定。2012年刑訴法修改后，配套的《六部委規定》也相應作了修改，專門就證人保護制度的落實進行了研究。會是在江蘇省無錫市的濱湖國際大酒店開的，中政委、公檢法司安和法工委，都派高規格代表參加。
會上，法院的同志提出，保護該有警察實施，警察是面向社會的執法力量，而且有對抗侵害的合法暴力。公安的同志提出不同意見：對于偵查階段的證人保護，由警察實施，這沒有問題；對于審查起訴和審判階段的保護，分別由檢察院和法院提供；民警很忙，不能把事都堆給基層民警。不能形成誰都能調動民警的情況。
又有觀點進一步提出：檢察院和法院的法警只能對本單位內部的安全進行保障，不能到社會上執法，所以不能對證人進行保護。
反對觀點進一步提出：這不是到社會上執法，就是保護安全，公民個人都能干，雇傭私人保鏢都能干？法警為什么不能干？
兩邊觀點爭執不下，無法形成一致意見，所以在修改后的《六部委規定》中就沒有明確證人保護的實施機制。
看到這里，你們或者覺得，各方觀點都有道理；也可能認為，各部門推諉卸責。
但實際上，這種爭論毫無價值。既解決不了實踐問題，又嚴重浪費了立法資源。因為，證人保護，哪用過？誰見過？實踐中，證人出庭都很難實現，更別說證人保護了。
香港警匪片，不要多看，看多了，容易誤導刑事訴訟法的修改。
像證人出庭、證人保護這些閑置條款，在刑訴法中比比皆是。有些還是基礎性條款，比如：律師取證制度，申請重新鑒定或者補充鑒定制度，鑒定人出庭制度，視聽資料作為證據種類隨案移送制度，證人與被告人各被告人間的當庭對質制度；二審原則上都要開庭制度；等等。
這些基礎性條款，是涉及案件真相、程序公開、審判公正的大事。落實好這些既有的基礎性條款，比新增沒有用武之地的閑置條款，重要的多。
所以，刑訴法修改，不應是比照理論模型，搭建“理想國”；而應是著眼實際，明確責任，強化監督、制約和追責機制，把既有基礎條款“激活”、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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